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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贫寒人家成北洋政府外交高官
1871年6月，陆征祥生于上海信奉基督教的贫民家庭，8岁丧母，依靠售卖基督教会报刊的父亲抚养成人，读过几年的私塾后，考入清廷在上海创办的新式学堂——方言馆，攻读法语。 1890年夏，20岁的陆征祥刻苦向学，成绩特优，享公费生待遇被选送去北京同文馆深造，步入清廷培养外语翻译官或外交官的最高学府。1892年1月，正在同文馆学习的陆征祥，被清廷驻俄国公使许景澄看中，提前毕业，去俄国公使馆做许景澄公使的法文翻译。 许景澄，浙江嘉兴人，进士出身，为官清廉、正派，是思想开明的改良主义者，又是清廷少有精明的外交官，尤能注重培养或提拔外交人才。当许景澄发现陆征祥人才难得，即倾注心力，培育、指导外交工作能力，并不时提职增薪俸，在驻俄公使馆的十余年中，陆征祥历经三等翻译升二等，再升为三等参赞。 1899年2月。陆征祥在俄国圣彼得堡的圣加利纳大教堂，与培德女士举行婚礼。培德是比利时人，比陆征祥大16岁。1855年生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父亲是比利时国王肋阿波一世的侍从武官，陆军上校。培德体格健壮丰满，英姿飒爽，又颇有文化修养，能用熟练的俄、英、法三种谣言同陆征祥交谈，对丈夫陆征祥尤能思爱体贴。在俄国婚后6年里，培德长年深居俄式官邸，专心为丈夫调理饭食，洗衣做家务。 1905年11月，陆征祥升任清廷驻荷兰公使，带着妻子培德离开俄国，来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培德则以出身西欧名门，举止优雅，谈吐不凡的风采，见多识广又长于交际的才华，成为陆征祥进入西欧外交界，并快速打开外交局面，极为得力的贤良内佐。陆征祥的思想也随之开明，向往民主主义，当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荷兰时．陆征祥即奋起联合众多清廷驻外使节，连续两次发电敦促溥仪退位。 1912年5月．陆征祥奉袁世凯之命，携夫人培德回国出任袁世凯治下的北洋政府第一任外交总长。袁世凯每在宴请外国使团时，也必定特邀培德女士负责招待外国驻华公使夫人。长于交际应酬的培德，能以熟练的多种外语，与不同国别的贵夫人们谈家事，论国事，非常融洽、得体。袁世凯则特命培德为北洋政府礼官处的礼官长，为陆征祥争得荣光。所遗憾的是1915年5月，陆征祥在袁世凯的指使--下，伙同曹汝霖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留下举国共怒的骂名，成为其一生的耻辱。
1919年1月，在法国召开巴黎和会，处置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战败的德、奥等国，仍是北洋政府外交高官的陆征祥，奉徐世昌总统之命，率团出席巴黎和会。会议期间，陆征祥坚决要求追还德国强占中国山东的侵略权益，不得转让给日本，遭否决后，陆征祥竞斷然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拂袖率团回国，既雪除了从前留下的恶名，又获得举国称颂，官运也较为顺畅，曾由外交总长短期改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
为爱妻培德祈福辞官修行成天主教大主教
陆征祥的外交官仕途，刚顺畅又颇有业绩，多得利于爱妻培德在紧要关头出谋献策，诸如给清廷上书要溥仪退位，以及巴黎和会上的拒签和约，陆征祥都是斟酌了培德的动议，而做出决定的。故此陆征祥常对朋友说，他一生中得利于三个人，一是父亲陆云蜂，把他抚养成人，并供他上学；二是恩师许景澄，指引他踏上外交官之路；三是培德，使他一生幸福，确保官运顺达。陆征祥也因此由信奉基督教，伴随妻子改信天主教。
所不足的是培德因老年身体肥胖，引发了高血压病。陆征祥只好于1922年将培德送到瑞士，选定在风光秀丽的马奇河畔的益达别墅里，休养加治疗。北洋政府为了陆征祥能够陪护培德养病，特改派陆征祥为驻瑞士公使，从此陆征祥与培德即在瑞士定居了。 当时对于高血压病的治疗方法，是定期从病人身上抽出若干毫升血液，用来降低血压。每当培德抽血时，陆征祥必在爱妻身边照料或抚慰，但终因治疗无良药，延至1926年4月，培德病故于瑞士医院中，享年72岁，结束了她同陆征祥28年恩爱相伴。中西婚姻史上所谱写的一曲令人称颂佳话。所遗憾的是培德没有生育一儿或一女。 1927年5月，陆征祥辞去驻瑞士公使的公职，护送爱妻培德的灵柩回归布鲁塞尔。安葬于比利时皇族肋更陵园里，终使培德魂归故里。随后，陆征祥又将在国外全部家产卖掉。约得10万元，准备带回祖国用来办教育或慈善事业，在有益于祖国社会事业中安度晚年。恰在这时，陆征祥接到北洋政府代总理杜锡硅的来电，请他回国组阁，用陆氏的名望组成“强硬政府”。抗击当时已锐不可当的北伐革命力量，以求保住北洋军阀的半壁王朝。早巳厌倦官场争斗的陆征祥，不愿再涉足罪恶的政治深渊，当即回电拒绝，陆征祥的回国之路也由此断绝。
此时此刻，既是孤身一人，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的陆征祥，为了给在天国里的爱妻培德祈福安乐，决定去比利时西北的古老城市布鲁日，选定在圣安德诺隐修道院，做一位职业天主教修士。
陆征祥在修道院里历经8年的艰苦修行，得以晋升为神父。1946年，陆征祥领授罗马教皇委托为比利时刚城圣伯多禄修道院大主教。1949年1月，陆征祥在大主教任上病逝于布鲁日的圣芳济修女医院中，终年79岁，安葬于圣安德诺隐修道院的院长墓园里．结束了他由中国北洋政府外交官到比利时天主教大主教，极富传奇的一生。
1871年6月，陆征祥生于上海信奉基督教的贫民家庭，8岁丧母，依靠售卖基督教会报刊的父亲抚养成人，读过几年的私塾后，考入清廷在上海创办的新式学堂——方言馆，攻读法语。 1890年夏，20岁的陆征祥刻苦向学，成绩特优，享公费生待遇被选送去北京同文馆深造，步入清廷培养外语翻译官或外交官的最高学府。1892年1月，正在同文馆学习的陆征祥，被清廷驻俄国公使许景澄看中，提前毕业，去俄国公使馆做许景澄公使的法文翻译。 许景澄，浙江嘉兴人，进士出身，为官清廉、正派，是思想开明的改良主义者，又是清廷少有精明的外交官，尤能注重培养或提拔外交人才。当许景澄发现陆征祥人才难得，即倾注心力，培育、指导外交工作能力，并不时提职增薪俸，在驻俄公使馆的十余年中，陆征祥历经三等翻译升二等，再升为三等参赞。 1899年2月。陆征祥在俄国圣彼得堡的圣加利纳大教堂，与培德女士举行婚礼。培德是比利时人，比陆征祥大16岁。1855年生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父亲是比利时国王肋阿波一世的侍从武官，陆军上校。培德体格健壮丰满，英姿飒爽，又颇有文化修养，能用熟练的俄、英、法三种谣言同陆征祥交谈，对丈夫陆征祥尤能思爱体贴。在俄国婚后6年里，培德长年深居俄式官邸，专心为丈夫调理饭食，洗衣做家务。 1905年11月，陆征祥升任清廷驻荷兰公使，带着妻子培德离开俄国，来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培德则以出身西欧名门，举止优雅，谈吐不凡的风采，见多识广又长于交际的才华，成为陆征祥进入西欧外交界，并快速打开外交局面，极为得力的贤良内佐。陆征祥的思想也随之开明，向往民主主义，当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荷兰时．陆征祥即奋起联合众多清廷驻外使节，连续两次发电敦促溥仪退位。 1912年5月．陆征祥奉袁世凯之命，携夫人培德回国出任袁世凯治下的北洋政府第一任外交总长。袁世凯每在宴请外国使团时，也必定特邀培德女士负责招待外国驻华公使夫人。长于交际应酬的培德，能以熟练的多种外语，与不同国别的贵夫人们谈家事，论国事，非常融洽、得体。袁世凯则特命培德为北洋政府礼官处的礼官长，为陆征祥争得荣光。所遗憾的是1915年5月，陆征祥在袁世凯的指使--下，伙同曹汝霖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留下举国共怒的骂名，成为其一生的耻辱。
1919年1月，在法国召开巴黎和会，处置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战败的德、奥等国，仍是北洋政府外交高官的陆征祥，奉徐世昌总统之命，率团出席巴黎和会。会议期间，陆征祥坚决要求追还德国强占中国山东的侵略权益，不得转让给日本，遭否决后，陆征祥竞斷然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拂袖率团回国，既雪除了从前留下的恶名，又获得举国称颂，官运也较为顺畅，曾由外交总长短期改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
为爱妻培德祈福辞官修行成天主教大主教
陆征祥的外交官仕途，刚顺畅又颇有业绩，多得利于爱妻培德在紧要关头出谋献策，诸如给清廷上书要溥仪退位，以及巴黎和会上的拒签和约，陆征祥都是斟酌了培德的动议，而做出决定的。故此陆征祥常对朋友说，他一生中得利于三个人，一是父亲陆云蜂，把他抚养成人，并供他上学；二是恩师许景澄，指引他踏上外交官之路；三是培德，使他一生幸福，确保官运顺达。陆征祥也因此由信奉基督教，伴随妻子改信天主教。
所不足的是培德因老年身体肥胖，引发了高血压病。陆征祥只好于1922年将培德送到瑞士，选定在风光秀丽的马奇河畔的益达别墅里，休养加治疗。北洋政府为了陆征祥能够陪护培德养病，特改派陆征祥为驻瑞士公使，从此陆征祥与培德即在瑞士定居了。 当时对于高血压病的治疗方法，是定期从病人身上抽出若干毫升血液，用来降低血压。每当培德抽血时，陆征祥必在爱妻身边照料或抚慰，但终因治疗无良药，延至1926年4月，培德病故于瑞士医院中，享年72岁，结束了她同陆征祥28年恩爱相伴。中西婚姻史上所谱写的一曲令人称颂佳话。所遗憾的是培德没有生育一儿或一女。 1927年5月，陆征祥辞去驻瑞士公使的公职，护送爱妻培德的灵柩回归布鲁塞尔。安葬于比利时皇族肋更陵园里，终使培德魂归故里。随后，陆征祥又将在国外全部家产卖掉。约得10万元，准备带回祖国用来办教育或慈善事业，在有益于祖国社会事业中安度晚年。恰在这时，陆征祥接到北洋政府代总理杜锡硅的来电，请他回国组阁，用陆氏的名望组成“强硬政府”。抗击当时已锐不可当的北伐革命力量，以求保住北洋军阀的半壁王朝。早巳厌倦官场争斗的陆征祥，不愿再涉足罪恶的政治深渊，当即回电拒绝，陆征祥的回国之路也由此断绝。
此时此刻，既是孤身一人，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的陆征祥，为了给在天国里的爱妻培德祈福安乐，决定去比利时西北的古老城市布鲁日，选定在圣安德诺隐修道院，做一位职业天主教修士。
陆征祥在修道院里历经8年的艰苦修行，得以晋升为神父。1946年，陆征祥领授罗马教皇委托为比利时刚城圣伯多禄修道院大主教。1949年1月，陆征祥在大主教任上病逝于布鲁日的圣芳济修女医院中，终年79岁，安葬于圣安德诺隐修道院的院长墓园里．结束了他由中国北洋政府外交官到比利时天主教大主教，极富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