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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官庄旗地，是对所有权属于八旗土地的通称，是清代的一种特殊土地所有制度。它随着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的建立而产生，入关后又因“圈地令”的推行而发展壮大，进而成为整个八旗社会赖以维系的一大要素。就东北地区而言，官庄旗地的出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边疆地区的土地开发与经济增长。但其相对落后的组织形态和生产方式使其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落伍者，在清中叶以后逐渐衰落，最终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
关键词：官庄；旗地；东北；土地开发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8）02 — 0005 — 03
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农业往往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础。崛起于白山黑水的满洲民族虽然是渔猎为主的民族，但农业在其崛起的过程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官庄旗地作为八旗组织的经济基础，占据了重要地位。
一、龙兴之地的宏业——官庄旗地的产生与初步发展
明朝末年，努尔哈赤在女真贵族原有的“农幕”的基础上，建立大汗专属的“汗庄”和女真各大贵族所属的“贝勒庄”〔1〕，此即官庄之前身。至皇太极时期，随着民族政策的调整与后金势力的扩张，官庄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分布范围扩大到辽西地区，且改变了此前落后的编庄方式。可以说，官庄的发展壮大为清王朝的建立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旗地，则一般是指被旗人所圈占的土地，与官庄合称为“官庄旗地”，但其范围要远大于官庄。一般旗人之土地皆属旗地，其本质上是指清代一种特殊的土地所有制度。这种土地制度亦是萌芽于努尔哈赤时期。萨尔浒大战后，后金军先后攻克沈阳、辽阳〔2〕。随着占有地的不断扩张，女真贵族与八旗兵士对于土地以及财富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努尔哈赤颁布了“计丁授田谕”〔3〕，从而使八旗人丁获得了较为稳定的主要农业生产资料——土地。而这些被圈定的土地，即可称为“旗地”。
旗地作为一种特殊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旗人只是旗地的使用者，可世袭但不许买卖；第二，使用者不向国家缴纳赋税。旗地产品作为劳役地租，归农奴主所有。但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个显著的矛盾——“旗人不习耕种”。更有甚者只是把分配到的旗地作为“牧猎放鹰往来下管之所”，以致造成了“满洲兵丁虽分给土地，而历年并未收成”的局面。甚至部分已有旗地的旗人口粮仍需朝廷供给，而原来土地上世代从事生产的汉民却因土地被圈而流离失所。在圈地的过程中，满洲统治者还逼民带地投充，使许多自耕农变成了满族贵族的农奴。一些地方的狡黠无赖之徒，则乘机诈取他人土地进行投充，自己充当庄头。〔4〕
清军入关后，多尔衮于顺治元年（1644年）“设指圈之令”〔5〕，“命给事中、御史等官履勘畿内地亩，从公指圈。”〔6〕总体来看，清初圈地主要有“圈补”、“全换”和“圈占”三种形式。〔7〕而清廷的所谓“履勘”，事实上是既不“履”，也不“勘”。只是“跑馬圈地”而已，马力所至就是“从公指圈”的范围。〔10〕
而这一时期的东北地区，由于被清王朝视为龙兴之地，进而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土地管理规划。如顺治元年，清廷在盛京设各类官庄184个，并设隶属于工部的永陵官庄。〔8〕“圈地令”的实施，对于清王朝巩固政权无疑有着积极意义，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到“渔猎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之中。〔9〕传统汉族农耕社会以及故明的士大夫进行了艰难的抉择与抗争。
虽然清廷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废除了“圈地令”，但名目各异的“皇庄”、“王庄”、“官庄”以及林林总总的旗人土地仍有着广泛的分布。单就黑龙江地区而言，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诏令出征罗刹官兵同汉军披甲在爱珲永戍，筑城屯田。此即黑龙江旗地的设置之始。此后，随着驻防日众，旗地数额也日渐增长。〔11〕
二、流放者的土地——黑龙江地区官庄旗地的进一步开发
对于清代黑龙江地区的官庄旗地与土地开发的历史，笔者认为是与流人息息相关的。
首先，在这一过程中，流人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清代东北流人，特指因不满清朝统治或触犯清廷刑律处以流放等刑罚，发配到东北地区的罪犯。除罪犯本身外，大量犯人家属亦随同来到东北。尚阳堡（今辽宁省开原市）、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卜奎（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等城镇，都曾是清代流人的主要存身之所。
随着大量流人的迁入，极大地促进了官庄旗地的发展与土地开发，但在这一过程中，流人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遭到了残酷的剥削。史载“官庄人皆骨瘦如柴”，〔12〕“一年到头，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烧石灰、烧炭，并无半刻空闲日子。”〔13〕甚至出现了“（江南女子）春余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皆中华富贵家裔也”的惨剧。〔14〕据统计，这一时期中原各省在东北各流放地已到了“无省无人”的地步，整个清代东北流人的总数当在150万以上。〔15〕由此可见，在东北地区的土地开发过程中，流人是重要的劳动力和技术人员，对东北地区的土地开发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设立黑龙江将军后，至三十八年（1699年），黑龙江将军、副都统，皆自墨尔根移驻齐齐哈尔。至此，黑龙江驻防八旗之制度确立，旗地亦随之增长。官庄旗地虽然名目各异，但是总体的数量仍较多。仅据乾隆十八年《郑亲王府东省地亩底册》记载：“正红旗界三家子原红册地二十九日。老城界赶马河处马二岱领名原红册地一百八十日。” 〔16〕一日约合六亩。至乾隆四十八年之前，整个黑龙江地区的旗地已达172 719日。〔17〕就官庄而言，乾嘉时期，齐齐哈尔有官庄30处，墨尔根有15处，黑龙江有40处，呼兰有15处。〔18〕这些记载足见当时官庄旗地星罗棋布的繁盛局面。
但此时也出现了官庄旗地的私有化现象。清初即有旗人不交产的规定，即旗人之间不允许将官庄旗地私有化以及进行私下的土地交易。至康熙九年（1670年），清廷放开禁令，准许旗地在本旗之内买卖，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又准许在八旗之间互相买卖。至乾嘉以后，社会风气渐变，八旗官员大量购置田产，汉族官僚地主也竞相效仿购置土地。 实际上，早在顺治、康熙年间，东北地区的官庄旗地就已出现了向民地转化的趋势。起初主要是部分官庄地变为庄头私有，庄头们往往私占了许多的地，也有许多庄头将多占的官荒地出卖，由“二地主”变成了地主。清末民初的官庄旗地的“丈放”，往往也是照顾庄头私占土地的现实，先从庄头报领，许多庄头由此转化为地主。〔19〕
总之，这一时期黑龙江地区的土地开发仍以官庄旗地为主，由于流人的大量涌入，推动了农业经济在这一时期也获得了较大发展。但此时的清王朝已经处于“大争之世”、“变革之世”的前夜，风卷雨击中，历史默然转身，近代的帷幕渐渐拉开。
三、无可奈何花落去——黑龙江地区官庄旗地的渐衰及消亡
经历了康乾盛世的繁华，清王朝内部的财政与经济状况逐渐恶化，而作为帝国统治根基之一的官庄旗地的发展也进入了进退维谷的局面。
首先是包括八旗人丁在内的全国人口的不断增长。一些学者甚至将乾隆统治后期称为“饥饿的盛世”。〔20〕延至道光年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历史进入近代。随着阶级分化的加剧，以及下层旗人的不断破产，虽有严禁一般旗人私售之令，但旗地的变相典卖已经不断发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官庄旗地的开发与八旗制度的存废相始终的。因此，旗人始终也在官庄旗地的开发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众所周知，清朝能够有粮饷可拿的满族人，仅限八旗中的士兵。清朝确立八旗常备兵制后，“旗兵成为吃粮当差的现役军人，余丁则是无差无饷的旗下平民。”〔21〕以黑龙江地区为例，从顺治九年（1652年）起，八旗兵丁驻防吉林，康熙二十二年驻防黑龙江，携家戍守，开垦荒地为生，后陆续设置旗地、官庄。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耕地面积达到61万多垧。这主要是由八旗人丁及其家奴开垦出来的。〔22〕据乾隆四十五年的资料统计，仅黑龙江地区就开垦旗地172 719垧，官庄 136所，推算田地应为20 000余垧；驿站田地7 098垧，共计耕地20万垧。以满族为主体的劳动人民，在辽阔的原野上，建立起若干农业点。截至道光元年（1821年），吉林、奉天旗丁到双城堡（今哈尔滨市双城区）耕垦的，已有3000户，一万多人。〔23〕由此可见，直到道光、咸丰年间，官庄旗地在黑龙江地区依然占有较大的经济比重。
自康熙朝始，旗人生计问题便愈演愈烈。八旗制度虽为夺得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八旗子弟却也因制度而走向腐化和没落”〔24〕。据记载，当时山东青州的驻防旗人“因粮饷缺乏，已将所有物件变卖糊口。现在无可折变，衣敝履穿，形同乞丐”〔25〕。此外，当近代西方殖民势力入侵，清廷出现统治危机时，传统以弓马娴熟见称的八旗已不能满足需要，对八旗的传统包养制度也随之松动。而作为旗人根本的旗地，在清末阶级分化加剧和下层旗人不断破产的形势下，虽有严禁私售之令，但变相典卖已不断发生。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又准许一般旗地买卖，为私人购地及地主兼并土地，提供了方便。〔26〕
综上所述，官庄旗地随着八旗制度的初创，产生于东北“龙兴之地”。作为八旗制度的经济基础之一，其在清王朝崛起东北，入主中原，进而巩固全国统治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入关后，随着京师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制度的日益完善，官庄旗地亦随之遍布全国各驻防要点，达到极盛。然而，相较于封建经济关系而言，官庄旗地毕竟是一种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随着八旗汉化趋势的加深，官庄旗地也日渐向民地转化。
就关外的东北地区而言，虽然清廷的封禁政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护了官庄旗地。但随着大批流人的出关，特别是近代以来清廷解除封禁、开放官荒，加之民垦和盗典。“封建国家、八旗贵族以及八旗官兵的土地占有制日趋破坏，而非身份性的私人地主和自耕农经济却日益发展。” 〔27〕这也为新经济因素——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官庄旗地，最终在近代“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走向了消亡。但从历史的长时段着眼，官庄旗地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扮演着生产者的角色，对黑龙江乃至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发展与土地开发而言，是有积极作用的。
〔参 考 文 献〕
〔1〕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7）〔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78：56.
〔2〕台湾三军大学，编.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十五卷）〔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35.
〔3〕满文老档（译注本） 〔M〕.北京：中华书局，1990：219-220.
〔4〕阎崇年.努尔哈赤全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269-271.
〔5〕〔6〕顾诚.南明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94.
〔7〕〔10〕田瑶.清初的土地政策及其影响〔J〕.法学，2011，（12）.
〔8〕〔9〕阎崇年.大故宫〔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59-77.
〔11〕〔17〕李治亭.东北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506-507-510.
〔12〕方式济.龙沙纪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1：106.
〔13〕杨宾.柳边纪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5：192.
〔14〕方拱乾.宁古塔志（昭代丛书·丙集，卷二十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5〕李興盛.东北流人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268.
〔16〕〔19〕胡绍曾.齐齐哈尔经济史〔M〕.哈尔滨：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出版社，1991：47-49.
〔18〕西清.黑龙江外记〔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20〕张宏杰.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16：11.
〔21〕谢景芳.清代八旗汉军的瓦解及其社会影响〔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05）.
〔22〕〔23〕〔25〕民族史编写组.满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62-78-128.
〔24〕罗尔纲.绿营兵志〔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1：346.
〔26〕〔27〕衣保中.弛禁放荒与东北地区资本主义的产生〔J〕.吉林大学学报，2014，（07）.
〔责任编辑：张 港〕
关键词：官庄；旗地；东北；土地开发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8）02 — 0005 — 03
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农业往往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础。崛起于白山黑水的满洲民族虽然是渔猎为主的民族，但农业在其崛起的过程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官庄旗地作为八旗组织的经济基础，占据了重要地位。
一、龙兴之地的宏业——官庄旗地的产生与初步发展
明朝末年，努尔哈赤在女真贵族原有的“农幕”的基础上，建立大汗专属的“汗庄”和女真各大贵族所属的“贝勒庄”〔1〕，此即官庄之前身。至皇太极时期，随着民族政策的调整与后金势力的扩张，官庄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分布范围扩大到辽西地区，且改变了此前落后的编庄方式。可以说，官庄的发展壮大为清王朝的建立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旗地，则一般是指被旗人所圈占的土地，与官庄合称为“官庄旗地”，但其范围要远大于官庄。一般旗人之土地皆属旗地，其本质上是指清代一种特殊的土地所有制度。这种土地制度亦是萌芽于努尔哈赤时期。萨尔浒大战后，后金军先后攻克沈阳、辽阳〔2〕。随着占有地的不断扩张，女真贵族与八旗兵士对于土地以及财富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努尔哈赤颁布了“计丁授田谕”〔3〕，从而使八旗人丁获得了较为稳定的主要农业生产资料——土地。而这些被圈定的土地，即可称为“旗地”。
旗地作为一种特殊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旗人只是旗地的使用者，可世袭但不许买卖；第二，使用者不向国家缴纳赋税。旗地产品作为劳役地租，归农奴主所有。但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个显著的矛盾——“旗人不习耕种”。更有甚者只是把分配到的旗地作为“牧猎放鹰往来下管之所”，以致造成了“满洲兵丁虽分给土地，而历年并未收成”的局面。甚至部分已有旗地的旗人口粮仍需朝廷供给，而原来土地上世代从事生产的汉民却因土地被圈而流离失所。在圈地的过程中，满洲统治者还逼民带地投充，使许多自耕农变成了满族贵族的农奴。一些地方的狡黠无赖之徒，则乘机诈取他人土地进行投充，自己充当庄头。〔4〕
清军入关后，多尔衮于顺治元年（1644年）“设指圈之令”〔5〕，“命给事中、御史等官履勘畿内地亩，从公指圈。”〔6〕总体来看，清初圈地主要有“圈补”、“全换”和“圈占”三种形式。〔7〕而清廷的所谓“履勘”，事实上是既不“履”，也不“勘”。只是“跑馬圈地”而已，马力所至就是“从公指圈”的范围。〔10〕
而这一时期的东北地区，由于被清王朝视为龙兴之地，进而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土地管理规划。如顺治元年，清廷在盛京设各类官庄184个，并设隶属于工部的永陵官庄。〔8〕“圈地令”的实施，对于清王朝巩固政权无疑有着积极意义，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到“渔猎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之中。〔9〕传统汉族农耕社会以及故明的士大夫进行了艰难的抉择与抗争。
虽然清廷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废除了“圈地令”，但名目各异的“皇庄”、“王庄”、“官庄”以及林林总总的旗人土地仍有着广泛的分布。单就黑龙江地区而言，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诏令出征罗刹官兵同汉军披甲在爱珲永戍，筑城屯田。此即黑龙江旗地的设置之始。此后，随着驻防日众，旗地数额也日渐增长。〔11〕
二、流放者的土地——黑龙江地区官庄旗地的进一步开发
对于清代黑龙江地区的官庄旗地与土地开发的历史，笔者认为是与流人息息相关的。
首先，在这一过程中，流人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清代东北流人，特指因不满清朝统治或触犯清廷刑律处以流放等刑罚，发配到东北地区的罪犯。除罪犯本身外，大量犯人家属亦随同来到东北。尚阳堡（今辽宁省开原市）、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卜奎（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等城镇，都曾是清代流人的主要存身之所。
随着大量流人的迁入，极大地促进了官庄旗地的发展与土地开发，但在这一过程中，流人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遭到了残酷的剥削。史载“官庄人皆骨瘦如柴”，〔12〕“一年到头，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烧石灰、烧炭，并无半刻空闲日子。”〔13〕甚至出现了“（江南女子）春余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皆中华富贵家裔也”的惨剧。〔14〕据统计，这一时期中原各省在东北各流放地已到了“无省无人”的地步，整个清代东北流人的总数当在150万以上。〔15〕由此可见，在东北地区的土地开发过程中，流人是重要的劳动力和技术人员，对东北地区的土地开发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设立黑龙江将军后，至三十八年（1699年），黑龙江将军、副都统，皆自墨尔根移驻齐齐哈尔。至此，黑龙江驻防八旗之制度确立，旗地亦随之增长。官庄旗地虽然名目各异，但是总体的数量仍较多。仅据乾隆十八年《郑亲王府东省地亩底册》记载：“正红旗界三家子原红册地二十九日。老城界赶马河处马二岱领名原红册地一百八十日。” 〔16〕一日约合六亩。至乾隆四十八年之前，整个黑龙江地区的旗地已达172 719日。〔17〕就官庄而言，乾嘉时期，齐齐哈尔有官庄30处，墨尔根有15处，黑龙江有40处，呼兰有15处。〔18〕这些记载足见当时官庄旗地星罗棋布的繁盛局面。
但此时也出现了官庄旗地的私有化现象。清初即有旗人不交产的规定，即旗人之间不允许将官庄旗地私有化以及进行私下的土地交易。至康熙九年（1670年），清廷放开禁令，准许旗地在本旗之内买卖，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又准许在八旗之间互相买卖。至乾嘉以后，社会风气渐变，八旗官员大量购置田产，汉族官僚地主也竞相效仿购置土地。 实际上，早在顺治、康熙年间，东北地区的官庄旗地就已出现了向民地转化的趋势。起初主要是部分官庄地变为庄头私有，庄头们往往私占了许多的地，也有许多庄头将多占的官荒地出卖，由“二地主”变成了地主。清末民初的官庄旗地的“丈放”，往往也是照顾庄头私占土地的现实，先从庄头报领，许多庄头由此转化为地主。〔19〕
总之，这一时期黑龙江地区的土地开发仍以官庄旗地为主，由于流人的大量涌入，推动了农业经济在这一时期也获得了较大发展。但此时的清王朝已经处于“大争之世”、“变革之世”的前夜，风卷雨击中，历史默然转身，近代的帷幕渐渐拉开。
三、无可奈何花落去——黑龙江地区官庄旗地的渐衰及消亡
经历了康乾盛世的繁华，清王朝内部的财政与经济状况逐渐恶化，而作为帝国统治根基之一的官庄旗地的发展也进入了进退维谷的局面。
首先是包括八旗人丁在内的全国人口的不断增长。一些学者甚至将乾隆统治后期称为“饥饿的盛世”。〔20〕延至道光年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历史进入近代。随着阶级分化的加剧，以及下层旗人的不断破产，虽有严禁一般旗人私售之令，但旗地的变相典卖已经不断发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官庄旗地的开发与八旗制度的存废相始终的。因此，旗人始终也在官庄旗地的开发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众所周知，清朝能够有粮饷可拿的满族人，仅限八旗中的士兵。清朝确立八旗常备兵制后，“旗兵成为吃粮当差的现役军人，余丁则是无差无饷的旗下平民。”〔21〕以黑龙江地区为例，从顺治九年（1652年）起，八旗兵丁驻防吉林，康熙二十二年驻防黑龙江，携家戍守，开垦荒地为生，后陆续设置旗地、官庄。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耕地面积达到61万多垧。这主要是由八旗人丁及其家奴开垦出来的。〔22〕据乾隆四十五年的资料统计，仅黑龙江地区就开垦旗地172 719垧，官庄 136所，推算田地应为20 000余垧；驿站田地7 098垧，共计耕地20万垧。以满族为主体的劳动人民，在辽阔的原野上，建立起若干农业点。截至道光元年（1821年），吉林、奉天旗丁到双城堡（今哈尔滨市双城区）耕垦的，已有3000户，一万多人。〔23〕由此可见，直到道光、咸丰年间，官庄旗地在黑龙江地区依然占有较大的经济比重。
自康熙朝始，旗人生计问题便愈演愈烈。八旗制度虽为夺得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八旗子弟却也因制度而走向腐化和没落”〔24〕。据记载，当时山东青州的驻防旗人“因粮饷缺乏，已将所有物件变卖糊口。现在无可折变，衣敝履穿，形同乞丐”〔25〕。此外，当近代西方殖民势力入侵，清廷出现统治危机时，传统以弓马娴熟见称的八旗已不能满足需要，对八旗的传统包养制度也随之松动。而作为旗人根本的旗地，在清末阶级分化加剧和下层旗人不断破产的形势下，虽有严禁私售之令，但变相典卖已不断发生。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又准许一般旗地买卖，为私人购地及地主兼并土地，提供了方便。〔26〕
综上所述，官庄旗地随着八旗制度的初创，产生于东北“龙兴之地”。作为八旗制度的经济基础之一，其在清王朝崛起东北，入主中原，进而巩固全国统治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入关后，随着京师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制度的日益完善，官庄旗地亦随之遍布全国各驻防要点，达到极盛。然而，相较于封建经济关系而言，官庄旗地毕竟是一种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随着八旗汉化趋势的加深，官庄旗地也日渐向民地转化。
就关外的东北地区而言，虽然清廷的封禁政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护了官庄旗地。但随着大批流人的出关，特别是近代以来清廷解除封禁、开放官荒，加之民垦和盗典。“封建国家、八旗贵族以及八旗官兵的土地占有制日趋破坏，而非身份性的私人地主和自耕农经济却日益发展。” 〔27〕这也为新经济因素——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官庄旗地，最终在近代“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走向了消亡。但从历史的长时段着眼，官庄旗地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扮演着生产者的角色，对黑龙江乃至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发展与土地开发而言，是有积极作用的。
〔参 考 文 献〕
〔1〕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7）〔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78：56.
〔2〕台湾三军大学，编.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十五卷）〔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35.
〔3〕满文老档（译注本） 〔M〕.北京：中华书局，1990：219-220.
〔4〕阎崇年.努尔哈赤全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269-271.
〔5〕〔6〕顾诚.南明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94.
〔7〕〔10〕田瑶.清初的土地政策及其影响〔J〕.法学，2011，（12）.
〔8〕〔9〕阎崇年.大故宫〔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59-77.
〔11〕〔17〕李治亭.东北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506-507-510.
〔12〕方式济.龙沙纪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1：106.
〔13〕杨宾.柳边纪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5：192.
〔14〕方拱乾.宁古塔志（昭代丛书·丙集，卷二十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5〕李興盛.东北流人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268.
〔16〕〔19〕胡绍曾.齐齐哈尔经济史〔M〕.哈尔滨：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出版社，1991：47-49.
〔18〕西清.黑龙江外记〔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20〕张宏杰.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16：11.
〔21〕谢景芳.清代八旗汉军的瓦解及其社会影响〔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05）.
〔22〕〔23〕〔25〕民族史编写组.满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62-78-128.
〔24〕罗尔纲.绿营兵志〔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1：346.
〔26〕〔27〕衣保中.弛禁放荒与东北地区资本主义的产生〔J〕.吉林大学学报，2014，（07）.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