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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和很多人只是擦擦衣袖，而后各自走向自己的路，彼此再不回头。偶尔也有一两个人同我们在路上相遇的人，彼此并不熟知，却相互笑一笑，只这一点温柔却鼓励我们走了很久。
1
我第一次见到夏向阳学姐，是在学校组织的会议上。学姐穿着白色的衬衫，端坐在会议桌的顶端，手里拿着厚厚的笔记本，低头在记什么。她也偶尔抬头，看看刚刚进来的人，轻轻地对他们笑着。我看向她时，她一抬头，刚好瞥见我，然后眉眼都展开，像秋高气爽时的云。
因为她既是学姐又是主席，所以我总是带着一些敬畏的心情来同她交谈。那感觉像是下级在向上级汇报工作，所以并没有什么深入性的交流。而她在我的印象里，依旧是会议桌顶端那个轻轻笑着的人，依旧是秋天的云。
再次见到她却是在医院，学姐听说我病了，第一句话是“你在哪儿？我来看你！”
听到那句话，眼泪莫名就流了出来。
这个时候她却跟我开起玩笑：“上次见你还活蹦乱跳的，怎么现在就躺在这里了？”说着她就笑着倒了杯水递给我，我笑也不是哭也不是，只好脸红地接过水杯。
“其实每个人都会生些病的，有的是大病，有的是小病，但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不应当说些丧气的话，因为还有比你年龄大几倍而艰难痛苦几十倍的人，都不曾放弃努力呀！”
我与夏向阳学姐单独见面的次数不过寥寥，但每次她出现的时候，都是我觉得迷茫而不知道朝哪里走的时候。大概在大学匆匆的时光里，每个人都会遇上一个这样亦师亦友的人。如果让我现在去回想当时的场景，我想我一定没有说什么，眼里却晶莹剔透。夏向阳学姐也一定没有说什么，但她站在我面前，一定熠熠生辉。
2
有一年寒假，我独自一个人就去了工厂。虽然是想去体验一下生活的艰苦，但是到了那里去之后才发现生活竟然能够艰苦到寝食难安、食不下咽的地步。仅仅是在车间里站了一分钟，我就觉得自己之前听到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完全是赤裸裸的欺骗，那种噪音就像是被丢进水里的泡腾片，整个人都被轰轰隆隆的气泡包围，想说话也说不出来的感觉。可是总要想办法扛过去，于是我专门请了假坐公交去离工厂很远的商场里买了耳塞。
同我一起工作的都是些中年妇女，她们大多没有读过书，家庭境遇也很艰难。和我同宿舍的阿姨四十来岁，丈夫前些年去世了，家里有三个孩子，所以不辞辛苦地从东北来武汉打工。当然，也偶尔有一两个和我一样来做寒假工的大学生，不过很少。
班长安排我同一个女孩子一起返工，所谓“返工”就是通过人工修复有瑕疵的产品。拿一种化学喷雾喷在有刮痕的空调内机风扇叶上，用布条擦拭后机器故障留下的刮痕便都消失了。她拿起墨绿色的扇叶时，我看见她右手的小拇指指甲盖儿涂了深紫色的指甲油，上面贴朵白瓣儿黄蕊的小花。
她露出两颗虎牙：“你笑啥？”
“你也是大学生？”
“你肯定也是！知道我为啥知道不，整个车间就咱俩工作的时候还穿着干净衣服，你看那些阿姨工作都穿破破烂烂不要了的衣服。”
说完我们俩都笑了。
车间的“班长”在我看来是个笑面虎式的人物，他每次看到我坐下来生产产品或者返工，都要笑着请我到别处去工作，或者给我换一份更累的工作。阿姨们经常替我打掩护，让我坐在小铁凳上帮忙拧螺丝，她们总是让我不要着急，歇一会儿再拧。有一位很老的阿姨，头上长满了白头发。上夜班的时候我喜欢给她帮忙，她总是低声对我说：“歇一会儿！歇一会儿！不急的！班长来了我叫你。”然后对我很温柔地笑起来，脸上都是褶子和油污，可我真觉得那笑是我见过最和蔼慈善的笑。
3
大学志愿经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大学生艺术节上维持秩序，我负责“把守”出口大门。因为录制需要，所以在演奏正在进行的时候，门是不可以打开的。但是总有一些观众会要求提前走，或者突然进来，这时候“守门人”就要板起脸来一声不吭把门拦住，直待一曲演奏结束。
刚开始还比较顺利，演奏的乐队们都是来自各个高校的大学生，大家很愿意遵守秩序。演奏开始了，大家就自觉等着乐队演奏完毕再入场，两个乐队交换演奏的间隙，大家就开始自由活动。直到演出后半段，一个靠近出口大门的中年男人拿起他的电话旁若无人地讲起话来，我当时只顾担心录制效果，便跑过去告诉他演出正在录制，不能大声喧哗。可他却好像根本沒看见我，径直就往出口走。我只好一把拦住门，不放他走。这个时候中年男人就生气了，骂了一串我听不懂的话，眼睛瞪得大大的，嘴里唾沫横飞。我当时吓傻了，一下子哭了出来。
中年男人用手推开我，试图强行开门，学校带队的女老师突然冲了过来挡在我前面。她比那个中年男人矮了半个头，但是仰着头质问他，说话有条有理，一字一句的。其他的同学都看向我们，中年男人见和她争辩不过，就灰溜溜地又坐了回去，那首曲子一演奏完，他就走了。
事后女老师一直安慰我，告诉我下次遇到这样不讲理的人首先不能哭不能害怕，不然这样的人更加嚣张，然后再跟他讲道理，说得他没话说他就怕你了。她说完很温和地朝我一笑然后挥挥手，我顿时觉得这个瘦瘦小小的女老师温柔的笑里有着强大的力量，而我自己好像也被赋予了力量。
人生路道阻且长，温柔的人是黎明，照亮每一个闪耀着露珠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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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夏向阳学姐，是在学校组织的会议上。学姐穿着白色的衬衫，端坐在会议桌的顶端，手里拿着厚厚的笔记本，低头在记什么。她也偶尔抬头，看看刚刚进来的人，轻轻地对他们笑着。我看向她时，她一抬头，刚好瞥见我，然后眉眼都展开，像秋高气爽时的云。
因为她既是学姐又是主席，所以我总是带着一些敬畏的心情来同她交谈。那感觉像是下级在向上级汇报工作，所以并没有什么深入性的交流。而她在我的印象里，依旧是会议桌顶端那个轻轻笑着的人，依旧是秋天的云。
再次见到她却是在医院，学姐听说我病了，第一句话是“你在哪儿？我来看你！”
听到那句话，眼泪莫名就流了出来。
这个时候她却跟我开起玩笑：“上次见你还活蹦乱跳的，怎么现在就躺在这里了？”说着她就笑着倒了杯水递给我，我笑也不是哭也不是，只好脸红地接过水杯。
“其实每个人都会生些病的，有的是大病，有的是小病，但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不应当说些丧气的话，因为还有比你年龄大几倍而艰难痛苦几十倍的人，都不曾放弃努力呀！”
我与夏向阳学姐单独见面的次数不过寥寥，但每次她出现的时候，都是我觉得迷茫而不知道朝哪里走的时候。大概在大学匆匆的时光里，每个人都会遇上一个这样亦师亦友的人。如果让我现在去回想当时的场景，我想我一定没有说什么，眼里却晶莹剔透。夏向阳学姐也一定没有说什么，但她站在我面前，一定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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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寒假，我独自一个人就去了工厂。虽然是想去体验一下生活的艰苦，但是到了那里去之后才发现生活竟然能够艰苦到寝食难安、食不下咽的地步。仅仅是在车间里站了一分钟，我就觉得自己之前听到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完全是赤裸裸的欺骗，那种噪音就像是被丢进水里的泡腾片，整个人都被轰轰隆隆的气泡包围，想说话也说不出来的感觉。可是总要想办法扛过去，于是我专门请了假坐公交去离工厂很远的商场里买了耳塞。
同我一起工作的都是些中年妇女，她们大多没有读过书，家庭境遇也很艰难。和我同宿舍的阿姨四十来岁，丈夫前些年去世了，家里有三个孩子，所以不辞辛苦地从东北来武汉打工。当然，也偶尔有一两个和我一样来做寒假工的大学生，不过很少。
班长安排我同一个女孩子一起返工，所谓“返工”就是通过人工修复有瑕疵的产品。拿一种化学喷雾喷在有刮痕的空调内机风扇叶上，用布条擦拭后机器故障留下的刮痕便都消失了。她拿起墨绿色的扇叶时，我看见她右手的小拇指指甲盖儿涂了深紫色的指甲油，上面贴朵白瓣儿黄蕊的小花。
她露出两颗虎牙：“你笑啥？”
“你也是大学生？”
“你肯定也是！知道我为啥知道不，整个车间就咱俩工作的时候还穿着干净衣服，你看那些阿姨工作都穿破破烂烂不要了的衣服。”
说完我们俩都笑了。
车间的“班长”在我看来是个笑面虎式的人物，他每次看到我坐下来生产产品或者返工，都要笑着请我到别处去工作，或者给我换一份更累的工作。阿姨们经常替我打掩护，让我坐在小铁凳上帮忙拧螺丝，她们总是让我不要着急，歇一会儿再拧。有一位很老的阿姨，头上长满了白头发。上夜班的时候我喜欢给她帮忙，她总是低声对我说：“歇一会儿！歇一会儿！不急的！班长来了我叫你。”然后对我很温柔地笑起来，脸上都是褶子和油污，可我真觉得那笑是我见过最和蔼慈善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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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志愿经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大学生艺术节上维持秩序，我负责“把守”出口大门。因为录制需要，所以在演奏正在进行的时候，门是不可以打开的。但是总有一些观众会要求提前走，或者突然进来，这时候“守门人”就要板起脸来一声不吭把门拦住，直待一曲演奏结束。
刚开始还比较顺利，演奏的乐队们都是来自各个高校的大学生，大家很愿意遵守秩序。演奏开始了，大家就自觉等着乐队演奏完毕再入场，两个乐队交换演奏的间隙，大家就开始自由活动。直到演出后半段，一个靠近出口大门的中年男人拿起他的电话旁若无人地讲起话来，我当时只顾担心录制效果，便跑过去告诉他演出正在录制，不能大声喧哗。可他却好像根本沒看见我，径直就往出口走。我只好一把拦住门，不放他走。这个时候中年男人就生气了，骂了一串我听不懂的话，眼睛瞪得大大的，嘴里唾沫横飞。我当时吓傻了，一下子哭了出来。
中年男人用手推开我，试图强行开门，学校带队的女老师突然冲了过来挡在我前面。她比那个中年男人矮了半个头，但是仰着头质问他，说话有条有理，一字一句的。其他的同学都看向我们，中年男人见和她争辩不过，就灰溜溜地又坐了回去，那首曲子一演奏完，他就走了。
事后女老师一直安慰我，告诉我下次遇到这样不讲理的人首先不能哭不能害怕，不然这样的人更加嚣张，然后再跟他讲道理，说得他没话说他就怕你了。她说完很温和地朝我一笑然后挥挥手，我顿时觉得这个瘦瘦小小的女老师温柔的笑里有着强大的力量，而我自己好像也被赋予了力量。
人生路道阻且长，温柔的人是黎明，照亮每一个闪耀着露珠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