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鸿章祖籍安徽，发迹却在上海滩。从1862年他率淮军杀进上海算起，一个半世纪过去了，这期间，李家在上海生活了七代人。
别墅的故事
李经迈与枕流公寓
在华山路上海戏剧学院的马路对面，有栋庞大的老式公寓——枕流公寓。
不久前，这栋大楼的门前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此楼被命名为“文化名八楼”，有很多文化名人曾住在这里：周璇、孙道临、王文娟、沈柔坚、胡厥文、李国豪、范瑞娟、傅全香、乔奇、吴朴堂、余红仙……可惜少了一位最早人住此楼的名人，此人便是此楼当年的旧主人、李鸿章的小儿子李经迈。
李经迈(1876－1940)，字季皋，与他两个哥哥李经方、李经述比起来，政治和学业上都没什么特殊的业绩。他那些头衔，都是清廷看在李鸿章面子上特赏的，只有驻奥地利公使是个实务，那是李鸿章去世以后的事。他有点先天不足—其生母是李鸿章的侧室而非正宫娘娘，这在传统大家族中就很吃亏，分家的时候，也就一些不值钱的股票分给了他。
但是特殊的处境造就了特殊的品性——他聪明好学，性格内向，擅长经商和文物收藏，学外国人的样子，在上海西部大做房地产生意。枕流公寓就是他经商的成果之一(房屋建造注册时以李季皋注册)。
枕流公寓建于1929年，楼高7层(加上底层，实际上为8层)，分三路，是上海西区规模最大的高级公寓，以装潢豪华、开间宽阔、环境舒适著称，解放前大多出租给外国人居住。为了适应外国人的生活习惯，整拣大楼集中供暖，安装了热水汀；顶楼平台向住户开放，适合远眺和散步；地下室里则开放室内游泳池。这些设施缸在当时无疑是超前且一流的，因此受到老外们的青睐，常年生意红火。
李经迈自己就住在大楼中路的6楼和7楼(复式楼层)。据去过他家的老人说，他家的陈设是中西合璧式的，有很多皇家赏赐的中外礼品，墙上既有祖宗画像，也有西洋画。给人印象最深的，一是门口的那个地毯，竟是一张巨大的整张白老虎皮；二是他的收藏，起码有好几间大房间专门储藏他的藏品，书画、碑帖、印章、藏书、古扇，均为大宗。
翻翻他那1928年的藏品目录，仅田黄石章就有115方，其中最大的一方重八两二钱(方形太师少师钮)，其次的一方重六两六钱(长方天然形，翁方纲书多心经)。这些田黄石章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字号，分别嵌在32个锦盒里。他的书画碑帖仅目录就有4册，实物按号码装箱，共有12箱，其中有宋代赵文敏的写经、钱坤一花卉、松雪老人萧翼赚兰亭、先贤朱子墨迹；元代的梅道人墨竹图、黄隺山樵松窗读易图等；碑帖有淳化阁帖、石经、三希堂法帖等，均为外界不易获见者。
李经迈的藏书也很有名气，书斋叫“望云草堂”，分藏东楼和西楼，共计42橱又43箱。现在人们视为凤毛麟角的宋版书，在他的书橱中比比皆是，如《毛诗要义》《春秋或问》、《春秋经传集解》、《王梅溪全集》、《白孔六帖》、《六家注文选》等等，随看随翻。元明版本和旧抄本就更不稀奇了，真的是满坑满谷，成筐成篓，可媲美民国时期任何一个藏书大家。
李经迈于1940年去世，儿子李国超把珍贵版本留下，其余的藏书悉数捐给震旦大学，计18000册，分为政书、兵书、地方志、科技图书和名人年谱。书至震旦后，校方为之辟“李氏文库”专室，并以雕镂精美的西式书橱贮之，该馆馆长还在《震目学报》上撰文介绍。解放初时院系调整，震旦大学的藏书分给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李氏文库”就归入复旦大学图书馆。
李国超于解放前夕举家迁去香港，又转到美国，之后再未归国。
临行前，他把枕流公寓及在上海的所有房产都变卖了。大概行李实在太多，就留下了5个箱子，寄存在合众图书馆顾廷龙馆长那儿。解放后，顾廷龙先生将之带入上海图书馆，其中有一本精美的大照片簿。2007年上海图书馆举办馆藏历史照片原照展，其中有一批李鸿章家族的照片，就是李国超出国时寄存的。
丁香花园
从枕流公寓往西走，弯弯的林阴道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丁香花园了，这是百年上海滩最富盛名、保存最好的顶级花园洋房之一，解放后曾作为上海市委有关部门的，力公场所及招待所。大凡谈到丁香花园的文章都说，这是李鸿章为其姨太太丁香所建的花园，故曰丁香花园。
但是李家的老人都予以否认。他们认为，李鸿章姨太太是有的，就是李经迈的母亲莫氏。她原是李鸿章的继室赵氏夫人赵小莲(赵朴初家的姑奶奶)的陪嫁丫环。李鸿章中年后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天津、北京、保定之间奔波，由于赵氏多病不能随侍在侧，就由莫氏随行服侍，日子久了，收房为侧室。
然而李家在华山路建有花园豪宅却是事实。李鸿章1901年在北京去世之后，李经迈的确把其母莫氏接来上海，在华山路为之建了一处花园豪宅，但是地点却是在华山路长乐路路口，是一栋淡黄色的、西班牙式的三层漂亮洋房，与丁香花园隔了两条街，即武康路和长乐路。
那么，为什么人们总把丁香花园误以为是李家的呢?据李家老人李家昱先生(李鸿章的曾侄孙、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的曾孙，原玉屏中学校长)介绍，一来是因为这两处花园相距很近，不知情的人容易搞错；二来是因为丁香花园在抗战胜利之后，的确与李家有点关系了，主要是李鸿章的侄孙女婿刘攻芸当了邮政汇业局的局长，同时兼任苏浙皖敌伪产业管理局局长，抗战胜利后就在丁香花园里办公，他大权握，来找他的人更多了。李家人进出的人也很多，包括李家“家”字辈的人。如此一来，人们更有理由把丁香花园说成李家的了。刘攻芸、李国珍夫妇于1949年离沪去香港。有一个外孙女叫钟彬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现任世界级化妆品品牌——雅芳(AVON)国际公司的总裁。
裕华新村与李经方遗嘱
李鸿章有三个儿子：李经方、李经述、李经迈。大儿子李经方实为其六弟李昭庆之子。在李经述尚未出世时，过继给了李鸿章。
李经方很有才气，精通五国文字，是个职业外交家，曾担任晚清驻日、驻英、驻法公使，还陪同李鸿章出使西方列国，跟着李鸿章干了一辈子倒霉的晚清外交，处处遭人唾骂——李鸿章甲午战败后奉命赴日乞和，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是他陪着去的；李鸿章在日本挨了枪子，回国后在家养伤，那割让台湾的签字，是他当替身去海上签订的；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英国入主张李鸿章趁乱拥兵自立，甩开慈禧，李经方极力赞同，而李鸿章却不同意……总之他跟在老爷子身边，一身的学问全用在丧权辱国上了。
辛亥革命之后他在上海做寓公，由于精通五国文字，又做过驻外公使，善于跟外国人打交道，就把外国人口袋里的钞票狠狠捞了一把。他曾发过两次洋财。一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李经方看到外国人喜欢在黄浦江 边造厂、建码头，就抢先以很低的价钱，买下了几百亩老杨浦一带的江边荒地，然后再以几十倍的价钱卖给英国人。后来英国人在那儿建起了英联船厂，还发行过股票。第二次是买古董，倒手卖给了瑞典太子，一次就捞了28万美元。
李经方于1933年亲笔写下遗嘱(是一件长3米、宽1米的宣纸写件)，上面列举了他耶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财产，也写明了后代中哪一房、哪一人分得的数额。这份遗嘱原件收藏在其大儿子李国焘手里。李国焘当过上海邮政局局长，当年住在裕华新村。李国焘去世后，遗嘱由其小儿子李家骁继藏。这份遗嘱其实就是一件纪念品，因为解放后原先的财产都没了，李家骁全不放在心上。
可是“文革”后有一天，哈尔滨市公安局派人来了，明说要找李经方的遗嘱原件，说里面牵涉到一件50万英镑的大案!把李家骁吓了一跳。
人们把这张皱皱巴巴的遗嘱原件(“文革”中被抄家抄走，落实政策时发还)细细通读一遍，果真在最后倒数第四条发现了问题。那一条写道：“吾在少至老陆续存入一大银行之款，不计其数，皆无存券。数十年来本利未尝计算，亦不知有若干万。但此银行永远存在，不致倒闭停歇，亦无人可以冒领、盗取。凡吾名下之款，吾子孙将来有德者，该行当然付给；无德者，亦无从妄取分文。吾后人其各好自为之，此时吾固不能亦无从预为之支配耳。”
这段话说得扑朔迷离，恍恍惚惚，似有似无。原来，李经方晚年住在大连，1935年在大连去世，生前有一个管家为之管账，这个据说存有数百万英镑的存折就在管家手里，遗嘱里说的那家大银行指的是汇丰银行。解放后管家去世了，存折落在管家的儿子手里。管家的儿子一直不敢说，直到因事入狱，为了将功补过，才把此事说出来。可惜等他出来，那存折已被造反派抄家抄走了，不知下落。哈尔滨公安局找不到存折，就来上海找遗嘱。
李经方的遗嘱证实的确有这么一回事，但是，如今存折在何方?李家骁听着头晕，像是在听《一干零一夜》。
家族后代史
储能中学与李经羲
位于威海路重庆北路路口的储能中学，过去曾是一处大花园豪宅。李鸿章的侄子、李鹤章的三儿子、清末云贵总督李经羲最后的15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辛亥革命期间，当云南起义新军杀死布政使世僧、占领昆明城、推举蔡锷为都督的时候，李经羲正在云贵总督任E。革命军抓到他，劝其“反正”。他不从，说：“身为朝廷命官，岂能以上犯上?”他嘴上虽这么说，其实对大清王朝的末路早看得很清楚了。革命党人蔡锷、李根源等在他眼皮子底下进行革命活动，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全当没看见。有人提醒他：“讲武堂多革命党，虎大伤人。”他也置若罔闻。蔡锷身处困境时，李还资助过他500块银元，收过蔡的门生帖子。
然而一旦革命浪潮真的要他选择何去何从时，他却念及朝廷对李家的世代恩典，宁死决不犯上。蔡锷亦无奈，礼送李氏全家出境，乘滇越线火车离开云南，从越南转道香港到上海。当时革命正如火如荼，李经羲到达火车站时，被新军强行剪去了辫子。
李经羲督云贵时，曾兼任云南讲武堂的总办。他曾对学员们宣布，他云贵总督可以不做，但讲武堂不可以不办。这个讲武堂由李根源任协办，由清廷出钱，却培养了一批推翻清延的军事将领。朱德早年家贫，来报考讲武堂时，因无川资，就用双脚，从四川一直走到昆明。到讲武堂时报考时间已过，门卫不让进，朱德便与门卫大声争辩。适逢李经羲在讲武堂巡视，当知道此人是从四川步行到昆明求学时，料其将来必有大作为，当即决定破例录取。朱老总后来多次跟人提起此事。
晚年的李经羲已心灰意懒，整天半卧在躺椅上，膝上坐着小孙子李家焕。他老人家把腿一下一下地往上翘，让孙子乘他的“翘翘板”，嘴里还念念有词：“爷爷给你做牛做马噢，爷爷给你做牛做马噢……”那时他可曾想到，当年乘“翘翘板”的李家烘如今也到了给小孙子“做牛做马”的年纪，更不会料想到他的后代里，还出了一个大共产党——中国前驻美国大使李道豫。
“长白”的原型
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起初没有孩子，过继了侄子李玉良(即李国煦之子李家瑾)之后几年，才生了儿子李家琛，然而仍以李玉良为长子，带着他走南闯北，这令李玉良颇开了眼界，从小兢敢做大事。他就是张爱玲笔下的“长白”(《金锁记》)的原型，可惜张爱玲写得根本不像他。
李玉良与王亚樵等有过往，他们是安徽同乡，据说王亚樵枪击汪精卫的子弹还是他给准备的呢。李玉良在李国杰遭暗杀后，家境一落干丈。沪上土匪知其为豪门之后，几次设圈套绑架，家中钱财大半变成了赎金，以至于在上海呆不住了，躲到苏州去避难。在苏州几年，全靠变卖家当度日，去的时侯带了几十只箱子，回来时东西全卖光了，只剩下一大把箱子钥匙……
1943年，李玉良早年在广州参加粤军时的老战友与他接上了关系，这些当年的粤军小兵已是新四军的中坚人物了，从此李玉良在昇平街的家就成了中共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站。抗战胜利后，李玉良又通过亲朋故旧的关系，与汤恩伯的副司令李铣结成哥儿们，通过李铣，新四军需要的通讯器材、布匹、纸张甚至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皖南，而皖南出产的煤炭亦被陆续运到上海。临解放时，他又积极参加策反工作，原国民党军界人士唐兴福等均被其策反成功。
解放后，李玉良先被安排去接办一家濒临破产的纸烟厂，生产一种叫“跳浜”牌的纸烟，结果弄得自己差不多也快“跳浜”了，把自家仅剩的一点积蓄全搭了进去。1952年调安徽省文史馆工作，1957年团市病去世。
令人欣慰的是，李玉良的孩子个个生龙活虎。大儿子李道秉大同大学毕业，是江苏电力局的总工程师；二儿子李道秉，同济大学毕业，任福州铁路局总工程师，是福建省铁道事业的开创人；三儿子李道华是海军某舰船上的作战参谋，转业到地方任某职业学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四儿子李道稹是上海玻璃厂的工程师；老五李道棱是国家建筑结构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老六李道稔是上海第八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徐汇区政协委员；女儿李道穗是上海染料化工厂的技术员。李玉良的孙子辈中亦很多科技人员，可谓家风不坠，根本不像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所说的：“‘七巧’的孩子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大收藏家李荫轩
李家值得载人史册的还有大收藏家孪荫轩(国森)先生。
李荫轩1911年生于上海威海路，是李鸿章的五弟李凤章的孙子。他从十几岁起就开始收藏古钱币，从1920年开始收藏青铜器，藏器共达200余件，不少是从苏州潘氏攀古楼中散落出来的藏品，有的还是从未有过著录的“生坑”。其中颇具重要历史价值的有数十件，尤其是小臣单觯、纪侯簋、鲁侯尊等，从器内的铭文考证， 有的是印证了一场战争，有的则是弥补了一段史实，有的是在宋代皇家文献就已著录了流传有绪之物，为青铜器的珍品。这些藏品在抗战中，他曾花了大价钱存入银行的保险库，直到“文革”前均保存完好。而到了十年浩劫“抄家风”刮起时，他所居住的小院就成了重灾区。
冲进门来的红卫兵看到满屋都是古董，纷纷嚷道：“四旧!四旧!砸掉!砸掉!”把那些珍贵的西洋瓷器一件件从阳台上扔下去；年代久远的古钱币，在他们手里一掰就是两瓣!
在这种情况下，李荫轩拿起电话，对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说：将所有藏品全部捐给国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急急来到李家，数藏品、造清单，整整两天一夜，上博十几个人忙得满头大汗，六轮大卡车来回跑了6趟!到最后一车装完时，李荫轩突然想起，还有一间房里有14箱明版书，忙对上博的汪庆正说：“小汪，还有14箱明版书，你们也一起拉走吧。”鉴于上博的工作人员已疲惫不堪，而且已与司机讲好是跑最后一趟，于是汪就推说：“博物馆只管文物，书籍请您叫图书馆来收吧。”后来，这14箱明版书不知下落如何。
1979年落实政策时，李荫轩的夫人邱辉女士来到博物馆，对已是馆长的马承源说：老先生已于1972年去世。临终前关照。如果文物有发还的一天。除了保留几件藏品作纪念外，其余全部捐献国家，不要报酬。1979年6月3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捐献仪式，向邱辉女士颁发了奖状。现在人们走进上博青铜器馆，可以看到许多藏品的牌子上注明“李荫轩邱辉捐献”的字样。大多数人可能想不到，他们居然是李鸿章家族的成员。
李家的“三艘航空母舰”
李家人在海外的要数老六房的李家昶、李家景和李家曙最富传奇色彩了。他们当初都是在20岁上下离开上海到香港，身上只有几十美元，经几十年奋力拼搏后，终于创建了一系列的企业，被称为李家的“三艘航空母舰”。
李家昶是李国源的次子，复旦大学学生，抗战中到了重庆，参加了海军部队，被派到美国接收支援中围的8艘军舰，并在美国受训。当他们驾着军舰回国时，抗战结束了，于是转业经商，1949年到香港。李家景是李国源的第四子，上海大同大学毕业，到香港后在纺织界做事。60年代初，李家昶和李家景在香港纺织界已经很有名气了，1963年他们一起去非洲一个新独立的国家——尼日利亚开拓创业。
在非洲，他们人生地不熟，没有任何，衣靠，天气又炎热，但是他们没有退缩。这个新独立的国家给予外来投资者一定的优惠政策，这是有利的一面，但是国家政局还很不稳，他们一连遇上了大小7次政变。
而且那里的基础设施非常落后，一个能停泊100多艘船的港口，码头上的起重机只有9台；电力也不够，而且不知何时就会断电；水资源也不够，连生活用水都有困难……总之这个万事开头难的创业，比一般的“万事”还要难。他们不得不买来发电机自己发电；自己在厂里挖井取水；自己备了车队到远处拉了油回来发电；码头上的事情也要拿出灵活的办法买通管事，在必要的地段自家铺设车轨，跑起小火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尼日利亚的纺织厂终于建成投产了，市场效果出奇地好，在中国大陆的产品涌入非洲之前，他们的产品一直畅销不衰。不久他们又乘胜前进一创办了钢铁厂和搪瓷厂等企业。最兴旺的时候，他们在非洲共拥有19家企业。
李家曙是李家老六房李国沆的小儿子，在上海读圣约翰大学，1949年跟着姑父刘攻芸到了香港，数十年间，他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闯荡，干过银行、贸易、纺织业、矿业等。1963年新加坡独立后，他随姑父刘攻芸到新加坡发展，还到马来西亚的原始森林中开发矿业，备受艰辛。原始森林中没有路，需要一边开路一边上山。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有毒的虫子，有时需要把整个脑袋都包起来，只露出两只眼睛，回到驻地才发现身上还是被咬了不少包块……生活艰苦倒在其次，要紧的是事情并不顺利，从办理开采证、探路、开路、采矿、洗矿，到租码头、建码头、办运输，任何一项工作都困难重重，这期间还要跟日本人竞争、斗争。
数年后李家曙有了经验，经商的路子宽阔了，创办了纺织厂，拥有了自己的工业公司和贸易公司，走上生产和贸易一条龙的经营略线，可以坐镇新加坡遥控指挥了，也成了一艘“航空母舰”。
从上海走向全国
与李家的人聊天，聊到现今情况时，他们往往会眼睛一亮，十分自豪地说：“我们家族还出了几个很有影响的科技人才，有桥梁专家、铁路专家、建筑专家，也有外交家……”
他们的超脱态度和大家之后的气度，也的确令人震撼……
“我的一生很简单，就造了几座桥。”李家咸先生淡淡地说。
“是哪几座桥?”笔者问他。
他随口道出：“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枝城长江大桥、九江长江大桥、山东齐河黄河大矫，还有援外项目——缅甸仰光的丁茵大桥，近年来交通部派下活来，去罗马尼亚帮助造桥……”
不是长江大桥就是黄河大桥，如此艰巨的使命均被他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1959年3月，李家咸被派往南京，主持南京长江大桥的设计工作。这时，他与苏联专家在桥墩的工程设计上，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苏州专家坚持采用造武汉长江大桥时的管柱基础，而经过周密的调查和研究，李家咸认为南京的地质条件远比武汉复杂得多，应当采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浮式沉井法”，并且改用四种基础。可“浮式沉井法”当时只是在理论上可行，实践中谁也没见过。当时铁道部的领导支持了李家咸，把李家咸的工程图纸交给工程处去实施。谁知工程处也不愿接受李家咸的方案，因为新的方法他们没干过。如此一来，李家成两面受阻。
真正动工时已是“文革”前夕，那时工人的意见要比工程师吃香。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局长和总工程师使了一道绝招——干脆把李家咸调到工程处，担任工程处的副总工程师，由他主持施工，要他主持把堆得小山似的工程图纸，变成准伟壮丽的南京长江大桥!那年他34岁，是全局最年轻的总工，一直到80年代末，他都是全局最年轻的总工。
天有不测之风云。这一年秋天长江水位特别高，正在施工中的大桥桥墩遇到严重威胁。一个8000多吨重的桥墩在江心开始摇摆，而且三天三夜不止，数十根25吨一根的钢缆全部被挣断，这是中外造桥史上从未遇到过的险象。8000吨的宠然大物在江心4分钟打一个“秋千”，尤其是江中的高压电缆船，也在风雨飘摇之中，像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库……李家咸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智慧，在现场指挥了三天三夜，终于排除了险情。
李家咸没等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就奔赴了新的工地。接下来，枝城长江大桥6年、九江长江大桥4年、齐河黄河大桥5年，他都是项目总负责 人。1981年，又奉命到缅甸首都仰光，主持缅甸的丁茵大桥的设计和施工。改革开放后他更忙了，江阴长江大桥、第二南京长江大桥……凡是在建大桥的地方，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李道秉是李鸿章的玄孙、李玉良家的老二，1953年自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后，到福州铁路局工作。40多年来，他参加了多项铁路干线的主体设计，如鹰厦铁路的勘测和设计、郑州枢纽站的设计、福建坑边站的设计、厦门新建车渡港区铁路总体设计、外福线和鹰厦铁路的咽喉要冲来舟编组站的设计……有的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和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李道秉在“反右”运动中被下放过，“文革”中被揪斗过，抄家被抄得片纸不留。然而一旦接到设计任务，他便忘却了—切苦难，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1970年设计坑边站时，他刚刚被“解放”恢复工作不久。为方便使用和节约投资，他提出一个和军代表完全不同的设计方案，遭到军代表的否定。好心的朋友们劝他不要坚持己见了，“识相”一点。李道秉想，“这样可不行，将来子孙后代会指着我们的脊梁骂的”。他硬着头皮一再向上级力陈利弊，终于获得通过，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
1975年，他担任厦门新建车渡港区铁路总体设计负责人。按常规，港区铁路应在陆地选线，这样既简单又省力，又无风险。但他考虑到，厦门将来还要大发展，陆地选线占地太多，这对于寸土寸金的海岛城市来说损失太大，何况还要占用一个废弃的旧机场。经过严密审慎的论证，他大胆提出了在海滩软土上选线建站的方案。这个方案不仅可避免大量占地拆迁，而且建成后的路基还可以围滩造地1800余亩，为国家节约资金3000余万元。厦门市后来的发展，正如他预计的那样，厦门国际机场得以在保留下来的废胡场上重建，仅这一项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1994年联合国世界银行专家组来此考察，称赞这项工程“独特新颖，别具一格，为海港区铁路配套工程设计开了个好的先例”。
李道增是李家老三房李鹤章的后代，即李经羲的曾孙、国学大师李国松的孙子、李家炯的大儿子。他长期担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学生，工程院院士，是李氏家族学术地位最高的—位学者。他1930年出生在上海跑马厅旁边他曾祖父的老宅里，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1952年毕业后留校执教，先后当了梁思成先生的秘书兼助教、系副主任、系主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第一任院长。
他把自己专业的重点，放在了过去国内很少有人涉及的大剧场的设计上，这是他的老师梁老先生都未曾涉足的建筑领域。那时中国的建筑业正面临一个新的突破期，传统的大屋顶过时了，民国期间的公共建筑大多像方头棺材，也不行；新中国的建筑如何才能体现民族的觉醒和民族的特色，这对刚20岁出头的李道增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
翻开他半个多世纪来的著作目录、建筑设计目录、作品得奖目录、他听带的研究生、博士生的论文目录，真是洋洋大观。他设计的场馆数不胜数：解放军剧院、总政排练场、中国儿童剧场、东方艺术大厦、天桥剧场、大连开发区剧场、福建省大剧院、台州市文化艺术中心……有的在全国竞赛中获一等奖。他的多部重量级著作中，《西方戏剧、剧场史》是一部150万字的、文图并茂的煌煌巨著，凝聚他学术生涯的全部心血，是国内第一部跨戏剧与建筑两个学科的学术专著。
李道豫也是李经羲的曾孙，出生在他曾祖父的大宅院里，是李国筠的孙子。他在上海读过南洋模范中学，1952年沪江大学毕业后到外交部工作，是新中国的外交官。他在南洋模范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到沪江大学读书也是为了开展学运。他长期从事联合国方面的研究，在外交战线前后担任过外交部国际司处长、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其间经历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第一次海湾战争等重大事件，1993年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他退休后仍不得休息，现任中国国际关系协会会长，为提高中国在国际高端公关市场上的“份额”而不懈地努力着。
别墅的故事
李经迈与枕流公寓
在华山路上海戏剧学院的马路对面，有栋庞大的老式公寓——枕流公寓。
不久前，这栋大楼的门前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此楼被命名为“文化名八楼”，有很多文化名人曾住在这里：周璇、孙道临、王文娟、沈柔坚、胡厥文、李国豪、范瑞娟、傅全香、乔奇、吴朴堂、余红仙……可惜少了一位最早人住此楼的名人，此人便是此楼当年的旧主人、李鸿章的小儿子李经迈。
李经迈(1876－1940)，字季皋，与他两个哥哥李经方、李经述比起来，政治和学业上都没什么特殊的业绩。他那些头衔，都是清廷看在李鸿章面子上特赏的，只有驻奥地利公使是个实务，那是李鸿章去世以后的事。他有点先天不足—其生母是李鸿章的侧室而非正宫娘娘，这在传统大家族中就很吃亏，分家的时候，也就一些不值钱的股票分给了他。
但是特殊的处境造就了特殊的品性——他聪明好学，性格内向，擅长经商和文物收藏，学外国人的样子，在上海西部大做房地产生意。枕流公寓就是他经商的成果之一(房屋建造注册时以李季皋注册)。
枕流公寓建于1929年，楼高7层(加上底层，实际上为8层)，分三路，是上海西区规模最大的高级公寓，以装潢豪华、开间宽阔、环境舒适著称，解放前大多出租给外国人居住。为了适应外国人的生活习惯，整拣大楼集中供暖，安装了热水汀；顶楼平台向住户开放，适合远眺和散步；地下室里则开放室内游泳池。这些设施缸在当时无疑是超前且一流的，因此受到老外们的青睐，常年生意红火。
李经迈自己就住在大楼中路的6楼和7楼(复式楼层)。据去过他家的老人说，他家的陈设是中西合璧式的，有很多皇家赏赐的中外礼品，墙上既有祖宗画像，也有西洋画。给人印象最深的，一是门口的那个地毯，竟是一张巨大的整张白老虎皮；二是他的收藏，起码有好几间大房间专门储藏他的藏品，书画、碑帖、印章、藏书、古扇，均为大宗。
翻翻他那1928年的藏品目录，仅田黄石章就有115方，其中最大的一方重八两二钱(方形太师少师钮)，其次的一方重六两六钱(长方天然形，翁方纲书多心经)。这些田黄石章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字号，分别嵌在32个锦盒里。他的书画碑帖仅目录就有4册，实物按号码装箱，共有12箱，其中有宋代赵文敏的写经、钱坤一花卉、松雪老人萧翼赚兰亭、先贤朱子墨迹；元代的梅道人墨竹图、黄隺山樵松窗读易图等；碑帖有淳化阁帖、石经、三希堂法帖等，均为外界不易获见者。
李经迈的藏书也很有名气，书斋叫“望云草堂”，分藏东楼和西楼，共计42橱又43箱。现在人们视为凤毛麟角的宋版书，在他的书橱中比比皆是，如《毛诗要义》《春秋或问》、《春秋经传集解》、《王梅溪全集》、《白孔六帖》、《六家注文选》等等，随看随翻。元明版本和旧抄本就更不稀奇了，真的是满坑满谷，成筐成篓，可媲美民国时期任何一个藏书大家。
李经迈于1940年去世，儿子李国超把珍贵版本留下，其余的藏书悉数捐给震旦大学，计18000册，分为政书、兵书、地方志、科技图书和名人年谱。书至震旦后，校方为之辟“李氏文库”专室，并以雕镂精美的西式书橱贮之，该馆馆长还在《震目学报》上撰文介绍。解放初时院系调整，震旦大学的藏书分给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李氏文库”就归入复旦大学图书馆。
李国超于解放前夕举家迁去香港，又转到美国，之后再未归国。
临行前，他把枕流公寓及在上海的所有房产都变卖了。大概行李实在太多，就留下了5个箱子，寄存在合众图书馆顾廷龙馆长那儿。解放后，顾廷龙先生将之带入上海图书馆，其中有一本精美的大照片簿。2007年上海图书馆举办馆藏历史照片原照展，其中有一批李鸿章家族的照片，就是李国超出国时寄存的。
丁香花园
从枕流公寓往西走，弯弯的林阴道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丁香花园了，这是百年上海滩最富盛名、保存最好的顶级花园洋房之一，解放后曾作为上海市委有关部门的，力公场所及招待所。大凡谈到丁香花园的文章都说，这是李鸿章为其姨太太丁香所建的花园，故曰丁香花园。
但是李家的老人都予以否认。他们认为，李鸿章姨太太是有的，就是李经迈的母亲莫氏。她原是李鸿章的继室赵氏夫人赵小莲(赵朴初家的姑奶奶)的陪嫁丫环。李鸿章中年后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天津、北京、保定之间奔波，由于赵氏多病不能随侍在侧，就由莫氏随行服侍，日子久了，收房为侧室。
然而李家在华山路建有花园豪宅却是事实。李鸿章1901年在北京去世之后，李经迈的确把其母莫氏接来上海，在华山路为之建了一处花园豪宅，但是地点却是在华山路长乐路路口，是一栋淡黄色的、西班牙式的三层漂亮洋房，与丁香花园隔了两条街，即武康路和长乐路。
那么，为什么人们总把丁香花园误以为是李家的呢?据李家老人李家昱先生(李鸿章的曾侄孙、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的曾孙，原玉屏中学校长)介绍，一来是因为这两处花园相距很近，不知情的人容易搞错；二来是因为丁香花园在抗战胜利之后，的确与李家有点关系了，主要是李鸿章的侄孙女婿刘攻芸当了邮政汇业局的局长，同时兼任苏浙皖敌伪产业管理局局长，抗战胜利后就在丁香花园里办公，他大权握，来找他的人更多了。李家人进出的人也很多，包括李家“家”字辈的人。如此一来，人们更有理由把丁香花园说成李家的了。刘攻芸、李国珍夫妇于1949年离沪去香港。有一个外孙女叫钟彬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现任世界级化妆品品牌——雅芳(AVON)国际公司的总裁。
裕华新村与李经方遗嘱
李鸿章有三个儿子：李经方、李经述、李经迈。大儿子李经方实为其六弟李昭庆之子。在李经述尚未出世时，过继给了李鸿章。
李经方很有才气，精通五国文字，是个职业外交家，曾担任晚清驻日、驻英、驻法公使，还陪同李鸿章出使西方列国，跟着李鸿章干了一辈子倒霉的晚清外交，处处遭人唾骂——李鸿章甲午战败后奉命赴日乞和，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是他陪着去的；李鸿章在日本挨了枪子，回国后在家养伤，那割让台湾的签字，是他当替身去海上签订的；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英国入主张李鸿章趁乱拥兵自立，甩开慈禧，李经方极力赞同，而李鸿章却不同意……总之他跟在老爷子身边，一身的学问全用在丧权辱国上了。
辛亥革命之后他在上海做寓公，由于精通五国文字，又做过驻外公使，善于跟外国人打交道，就把外国人口袋里的钞票狠狠捞了一把。他曾发过两次洋财。一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李经方看到外国人喜欢在黄浦江 边造厂、建码头，就抢先以很低的价钱，买下了几百亩老杨浦一带的江边荒地，然后再以几十倍的价钱卖给英国人。后来英国人在那儿建起了英联船厂，还发行过股票。第二次是买古董，倒手卖给了瑞典太子，一次就捞了28万美元。
李经方于1933年亲笔写下遗嘱(是一件长3米、宽1米的宣纸写件)，上面列举了他耶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财产，也写明了后代中哪一房、哪一人分得的数额。这份遗嘱原件收藏在其大儿子李国焘手里。李国焘当过上海邮政局局长，当年住在裕华新村。李国焘去世后，遗嘱由其小儿子李家骁继藏。这份遗嘱其实就是一件纪念品，因为解放后原先的财产都没了，李家骁全不放在心上。
可是“文革”后有一天，哈尔滨市公安局派人来了，明说要找李经方的遗嘱原件，说里面牵涉到一件50万英镑的大案!把李家骁吓了一跳。
人们把这张皱皱巴巴的遗嘱原件(“文革”中被抄家抄走，落实政策时发还)细细通读一遍，果真在最后倒数第四条发现了问题。那一条写道：“吾在少至老陆续存入一大银行之款，不计其数，皆无存券。数十年来本利未尝计算，亦不知有若干万。但此银行永远存在，不致倒闭停歇，亦无人可以冒领、盗取。凡吾名下之款，吾子孙将来有德者，该行当然付给；无德者，亦无从妄取分文。吾后人其各好自为之，此时吾固不能亦无从预为之支配耳。”
这段话说得扑朔迷离，恍恍惚惚，似有似无。原来，李经方晚年住在大连，1935年在大连去世，生前有一个管家为之管账，这个据说存有数百万英镑的存折就在管家手里，遗嘱里说的那家大银行指的是汇丰银行。解放后管家去世了，存折落在管家的儿子手里。管家的儿子一直不敢说，直到因事入狱，为了将功补过，才把此事说出来。可惜等他出来，那存折已被造反派抄家抄走了，不知下落。哈尔滨公安局找不到存折，就来上海找遗嘱。
李经方的遗嘱证实的确有这么一回事，但是，如今存折在何方?李家骁听着头晕，像是在听《一干零一夜》。
家族后代史
储能中学与李经羲
位于威海路重庆北路路口的储能中学，过去曾是一处大花园豪宅。李鸿章的侄子、李鹤章的三儿子、清末云贵总督李经羲最后的15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辛亥革命期间，当云南起义新军杀死布政使世僧、占领昆明城、推举蔡锷为都督的时候，李经羲正在云贵总督任E。革命军抓到他，劝其“反正”。他不从，说：“身为朝廷命官，岂能以上犯上?”他嘴上虽这么说，其实对大清王朝的末路早看得很清楚了。革命党人蔡锷、李根源等在他眼皮子底下进行革命活动，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全当没看见。有人提醒他：“讲武堂多革命党，虎大伤人。”他也置若罔闻。蔡锷身处困境时，李还资助过他500块银元，收过蔡的门生帖子。
然而一旦革命浪潮真的要他选择何去何从时，他却念及朝廷对李家的世代恩典，宁死决不犯上。蔡锷亦无奈，礼送李氏全家出境，乘滇越线火车离开云南，从越南转道香港到上海。当时革命正如火如荼，李经羲到达火车站时，被新军强行剪去了辫子。
李经羲督云贵时，曾兼任云南讲武堂的总办。他曾对学员们宣布，他云贵总督可以不做，但讲武堂不可以不办。这个讲武堂由李根源任协办，由清廷出钱，却培养了一批推翻清延的军事将领。朱德早年家贫，来报考讲武堂时，因无川资，就用双脚，从四川一直走到昆明。到讲武堂时报考时间已过，门卫不让进，朱德便与门卫大声争辩。适逢李经羲在讲武堂巡视，当知道此人是从四川步行到昆明求学时，料其将来必有大作为，当即决定破例录取。朱老总后来多次跟人提起此事。
晚年的李经羲已心灰意懒，整天半卧在躺椅上，膝上坐着小孙子李家焕。他老人家把腿一下一下地往上翘，让孙子乘他的“翘翘板”，嘴里还念念有词：“爷爷给你做牛做马噢，爷爷给你做牛做马噢……”那时他可曾想到，当年乘“翘翘板”的李家烘如今也到了给小孙子“做牛做马”的年纪，更不会料想到他的后代里，还出了一个大共产党——中国前驻美国大使李道豫。
“长白”的原型
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起初没有孩子，过继了侄子李玉良(即李国煦之子李家瑾)之后几年，才生了儿子李家琛，然而仍以李玉良为长子，带着他走南闯北，这令李玉良颇开了眼界，从小兢敢做大事。他就是张爱玲笔下的“长白”(《金锁记》)的原型，可惜张爱玲写得根本不像他。
李玉良与王亚樵等有过往，他们是安徽同乡，据说王亚樵枪击汪精卫的子弹还是他给准备的呢。李玉良在李国杰遭暗杀后，家境一落干丈。沪上土匪知其为豪门之后，几次设圈套绑架，家中钱财大半变成了赎金，以至于在上海呆不住了，躲到苏州去避难。在苏州几年，全靠变卖家当度日，去的时侯带了几十只箱子，回来时东西全卖光了，只剩下一大把箱子钥匙……
1943年，李玉良早年在广州参加粤军时的老战友与他接上了关系，这些当年的粤军小兵已是新四军的中坚人物了，从此李玉良在昇平街的家就成了中共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站。抗战胜利后，李玉良又通过亲朋故旧的关系，与汤恩伯的副司令李铣结成哥儿们，通过李铣，新四军需要的通讯器材、布匹、纸张甚至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皖南，而皖南出产的煤炭亦被陆续运到上海。临解放时，他又积极参加策反工作，原国民党军界人士唐兴福等均被其策反成功。
解放后，李玉良先被安排去接办一家濒临破产的纸烟厂，生产一种叫“跳浜”牌的纸烟，结果弄得自己差不多也快“跳浜”了，把自家仅剩的一点积蓄全搭了进去。1952年调安徽省文史馆工作，1957年团市病去世。
令人欣慰的是，李玉良的孩子个个生龙活虎。大儿子李道秉大同大学毕业，是江苏电力局的总工程师；二儿子李道秉，同济大学毕业，任福州铁路局总工程师，是福建省铁道事业的开创人；三儿子李道华是海军某舰船上的作战参谋，转业到地方任某职业学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四儿子李道稹是上海玻璃厂的工程师；老五李道棱是国家建筑结构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老六李道稔是上海第八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徐汇区政协委员；女儿李道穗是上海染料化工厂的技术员。李玉良的孙子辈中亦很多科技人员，可谓家风不坠，根本不像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所说的：“‘七巧’的孩子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大收藏家李荫轩
李家值得载人史册的还有大收藏家孪荫轩(国森)先生。
李荫轩1911年生于上海威海路，是李鸿章的五弟李凤章的孙子。他从十几岁起就开始收藏古钱币，从1920年开始收藏青铜器，藏器共达200余件，不少是从苏州潘氏攀古楼中散落出来的藏品，有的还是从未有过著录的“生坑”。其中颇具重要历史价值的有数十件，尤其是小臣单觯、纪侯簋、鲁侯尊等，从器内的铭文考证， 有的是印证了一场战争，有的则是弥补了一段史实，有的是在宋代皇家文献就已著录了流传有绪之物，为青铜器的珍品。这些藏品在抗战中，他曾花了大价钱存入银行的保险库，直到“文革”前均保存完好。而到了十年浩劫“抄家风”刮起时，他所居住的小院就成了重灾区。
冲进门来的红卫兵看到满屋都是古董，纷纷嚷道：“四旧!四旧!砸掉!砸掉!”把那些珍贵的西洋瓷器一件件从阳台上扔下去；年代久远的古钱币，在他们手里一掰就是两瓣!
在这种情况下，李荫轩拿起电话，对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说：将所有藏品全部捐给国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急急来到李家，数藏品、造清单，整整两天一夜，上博十几个人忙得满头大汗，六轮大卡车来回跑了6趟!到最后一车装完时，李荫轩突然想起，还有一间房里有14箱明版书，忙对上博的汪庆正说：“小汪，还有14箱明版书，你们也一起拉走吧。”鉴于上博的工作人员已疲惫不堪，而且已与司机讲好是跑最后一趟，于是汪就推说：“博物馆只管文物，书籍请您叫图书馆来收吧。”后来，这14箱明版书不知下落如何。
1979年落实政策时，李荫轩的夫人邱辉女士来到博物馆，对已是馆长的马承源说：老先生已于1972年去世。临终前关照。如果文物有发还的一天。除了保留几件藏品作纪念外，其余全部捐献国家，不要报酬。1979年6月3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捐献仪式，向邱辉女士颁发了奖状。现在人们走进上博青铜器馆，可以看到许多藏品的牌子上注明“李荫轩邱辉捐献”的字样。大多数人可能想不到，他们居然是李鸿章家族的成员。
李家的“三艘航空母舰”
李家人在海外的要数老六房的李家昶、李家景和李家曙最富传奇色彩了。他们当初都是在20岁上下离开上海到香港，身上只有几十美元，经几十年奋力拼搏后，终于创建了一系列的企业，被称为李家的“三艘航空母舰”。
李家昶是李国源的次子，复旦大学学生，抗战中到了重庆，参加了海军部队，被派到美国接收支援中围的8艘军舰，并在美国受训。当他们驾着军舰回国时，抗战结束了，于是转业经商，1949年到香港。李家景是李国源的第四子，上海大同大学毕业，到香港后在纺织界做事。60年代初，李家昶和李家景在香港纺织界已经很有名气了，1963年他们一起去非洲一个新独立的国家——尼日利亚开拓创业。
在非洲，他们人生地不熟，没有任何，衣靠，天气又炎热，但是他们没有退缩。这个新独立的国家给予外来投资者一定的优惠政策，这是有利的一面，但是国家政局还很不稳，他们一连遇上了大小7次政变。
而且那里的基础设施非常落后，一个能停泊100多艘船的港口，码头上的起重机只有9台；电力也不够，而且不知何时就会断电；水资源也不够，连生活用水都有困难……总之这个万事开头难的创业，比一般的“万事”还要难。他们不得不买来发电机自己发电；自己在厂里挖井取水；自己备了车队到远处拉了油回来发电；码头上的事情也要拿出灵活的办法买通管事，在必要的地段自家铺设车轨，跑起小火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尼日利亚的纺织厂终于建成投产了，市场效果出奇地好，在中国大陆的产品涌入非洲之前，他们的产品一直畅销不衰。不久他们又乘胜前进一创办了钢铁厂和搪瓷厂等企业。最兴旺的时候，他们在非洲共拥有19家企业。
李家曙是李家老六房李国沆的小儿子，在上海读圣约翰大学，1949年跟着姑父刘攻芸到了香港，数十年间，他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闯荡，干过银行、贸易、纺织业、矿业等。1963年新加坡独立后，他随姑父刘攻芸到新加坡发展，还到马来西亚的原始森林中开发矿业，备受艰辛。原始森林中没有路，需要一边开路一边上山。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有毒的虫子，有时需要把整个脑袋都包起来，只露出两只眼睛，回到驻地才发现身上还是被咬了不少包块……生活艰苦倒在其次，要紧的是事情并不顺利，从办理开采证、探路、开路、采矿、洗矿，到租码头、建码头、办运输，任何一项工作都困难重重，这期间还要跟日本人竞争、斗争。
数年后李家曙有了经验，经商的路子宽阔了，创办了纺织厂，拥有了自己的工业公司和贸易公司，走上生产和贸易一条龙的经营略线，可以坐镇新加坡遥控指挥了，也成了一艘“航空母舰”。
从上海走向全国
与李家的人聊天，聊到现今情况时，他们往往会眼睛一亮，十分自豪地说：“我们家族还出了几个很有影响的科技人才，有桥梁专家、铁路专家、建筑专家，也有外交家……”
他们的超脱态度和大家之后的气度，也的确令人震撼……
“我的一生很简单，就造了几座桥。”李家咸先生淡淡地说。
“是哪几座桥?”笔者问他。
他随口道出：“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枝城长江大桥、九江长江大桥、山东齐河黄河大矫，还有援外项目——缅甸仰光的丁茵大桥，近年来交通部派下活来，去罗马尼亚帮助造桥……”
不是长江大桥就是黄河大桥，如此艰巨的使命均被他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1959年3月，李家咸被派往南京，主持南京长江大桥的设计工作。这时，他与苏联专家在桥墩的工程设计上，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苏州专家坚持采用造武汉长江大桥时的管柱基础，而经过周密的调查和研究，李家咸认为南京的地质条件远比武汉复杂得多，应当采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浮式沉井法”，并且改用四种基础。可“浮式沉井法”当时只是在理论上可行，实践中谁也没见过。当时铁道部的领导支持了李家咸，把李家咸的工程图纸交给工程处去实施。谁知工程处也不愿接受李家咸的方案，因为新的方法他们没干过。如此一来，李家成两面受阻。
真正动工时已是“文革”前夕，那时工人的意见要比工程师吃香。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局长和总工程师使了一道绝招——干脆把李家咸调到工程处，担任工程处的副总工程师，由他主持施工，要他主持把堆得小山似的工程图纸，变成准伟壮丽的南京长江大桥!那年他34岁，是全局最年轻的总工，一直到80年代末，他都是全局最年轻的总工。
天有不测之风云。这一年秋天长江水位特别高，正在施工中的大桥桥墩遇到严重威胁。一个8000多吨重的桥墩在江心开始摇摆，而且三天三夜不止，数十根25吨一根的钢缆全部被挣断，这是中外造桥史上从未遇到过的险象。8000吨的宠然大物在江心4分钟打一个“秋千”，尤其是江中的高压电缆船，也在风雨飘摇之中，像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库……李家咸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智慧，在现场指挥了三天三夜，终于排除了险情。
李家咸没等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就奔赴了新的工地。接下来，枝城长江大桥6年、九江长江大桥4年、齐河黄河大桥5年，他都是项目总负责 人。1981年，又奉命到缅甸首都仰光，主持缅甸的丁茵大桥的设计和施工。改革开放后他更忙了，江阴长江大桥、第二南京长江大桥……凡是在建大桥的地方，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李道秉是李鸿章的玄孙、李玉良家的老二，1953年自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后，到福州铁路局工作。40多年来，他参加了多项铁路干线的主体设计，如鹰厦铁路的勘测和设计、郑州枢纽站的设计、福建坑边站的设计、厦门新建车渡港区铁路总体设计、外福线和鹰厦铁路的咽喉要冲来舟编组站的设计……有的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和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李道秉在“反右”运动中被下放过，“文革”中被揪斗过，抄家被抄得片纸不留。然而一旦接到设计任务，他便忘却了—切苦难，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1970年设计坑边站时，他刚刚被“解放”恢复工作不久。为方便使用和节约投资，他提出一个和军代表完全不同的设计方案，遭到军代表的否定。好心的朋友们劝他不要坚持己见了，“识相”一点。李道秉想，“这样可不行，将来子孙后代会指着我们的脊梁骂的”。他硬着头皮一再向上级力陈利弊，终于获得通过，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
1975年，他担任厦门新建车渡港区铁路总体设计负责人。按常规，港区铁路应在陆地选线，这样既简单又省力，又无风险。但他考虑到，厦门将来还要大发展，陆地选线占地太多，这对于寸土寸金的海岛城市来说损失太大，何况还要占用一个废弃的旧机场。经过严密审慎的论证，他大胆提出了在海滩软土上选线建站的方案。这个方案不仅可避免大量占地拆迁，而且建成后的路基还可以围滩造地1800余亩，为国家节约资金3000余万元。厦门市后来的发展，正如他预计的那样，厦门国际机场得以在保留下来的废胡场上重建，仅这一项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1994年联合国世界银行专家组来此考察，称赞这项工程“独特新颖，别具一格，为海港区铁路配套工程设计开了个好的先例”。
李道增是李家老三房李鹤章的后代，即李经羲的曾孙、国学大师李国松的孙子、李家炯的大儿子。他长期担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学生，工程院院士，是李氏家族学术地位最高的—位学者。他1930年出生在上海跑马厅旁边他曾祖父的老宅里，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1952年毕业后留校执教，先后当了梁思成先生的秘书兼助教、系副主任、系主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第一任院长。
他把自己专业的重点，放在了过去国内很少有人涉及的大剧场的设计上，这是他的老师梁老先生都未曾涉足的建筑领域。那时中国的建筑业正面临一个新的突破期，传统的大屋顶过时了，民国期间的公共建筑大多像方头棺材，也不行；新中国的建筑如何才能体现民族的觉醒和民族的特色，这对刚20岁出头的李道增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
翻开他半个多世纪来的著作目录、建筑设计目录、作品得奖目录、他听带的研究生、博士生的论文目录，真是洋洋大观。他设计的场馆数不胜数：解放军剧院、总政排练场、中国儿童剧场、东方艺术大厦、天桥剧场、大连开发区剧场、福建省大剧院、台州市文化艺术中心……有的在全国竞赛中获一等奖。他的多部重量级著作中，《西方戏剧、剧场史》是一部150万字的、文图并茂的煌煌巨著，凝聚他学术生涯的全部心血，是国内第一部跨戏剧与建筑两个学科的学术专著。
李道豫也是李经羲的曾孙，出生在他曾祖父的大宅院里，是李国筠的孙子。他在上海读过南洋模范中学，1952年沪江大学毕业后到外交部工作，是新中国的外交官。他在南洋模范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到沪江大学读书也是为了开展学运。他长期从事联合国方面的研究，在外交战线前后担任过外交部国际司处长、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其间经历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第一次海湾战争等重大事件，1993年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他退休后仍不得休息，现任中国国际关系协会会长，为提高中国在国际高端公关市场上的“份额”而不懈地努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