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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影是我国著名的青年女高音歌唱家，多次参加中央台春节联欢晚会，其优美的歌声和光彩照人的形象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的心。然而，她的感情生活却是心中难言的伤痛。丈夫比她大３０多岁，他们的婚姻其实就是当前流行的“亚婚姻”，即缺少感情和正常的性生活，游离于正常婚姻边缘的婚姻状态。近日，她向笔者敞开心扉，讲述了自己这场鲜为人知的痛苦的“亚婚姻”……
男友远赴美国，我嫁给了一位大我３０多岁的音乐权威
我出生于江南水乡一个普通家庭，天生一副好嗓子，是当地有名的“百灵鸟”。１９８６年高中毕业，和我从小青梅竹马的男朋友亦文考上了北京一所名牌高校，我却名落孙山。为了追随男友，同时也为了圆歌星梦，我自费到北京一所艺术学院学声乐。
１９９０年７月，我和亦文双双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京城一家科研单位工作，我因为是自费生，不参加国家统一分配，只得自谋生路，因为持有艺术学院这张王牌，我顺利地成为一家夜总会的主唱歌手。
一个月之后，亦文突然来找我，他犹豫地说：“秋影，我决定去美国留学，签证等一切手续都办好了。”我一下子就哭出声来：“亦文，为了我，留在北京好吗？”他坚决地摇头：“出国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我不能放弃。”事情都到了这种地步，我还能说什么呢？那天晚上，我们彼此把自己交给了对方。
半年后，他突然打电话向我提出了分手，我心如刀绞。此后，亦文就像断线的风筝，一去不复返，我再也没有他任何音讯。
夜总会是个大染缸，就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置身其中，也难保不被污染。每天面对客人无休止的骚扰，我筋疲力尽地与他们周旋，以维持最后一点尊严。我想摆脱这种生存环境，但又不知何去何从，只觉得前途一片渺茫。
１９９１年３月，我在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Ｐａｒｔｙ时，遇上了聂枫。聂枫是我国著名的音乐权威，在一家文化单位任要职，德高望重，我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过他，没想到真实的他平易近人，一串串轻松幽默的话语逗得我捧腹大笑。那个夜晚很温暖，也很快乐。
几天后，我意外地接到了聂枫的传呼，我惊讶地问：“聂枫老师，你找我有事？”电话那头传来聂枫动听的男中音：“秋影，我从你朋友那里知道了你的情况，你这样清纯的女孩不适合在夜总会工作，要是你愿意，我可以为你找份更好的工作。”
半个月后，聂枫果然把我安排到一所音乐中专学校教书，月薪２０００元。来到这个清爽宜人的新环境，我的心情变得十分愉快。
聂枫经常开车来学校接我，带我出去应酬、吃饭、购物，给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终于不再感到孤独了。可是我心中一直难以忘怀初恋男友亦文，虽然他杳无音讯，但我心中的那份牵挂却无时不在。
很快，我和聂枫的事在学校被传得沸沸扬扬。那天，聂枫开车来学校接我时，我委婉地暗示了这件事，他却笑着说：“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不在乎！”接着，他向我讲了他的家庭，原来他与前妻离异已多年，女儿判给了前妻，他至今独身一人。说完，他悄悄地握住了我的手，我抽了几下没有抽出，便不再拒绝。
１９９１年８月，我母亲患了脑瘤，需要立刻动手术。得知消息，我哭得昏天黑地。聂枫果断地说：“马上让你母亲来北京！”当天下午，我和聂枫飞回了家，并于第二天下午带着母亲飞到北京住进了医院。
聂枫为我母亲缴纳了昂贵的医疗费，并和我一起日夜守在医院。手术很成功，一个月后，母亲出院了。离开北京的前夕，母亲问我：“阿影，你是不是跟他在谈恋爱？”我红着脸，不知如何回答。母亲喃喃地说：“聂老师人不错，只是年龄大点。年龄大的男人更会疼人。”母亲的话无异于默认了我和聂枫的关系，我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我们的婚期定在１９９２年的５月１日。４月初，我意外地接到了亦文的电话，我心乱如麻，吞吞吐吐地告诉他：“我就要结婚了。”亦文犹豫了半天，说：“祝贺你！”放下电话，我忍不住哭了……
１９９２年５月１日，我与聂枫在五星级的昆仑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苦苦挣扎，“亚婚姻”的滋味苦涩难言
然而，这场别人眼里的豪华婚姻从一开始就意味着不幸。新婚之夜，聂枫和我缠绵之后撩开被子查看，当看到床单上没有处女红时，他立即脸一沉，什么话也不说，我顿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聂枫原准备和我一起去香港度蜜月，飞机票都买好了，谁知第二天他突然变了卦。我知道他借口有事是假，内心的“处女情结”在作怪是真。婚假没结束，我就提前上班了。来到学校，同事们一窝蜂地围着我，夸我命好，嫁了个好老公。我一边笑着给他们分发喜糖，一边把眼泪往肚子里咽。
很快，我发现自己怀孕了，聂枫开始对我表现出少有的温柔，我沉浸在做母亲的喜悦里。那天，聂枫突然对我说：“秋影，你还年轻，孩子是不是晚一二年再生？我正在给你办理户口和调动，你挺着大肚子，哪个单位肯要你？”聂枫的话合情合理，而且是为我着想，我听从了他的意见，到医院做了人流。
走出手术室，我听见聂枫在走廊里给他母亲打电话：“这么快就怀孕了，谁知道这孩子是不是从她男友那里带来的！”血一下涌到我的头顶，我哆嗦地喊道：“聂枫，你要给我把话说清楚！”走廊里的人把目光齐刷刷地射向我，他赶紧满脸堆笑地走过来，柔声问：“没事吧？”我奋力甩开他的手，独自走了，聂枫尴尬地站在那里。
回到家，我越想越气，向聂枫提出了离婚，他赶紧向我道歉，说以前忽视了我，今后要好好待我。他还说正在帮我办调动，将来要让我出名。在他甜言蜜语的哄骗下，我屈服了。毕竟我不想真离婚。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在聂枫一手操办下，我拥有了北京市户口，并且调到了一家著名的歌舞团担任独唱演员。“你可要好好珍惜，许多人奋斗一辈子都办不成的事，你在一年内全实现了！”望着他那副施恩似的表情，我内心很不舒服。
后来在他的帮助下，我上了中央台春节联欢晚会。我动听的歌声和光彩照人的形象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的心，加上我是聂枫的妻子，在媒体推波助澜的炒作下，我一举成名。聂枫开始频繁地带我出去参加各种应酬，他事业辉煌，身边又有一个年轻貌美的歌星妻子，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美美地陶醉在别人的恭维声中。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只不过是聂枫一件漂亮的外衣，回到家，他就脱下来扔到角落里不管不顾，只有等下次再出去应酬时，才想起我。
１９９６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在对待女儿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都爱女儿。为了不给女儿幼小的心灵造成创伤，我们没有了争吵，开始“冷战”。女儿两岁时，我把她送回娘家，让父母照看。
没有了家庭的温暖，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事业上，一边演出，一边到音乐学院学习。这期间，我的事业蒸蒸日上，推出了几首颇有影响的歌曲。
２０００年５月６日，我从河北演出回来，累得疲惫不堪，聂枫却要我陪他去参加一个活动。我有气无力地说：“我实在太累了，你一个人去吧。”他立刻板着脸说：“我知道你羽毛丰满了，但别忘了，你所有的一切都是谁给的。”我伤感地说：“聂枫，我不是你‘做秀’的外衣，我们是平等的。”
组成一个家庭是不容易的。我竭力想挽救这段姻缘，与聂枫推心置腹地长谈了一夜。聂枫说：“我还是爱你的，只是想起你的过去，我心里就烦躁。我会尽力忘掉它。”我很感动，像一个贤慧的妻子一样照顾他，我们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然而，这种日子是短暂的。很快我们又吵得天翻地覆。我受不了他的霸道、冷漠和以恩人自居的神态。我知道我们的姻缘走到了尽头。
我们很少说话，更谈不上感情交流，一连二三个月没有性生活，偶尔缠绵一次，也像例行公事一样。婚姻对我来说已成了一种负担，我渴望摆脱这失血、苍白的婚姻，但总感觉力不从心。
与聂枫离婚，我会失去好不容易得来的一切。我能在歌坛拥有今天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我痛苦、矛盾地在“亚婚姻”中挣扎。每天夜晚，我的心灵都在进行血腥的搏杀，无声的泪水伴随着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逃不脱啊，我的“亚婚姻”何时是尽头
与聂枫结婚后，亦文成了我内心深处最不愿触及的痛，然而，现实的不如意常让我回忆起曾经的美好时光，回忆起被亦文呵护、关心的温暖感觉。我迫切想知道亦文的消息。２００１年４月，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了亦文的电话，我立刻拨了过去，终于听到了亦文熟悉的声音。我伤感地问：“亦文，你现在过得还好吗？”他说：“还行。你呢？”我忍不住哭出了声……
那天我们通了很久的电话，亦文说他不久就要回国，他在美国留学的日子很苦，至今还没有结婚，他说，当初与我分手，是担心自己不能给我幸福，请我原谅他。其实，一直以来我就没有怪过亦文。一种莫名的欣喜和激动涌上心头。
此后每次与聂枫吵架之后，我都会给亦文打越洋电话，从他那里寻求安慰。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６日，亦文回到了北京，被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聘为行政部门的经理。他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刚好结束在香港的演出，准备回北京。晚上８点，亦文到首都机场接我。我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亦文，他一点没变，依旧那么英俊潇洒，惟一的变化是成熟了。我一头扑进他的怀里，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亦文轻抚着我的脸，心疼地说：“你比以前瘦多了。”
那天晚上，我和亦文手牵手走在北京的街头，我仿佛又回到了初恋的美好岁月，长期郁积在心头的愁云顿时一扫而光。
此后，我经常抽时间和亦文约会，因为我是公众人物，不便于在公共场合露面，我们大多在家里聊天、看电视、听我演唱的歌曲。饿了，亦文就笨手笨脚地给我做饭，我体会到了一种家的温暖，这种温暖只有亦文才能给我。
就这样在聂枫和亦文之间周旋，我知道自己是在玩火，我是个传统的女人，很想断绝与亦文的关系，然而只要亦文一个电话，我就会放下手里的工作不顾一切地赶过去。
聂枫对我的行为似乎有所觉察。２００３年２月，聂枫查了我的手机话费单，给亦文打的话费几乎占了整个话费的三分之二。聂枫阴阳怪气地说：“什么人啊，你给他一打就是一个多小时！”我忍无可忍，和他大吵了起来……
既然脸皮撕破了，我也就豁出去了。我告诉聂枫：“我要和你离婚！”聂枫先是苦苦哀求我，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为了孩子，希望我不要这么绝情，后来见我去意已决，他狠狠地说：“你可别后悔！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
几天后，当我回家拿行李准备搬出去时，竟意外地看见我的母亲和女儿，原来聂枫为了让我回心转意，特意回老家把她们接来的。在妈妈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在女儿的苦苦哀求下，我离婚的决心又动摇了。我又搬回家住了。
当亦文再次问我何时能与他结婚时，我却犹豫地说：“这件事急不得，得慢慢来。”此后，他每次催我离婚，我都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虽然我内心真正爱的人是亦文，但是我又不想伤害女儿，害怕失去现有的一切，我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中。
也许是我太自私了，忽略了亦文的感受。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亦文突然告诉我他要结婚了，新娘不是我，而是一位美丽的大学教师。
亦文彻底离我远去了，我的希望也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后来，聂枫又找了很多亲朋好友，轮番来做我的思想工作，我感到身心都很疲惫，也懒得再提离婚的事了，我把全部心血花在女儿身上，她是我的希望和未来，充实了我孤独、寂寞的日子。但我和聂枫的关系始终没有改善，为了女儿，我们没有争吵，但家里那种冷冰冰的气氛令我窒息。我不知道这种“亚婚姻”何时是个尽头。（因涉及隐私，文中人物系化名）
男友远赴美国，我嫁给了一位大我３０多岁的音乐权威
我出生于江南水乡一个普通家庭，天生一副好嗓子，是当地有名的“百灵鸟”。１９８６年高中毕业，和我从小青梅竹马的男朋友亦文考上了北京一所名牌高校，我却名落孙山。为了追随男友，同时也为了圆歌星梦，我自费到北京一所艺术学院学声乐。
１９９０年７月，我和亦文双双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京城一家科研单位工作，我因为是自费生，不参加国家统一分配，只得自谋生路，因为持有艺术学院这张王牌，我顺利地成为一家夜总会的主唱歌手。
一个月之后，亦文突然来找我，他犹豫地说：“秋影，我决定去美国留学，签证等一切手续都办好了。”我一下子就哭出声来：“亦文，为了我，留在北京好吗？”他坚决地摇头：“出国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我不能放弃。”事情都到了这种地步，我还能说什么呢？那天晚上，我们彼此把自己交给了对方。
半年后，他突然打电话向我提出了分手，我心如刀绞。此后，亦文就像断线的风筝，一去不复返，我再也没有他任何音讯。
夜总会是个大染缸，就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置身其中，也难保不被污染。每天面对客人无休止的骚扰，我筋疲力尽地与他们周旋，以维持最后一点尊严。我想摆脱这种生存环境，但又不知何去何从，只觉得前途一片渺茫。
１９９１年３月，我在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Ｐａｒｔｙ时，遇上了聂枫。聂枫是我国著名的音乐权威，在一家文化单位任要职，德高望重，我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过他，没想到真实的他平易近人，一串串轻松幽默的话语逗得我捧腹大笑。那个夜晚很温暖，也很快乐。
几天后，我意外地接到了聂枫的传呼，我惊讶地问：“聂枫老师，你找我有事？”电话那头传来聂枫动听的男中音：“秋影，我从你朋友那里知道了你的情况，你这样清纯的女孩不适合在夜总会工作，要是你愿意，我可以为你找份更好的工作。”
半个月后，聂枫果然把我安排到一所音乐中专学校教书，月薪２０００元。来到这个清爽宜人的新环境，我的心情变得十分愉快。
聂枫经常开车来学校接我，带我出去应酬、吃饭、购物，给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终于不再感到孤独了。可是我心中一直难以忘怀初恋男友亦文，虽然他杳无音讯，但我心中的那份牵挂却无时不在。
很快，我和聂枫的事在学校被传得沸沸扬扬。那天，聂枫开车来学校接我时，我委婉地暗示了这件事，他却笑着说：“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不在乎！”接着，他向我讲了他的家庭，原来他与前妻离异已多年，女儿判给了前妻，他至今独身一人。说完，他悄悄地握住了我的手，我抽了几下没有抽出，便不再拒绝。
１９９１年８月，我母亲患了脑瘤，需要立刻动手术。得知消息，我哭得昏天黑地。聂枫果断地说：“马上让你母亲来北京！”当天下午，我和聂枫飞回了家，并于第二天下午带着母亲飞到北京住进了医院。
聂枫为我母亲缴纳了昂贵的医疗费，并和我一起日夜守在医院。手术很成功，一个月后，母亲出院了。离开北京的前夕，母亲问我：“阿影，你是不是跟他在谈恋爱？”我红着脸，不知如何回答。母亲喃喃地说：“聂老师人不错，只是年龄大点。年龄大的男人更会疼人。”母亲的话无异于默认了我和聂枫的关系，我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我们的婚期定在１９９２年的５月１日。４月初，我意外地接到了亦文的电话，我心乱如麻，吞吞吐吐地告诉他：“我就要结婚了。”亦文犹豫了半天，说：“祝贺你！”放下电话，我忍不住哭了……
１９９２年５月１日，我与聂枫在五星级的昆仑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苦苦挣扎，“亚婚姻”的滋味苦涩难言
然而，这场别人眼里的豪华婚姻从一开始就意味着不幸。新婚之夜，聂枫和我缠绵之后撩开被子查看，当看到床单上没有处女红时，他立即脸一沉，什么话也不说，我顿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聂枫原准备和我一起去香港度蜜月，飞机票都买好了，谁知第二天他突然变了卦。我知道他借口有事是假，内心的“处女情结”在作怪是真。婚假没结束，我就提前上班了。来到学校，同事们一窝蜂地围着我，夸我命好，嫁了个好老公。我一边笑着给他们分发喜糖，一边把眼泪往肚子里咽。
很快，我发现自己怀孕了，聂枫开始对我表现出少有的温柔，我沉浸在做母亲的喜悦里。那天，聂枫突然对我说：“秋影，你还年轻，孩子是不是晚一二年再生？我正在给你办理户口和调动，你挺着大肚子，哪个单位肯要你？”聂枫的话合情合理，而且是为我着想，我听从了他的意见，到医院做了人流。
走出手术室，我听见聂枫在走廊里给他母亲打电话：“这么快就怀孕了，谁知道这孩子是不是从她男友那里带来的！”血一下涌到我的头顶，我哆嗦地喊道：“聂枫，你要给我把话说清楚！”走廊里的人把目光齐刷刷地射向我，他赶紧满脸堆笑地走过来，柔声问：“没事吧？”我奋力甩开他的手，独自走了，聂枫尴尬地站在那里。
回到家，我越想越气，向聂枫提出了离婚，他赶紧向我道歉，说以前忽视了我，今后要好好待我。他还说正在帮我办调动，将来要让我出名。在他甜言蜜语的哄骗下，我屈服了。毕竟我不想真离婚。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在聂枫一手操办下，我拥有了北京市户口，并且调到了一家著名的歌舞团担任独唱演员。“你可要好好珍惜，许多人奋斗一辈子都办不成的事，你在一年内全实现了！”望着他那副施恩似的表情，我内心很不舒服。
后来在他的帮助下，我上了中央台春节联欢晚会。我动听的歌声和光彩照人的形象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的心，加上我是聂枫的妻子，在媒体推波助澜的炒作下，我一举成名。聂枫开始频繁地带我出去参加各种应酬，他事业辉煌，身边又有一个年轻貌美的歌星妻子，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美美地陶醉在别人的恭维声中。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只不过是聂枫一件漂亮的外衣，回到家，他就脱下来扔到角落里不管不顾，只有等下次再出去应酬时，才想起我。
１９９６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在对待女儿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都爱女儿。为了不给女儿幼小的心灵造成创伤，我们没有了争吵，开始“冷战”。女儿两岁时，我把她送回娘家，让父母照看。
没有了家庭的温暖，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事业上，一边演出，一边到音乐学院学习。这期间，我的事业蒸蒸日上，推出了几首颇有影响的歌曲。
２０００年５月６日，我从河北演出回来，累得疲惫不堪，聂枫却要我陪他去参加一个活动。我有气无力地说：“我实在太累了，你一个人去吧。”他立刻板着脸说：“我知道你羽毛丰满了，但别忘了，你所有的一切都是谁给的。”我伤感地说：“聂枫，我不是你‘做秀’的外衣，我们是平等的。”
组成一个家庭是不容易的。我竭力想挽救这段姻缘，与聂枫推心置腹地长谈了一夜。聂枫说：“我还是爱你的，只是想起你的过去，我心里就烦躁。我会尽力忘掉它。”我很感动，像一个贤慧的妻子一样照顾他，我们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然而，这种日子是短暂的。很快我们又吵得天翻地覆。我受不了他的霸道、冷漠和以恩人自居的神态。我知道我们的姻缘走到了尽头。
我们很少说话，更谈不上感情交流，一连二三个月没有性生活，偶尔缠绵一次，也像例行公事一样。婚姻对我来说已成了一种负担，我渴望摆脱这失血、苍白的婚姻，但总感觉力不从心。
与聂枫离婚，我会失去好不容易得来的一切。我能在歌坛拥有今天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我痛苦、矛盾地在“亚婚姻”中挣扎。每天夜晚，我的心灵都在进行血腥的搏杀，无声的泪水伴随着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逃不脱啊，我的“亚婚姻”何时是尽头
与聂枫结婚后，亦文成了我内心深处最不愿触及的痛，然而，现实的不如意常让我回忆起曾经的美好时光，回忆起被亦文呵护、关心的温暖感觉。我迫切想知道亦文的消息。２００１年４月，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了亦文的电话，我立刻拨了过去，终于听到了亦文熟悉的声音。我伤感地问：“亦文，你现在过得还好吗？”他说：“还行。你呢？”我忍不住哭出了声……
那天我们通了很久的电话，亦文说他不久就要回国，他在美国留学的日子很苦，至今还没有结婚，他说，当初与我分手，是担心自己不能给我幸福，请我原谅他。其实，一直以来我就没有怪过亦文。一种莫名的欣喜和激动涌上心头。
此后每次与聂枫吵架之后，我都会给亦文打越洋电话，从他那里寻求安慰。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６日，亦文回到了北京，被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聘为行政部门的经理。他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刚好结束在香港的演出，准备回北京。晚上８点，亦文到首都机场接我。我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亦文，他一点没变，依旧那么英俊潇洒，惟一的变化是成熟了。我一头扑进他的怀里，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亦文轻抚着我的脸，心疼地说：“你比以前瘦多了。”
那天晚上，我和亦文手牵手走在北京的街头，我仿佛又回到了初恋的美好岁月，长期郁积在心头的愁云顿时一扫而光。
此后，我经常抽时间和亦文约会，因为我是公众人物，不便于在公共场合露面，我们大多在家里聊天、看电视、听我演唱的歌曲。饿了，亦文就笨手笨脚地给我做饭，我体会到了一种家的温暖，这种温暖只有亦文才能给我。
就这样在聂枫和亦文之间周旋，我知道自己是在玩火，我是个传统的女人，很想断绝与亦文的关系，然而只要亦文一个电话，我就会放下手里的工作不顾一切地赶过去。
聂枫对我的行为似乎有所觉察。２００３年２月，聂枫查了我的手机话费单，给亦文打的话费几乎占了整个话费的三分之二。聂枫阴阳怪气地说：“什么人啊，你给他一打就是一个多小时！”我忍无可忍，和他大吵了起来……
既然脸皮撕破了，我也就豁出去了。我告诉聂枫：“我要和你离婚！”聂枫先是苦苦哀求我，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为了孩子，希望我不要这么绝情，后来见我去意已决，他狠狠地说：“你可别后悔！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
几天后，当我回家拿行李准备搬出去时，竟意外地看见我的母亲和女儿，原来聂枫为了让我回心转意，特意回老家把她们接来的。在妈妈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在女儿的苦苦哀求下，我离婚的决心又动摇了。我又搬回家住了。
当亦文再次问我何时能与他结婚时，我却犹豫地说：“这件事急不得，得慢慢来。”此后，他每次催我离婚，我都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虽然我内心真正爱的人是亦文，但是我又不想伤害女儿，害怕失去现有的一切，我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中。
也许是我太自私了，忽略了亦文的感受。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亦文突然告诉我他要结婚了，新娘不是我，而是一位美丽的大学教师。
亦文彻底离我远去了，我的希望也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后来，聂枫又找了很多亲朋好友，轮番来做我的思想工作，我感到身心都很疲惫，也懒得再提离婚的事了，我把全部心血花在女儿身上，她是我的希望和未来，充实了我孤独、寂寞的日子。但我和聂枫的关系始终没有改善，为了女儿，我们没有争吵，但家里那种冷冰冰的气氛令我窒息。我不知道这种“亚婚姻”何时是个尽头。（因涉及隐私，文中人物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