宋元以后，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从陆上逐渐转移到海上，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发展，延续大陆丝绸之路的辉煌。除了中国的传统物产，茶与丝绸，瓷器的崛起成为贸易的大宗。
　　宋代设立了专门管理海上贸易的市舶司，制定了管理制度市舶条法。在中国大陆海岸线1.8万公里上，分布着许多优良海湾，历史上逐渐形成一些著名的港口城市，自北而南有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厦门、广州、湛江、北海等等。宋高宗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这点在其他史籍中都得到了印证，崇宁大观时期，市舶每年收入为110万单位。绍兴元年、绍兴七年、绍兴十年都达100万单位，绍兴二十九年达到200万缗。
　　两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规模已经非陆上丝绸之路所能企及，上海在海上的贸易也由此繁盛，但更多的是转口贸易。所以，上海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链接点。
　　元代上海为县治时，全国市舶司只有七处，上海、澉浦、杭州、庆元、温州、泉州和广州，上海就是其中之一。上海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贡献，从目前的史料看，虽比不上当时的广州和泉州，但是其内陆运输的繁盛和城市的规模，以及涉外机构的建立，都足以证明间接的海外贸易的规模。由于上海在鸦片战争后，城市规模迅速扩大，更新日益频繁，文化遗存消失过快，我们很难找到宋元繁盛时期的更多的遗物。
　　寺西侧为礼拜大殿，俗称窑殿、无梁殿，为明代江南木构厅堂式建筑，坐西朝东，有前、后两殿。前殿穆斯林沐浴脱鞋后进入此殿聚礼朝拜真主，是伊斯兰教圣洁之地。冬铺地毯，夏铺凉席。后殿为元代建筑，砖拱球顶，三面有门，殿内有礼拜的凹壁，表示朝向。屋顶施重檐十字，大殿以川廊与尽头凹殿相接，凹殿约8米高，南北东三出辟门，球形拱顶，重檐十字脊，翼角起翘，古朴雄健，与玲珑挺秀的邦克门楼遥相成辉。体现了元代中国与阿拉伯建筑艺术的巧妙结合。礼拜大殿南侧有沐浴室，院南北设有厢房，为讲经堂和伊玛目诵经、会客处。
　　上海和阿拉伯的密切关系，还可以从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证，1970年在浦东陆家嘴因人防工程发掘发现陆深家族墓葬，考古部门组织抢救性挖掘，出土文物160件，其中有一件文物体现了上海和穆斯林的密切关系。
　　这件青玉幻方，上刻阿拉伯经文“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是穆斯林佩戴的护身信物，经鉴定产自元代。
　　陆深（1477-1544）是明代浦东人，完全是汉族的士大夫。陆深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二甲第一，善书，以文章有名。后为国子监司业，经筵讲官，曾在帝前讲课。受桂萼所忌，被谪为延平府同知。后迁山西提学副使，秉公办事，为阳曲县秀才刘镗平反冤狱。不久补浙江副使，仍理学政，历四川左布政。嘉靖十六年（1537），改太常卿，兼侍读学士。世宗南巡，命陆深随从，掌行在翰林院印，世宗亲笔删“侍读”二字，进詹事，嘉靖十九年（1540）辞官回故里——浦江东岸。
　　陆家墓地出土元代穆斯林的信物，可见明代上海与穆斯林的关系也不一般，深入研究，会告诉我们更多上海与外部交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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