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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在美国的俄亥俄州，一名百货店员工遭蒙面歹徒枪杀，警察根据线索很快抓捕了嫌疑犯费伊。费伊直呼冤枉，但警察不相信他，并用测谎仪对他测试。费伊两次测试均未通过，于是他被判有罪。直到两年半后，真凶的母亲来坦白，费伊才得以洗脱冤屈。
那么，假如你被捕了，而实际上你根本没犯过罪，但是当所有证据都指向你，百口莫辩之时，检察官给你最后一个机会，用测谎仪来检测你是否清白，如果没有撒谎，就无罪释放。这时你会选择测谎仪吗？
测谎仪的由来及盛行
其实纵观全球，这种假设并非假设，而是经常发生的真实事情。这是因为近一个世纪以来，测谎仪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世纪初，美国心理学家马斯顿发现人体血管的收缩压（又称高压）与撒谎存在相关性。1921年，美国伯克利警官拉尔森根据这一理论发明了测谎仪，当时主要用来测量血压和呼吸频率，试图根据相关关系计算撒谎的可能性。后来，拉尔森的门生基勒对测谎仪做了改进，使之方便携带，另外新增一个功能，即检测皮肤电信号活动。这种改进，便成为了现代测谎仪的雏形。
这种测谎仪的原理就是：当撒谎时人们会表现出某些情绪、生理反应（如紧张、心跳加快），因此如果能检测到这些反应，就能说明受测者在撒谎。随后测谎仪就派上了用场，旧金山警察局邀请拉尔森为一桩谋杀案的嫌犯做测试，拉尔森检测后认定嫌犯在撒谎。随后，其他证据也证明了嫌犯确实在撒谎。
于是，媒体开始大力宣传这件事，冠以大幅标题：“科学证明嫌犯之罪行”。旧金山警察局长也向公众极力推荐测谎仪，还提升到道德高度，声明藉此可以终结所谓“刑讯逼供”。
除了警察，还有司法系统的官员，他们都主张使用测谎仪，相信这台机器能解决一些单靠人力无法解决的难题，于是一时之间测谎仪名声大噪。由测谎仪而出名的基勒，还出演了1948年美国电影《反案记》，而且是以本人演本人的真实角色上演。今天测谎仪的知名度依然很高，经常出现在好莱坞电影的关键情节中。
测谎仪一定能测出谎言吗？
从测谎仪发明、应用，直到今天，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它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呢？答案很悲观。纵观历史，测谎仪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鉴别真假的作用，相反几乎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不论审讯凶案嫌犯，还是鉴别国家间谍，抑或是国家安全部门的员工例行考核，这些领域都有测谎仪的身影，但结果却经常是错漏百出。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起案件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
美国西雅图南郊有一条绿河，1982年开始，警察陆续在河里发现很多尸体，有的已经变成骨架。随后警察逮捕了里奇韦，将其列为嫌疑犯。但是里奇韦直呼冤枉，并最后轻松通过了测谎仪的测试（表明没有撒谎），洗刷嫌疑被无罪释放。当时DNA技術尚不成熟，无法成为定罪证据，但警察释放他时，保留了他的头发、唾液样本。直到2001年技术成熟，DNA分析可以作为呈堂证供了，警察又一次逮捕里奇韦。这一次铁证如山，里奇韦不得不低头认罪，他最后供认自己杀害了48名妇女，并抛尸于西雅图的绿河（这件事被改拍成电影《绿河杀手》，于2005年上映）。
事后，里奇韦解释自己当年怎么通过测谎仪的测试，就是由于身心放松，心中毫无顾虑，“简单如实”地回答问题而已。当真凶还处在嫌疑犯阶段时，测谎仪为其洗脱了嫌疑（释放后十几年里他又杀害很多人），这实在让人无地自容！这种情况，如果说对少数人是一种悲剧的话，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悲剧。
测谎仪不仅用在刑事犯罪场合，还经常用在情报工作场合，但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有一位员工埃姆斯，他父亲也是情报局官员。埃姆斯大学未毕业就在情报局兼职，毕业后留任，一直在情报局工作长达30多年。1994年被发现从事间谍工作时，他已经秘密地向俄罗斯（苏联）传送情报达9年之久。在这期间，中央情报局不间断地开展例行测试，用测谎仪检测员工的忠心，可是埃姆斯每次都能轻松通过测谎仪的测试。这9年间他传送的机密情报，给美国造成了巨大损失。
测谎仪为什么测不准？
从严格意义上讲，测谎仪并不是检测谎言，而是检测血压、心跳、呼吸等生理反应，然后由此推论出受测者是否在撒谎。特定条件下，撒谎的确可以导致血压升高、心跳与呼吸加快、皮肤（如手心）出汗等生理反应，但是反过来，人们出现这些生理反应，却不一定都是由撒谎引起的。
首先，科学研究表明，由撒谎引起紧张而导致这些生理反应，其概率大约只有50%。其他的心理紧张、尴尬情绪也会引起类似的生理反应，甚至有时候审讯官的语气语调也会使受测者引起类似反应。如果嫌疑人是无辜的，这时就会被测谎仪“误判”为撒谎，从而加重嫌疑，甚至被定罪。
第二，社会学研究表明，某些群体如果遭到社会歧视，常被泼以污名（如“贼的儿子永远是贼”），那么这些群体中的一员一旦被当作嫌疑犯，即使他是一位正直诚实的人，在面临审讯和测谎时，也会出现紧张情绪和特定生理反应，这种反应与测谎仪要检测的标准很类似。
第三，有些人天生冷静，根本就没有正常人所拥有的紧张情绪，这也是一种精神问题。典型的例子就是里奇韦，与正常人相比，他明显缺乏正常的焦虑水平。也就是说，这种类型的人几乎不会焦虑，更不会因紧张而产生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等生理反应，那么他当然不会引起测谎仪的“瞩目”了。
另外，只要明白测谎仪的原理，再稍加培训掌握一些技巧，一般人都能“对付”测谎仪，轻松通过测试。比如持续均匀地呼吸，不论面对什么问题，始终保持呼吸频率一致，每分钟15～30次，等等。
测谎仪为什么能长期盛行？
虽然有这么多弊端，可是直到现在测谎仪仍在长期“服役”。它普遍用于美国政府机构里，目的是为了考核、遴选员工，而联邦执法机构则基本上把它作为一种审讯工具。另外，在以色列和加拿大，测谎仪也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首先是制度化的原因。毕竟从诞生起，测谎仪就得到了官方（警察）的大力支持，并且极力向公众游说，这已近100年的时间了。在警察和司法部门里，测谎仪已经渗入到审讯制度，形成了一种审讯文化，根深蒂固。而制度化一经形成，是很难改变的。
这与美国警察经常使用的“九步审讯法”很类似。九步审讯法开发于20世纪40年代，就是审讯人员采用九个步骤进行讯问以获取口供的方法，该方法对每一个审讯环节都考虑得十分详细，旨在使犯罪嫌疑人在特定的聊天场合下，无意识地聊起犯罪事实，从而帮助警察获得供词。但这项技巧也有缺陷，它容易产生诱供，间接地屈枉好人。美国最高法院为警戒这种技巧，出台了一项司法解释，但仍挡不住警察使用它的趋势。
第二个原因是流行文化的推波助澜。在娱乐界，从1948年电影《反案记》开始，测谎仪就频频上镜，与此有关的话题至今都没有断过。电影里使用测谎仪，可以使人物命运出现极大悬念，并使剧情发展更加跌宕起伏，这很吸引观众。因此电影制作公司、传媒就不断推出测谎仪的情节，提升电影卖座率。
于是测谎仪大量出现在人们视野，这间接地提升了它的声誉。电影、媒体里测谎仪的话题出现越多，警方、政府机构运用得就越多。因此，流行文化对测谎仪的使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从更确切地角度来看，不如说是娱乐界的商业利益使测谎仪得到了推广。
第三个原因是对测谎仪的定位。实际上近一个世纪以来，测谎仪从来就没达到过法庭作为证据采纳的标准。1998年美国最高法院对测谎仪的使用略有松口，但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相反，它只是在警察审讯嫌犯，情报局审讯间谍、例行考核员工，以及大众的娱乐节目里得到了广泛应用。换句话说，测谎仪从来不是取证工具，只是被当作了审讯工具，而且是强大、有效的，代表了审讯机关权威的一种工具。
那么，假如你被捕了，而实际上你根本没犯过罪，但是当所有证据都指向你，百口莫辩之时，检察官给你最后一个机会，用测谎仪来检测你是否清白，如果没有撒谎，就无罪释放。这时你会选择测谎仪吗？
测谎仪的由来及盛行
其实纵观全球，这种假设并非假设，而是经常发生的真实事情。这是因为近一个世纪以来，测谎仪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世纪初，美国心理学家马斯顿发现人体血管的收缩压（又称高压）与撒谎存在相关性。1921年，美国伯克利警官拉尔森根据这一理论发明了测谎仪，当时主要用来测量血压和呼吸频率，试图根据相关关系计算撒谎的可能性。后来，拉尔森的门生基勒对测谎仪做了改进，使之方便携带，另外新增一个功能，即检测皮肤电信号活动。这种改进，便成为了现代测谎仪的雏形。
这种测谎仪的原理就是：当撒谎时人们会表现出某些情绪、生理反应（如紧张、心跳加快），因此如果能检测到这些反应，就能说明受测者在撒谎。随后测谎仪就派上了用场，旧金山警察局邀请拉尔森为一桩谋杀案的嫌犯做测试，拉尔森检测后认定嫌犯在撒谎。随后，其他证据也证明了嫌犯确实在撒谎。
于是，媒体开始大力宣传这件事，冠以大幅标题：“科学证明嫌犯之罪行”。旧金山警察局长也向公众极力推荐测谎仪，还提升到道德高度，声明藉此可以终结所谓“刑讯逼供”。
除了警察，还有司法系统的官员，他们都主张使用测谎仪，相信这台机器能解决一些单靠人力无法解决的难题，于是一时之间测谎仪名声大噪。由测谎仪而出名的基勒，还出演了1948年美国电影《反案记》，而且是以本人演本人的真实角色上演。今天测谎仪的知名度依然很高，经常出现在好莱坞电影的关键情节中。
测谎仪一定能测出谎言吗？
从测谎仪发明、应用，直到今天，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它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呢？答案很悲观。纵观历史，测谎仪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鉴别真假的作用，相反几乎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不论审讯凶案嫌犯，还是鉴别国家间谍，抑或是国家安全部门的员工例行考核，这些领域都有测谎仪的身影，但结果却经常是错漏百出。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起案件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
美国西雅图南郊有一条绿河，1982年开始，警察陆续在河里发现很多尸体，有的已经变成骨架。随后警察逮捕了里奇韦，将其列为嫌疑犯。但是里奇韦直呼冤枉，并最后轻松通过了测谎仪的测试（表明没有撒谎），洗刷嫌疑被无罪释放。当时DNA技術尚不成熟，无法成为定罪证据，但警察释放他时，保留了他的头发、唾液样本。直到2001年技术成熟，DNA分析可以作为呈堂证供了，警察又一次逮捕里奇韦。这一次铁证如山，里奇韦不得不低头认罪，他最后供认自己杀害了48名妇女，并抛尸于西雅图的绿河（这件事被改拍成电影《绿河杀手》，于2005年上映）。
事后，里奇韦解释自己当年怎么通过测谎仪的测试，就是由于身心放松，心中毫无顾虑，“简单如实”地回答问题而已。当真凶还处在嫌疑犯阶段时，测谎仪为其洗脱了嫌疑（释放后十几年里他又杀害很多人），这实在让人无地自容！这种情况，如果说对少数人是一种悲剧的话，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悲剧。
测谎仪不仅用在刑事犯罪场合，还经常用在情报工作场合，但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有一位员工埃姆斯，他父亲也是情报局官员。埃姆斯大学未毕业就在情报局兼职，毕业后留任，一直在情报局工作长达30多年。1994年被发现从事间谍工作时，他已经秘密地向俄罗斯（苏联）传送情报达9年之久。在这期间，中央情报局不间断地开展例行测试，用测谎仪检测员工的忠心，可是埃姆斯每次都能轻松通过测谎仪的测试。这9年间他传送的机密情报，给美国造成了巨大损失。
测谎仪为什么测不准？
从严格意义上讲，测谎仪并不是检测谎言，而是检测血压、心跳、呼吸等生理反应，然后由此推论出受测者是否在撒谎。特定条件下，撒谎的确可以导致血压升高、心跳与呼吸加快、皮肤（如手心）出汗等生理反应，但是反过来，人们出现这些生理反应，却不一定都是由撒谎引起的。
首先，科学研究表明，由撒谎引起紧张而导致这些生理反应，其概率大约只有50%。其他的心理紧张、尴尬情绪也会引起类似的生理反应，甚至有时候审讯官的语气语调也会使受测者引起类似反应。如果嫌疑人是无辜的，这时就会被测谎仪“误判”为撒谎，从而加重嫌疑，甚至被定罪。
第二，社会学研究表明，某些群体如果遭到社会歧视，常被泼以污名（如“贼的儿子永远是贼”），那么这些群体中的一员一旦被当作嫌疑犯，即使他是一位正直诚实的人，在面临审讯和测谎时，也会出现紧张情绪和特定生理反应，这种反应与测谎仪要检测的标准很类似。
第三，有些人天生冷静，根本就没有正常人所拥有的紧张情绪，这也是一种精神问题。典型的例子就是里奇韦，与正常人相比，他明显缺乏正常的焦虑水平。也就是说，这种类型的人几乎不会焦虑，更不会因紧张而产生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等生理反应，那么他当然不会引起测谎仪的“瞩目”了。
另外，只要明白测谎仪的原理，再稍加培训掌握一些技巧，一般人都能“对付”测谎仪，轻松通过测试。比如持续均匀地呼吸，不论面对什么问题，始终保持呼吸频率一致，每分钟15～30次，等等。
测谎仪为什么能长期盛行？
虽然有这么多弊端，可是直到现在测谎仪仍在长期“服役”。它普遍用于美国政府机构里，目的是为了考核、遴选员工，而联邦执法机构则基本上把它作为一种审讯工具。另外，在以色列和加拿大，测谎仪也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首先是制度化的原因。毕竟从诞生起，测谎仪就得到了官方（警察）的大力支持，并且极力向公众游说，这已近100年的时间了。在警察和司法部门里，测谎仪已经渗入到审讯制度，形成了一种审讯文化，根深蒂固。而制度化一经形成，是很难改变的。
这与美国警察经常使用的“九步审讯法”很类似。九步审讯法开发于20世纪40年代，就是审讯人员采用九个步骤进行讯问以获取口供的方法，该方法对每一个审讯环节都考虑得十分详细，旨在使犯罪嫌疑人在特定的聊天场合下，无意识地聊起犯罪事实，从而帮助警察获得供词。但这项技巧也有缺陷，它容易产生诱供，间接地屈枉好人。美国最高法院为警戒这种技巧，出台了一项司法解释，但仍挡不住警察使用它的趋势。
第二个原因是流行文化的推波助澜。在娱乐界，从1948年电影《反案记》开始，测谎仪就频频上镜，与此有关的话题至今都没有断过。电影里使用测谎仪，可以使人物命运出现极大悬念，并使剧情发展更加跌宕起伏，这很吸引观众。因此电影制作公司、传媒就不断推出测谎仪的情节，提升电影卖座率。
于是测谎仪大量出现在人们视野，这间接地提升了它的声誉。电影、媒体里测谎仪的话题出现越多，警方、政府机构运用得就越多。因此，流行文化对测谎仪的使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从更确切地角度来看，不如说是娱乐界的商业利益使测谎仪得到了推广。
第三个原因是对测谎仪的定位。实际上近一个世纪以来，测谎仪从来就没达到过法庭作为证据采纳的标准。1998年美国最高法院对测谎仪的使用略有松口，但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相反，它只是在警察审讯嫌犯，情报局审讯间谍、例行考核员工，以及大众的娱乐节目里得到了广泛应用。换句话说，测谎仪从来不是取证工具，只是被当作了审讯工具，而且是强大、有效的，代表了审讯机关权威的一种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