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从大寨创业出名到当上国务院主管全国农业的副总理，被媒体追踪报道长达近20年。他在同记者长期、反复打交道的过程中，深谙新闻工作的重要性与作用，对记者的采访与报道给予过支持和鼓励。然而“文革”中，却对记者有了戒备，甚至反感和斥责记者，把记者赶出大寨，不准再来采访。那么，陈永贵为什么对记者那么反感？
　　上任之初待记者热情周到、亲如家人
　　据报道过大寨的老记者和曾在昔阳县工作过10多年、备受陈永贵器重并担任过大寨接待站站长的刘树岗回忆，创业伊始时的陈永贵对记者的工作很重视，同记者的关系很好，待记者热情周到、亲如家人。记者到大寨采访，他让记者住在家里，自己还动手拉面、烙饼，以大寨最好的饭菜招待记者。记者采访时，他不仅主动介绍情况、提供材料，同时允许记者在村里到处转、随便看、找人聊。那时的他比较虚心，能听进去人们对大寨的看法和建议。谁若给大寨写了稿子，他会挂在嘴边，常常念叨。
　　1950年代，《山西日报》记者李文珊采访大寨后，写了一篇《先看统计表，生产步步高，粮食吃不了》的稿子，他得知后不断跟人说，李记者的稿子写得好，写得好！陈永贵还在1964年4月29日的《山西日报》上撰文说：“合作化以来，《山西日报》和《山西农民报》上发表了大寨不少材料，每当报上发表我们大寨一篇材料，就对我们有很大的鼓励”，“报纸给我们加了油，给我们很大的精神力量。”
　　态度骤变只因一篇“内参”报道
　　1964年秋收后，新华社山西分社特派采编主任李玉秀和骨干记者田培植前往采访，在按照原定计划采访的同时，他们从大寨“四清”工作队那里了解到大寨耕地面积不实、粮食产量有虚假等情况。于是，写了一篇“内参”稿，及时向中央反映了这一重要情况。
　　1967年初，当上了昔阳县革委会主任、晋中地区革委会主任和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后的陈永贵，得知李玉秀发的这篇“内参”稿子，揪住不放，无端指责李玉秀写的“内参”，是向刘少奇“黑司令部”送黑材料，是大寨红旗杆上的虫虫，是妄图砍倒大寨红旗。遂于是年春天，把李玉秀押到大寨批斗了7天。白天强迫他上山修梯田，晚上回村接受贫下中农批判，向毛主席“请罪”，直至李玉秀因精神受到刺激，加之身体虚弱，在劳动时手臂被砸伤吊上绷带后才放他回家。
　　山西分社也因李玉秀写的“内参”稿子，被陈永贵戴上了“反大寨”的帽子。在这种极其特殊的背景下，分社依然把报道大寨当作忠于毛主席、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件大事来抓，坚持派记者前往采访，使大寨的报道从未中断。但这一时期分社记者的采访和其他新闻单位到大寨采访的记者，却遭到了陈永贵等人的非议和责难。
　　以派性为尺子衡量记者
　　陈永贵以派性为尺子衡量记者，在他看来，去大寨采访的记者大体上有三类，即支持派、中间派和反对派。
　　所谓支持派，陈永贵认为凡是和他站在一边、支持他造反夺权的记者，都对大寨有感情，都拥护大寨、宣传大寨。这样，过去和他不熟悉的记者很快向他靠拢，原来和他熟悉的记者更加近乎。对这些记者，他很热情，有的还委以重任，如新华社山西分社宋莎荫，曾写过影响深远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与人合作），陈永贵看他和自己的观点一致，笔杆子硬，就把已经下放到农村的宋莎荫调到昔阳任县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调研室负责人。从此，陈永贵、大寨和昔阳县的许多重要讲话、报告、总结、文件和报道，都由他起草或经过他修改定稿。后来，宋莎荫又在昔阳入党被提拔为《山西日报》核心小组成员、副总编辑。
　　所谓中间派，即在陈永贵看來不大支持他搞派性、不卖劲吹他的记者。对这些记者，他的态度是不热不冷，不远不近。
　　所谓反对派，即陈永贵认为和他观点不一致、不盲从、不听话、不好用的记者。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范银怀和陈永贵是老乡，曾参与采写《大寨之路》等重要报道，两人私交甚好。“文革”开始后，陈永贵看他不支持其搞派性活动，便一反常态，怀疑范给李玉秀提供写“内参”的材料，说他“没有交情”、“太不够老乡啦”。后来范银怀去昔阳采访，走到哪里，和谁接触，都受到盯梢。
　　擅自成立大寨联合报道组
　　陈永贵把大寨变成一个独立王国，去那里采访的记者，须先到大寨接待站报到并提交报道计划，然后住在招待所，等待接待站站长将记者的采访打算禀报给陈永贵或大寨党支部的其他同志来安排采访时间。此前，任何记者不得走村串户，不得找社员谈话，不得参加社员大会。记者要拍大寨党支部开会的照片，须经批准，进入会场拍完后立即走人。给记者哪怕是老记者或有名气的记者介绍情况，都是党支部认定的可靠的人；谈什么问题、讲什么事情，几乎口径一致。大寨接待站和大寨房子连着房子，可谓咫尺之遥，然而记者却不能逾越一步，只能耐着性子等待，等十天半个月是常事，等一个月也不鲜见。
　　报道农业生产离不开数字，然而，在大寨要弄清这个问题却很困难。一次，一位记者为报道大寨秋季农业丰收，问大寨负责人粮食产量是多少？答：“不知老陈（陈永贵）是怎么定的。”每年打多少粮食，会计最清楚，可当记者问大寨会计时，却回答说：“产量还不知党支部怎么定的。”
　　就这样，记者写大寨农业丰收的稿子，通篇没有一个数字。有时到第二年，记者还弄不清上一年的产量是多少。连昔阳县的年降雨量是多少，也不能由县气象局做主，最后还得由陈永贵说了算。
　　“文革”以来，记者对大寨和昔阳报道那么多，可陈永贵仍不满意。1967年，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大寨没有大庆报道得好，工业上人家有余秋里、康世恩等几个副总理，农业上就我一个人。没人家力量大，现在要好好报，要为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做准备，要写好‘大寨红旗’、‘大寨英雄谱’、‘昔阳经验’等，向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献礼。”
　　陈永贵要求县委，要把“在昔阳的新闻单位的记者，不论是中央的还是省地的，都要统一组织起来。统一写稿、统一审稿、统一发稿”。1977年4月，昔阳县委根据陈永贵的指示和要求，把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山西日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和《晋中报》等新闻单位来大寨和昔阳采访的记者召集在一起，宣布正式成立驻大寨联合报道组，以承担大寨和昔阳的全部报道。报道组由宋莎荫任组长，所以成员有事离开大寨和昔阳须向组长请假。报道组须根据大寨和昔阳统一的新闻来源、内容、口径，向国内外报道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所有的稿子都得经过组长或陈永贵授权的人审定。谁若向报道组提供了有悖于要求的材料，就会被认为“别有用心”、“阶级斗争新动向”。
　　1978年3月，安徽等地农村率先改变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极“左”路线影响下的做法，触动了陈永贵的神经，他提出要联合报道组写文章，对此进行不点名的针锋相对的批判。但安徽要求农村改革的潮流，并非一两篇报道所能阻挡得住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寿命仅一年零八个月的驻大寨联合报道组，由昔阳县委于1978年12月13日宣布解散。
　　（摘自《发展》2012年第5期，金嘉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