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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认为，中国电影正在从非常态走向新常态，中国电影不是脱离社会语境而存在的文化类型，一定是跟随社会整体进步而进步的。实际上，对电影的期望应该与对社会整体的期望保持一致，中国人变多好，中国电影才能变多好！
【关键词】电影票房；互联网；杰作；新常态
一、2016年的票房下滑并不意味着中国电影走向下坡路
有人认为，2016年票房下滑是电影泡沫消失，中国电影最终还是走了下坡路，对此笔者并不完全认同。中国电影的拐点还没有到来，当下只是非常态的增速终止。2015年加速发展后的互联网介入带来报复式下滑，2016年保持在8%—10%的增长就说明是正常的，2015年呈现的是一种非常态状况。
笔者在2016年初的电影报告里谈到，2016年的票房预计达600亿是过于乐观的估计，而达到480亿是有可能的，过500亿会有难度。但两年时间内，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当下，行业的过于分散诱发了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但依旧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好兆头。在我国文化传媒的整体生态下，四级办文化、条块办文化导致中国文化业不能整合，做不大、做不强的原因在于，即便做得再好也不能收购，滋生了恶性竞争。而与之相反的是，电影和互联网的寡头高度同步且依托自身高度的市场化基因，反而能够做大做强。
二、中国电影的发展从曾经的“奄奄一息”中走来
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电影质量不高，生产了大量粗制滥造的作品，愿意传播、分享的精品影片远远无法满足电影受众的需求。批评和质疑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却容易忽略对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关注。2000年前后，中国人进电影院的年平均次数未超过5次，愿意付费观看的也只有冯小刚导演的贺岁片。用“奄奄一息”形容当时的中国电影一点也不过分。当时，中国只有1000余块银幕常规放映电影，而电影生产最低迷时期每年仅有40部，并且还是依靠国家专项基金资助和政府扶持，普通百姓已不再选择进入电影院观影。电影远离日常生活，影响力较小，因此导演和演员都放弃电影而纷纷投奔了电视剧。2002年，在全方位市场化改革的大趋势下，中国电影成为传统文化领域众行业中唯一的全产业链推向市场并向社会开放的行业，而且连续14年保持平均30%的增长速度，从全年不到5亿的票房变成了2015年的440亿票房，从受众全年不到1亿人次增长到2015年的13亿人次，2016年提升至15亿人次。这些数据充分体现了中国电影的绝境逢生，市场化改革给中国电影带来了春天。
在中国做电影不容易，世界上电影发展较好国家的环境与中国大不相同。我国拥有众多免费电视频道，每天每个电视频道以4至6集的量播放电视剧，而反观美剧是周播或季播。国外用有限的电视剧供给满足受众对电影的多元化诉求，付费频道的电影和剧情作品要晚于院线6至8个月。中国大量廉价的电影替代品驱使受众放弃需要付费的电影，加上盗版电影量大、专业化程度高、服务质量好，都是许多其他国家少有的。即便如此，中国电影仍然创造了世界奇迹，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全球过去五年票房平均增长5%，中国则是30%，所以在这5%的增幅中，中国贡献了80%的力量。市场的广阔也成为好莱坞大片进军中国的吸引力。
三、《百鸟朝凤》产生的影响力离不开互联网的助推
欧美国家互联网对传统媒体产生的冲击较中国势弱，报社没有衰亡，依旧控制着内容。互联网对电视冲击少，原因在于电视台不把内容提供给第三方平台，但中国互联网网络对电视功能的习惯性替代已经形成常态，电视成了视频网站的广告平台。如《芈月传》《欢乐颂》这些热播剧在互联网拥有上百亿次以上的点击率，电视台成功地把观众变成互联网用户，自身却发挥着广告平台的作用。而电影恰恰相反，互联网参与电影的各个环节，从投资生产营销一直到2015年的数十亿票补，增加了观影频次，使票房出现非常态增长。互联网介入电影之前，电影营销方式是覆盖式、传统式的，比如尽管每年大片的观赏质量不佳，但在可选择影片少、覆盖面小的情况下，观众依旧会选择观看。自2014年开始，互联网点对点式传播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覆盖式传播，所以这两年口碑对观眾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一般人的预料，昔日大覆盖的大片有时会票房走低，反而一些开始宣传做得一般的电影却出现票房逆袭的现象。
上述情况使艺术片拥有了获得生机的机会。如制片人方励惊天一跪的《百鸟朝凤》，四年前笔者做华表奖评委时曾看过。当时组委会想给这部电影评奖，可是评奖规则规定影片必须公映，且有500万以上票房，评委对此争议非常大。四年后吴天明导演去世后这部电影才上映，借助互联网点对点口碑传播，方励一跪引发了大动静。如果在三年前，别说他下跪就是上吊也没用，因为信息传播不到位。借力点对点传播，这部电影产生了不错的口碑，即便有些人不喜欢，都不忍心说不好，因为拍得诚恳，讲的是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尊重与传承。虽然存在制作成本低、拍摄手法老等不足，但是依托口碑的影响依旧得到了较多肯定。
互联网与电影业为什么相亲相爱，而不像与别的媒介那样相克相杀，原因非常简单：二者都是高度的市场化。互联网与电影一拍即合，它们之间的眉来眼去、并购收购非常频繁，但电视做不到。原因在于，互联网与电视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电视台是国有的事业单位，互联网与电视相互之间的竞争不只是媒介的竞争，更是体制之间的竞争。此外，电影观众的年龄群和互联网的用户群高度重叠，气质上更容易接近。
四、烂片大行其道原因在于拍电影不为赚钱
天价片酬的形成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推动。成熟的市场经济一般都会考虑投入产出比，但是电影现在成为一种金融工具，成为影响力杠杆，许多人投资电影并不指望靠电影票房把钱赚回来，关心的只是影响力及背后的附加值。电影是雷声大雨点小的文化产品，雨点就是直接经济价值，雷声就是影响力。电影的巨大影响力能给城市带来声誉，给部门带来奖项，给企业带来荣耀，可以吸引明星资源。拍过电影的公司上市股票溢价能力就会提升，可见拍电影能够给相关主体带来政治、经济价值。 大量行业外资本进入电影，造成电影泡沫、资本过剩、急功近利，使得中国电影平均水平被拉低，影片大量粗制滥造。好莱坞不允许行业外资本直接注入电影项目，投资者可以把钱注入基金，再用基金的钱拍电影。换句话说，就是投资者无法干预创作。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的出品单位没有行业外机构，而中国缺乏成熟的行业体系，没有专人过滤，各种资本纷纷进入，领导政绩、企业宣传、个人私利等杂乱的拍摄目的夹杂其中，最终导致电影业的复杂现状。
五、过度商业化导致精品与杰作匮乏
中国电影产品过度商业化。虽然票房增长40倍，但中国电影版权销售收入很少，这在全世界也很奇特。欧美国家一部电影在影院的票房收入只占30%左右，中国却达85%，基本靠影院回收，导致的结果就是急功近利做预售保底，丝毫不关心观众的评价，所有电影生产和发行的目的就是让观众走进影院。
当下，互联网公关公司努力引导舆论、打造口碑，形成了火爆的人气，但也应该对这些公关公司保持怀疑的态度。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朋友圈，但朋友圈也有许多人被公关，公关无处不在，然而相对之前的状况有所改善。
六、社会远比电影审查委员更挑剔
杰作匮乏不仅仅是过度商业化所导致的，杰作出现需要时代背景。《我不是潘金莲》的上映经历了紧张、漫长、反复的修改与审查。负责人不敢签字准予通过，原因不是电影审查委員会保守，而是认为万一一个关卡放过了，还有比这道门坎更严格的社会审查员的审核。事实就是这样，不是电影审查委员会对电影过度挑剔，而是社会远远比他们更为挑剔。《让子弹飞》当年虽然通过了审查，但审查过程中社会审查员向有关部门汇报该影片处处影射社会现实。后来，专门请专家考证了马识途小说原著的真实性，这个事就很麻烦。
有些人只是借助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或在亲密人际圈中表达不满的态度，而有些人会不厌其烦地向相关部门反映不满态度直到有所动作。这个社会需要宽容、需要多元，那种执着地必欲置一部电影死而后快的态度是极不可取的。《我不是潘金莲》做足了舆论准备，但依然有许多网民认为影片缺乏现实主义精神。
七、价值观混乱导致电影粗俗粗鄙
中国国情非常复杂，电影不是管理者或者某一个人、某几个人、某一群人能够控制的。由于价值观的多元，朋友圈经常出现舆情反转。一个没有共识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杰作的。众所周知，浪漫主义、文艺复兴、思想解放运动都是处于有社会基本共识的时代，没有基本共识就无杰作可言，只能是消遣之作。同样，在其他领域也不会产生杰作，莫言能够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靠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
价值观混乱造成同质化、粗俗化、粗鄙化。或许，有些人认为这就是商业化，其实所有电影的本质一定是人——人的情感和人的命运。即便那些奇观化的电影，仍然把人的命运作为主载体。笔者曾观看过一部电影，讲一个骗子从头骗到尾不受惩罚，还把最漂亮的姑娘娶回去。不受惩罚就能得到最好的是价值观问题，这在全世界是不存在的。失恋了怎么办？泡妞、嫖娼、车震，然后就治愈了爱情的创伤；爱高富帅，高帅之外一定加上富，为了追求“富”不惜卑躬屈膝，这些剧情完全讲不通。美国电影很注意这些细节，不会让爱情瞬间变成爱财富，一定是在自由平等状况下写人的状态。
我国的电影整体呈现两大类倾向：其一，健康娱乐较少；其二，任何非道德行为都敢表达，任何非道德事情都敢表现。娱乐本身没问题，中国电影缺的是健康娱乐的底线，而这个健康体现在人道主义方面，其核心是对每个个体生命权、自由权的尊重，这个尊重是一切核心价值观的前提，没有对个体的尊重，就不可能创造现代文明。当下，多元的价值观并没有建立在现代文明的常识之上，回到常识是当务之急，不能离得越来越远，否则将找不到方向。多元化是用常识做基础的，不可脱离常识讲多元化、讲对个体的尊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
中国电影不是脱离社会语境而存在的文化类型，一定是跟随社会整体进步而进步的。实际上，对电影的期望应该与对社会整体的期望保持一致。中国人变多好，中国电影才能变多好！
（作者尹鸿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陆文静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特约编辑：纪海虹；责任编辑：李 林】
【关键词】电影票房；互联网；杰作；新常态
一、2016年的票房下滑并不意味着中国电影走向下坡路
有人认为，2016年票房下滑是电影泡沫消失，中国电影最终还是走了下坡路，对此笔者并不完全认同。中国电影的拐点还没有到来，当下只是非常态的增速终止。2015年加速发展后的互联网介入带来报复式下滑，2016年保持在8%—10%的增长就说明是正常的，2015年呈现的是一种非常态状况。
笔者在2016年初的电影报告里谈到，2016年的票房预计达600亿是过于乐观的估计，而达到480亿是有可能的，过500亿会有难度。但两年时间内，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当下，行业的过于分散诱发了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但依旧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好兆头。在我国文化传媒的整体生态下，四级办文化、条块办文化导致中国文化业不能整合，做不大、做不强的原因在于，即便做得再好也不能收购，滋生了恶性竞争。而与之相反的是，电影和互联网的寡头高度同步且依托自身高度的市场化基因，反而能够做大做强。
二、中国电影的发展从曾经的“奄奄一息”中走来
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电影质量不高，生产了大量粗制滥造的作品，愿意传播、分享的精品影片远远无法满足电影受众的需求。批评和质疑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却容易忽略对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关注。2000年前后，中国人进电影院的年平均次数未超过5次，愿意付费观看的也只有冯小刚导演的贺岁片。用“奄奄一息”形容当时的中国电影一点也不过分。当时，中国只有1000余块银幕常规放映电影，而电影生产最低迷时期每年仅有40部，并且还是依靠国家专项基金资助和政府扶持，普通百姓已不再选择进入电影院观影。电影远离日常生活，影响力较小，因此导演和演员都放弃电影而纷纷投奔了电视剧。2002年，在全方位市场化改革的大趋势下，中国电影成为传统文化领域众行业中唯一的全产业链推向市场并向社会开放的行业，而且连续14年保持平均30%的增长速度，从全年不到5亿的票房变成了2015年的440亿票房，从受众全年不到1亿人次增长到2015年的13亿人次，2016年提升至15亿人次。这些数据充分体现了中国电影的绝境逢生，市场化改革给中国电影带来了春天。
在中国做电影不容易，世界上电影发展较好国家的环境与中国大不相同。我国拥有众多免费电视频道，每天每个电视频道以4至6集的量播放电视剧，而反观美剧是周播或季播。国外用有限的电视剧供给满足受众对电影的多元化诉求，付费频道的电影和剧情作品要晚于院线6至8个月。中国大量廉价的电影替代品驱使受众放弃需要付费的电影，加上盗版电影量大、专业化程度高、服务质量好，都是许多其他国家少有的。即便如此，中国电影仍然创造了世界奇迹，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全球过去五年票房平均增长5%，中国则是30%，所以在这5%的增幅中，中国贡献了80%的力量。市场的广阔也成为好莱坞大片进军中国的吸引力。
三、《百鸟朝凤》产生的影响力离不开互联网的助推
欧美国家互联网对传统媒体产生的冲击较中国势弱，报社没有衰亡，依旧控制着内容。互联网对电视冲击少，原因在于电视台不把内容提供给第三方平台，但中国互联网网络对电视功能的习惯性替代已经形成常态，电视成了视频网站的广告平台。如《芈月传》《欢乐颂》这些热播剧在互联网拥有上百亿次以上的点击率，电视台成功地把观众变成互联网用户，自身却发挥着广告平台的作用。而电影恰恰相反，互联网参与电影的各个环节，从投资生产营销一直到2015年的数十亿票补，增加了观影频次，使票房出现非常态增长。互联网介入电影之前，电影营销方式是覆盖式、传统式的，比如尽管每年大片的观赏质量不佳，但在可选择影片少、覆盖面小的情况下，观众依旧会选择观看。自2014年开始，互联网点对点式传播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覆盖式传播，所以这两年口碑对观眾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一般人的预料，昔日大覆盖的大片有时会票房走低，反而一些开始宣传做得一般的电影却出现票房逆袭的现象。
上述情况使艺术片拥有了获得生机的机会。如制片人方励惊天一跪的《百鸟朝凤》，四年前笔者做华表奖评委时曾看过。当时组委会想给这部电影评奖，可是评奖规则规定影片必须公映，且有500万以上票房，评委对此争议非常大。四年后吴天明导演去世后这部电影才上映，借助互联网点对点口碑传播，方励一跪引发了大动静。如果在三年前，别说他下跪就是上吊也没用，因为信息传播不到位。借力点对点传播，这部电影产生了不错的口碑，即便有些人不喜欢，都不忍心说不好，因为拍得诚恳，讲的是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尊重与传承。虽然存在制作成本低、拍摄手法老等不足，但是依托口碑的影响依旧得到了较多肯定。
互联网与电影业为什么相亲相爱，而不像与别的媒介那样相克相杀，原因非常简单：二者都是高度的市场化。互联网与电影一拍即合，它们之间的眉来眼去、并购收购非常频繁，但电视做不到。原因在于，互联网与电视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电视台是国有的事业单位，互联网与电视相互之间的竞争不只是媒介的竞争，更是体制之间的竞争。此外，电影观众的年龄群和互联网的用户群高度重叠，气质上更容易接近。
四、烂片大行其道原因在于拍电影不为赚钱
天价片酬的形成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推动。成熟的市场经济一般都会考虑投入产出比，但是电影现在成为一种金融工具，成为影响力杠杆，许多人投资电影并不指望靠电影票房把钱赚回来，关心的只是影响力及背后的附加值。电影是雷声大雨点小的文化产品，雨点就是直接经济价值，雷声就是影响力。电影的巨大影响力能给城市带来声誉，给部门带来奖项，给企业带来荣耀，可以吸引明星资源。拍过电影的公司上市股票溢价能力就会提升，可见拍电影能够给相关主体带来政治、经济价值。 大量行业外资本进入电影，造成电影泡沫、资本过剩、急功近利，使得中国电影平均水平被拉低，影片大量粗制滥造。好莱坞不允许行业外资本直接注入电影项目，投资者可以把钱注入基金，再用基金的钱拍电影。换句话说，就是投资者无法干预创作。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的出品单位没有行业外机构，而中国缺乏成熟的行业体系，没有专人过滤，各种资本纷纷进入，领导政绩、企业宣传、个人私利等杂乱的拍摄目的夹杂其中，最终导致电影业的复杂现状。
五、过度商业化导致精品与杰作匮乏
中国电影产品过度商业化。虽然票房增长40倍，但中国电影版权销售收入很少，这在全世界也很奇特。欧美国家一部电影在影院的票房收入只占30%左右，中国却达85%，基本靠影院回收，导致的结果就是急功近利做预售保底，丝毫不关心观众的评价，所有电影生产和发行的目的就是让观众走进影院。
当下，互联网公关公司努力引导舆论、打造口碑，形成了火爆的人气，但也应该对这些公关公司保持怀疑的态度。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朋友圈，但朋友圈也有许多人被公关，公关无处不在，然而相对之前的状况有所改善。
六、社会远比电影审查委员更挑剔
杰作匮乏不仅仅是过度商业化所导致的，杰作出现需要时代背景。《我不是潘金莲》的上映经历了紧张、漫长、反复的修改与审查。负责人不敢签字准予通过，原因不是电影审查委員会保守，而是认为万一一个关卡放过了，还有比这道门坎更严格的社会审查员的审核。事实就是这样，不是电影审查委员会对电影过度挑剔，而是社会远远比他们更为挑剔。《让子弹飞》当年虽然通过了审查，但审查过程中社会审查员向有关部门汇报该影片处处影射社会现实。后来，专门请专家考证了马识途小说原著的真实性，这个事就很麻烦。
有些人只是借助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或在亲密人际圈中表达不满的态度，而有些人会不厌其烦地向相关部门反映不满态度直到有所动作。这个社会需要宽容、需要多元，那种执着地必欲置一部电影死而后快的态度是极不可取的。《我不是潘金莲》做足了舆论准备，但依然有许多网民认为影片缺乏现实主义精神。
七、价值观混乱导致电影粗俗粗鄙
中国国情非常复杂，电影不是管理者或者某一个人、某几个人、某一群人能够控制的。由于价值观的多元，朋友圈经常出现舆情反转。一个没有共识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杰作的。众所周知，浪漫主义、文艺复兴、思想解放运动都是处于有社会基本共识的时代，没有基本共识就无杰作可言，只能是消遣之作。同样，在其他领域也不会产生杰作，莫言能够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靠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
价值观混乱造成同质化、粗俗化、粗鄙化。或许，有些人认为这就是商业化，其实所有电影的本质一定是人——人的情感和人的命运。即便那些奇观化的电影，仍然把人的命运作为主载体。笔者曾观看过一部电影，讲一个骗子从头骗到尾不受惩罚，还把最漂亮的姑娘娶回去。不受惩罚就能得到最好的是价值观问题，这在全世界是不存在的。失恋了怎么办？泡妞、嫖娼、车震，然后就治愈了爱情的创伤；爱高富帅，高帅之外一定加上富，为了追求“富”不惜卑躬屈膝，这些剧情完全讲不通。美国电影很注意这些细节，不会让爱情瞬间变成爱财富，一定是在自由平等状况下写人的状态。
我国的电影整体呈现两大类倾向：其一，健康娱乐较少；其二，任何非道德行为都敢表达，任何非道德事情都敢表现。娱乐本身没问题，中国电影缺的是健康娱乐的底线，而这个健康体现在人道主义方面，其核心是对每个个体生命权、自由权的尊重，这个尊重是一切核心价值观的前提，没有对个体的尊重，就不可能创造现代文明。当下，多元的价值观并没有建立在现代文明的常识之上，回到常识是当务之急，不能离得越来越远，否则将找不到方向。多元化是用常识做基础的，不可脱离常识讲多元化、讲对个体的尊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
中国电影不是脱离社会语境而存在的文化类型，一定是跟随社会整体进步而进步的。实际上，对电影的期望应该与对社会整体的期望保持一致。中国人变多好，中国电影才能变多好！
（作者尹鸿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陆文静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特约编辑：纪海虹；责任编辑：李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