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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这种长期快速增长还会持续多长时间,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一直存在“悲观论”和“乐观论”两类观点。尽管从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下降通道将是必然的,但是可以认定,未来中国经济维持一个高成长期有着更深刻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中国经济 可持续增长 增长效应
对中国经济未来的乐观论和悲观论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仅占世界的1%;1986年突破1万亿元,2001年突破10万亿元,2006年突破20万亿元,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30万亿元,又比上年增长9.6%。1978~2008年的30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9.8%。2009年,尽管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GDP仍达到33.5亿元,约合4910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9.1%。我国这种长期快速增长将还会持续多长时间,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就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一直存在“悲观论”和“乐观论”两类观点。
悲观论者认为,中国的电力、电信、公路、钢铁等行业的建设都已过了投资的高峰或快速增长期,已经出现了投资增速明显下降的趋势,未来的经济增长将失去投资的驱动;消费方面,由于分配结构失衡,小部分人占有了社会大部分财富,但他们的消费是有限的,即便如此,在富人们的消费结构中更多的是外国产品,对中国经济拉动系数低;同是,一个比重较大的中产阶层没有形成,广大民众消费水平的提升将是一个缓慢过程,未来的经济增长将失去消费的驱动;出口方面,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特别是美国实施的“再工业化”政策对进口的替代,加上国内人民币升值和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的比较优势的丧失,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失去出口的驱动。因此,从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下降通道将是必然的。
这些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经济维持一个高成长期有着更深刻的内在逻辑,至少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我国经济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强劲势头是不容置疑的。
工业化、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工业化的实质是由劳动密集型经济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经济转变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会形成大量的资本投入。仅从静态意义上讲,生产的工厂化首先要建立大规模的厂房、仓储,安装大型的机械设备,外部还要形成以交通运输为基础的庞大的物流体系等。在工业化期间,这样的经济行为会反复进行,从而不断地推动社会投资规模的扩大。目前,我国的工业化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期。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1995年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为18,2000 年为26,2005 年为50。1995年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2002年中国开始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在未来10年间,随着中国工业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围绕工业的实体经济增长率不可能慢下来。即便中国工业经济未来的发展会面临资源环境的约束和国际贸易摩擦的压力,但还会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通过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而国民经济则会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保持稳定的高速增长。
城镇化是伴随着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而发生的社会生活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求更大规模的集中居住,提供集中供水、供电、供热、垃圾处理、交通,集中购物、娱乐,以及集中的教育、医疗等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城市化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升,消费的数量和质量更加丰富多彩。伴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社会投资规模也必然不断扩大。截至2009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47%,城镇人口已超过6亿。根据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在城镇化率从20%提高到40%这个过程中,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经历了100年,德国经历了80年,美国经历了40年,前苏联和日本分别经历了30年,而中国仅用了22年。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城镇化水平在30%~60%之间是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也就是说目前我国城镇化正处在加速的阶段。在未来10年内,我国即将发生的城乡人口转移和社会变迁的规模在世界上将是空前的。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城市人口的比例是18%,在未来若干年可能会上升到75%。过去30年,中国100万人口的城市大致增加了200个;在未来的若干年,中国将有4亿人口要从农村转入城市,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按100万计算,中国还要增加400个这样的城市。我们不难预测,由城镇化推动的社会投资和消费也会呈几何级增加,从而成为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力力量。
我们还可以通过对比一些主要工业品的人均量的差距,来说明它们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据统计,我国粗钢产量2000年达到1.3亿吨,到2009年就增加到5.7亿吨,年复合增长率达18%。2009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600美元,人均粗钢消费量423公斤。根据国际经验,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人均消费钢材量会逐步增加。英国钢铁消费峰值出现在1964年,为473公斤;德国消费峰值在1964年,为660公斤;1973年,日本、美国、法国达到峰值,分别为802公斤、711公斤和485公斤。可见,我国人均钢铁的消费量仍与发达国家的峰值有一定差距。所以,中国钢铁需求在未来十几年仍将保持增长,钢铁消费峰值可能在2020年前后出现。再从水泥的人均消费量来看,1949年至今中国人均水泥累计使用量为12吨,而发达国家水泥需求快速增长期结束时的人均水泥累计用量则普遍在20吨以上,2006年日本人均水泥的累积用量为26吨。而我国至1978年人均累计水泥消费量仅有0.64吨,自建国到1999年是5.4吨,自建国到2008年也只有12.1吨,仍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这些差距带来的压力,必然推动这些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并使国民经济快速成长。
消费与出口的经济增长效应
有资料显示,我国的消费率长期低于发达国家,甚至还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但我们认为长期的低消费率是不可维持的,况且,我国的一些刚性消费需求正在形成,比如:城市消费正步入更新换代期,有学者用购买力平价评估我国2008年城市人均GDP,结论是大致相当于美国的1977年、日本1981年、韩国1994年的水平。根据以上各国的经验,当收入水平达到某一临界值时,以汽车为代表的中高档消费会呈爆发性增长,这也为近几年中国出现的汽车热销所验证。此外,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的消费潜力正在释放,特别是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多,医疗保健的需求将会持续升温。再次,农村消费水平也在逐步提高,大有追赶城市的势头。特别是近些年来政府加大了农村的基础设施的投入,使得农民在消费效率提高的情况下扩大其消费数量。另外,从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看,人口学家认为,2015年前后是中国年轻人结婚、建立家庭的周期年份,这将会推升房地产需求、婚庆等刚性消费需求,这些刚性需求的释放就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再从出口方面看,有学者指出,世界平均的出口占GDP比重为25.6%,德国最高为 39.9%,其次就是中国37.5%,其他依次为加拿大29.2%,意大利23.4%,法国21.6%,日本16.3%,英国15.7%,巴西12.2%,美国8.4%,西班牙7.4%。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尽管一些国家再次举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棒、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但毕竟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长期占有率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况且,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而赢得市场。我们相信,在未来10年内,中国的出口规模不可能大幅度萎缩,出口依然会是中国经济成长的一大引擎。
技术进步、制度变革的经济增长效应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从上世纪80年代中开始,它就经常推出一个世界“高技术指数(HTI)”。HTI由6个方面构成:投入、国家方针、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科技基础设施、生产能力和科技水平。佐治亚理工学院对33个国家进行比较并给出各国的分值。1996年美国得分91.4,中国得分22.5;1999年美国得分95.4,中国得分44.2;2005年美国得分82.9分,而中国73.9分;2007年中国得分为82.8,美国76.1,德国66.8,日本66.0,中国成为了世界头号科技强国,这似乎有“捧杀”的嫌疑。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指数的真正用意何在,也不知道其数据的真实性程度。但它肯定了我国近些年来在科技水平的进步也是符合事实的。我们认为,在未来的10年间,中国的科技进步在竞争的驱使下还会持续下去,并不断地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制度经济学将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这一论断早已被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所证明。但我们必须承认,假如我们的制度调整更及时和合理,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还会更高,我们为增长付出的代价会更低。这一潜在矛盾迟早会形成一股推动制度变革的力量,并使我国的制度改革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假使这场大变革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那么,中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理想局面就不难出现。(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关键词】中国经济 可持续增长 增长效应
对中国经济未来的乐观论和悲观论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仅占世界的1%;1986年突破1万亿元,2001年突破10万亿元,2006年突破20万亿元,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30万亿元,又比上年增长9.6%。1978~2008年的30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9.8%。2009年,尽管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GDP仍达到33.5亿元,约合4910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9.1%。我国这种长期快速增长将还会持续多长时间,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就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一直存在“悲观论”和“乐观论”两类观点。
悲观论者认为,中国的电力、电信、公路、钢铁等行业的建设都已过了投资的高峰或快速增长期,已经出现了投资增速明显下降的趋势,未来的经济增长将失去投资的驱动;消费方面,由于分配结构失衡,小部分人占有了社会大部分财富,但他们的消费是有限的,即便如此,在富人们的消费结构中更多的是外国产品,对中国经济拉动系数低;同是,一个比重较大的中产阶层没有形成,广大民众消费水平的提升将是一个缓慢过程,未来的经济增长将失去消费的驱动;出口方面,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特别是美国实施的“再工业化”政策对进口的替代,加上国内人民币升值和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的比较优势的丧失,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失去出口的驱动。因此,从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下降通道将是必然的。
这些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经济维持一个高成长期有着更深刻的内在逻辑,至少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我国经济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强劲势头是不容置疑的。
工业化、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工业化的实质是由劳动密集型经济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经济转变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会形成大量的资本投入。仅从静态意义上讲,生产的工厂化首先要建立大规模的厂房、仓储,安装大型的机械设备,外部还要形成以交通运输为基础的庞大的物流体系等。在工业化期间,这样的经济行为会反复进行,从而不断地推动社会投资规模的扩大。目前,我国的工业化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期。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1995年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为18,2000 年为26,2005 年为50。1995年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2002年中国开始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在未来10年间,随着中国工业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围绕工业的实体经济增长率不可能慢下来。即便中国工业经济未来的发展会面临资源环境的约束和国际贸易摩擦的压力,但还会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通过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而国民经济则会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保持稳定的高速增长。
城镇化是伴随着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而发生的社会生活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求更大规模的集中居住,提供集中供水、供电、供热、垃圾处理、交通,集中购物、娱乐,以及集中的教育、医疗等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城市化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升,消费的数量和质量更加丰富多彩。伴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社会投资规模也必然不断扩大。截至2009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47%,城镇人口已超过6亿。根据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在城镇化率从20%提高到40%这个过程中,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经历了100年,德国经历了80年,美国经历了40年,前苏联和日本分别经历了30年,而中国仅用了22年。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城镇化水平在30%~60%之间是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也就是说目前我国城镇化正处在加速的阶段。在未来10年内,我国即将发生的城乡人口转移和社会变迁的规模在世界上将是空前的。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城市人口的比例是18%,在未来若干年可能会上升到75%。过去30年,中国100万人口的城市大致增加了200个;在未来的若干年,中国将有4亿人口要从农村转入城市,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按100万计算,中国还要增加400个这样的城市。我们不难预测,由城镇化推动的社会投资和消费也会呈几何级增加,从而成为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力力量。
我们还可以通过对比一些主要工业品的人均量的差距,来说明它们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据统计,我国粗钢产量2000年达到1.3亿吨,到2009年就增加到5.7亿吨,年复合增长率达18%。2009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600美元,人均粗钢消费量423公斤。根据国际经验,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人均消费钢材量会逐步增加。英国钢铁消费峰值出现在1964年,为473公斤;德国消费峰值在1964年,为660公斤;1973年,日本、美国、法国达到峰值,分别为802公斤、711公斤和485公斤。可见,我国人均钢铁的消费量仍与发达国家的峰值有一定差距。所以,中国钢铁需求在未来十几年仍将保持增长,钢铁消费峰值可能在2020年前后出现。再从水泥的人均消费量来看,1949年至今中国人均水泥累计使用量为12吨,而发达国家水泥需求快速增长期结束时的人均水泥累计用量则普遍在20吨以上,2006年日本人均水泥的累积用量为26吨。而我国至1978年人均累计水泥消费量仅有0.64吨,自建国到1999年是5.4吨,自建国到2008年也只有12.1吨,仍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这些差距带来的压力,必然推动这些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并使国民经济快速成长。
消费与出口的经济增长效应
有资料显示,我国的消费率长期低于发达国家,甚至还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但我们认为长期的低消费率是不可维持的,况且,我国的一些刚性消费需求正在形成,比如:城市消费正步入更新换代期,有学者用购买力平价评估我国2008年城市人均GDP,结论是大致相当于美国的1977年、日本1981年、韩国1994年的水平。根据以上各国的经验,当收入水平达到某一临界值时,以汽车为代表的中高档消费会呈爆发性增长,这也为近几年中国出现的汽车热销所验证。此外,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的消费潜力正在释放,特别是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多,医疗保健的需求将会持续升温。再次,农村消费水平也在逐步提高,大有追赶城市的势头。特别是近些年来政府加大了农村的基础设施的投入,使得农民在消费效率提高的情况下扩大其消费数量。另外,从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看,人口学家认为,2015年前后是中国年轻人结婚、建立家庭的周期年份,这将会推升房地产需求、婚庆等刚性消费需求,这些刚性需求的释放就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再从出口方面看,有学者指出,世界平均的出口占GDP比重为25.6%,德国最高为 39.9%,其次就是中国37.5%,其他依次为加拿大29.2%,意大利23.4%,法国21.6%,日本16.3%,英国15.7%,巴西12.2%,美国8.4%,西班牙7.4%。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尽管一些国家再次举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棒、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但毕竟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长期占有率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况且,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而赢得市场。我们相信,在未来10年内,中国的出口规模不可能大幅度萎缩,出口依然会是中国经济成长的一大引擎。
技术进步、制度变革的经济增长效应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从上世纪80年代中开始,它就经常推出一个世界“高技术指数(HTI)”。HTI由6个方面构成:投入、国家方针、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科技基础设施、生产能力和科技水平。佐治亚理工学院对33个国家进行比较并给出各国的分值。1996年美国得分91.4,中国得分22.5;1999年美国得分95.4,中国得分44.2;2005年美国得分82.9分,而中国73.9分;2007年中国得分为82.8,美国76.1,德国66.8,日本66.0,中国成为了世界头号科技强国,这似乎有“捧杀”的嫌疑。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指数的真正用意何在,也不知道其数据的真实性程度。但它肯定了我国近些年来在科技水平的进步也是符合事实的。我们认为,在未来的10年间,中国的科技进步在竞争的驱使下还会持续下去,并不断地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制度经济学将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这一论断早已被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所证明。但我们必须承认,假如我们的制度调整更及时和合理,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还会更高,我们为增长付出的代价会更低。这一潜在矛盾迟早会形成一股推动制度变革的力量,并使我国的制度改革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假使这场大变革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那么,中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理想局面就不难出现。(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