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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穆斯林的葬礼》描写了北京一家小小玉器行的兴衰与变迁，展示了一个穆斯林家庭60年间三代人的命运浮沉。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塑造了韩子奇、梁君璧、梁冰玉、韩新月及蒲绶昌等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描绘出一个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惨淡命运。叙述者讲述了含义复杂的民间悲剧，表明在传统伦理与宗教权力同构的民间秩序里，无法容忍自由自在的个体生命的成长。
关键词： 《穆斯林的葬礼》;人物形象;韩子奇;韩新月;悲剧英雄;悲情怨妇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15.04.14
小说《穆斯林的葬礼》描写了处于汉文化中心的伊斯兰社会天然地拥有汉文化的印记，也传承着伊斯兰风俗的精神源流。作为民间群体中普通的一户，玉器梁家没有可歌可泣的壮举以进入正史的殿堂，也没有直面现实的惨淡经营而产生崇高色彩，他们的悲剧注定只能勾起读者一丝酸辣交织的苦涩。作品记述了在无助的环境里，小人物生存、发展及挣扎的奋斗过程，讴歌了自然人性无拘无束的诱人魅力。叙述者以一种民间化的视角，宣传着底层社会多元的道德标准，发掘出被宗教及世俗遮蔽的民间文化的真正价值。
一、韩子奇——情感迷途中的悲剧英雄
作为梁家人的代表，韩子奇是贯穿全书的线索人物，见证了梁家的兴衰荣辱。他是一名生活无依无靠的孤儿，为了让吐罗耶定（朝圣者）收养他，撒谎说自己是一名“回回”，要跟着他去万里之外的麦加朝圣。在梁家看到巧夺天工的玉器之后，他就坠入了世俗生活，并没有执着地前往麦加，这也为他以后不是“回回”埋下了伏笔。玉是世俗生活的象征，象征着儒家文化的进取精神;而麦加则是一种精神符号，代表着伊斯兰文化的价值规范。
从师学艺的几年中，韩子奇掌握了成为一名巧匠的必备手艺。他去蒲绶昌那里当徒弟，获得了生意上的信息，凑齐了日后成为“玉王”的充要条件。他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览玉盛会”是其造诣与才华的最好见证，是其事业上的最高峰。玉宝在伦敦巡回展出的成功，则把其事业推向了又一个高度，这是民族资本在海外成功的范例。假如生在和平时代，他的事业将彪炳千古。然而，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他的成功是民族工商业者苦心经营奋斗史的凝聚，也是白手起家创业者血泪史的回报;他的失败是民族工商业者无法左右自己命运的辛酸史，也是守业者在时代巨变面前的必然归宿。从一贫如洗，到名震华夏，再到家徒四壁，韩子奇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反思了一个时代的罪与罚。
在梁君璧、韩子奇、梁冰玉三者中，以韩子奇为核心构成了人物间的“三角关系”，这种“三角恋爱”的模式是通俗言情小说的常用套路。但其“隐形文本结构”①则体现了民间文化形态中“姐夫戏小姨子”的调情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三角恋爱”模式的陈腐寡淡。韩子奇和梁君璧的爱是淳朴的，却存在着精神追求上的矛盾;韩子奇和梁冰玉的爱是真挚的，却潜藏着世俗上的落差。他一旦选择君璧，就意味着刚刚培养起来的现代社会的精神气质投降于相对落后的世俗及宗教文化，是精神对于现实的妥协，不符合人物形象的性格逻辑;他一旦选择冰玉，就意味着欧风美雨的自由精神战胜了华夏文化固有的传统与道德，是一个人对一个社会的挑战，这种实力悬殊的宣战似乎也不可能发生。
不可否认，君璧的爱符合传统文化中“金玉良缘”的定义，然而冰玉的爱却勾起了他对“木石前盟”的依恋。凭借着精神的交流及内心的契合，他心中爱的火焰被冰玉无意识地点燃了。在两者之间的游移，韩子奇既流露出对君璧朴实爱情的愧疚，又向往冰玉植根于现代文明的浪漫恋情。他辜负了君璧一生的不离不弃，让结发妻子在余生中独守空房;他辜负了冰玉的一片痴情，让心爱的女人在余生中四海为家。像大多数英雄一样，堂堂玉王也走不出感情的困顿，儿女情长是他一生走不出的迷谷。
在家庭关系中，韩子奇几乎辜负了所有的人，唯独对于女儿爱得深沉。作为两个孩子的监护人，他的父爱通过新月表现出来。玉是维系生命的念想，可是当对女儿的前途与玉的保留做出取舍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女儿的前途。天星（儿子）两岁的时候，他就远走英伦，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当责备君碧对女儿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时，他是否反思自己对儿子是否尽到了父亲的责任呢？
在穆斯林家中生活了一辈子，韩子奇的民族身份竟然是汉族，这样的结局看似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他一生所作，算不上一名虔诚穆斯林的所为，而且很多都严重亵渎了《古兰经》的教义。譬如《古兰经》中说，“真主严禁你们……同时娶两姐妹”，[1]59可是他却先娶了姐姐，后占了妹妹，一手策划了两姐妹的悲剧。在这种情况下，叙述者把韩子奇设计成一个汉人，使小说避免了《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相同遭遇的危险。作为一名伊斯兰教义的卫道士，梁君璧竟然和一名汉人结为连理，并且生儿育女，这也构成了对宗教陋习的一种无声的讽刺。叙述者挑战了教义中狭隘的血统观，是自由自在的自然人性对宗教传统的隐形对抗，彰显了民间社会无拘无束的文化魅力。
韩子奇是一名光辉的个人奋斗者的典范，代表了一种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为民族文学史添加了一个性格复杂而又真实的平民英雄形象。叙述者赋予其善良、诚实、淳朴、精明等优点，同时也指出其感情用事、行为缺乏理性思考等缺点。在大时代背景下，他的一生是进步分子的生命缩影，其成功与失败都是对一个时代的思考。他的缺点是一个男人本性弱点的体现，也是一名穆斯林渴望走向现代却又无法摆脱过去的矛盾使然。在回汉杂居地区，叙述者察觉到穆斯林对现代文明的渴望，又深感社会与宗教现状的复杂，故为韩子奇设计了一场黄粱美梦。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叙事者表达了对社会宗教等诸多问题的认识、疑惑及思考。
二、梁君璧——爱情沙漠上的悲情怨妇
梁君壁是当代文学史上争议颇多的人物形象，叙述者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敏感，塑造了她的可怜可恨。自小说问世以来，这一形象独特的艺术魅力，不断叩问着读者的心扉，引起读者一连串的思考。为分析这一形象，笔者在陈思和先生“共名”②学说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个“宗教共名”的概念，即在普遍信仰宗教的民族或地区中，宗教经典和领袖语录规范着有神论者的生活习俗、心理特征及价值取向等，甚至是该民族或地区中道德规范、法律条文和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核心部分制定的最高准则，诸如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穆罕默德的圣训、基督教的《圣经》及佛教的《大藏经》等。在这种被规范化的宗教语境中，宗教经典和领袖语录成为一种不容亵渎的绝对权威，并依靠信众的社会舆论乃至暴力方式来捍卫这种话语体系，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宗教力量，打压着信众内部的不同声音，同时也限制着局外人对其评述的自由。这种具有强烈宗教文化性质的社会规范，约定俗成地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效果，称之为“宗教共名”。以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为例，在强大的“宗教共名”面前，作者无力拯救一头无辜的老牛，更不敢大声呼吁宗教改革，甚至还得借助“宗教共名”来隐晦地表达对老牛的同情。再如张承志的《心灵史》，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完全淹没在哲合忍耶的“宗教共名”中，甚至放弃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普世精神，把罄竹难书的刽子手推向了神坛，用方方正正的汉字搭建了一座神殿。 有时，“宗教共名”也会出现在极权主义政权内部，依附于“时代共名”传递出来。在极权主义政权中，执政党领袖依靠现代化的传播工具发起了造神运动，制造出新的圣训或宗教经典，高于时代中的成文法与公序良俗，并标榜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国号上，加以“民主共和”的字样，以掩盖其政教合一的实质，执政党领袖则以最高领导人的名义加冕为教主，如波尔布特、萨达姆、卡斯特罗兄弟及卡扎菲等。这种情况下，“宗教共名”成为“时代共名”的一部分，具有极大的隐蔽性。
少年时的梁君璧，坚毅顽强，不为生活的压力所击倒，是一名追求人格独立的少女，充满了青春活力，怀着对韩子奇的爱恋，君璧主动嫁给了他，并且接受了婚姻仪式一切从简的原则，散发着新的时代气息。抗战时期，丈夫远走海外，她挑起了家中的重担，维持着一个家族的生存。她对婚姻的忠诚，打上了伊斯兰教义与传统理学二者融合的烙印，是中国传统妇女思想的一个缩影，也是民族聚居地区穆斯林妇女思想的完美展示。
与韩子奇的婚姻生活中，叙事者套用了“妻子盼郎归”的民间隐形结构，同时又效仿古典文学中郎君的始乱终弃，使韩子奇成为“陈世美”式的人物。当法律与宗教都不能给“秦香莲”伸张正义时，君璧俨然把自己扮演成“包青天”的角色，却一手导演了梁家的大部分悲剧。她不问青红皂白，使忠心耿耿的老侯一家扫地出门。在残忍性格的第一次试演中，她演绎得如此冷酷无情，活脱脱一个“王熙凤”二世。为了挑选自己相中的儿媳妇，她横加干涉儿子的自由婚姻，“机智”地拆散了一对鸳鸯。这一点有了“曹七巧”的作风，只不过“曹七巧”是一个赤裸裸的变态者，而她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唯我者。在现代社会里，这是传统文化中独断家长制的一种延续，反映着包办婚姻正顽强地抵抗着自由婚姻的发展。为了不使自己丢人现眼，她坚决反对新月的爱情，葬送了其年轻的生命。
从一名正常少女异化成了一个疯狂而又乖戾的怨妇，梁君璧成为当代文学史上妒妇与恶母的典型，备受读者的指责，“她心计多端、专横冷酷，她不仅是韩子奇和梁冰玉爱情的障碍，而且对新月与楚雁潮的师生恋又横加干涉，造成他们父女两代人的爱情悲剧”[2]89。然而，细究一下她心理变态的过程，发现并不能对其进行简单的批判。在女人的潜意识中，一个完整的家需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而且外表的坚强掩盖不了她们内心深处的渴望依附。然而，付出真挚感情的她，却碰上了一个三心二意的丈夫。韩子奇对其心理和生理上的忽视，极度挤压了她的青春生命力，是其人性异化的真正原因。在几十年的岁月里，他们捉迷藏式地试探着对方，无爱的婚姻注定以失败而告终。在人性弱点的驱使下，她的性格分裂成刻毒的家长，成为人性恶的标杆。
在不近情理的言行中，她发泄着心灵向往而被压抑的愤懑是不足取的，然而由其生活的物理场和心理场来看又是应该宽容的。在传统与宗教交织的民间社会中，梁君璧最彻底地承受了妇女的不幸，最彻底地集中了妇女的心理重负，也最彻底地将一切不幸报复于她所能报复的人。她的悲剧是深刻的，蕴含着相当多的信息，因此不能简单地对其是非作出批判，而应当给予多向度的人文关怀。怀着深沉的怜悯与同情，叙事者勾画出一个率真活泼的少女在无情、无爱、无望的世界里逐渐蜕变为一个阴骘、自私、恶毒的怨妇，谱写出一曲令人可叹可惜的人性挽歌。
三、梁冰玉——多元文化中的坎坷红颜
梁冰玉生于传统文化氛围浓厚的北平，长于虔诚的穆斯林家中，成熟于异域情调的伦敦，是一名受汉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等多种文化熏陶的女子。作为一名接受了新思想的知识女性，她深受“五四”精神的沐浴，经历欧风美雨的洗礼，内心萌动着女权主义意识，不接受旧家庭分配的贤妻良母的角色，发出了“我是一个人、独立的人……不是你们可以任意摆布的棋子”[3]527的宣言。她毅然离家出走，对抗着宗教习俗与传统文化，成为回族文学史上经典的“娜拉”形象，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百花园。
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梁冰玉接受了“异教徒”的爱情，可见她已经具有了灵活的宗教情怀。然而，她的恋人却出卖了爱国学生，为了逃避世人的谴责，她来到了异域的伦敦。当爱情再次向她袭来时，她摆脱不了前男友留下的梦魇，无情地拒绝了奥利弗，间接导致了奥利弗的死亡。在异域的战火里，她和姐夫结为夫妻，沾上了乱伦的罪名。从显性文本结构来说，他们的结合是战争、孤独及异性相吸的自然法则等多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隐形文本结构则体现了传统文学中“美女爱英雄”的结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着他们在俗世中的罪责。
无情的战争改变了一切，在炮火中能否活下来是主要矛盾，那些伦理道德等次要矛盾可以无暇顾及;然而，当伦理道德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他们的家庭矛盾则亟待解决。在战后的北平，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穆斯林家中上演了，战争的核心问题是韩子奇到底是谁的丈夫。面对着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姐姐，梁冰玉计划要演出一幕古典风味十足的私奔大戏，这种疯狂而自由的爱情让她充满憧憬。在主观臆断的想象中，她对自己的人生规划过于完美，走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生命的高潮。
在期待与焦急的纠缠中，梁冰玉遵循着情感的准则，等待着心灵的验证。现实中的韩子奇根本不是她想象中的那个人，他遵循的是完全不同于冰玉的生活准则，这个准则就是为社会及宗教上大多数人所承认的道德和教义。韩子奇谨慎地恪守着俗世的准则，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她对此一无所知。如同骑士“堂吉诃德”把养猪姑娘想象成贵妇人那般，她对世俗社会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在这场婚姻保卫战中，她用真爱理论捍卫自己的婚姻，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在北平，浸染着欧风美雨的理论没有市场，甚至是她认为可以托付一生的韩子奇都难以接受。
看透了世俗的虚伪之后，她毅然冲出了阻碍梦想实现的家，但是这种行为盲目地有点“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意味。然而，她的形象已经和妇女解放斗争联系起来，是个人的抗争同社会大潮不期而遇的契合。与经济不独立的“娜拉”不同，拥有一技之长的冰玉能够独自承负俗世的艰辛，但她把这一切当作搭建心灵水晶宫的构件。“娜拉”的结局不是回来，就是堕落，同样母爱的本能也驱使冰玉走了“回来”这条道路，却发现新月已经离开人世。沉浸在迥异于凡俗的天地中，她的出走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浪漫冲动，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的清醒选择。 相对于姐姐而言，梁冰玉的性格则洒脱得多，她将人生的大起大悲隐藏于日常生活之中，而非姐姐那种强烈爆发式的宣泄。梁冰玉拥有明确的生存目标，追求生命的完美，努力驾驭自我的命运，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也决不妥协，只是换一种方式去谋求自己的存在与发展。她以不屈的抗争，企图唤醒伊斯兰民众对自由婚姻的接受，必将激励后来的穆斯林儿女为追求婚姻自由而抗争。
四、韩新月——俗世壁垒下的纯情仙子
韩新月容貌娇美、纯情坚贞、才华横溢，具有女诗人特有的气质与内涵，属于中国传统文学中才女佳人的类型。她的悲剧是回族文学史上最令人动容的事件之一，令无数读者失去平静，为之掬一把同情之泪。
韩新月生于战火纷飞的伦敦，在娘胎的时候，就落下了心脏病的病因。由于上辈人的感情纠葛，牙牙学语的她被迫与亲生母亲分离。在燕园中，勤奋好学且天资聪颖的新月学习成绩出类拔萃，并且博得了班主任（楚雁潮）的爱慕之心。当新月即将事业爱情双丰收的时候，生活讲述了中国版的黑色幽默。入学不到一年，新月就发现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只得离开梦寐以求的大学。在病榻前，楚雁潮向她吐露了爱慕之情，使她又惊喜又羞涩。然而梁君璧告诉楚雁潮，“我们穆斯林不能和‘卡斐尔’做亲”[3]462。梁君璧坚决阻止这份爱情的生长和发展，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使得新月含恨辞世，只留下楚雁潮幽怨的琴声在坟冢前回荡，诉说着“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的哀怨。
霍达笔下的人物大都有一种追求理想的性格趋向，这使许多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带上了浪漫气息。叙述者把新月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仙子，用她来展示人性能美到何种程度，寄托了作者对人生美好理想的不懈追求。可是作为一名现实主义作家，往往不满足个人狭小的理想主义情怀，而是常常自觉地表现出贴近现实的倾向。介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特殊的生活定位，直接影响了叙述者对新月形象的最终处理。在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激烈碰撞的环境中，叙述者不相信天仙般的新月能得到美好的未来，如同《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和田晓霞，路遥都不肯相信他们的爱情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于是在一个心脏病发作的夜晚，新月极不情愿地离开人世，把整个小说的悲剧氛围推向高潮，反映了作者洞彻人生与社会之后的苍凉。
女性解放运动已经呼吁很多年了，而且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然而，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及传统，距离女性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还有一段距离。同时由于宗教的原因带来的民族身份感和文化边缘感，穆斯林民众的少女面临着比其他民族更加艰难的解放道路。诗意的激情只得迁就于理性的思想，从而创作出现实生活中一个残酷的梦。她的经历远非是一场简单的爱情困局，而是穆斯林少女为捍卫自由的人生所作出的呐喊及抗争。与梁冰玉一样，韩新月所反抗的是宗教中心的传统社会，所以她的形象毫无疑问地获得了社会批判价值。
她的爱情故事是一首凄美的歌，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孕育出的一个结晶体。她与母亲携手上演的追求自由婚姻的大戏，将深深地激励后人的继续抗争。事实上，她的目的其实很模糊，是无意识抗争的一分子，但她毕竟开始并向不合理的习俗抗争，这种个人主义的盲目力量企图打破传统习俗的呼声，仍然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她的身躯已被黄土掩埋，但那份动人心魄的真诚、那份风神独具的气韵却深深地烙在世人的心中。如同夜空中灿烂的明月，韩新月给注视她的人以美好的遐想，给心中横亘着宗教问题的人以抚慰，给不知将爱情的航船驶向何方的少女以启迪。
五、蒲绶昌——乱世中民族资本的守望者
从小说问世的那一天起，蒲绶昌作为阴险的买办资本家形象就已定位，他的面孔里隐藏着阴险狡猾的蛇蝎心肠，他的血管中流的是利欲熏心的肮脏血液，这一点得到读者广泛的共识。他和韩子奇之间的商业竞争，也让人联想到《子夜》中赵伯韬对吴荪甫的排挤，传递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买办资产阶级的打压下，无法独立生存的庙堂意识形态。他对待员工极尽剥削之事，以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为根本追求，“不给工钱，衣物自理，只供饭食。逃跑、病死，店主概不负责。不守铺规，随时辞退，只许东辞伙，不许伙辞东”[3]108。叙述者颇有一种鼓吹阶级斗争的味道，宣传着“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红色政治学。他收养老侯的行为，也凸显了一个城府颇深的阴谋家本色。上述种种无疑迎合了“时代共名”的宣传要求，却降低了小说本身的艺术水准及美学趣味。
事实上，评论者对他的全盘否定是不合理的，把人物评价完全推给阶级地位，本身就是一种片面。他一生的所作所为，都是按照契约在办事，符合当时社会的时代精神及法制标准。蒲绶昌的一生都在与困境做斗争，这样的哲学对人类生存具有普遍意义。不论时局如何变迁，都不能影响其事业的发展。他能够洞察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八面玲珑的眼光超过竞争对手韩子奇太多。
民国初年，他的产品远销海外，以外行人的起点取得了内行人都难以达到的成就。在与韩子奇的竞争中，他也曾经遭到惨败，但他以其商人头脑将民族资本固守了下来。
叙述者以迎合“时代共名”的话语宣传来塑造这一形象，致使蒲绶昌的形象不丰满、不健全，缺乏基本的生活真实。作者没有赋予他能充分体现历史真实的人物活动，致使人物形象的概括力及典型性大大削弱。在经历了读者反复批判后，蒲绶昌被贴上了残忍虚伪的标签，成为民族文学史上假恶丑的代言人，实在是文学史上的一大冤案。
小说中还塑造了老实巴交的手工艺人梁亦清，他用生命去塑造《郑和航海图》，不惜用鲜血去捍卫穆斯林民众的荣誉;勤劳坚毅的姑妈极力维持着摇摇欲坠的家庭，寄寓着叙述者对普通劳动妇女的赞美;重情重义的楚雁潮是作者思想的代言人，叙述者借助他的语言阐述生活哲理，使小说在思想上达到了一定的深度;面对六月飞雪般的冤情，忠心耿耿的老侯诠释了“士可杀，不可辱”的人格魅力;性格木讷的韩天星承受着命运的不公，用伟岸的肩膀撑起了破败的家;医德高尚的芦大夫秉承着“但愿世间人无病，不怕架上药生尘”的职业理想，以唤醒整个社会医德的回归。
在汉回杂居的地区，各种意识形态交织成了一个多元世界，宗教权力与传统习俗通过对话语的解释，压抑了民间社会的生命力。小人物的欲望、悲怆，甚至是生活方式，连他们自己都无法理解。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显示了自然人性与社会及宗教环境的冲突、人性被压抑的痛苦以及无可奈何的挣扎与抗争。与伤痕文学为开端的新时期文学与要求人的自由解放相承接，穆斯林的儿女们已经察觉到被压抑的痛苦，且在痛苦中开始抗争，那么接下来或许就是解放的坦途了吧。
注释：
①在一部文学作品的文本构成中，除了作家自觉地精心构筑，由作品的主题、情节、人物设计所构成的显性结构以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通过作家无意识的表达，由神话原型、民间传说、经典叙述等所构成的叙事模子，潜隐在文本内部，它深深地隐藏于人物关系之间，制约了文本的艺术魅力。这样一种现象称为隐性文本结构，它与作品的显性文本结构构成相对完整的文本意义。（《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第57页陈思和《我对〈兄弟〉的解读》）。
②共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深刻地涵盖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走向，同时也是对知识分子思考和探索问题的制约。这样的文化状态称之为“共名”。（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14页。）
参考文献：
[1]古兰经[M].马坚，译.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81.
[2]伊斯哈格·马彦虎.葬礼为谁举行？——评《穆斯林的葬礼》[J].民族文学，1993（3）.
[3]霍达.穆斯林的葬礼[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关键词： 《穆斯林的葬礼》;人物形象;韩子奇;韩新月;悲剧英雄;悲情怨妇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15.04.14
小说《穆斯林的葬礼》描写了处于汉文化中心的伊斯兰社会天然地拥有汉文化的印记，也传承着伊斯兰风俗的精神源流。作为民间群体中普通的一户，玉器梁家没有可歌可泣的壮举以进入正史的殿堂，也没有直面现实的惨淡经营而产生崇高色彩，他们的悲剧注定只能勾起读者一丝酸辣交织的苦涩。作品记述了在无助的环境里，小人物生存、发展及挣扎的奋斗过程，讴歌了自然人性无拘无束的诱人魅力。叙述者以一种民间化的视角，宣传着底层社会多元的道德标准，发掘出被宗教及世俗遮蔽的民间文化的真正价值。
一、韩子奇——情感迷途中的悲剧英雄
作为梁家人的代表，韩子奇是贯穿全书的线索人物，见证了梁家的兴衰荣辱。他是一名生活无依无靠的孤儿，为了让吐罗耶定（朝圣者）收养他，撒谎说自己是一名“回回”，要跟着他去万里之外的麦加朝圣。在梁家看到巧夺天工的玉器之后，他就坠入了世俗生活，并没有执着地前往麦加，这也为他以后不是“回回”埋下了伏笔。玉是世俗生活的象征，象征着儒家文化的进取精神;而麦加则是一种精神符号，代表着伊斯兰文化的价值规范。
从师学艺的几年中，韩子奇掌握了成为一名巧匠的必备手艺。他去蒲绶昌那里当徒弟，获得了生意上的信息，凑齐了日后成为“玉王”的充要条件。他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览玉盛会”是其造诣与才华的最好见证，是其事业上的最高峰。玉宝在伦敦巡回展出的成功，则把其事业推向了又一个高度，这是民族资本在海外成功的范例。假如生在和平时代，他的事业将彪炳千古。然而，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他的成功是民族工商业者苦心经营奋斗史的凝聚，也是白手起家创业者血泪史的回报;他的失败是民族工商业者无法左右自己命运的辛酸史，也是守业者在时代巨变面前的必然归宿。从一贫如洗，到名震华夏，再到家徒四壁，韩子奇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反思了一个时代的罪与罚。
在梁君璧、韩子奇、梁冰玉三者中，以韩子奇为核心构成了人物间的“三角关系”，这种“三角恋爱”的模式是通俗言情小说的常用套路。但其“隐形文本结构”①则体现了民间文化形态中“姐夫戏小姨子”的调情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三角恋爱”模式的陈腐寡淡。韩子奇和梁君璧的爱是淳朴的，却存在着精神追求上的矛盾;韩子奇和梁冰玉的爱是真挚的，却潜藏着世俗上的落差。他一旦选择君璧，就意味着刚刚培养起来的现代社会的精神气质投降于相对落后的世俗及宗教文化，是精神对于现实的妥协，不符合人物形象的性格逻辑;他一旦选择冰玉，就意味着欧风美雨的自由精神战胜了华夏文化固有的传统与道德，是一个人对一个社会的挑战，这种实力悬殊的宣战似乎也不可能发生。
不可否认，君璧的爱符合传统文化中“金玉良缘”的定义，然而冰玉的爱却勾起了他对“木石前盟”的依恋。凭借着精神的交流及内心的契合，他心中爱的火焰被冰玉无意识地点燃了。在两者之间的游移，韩子奇既流露出对君璧朴实爱情的愧疚，又向往冰玉植根于现代文明的浪漫恋情。他辜负了君璧一生的不离不弃，让结发妻子在余生中独守空房;他辜负了冰玉的一片痴情，让心爱的女人在余生中四海为家。像大多数英雄一样，堂堂玉王也走不出感情的困顿，儿女情长是他一生走不出的迷谷。
在家庭关系中，韩子奇几乎辜负了所有的人，唯独对于女儿爱得深沉。作为两个孩子的监护人，他的父爱通过新月表现出来。玉是维系生命的念想，可是当对女儿的前途与玉的保留做出取舍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女儿的前途。天星（儿子）两岁的时候，他就远走英伦，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当责备君碧对女儿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时，他是否反思自己对儿子是否尽到了父亲的责任呢？
在穆斯林家中生活了一辈子，韩子奇的民族身份竟然是汉族，这样的结局看似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他一生所作，算不上一名虔诚穆斯林的所为，而且很多都严重亵渎了《古兰经》的教义。譬如《古兰经》中说，“真主严禁你们……同时娶两姐妹”，[1]59可是他却先娶了姐姐，后占了妹妹，一手策划了两姐妹的悲剧。在这种情况下，叙述者把韩子奇设计成一个汉人，使小说避免了《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相同遭遇的危险。作为一名伊斯兰教义的卫道士，梁君璧竟然和一名汉人结为连理，并且生儿育女，这也构成了对宗教陋习的一种无声的讽刺。叙述者挑战了教义中狭隘的血统观，是自由自在的自然人性对宗教传统的隐形对抗，彰显了民间社会无拘无束的文化魅力。
韩子奇是一名光辉的个人奋斗者的典范，代表了一种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为民族文学史添加了一个性格复杂而又真实的平民英雄形象。叙述者赋予其善良、诚实、淳朴、精明等优点，同时也指出其感情用事、行为缺乏理性思考等缺点。在大时代背景下，他的一生是进步分子的生命缩影，其成功与失败都是对一个时代的思考。他的缺点是一个男人本性弱点的体现，也是一名穆斯林渴望走向现代却又无法摆脱过去的矛盾使然。在回汉杂居地区，叙述者察觉到穆斯林对现代文明的渴望，又深感社会与宗教现状的复杂，故为韩子奇设计了一场黄粱美梦。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叙事者表达了对社会宗教等诸多问题的认识、疑惑及思考。
二、梁君璧——爱情沙漠上的悲情怨妇
梁君壁是当代文学史上争议颇多的人物形象，叙述者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敏感，塑造了她的可怜可恨。自小说问世以来，这一形象独特的艺术魅力，不断叩问着读者的心扉，引起读者一连串的思考。为分析这一形象，笔者在陈思和先生“共名”②学说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个“宗教共名”的概念，即在普遍信仰宗教的民族或地区中，宗教经典和领袖语录规范着有神论者的生活习俗、心理特征及价值取向等，甚至是该民族或地区中道德规范、法律条文和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核心部分制定的最高准则，诸如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穆罕默德的圣训、基督教的《圣经》及佛教的《大藏经》等。在这种被规范化的宗教语境中，宗教经典和领袖语录成为一种不容亵渎的绝对权威，并依靠信众的社会舆论乃至暴力方式来捍卫这种话语体系，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宗教力量，打压着信众内部的不同声音，同时也限制着局外人对其评述的自由。这种具有强烈宗教文化性质的社会规范，约定俗成地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效果，称之为“宗教共名”。以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为例，在强大的“宗教共名”面前，作者无力拯救一头无辜的老牛，更不敢大声呼吁宗教改革，甚至还得借助“宗教共名”来隐晦地表达对老牛的同情。再如张承志的《心灵史》，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完全淹没在哲合忍耶的“宗教共名”中，甚至放弃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普世精神，把罄竹难书的刽子手推向了神坛，用方方正正的汉字搭建了一座神殿。 有时，“宗教共名”也会出现在极权主义政权内部，依附于“时代共名”传递出来。在极权主义政权中，执政党领袖依靠现代化的传播工具发起了造神运动，制造出新的圣训或宗教经典，高于时代中的成文法与公序良俗，并标榜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国号上，加以“民主共和”的字样，以掩盖其政教合一的实质，执政党领袖则以最高领导人的名义加冕为教主，如波尔布特、萨达姆、卡斯特罗兄弟及卡扎菲等。这种情况下，“宗教共名”成为“时代共名”的一部分，具有极大的隐蔽性。
少年时的梁君璧，坚毅顽强，不为生活的压力所击倒，是一名追求人格独立的少女，充满了青春活力，怀着对韩子奇的爱恋，君璧主动嫁给了他，并且接受了婚姻仪式一切从简的原则，散发着新的时代气息。抗战时期，丈夫远走海外，她挑起了家中的重担，维持着一个家族的生存。她对婚姻的忠诚，打上了伊斯兰教义与传统理学二者融合的烙印，是中国传统妇女思想的一个缩影，也是民族聚居地区穆斯林妇女思想的完美展示。
与韩子奇的婚姻生活中，叙事者套用了“妻子盼郎归”的民间隐形结构，同时又效仿古典文学中郎君的始乱终弃，使韩子奇成为“陈世美”式的人物。当法律与宗教都不能给“秦香莲”伸张正义时，君璧俨然把自己扮演成“包青天”的角色，却一手导演了梁家的大部分悲剧。她不问青红皂白，使忠心耿耿的老侯一家扫地出门。在残忍性格的第一次试演中，她演绎得如此冷酷无情，活脱脱一个“王熙凤”二世。为了挑选自己相中的儿媳妇，她横加干涉儿子的自由婚姻，“机智”地拆散了一对鸳鸯。这一点有了“曹七巧”的作风，只不过“曹七巧”是一个赤裸裸的变态者，而她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唯我者。在现代社会里，这是传统文化中独断家长制的一种延续，反映着包办婚姻正顽强地抵抗着自由婚姻的发展。为了不使自己丢人现眼，她坚决反对新月的爱情，葬送了其年轻的生命。
从一名正常少女异化成了一个疯狂而又乖戾的怨妇，梁君璧成为当代文学史上妒妇与恶母的典型，备受读者的指责，“她心计多端、专横冷酷，她不仅是韩子奇和梁冰玉爱情的障碍，而且对新月与楚雁潮的师生恋又横加干涉，造成他们父女两代人的爱情悲剧”[2]89。然而，细究一下她心理变态的过程，发现并不能对其进行简单的批判。在女人的潜意识中，一个完整的家需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而且外表的坚强掩盖不了她们内心深处的渴望依附。然而，付出真挚感情的她，却碰上了一个三心二意的丈夫。韩子奇对其心理和生理上的忽视，极度挤压了她的青春生命力，是其人性异化的真正原因。在几十年的岁月里，他们捉迷藏式地试探着对方，无爱的婚姻注定以失败而告终。在人性弱点的驱使下，她的性格分裂成刻毒的家长，成为人性恶的标杆。
在不近情理的言行中，她发泄着心灵向往而被压抑的愤懑是不足取的，然而由其生活的物理场和心理场来看又是应该宽容的。在传统与宗教交织的民间社会中，梁君璧最彻底地承受了妇女的不幸，最彻底地集中了妇女的心理重负，也最彻底地将一切不幸报复于她所能报复的人。她的悲剧是深刻的，蕴含着相当多的信息，因此不能简单地对其是非作出批判，而应当给予多向度的人文关怀。怀着深沉的怜悯与同情，叙事者勾画出一个率真活泼的少女在无情、无爱、无望的世界里逐渐蜕变为一个阴骘、自私、恶毒的怨妇，谱写出一曲令人可叹可惜的人性挽歌。
三、梁冰玉——多元文化中的坎坷红颜
梁冰玉生于传统文化氛围浓厚的北平，长于虔诚的穆斯林家中，成熟于异域情调的伦敦，是一名受汉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等多种文化熏陶的女子。作为一名接受了新思想的知识女性，她深受“五四”精神的沐浴，经历欧风美雨的洗礼，内心萌动着女权主义意识，不接受旧家庭分配的贤妻良母的角色，发出了“我是一个人、独立的人……不是你们可以任意摆布的棋子”[3]527的宣言。她毅然离家出走，对抗着宗教习俗与传统文化，成为回族文学史上经典的“娜拉”形象，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百花园。
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梁冰玉接受了“异教徒”的爱情，可见她已经具有了灵活的宗教情怀。然而，她的恋人却出卖了爱国学生，为了逃避世人的谴责，她来到了异域的伦敦。当爱情再次向她袭来时，她摆脱不了前男友留下的梦魇，无情地拒绝了奥利弗，间接导致了奥利弗的死亡。在异域的战火里，她和姐夫结为夫妻，沾上了乱伦的罪名。从显性文本结构来说，他们的结合是战争、孤独及异性相吸的自然法则等多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隐形文本结构则体现了传统文学中“美女爱英雄”的结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着他们在俗世中的罪责。
无情的战争改变了一切，在炮火中能否活下来是主要矛盾，那些伦理道德等次要矛盾可以无暇顾及;然而，当伦理道德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他们的家庭矛盾则亟待解决。在战后的北平，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穆斯林家中上演了，战争的核心问题是韩子奇到底是谁的丈夫。面对着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姐姐，梁冰玉计划要演出一幕古典风味十足的私奔大戏，这种疯狂而自由的爱情让她充满憧憬。在主观臆断的想象中，她对自己的人生规划过于完美，走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生命的高潮。
在期待与焦急的纠缠中，梁冰玉遵循着情感的准则，等待着心灵的验证。现实中的韩子奇根本不是她想象中的那个人，他遵循的是完全不同于冰玉的生活准则，这个准则就是为社会及宗教上大多数人所承认的道德和教义。韩子奇谨慎地恪守着俗世的准则，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她对此一无所知。如同骑士“堂吉诃德”把养猪姑娘想象成贵妇人那般，她对世俗社会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在这场婚姻保卫战中，她用真爱理论捍卫自己的婚姻，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在北平，浸染着欧风美雨的理论没有市场，甚至是她认为可以托付一生的韩子奇都难以接受。
看透了世俗的虚伪之后，她毅然冲出了阻碍梦想实现的家，但是这种行为盲目地有点“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意味。然而，她的形象已经和妇女解放斗争联系起来，是个人的抗争同社会大潮不期而遇的契合。与经济不独立的“娜拉”不同，拥有一技之长的冰玉能够独自承负俗世的艰辛，但她把这一切当作搭建心灵水晶宫的构件。“娜拉”的结局不是回来，就是堕落，同样母爱的本能也驱使冰玉走了“回来”这条道路，却发现新月已经离开人世。沉浸在迥异于凡俗的天地中，她的出走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浪漫冲动，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的清醒选择。 相对于姐姐而言，梁冰玉的性格则洒脱得多，她将人生的大起大悲隐藏于日常生活之中，而非姐姐那种强烈爆发式的宣泄。梁冰玉拥有明确的生存目标，追求生命的完美，努力驾驭自我的命运，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也决不妥协，只是换一种方式去谋求自己的存在与发展。她以不屈的抗争，企图唤醒伊斯兰民众对自由婚姻的接受，必将激励后来的穆斯林儿女为追求婚姻自由而抗争。
四、韩新月——俗世壁垒下的纯情仙子
韩新月容貌娇美、纯情坚贞、才华横溢，具有女诗人特有的气质与内涵，属于中国传统文学中才女佳人的类型。她的悲剧是回族文学史上最令人动容的事件之一，令无数读者失去平静，为之掬一把同情之泪。
韩新月生于战火纷飞的伦敦，在娘胎的时候，就落下了心脏病的病因。由于上辈人的感情纠葛，牙牙学语的她被迫与亲生母亲分离。在燕园中，勤奋好学且天资聪颖的新月学习成绩出类拔萃，并且博得了班主任（楚雁潮）的爱慕之心。当新月即将事业爱情双丰收的时候，生活讲述了中国版的黑色幽默。入学不到一年，新月就发现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只得离开梦寐以求的大学。在病榻前，楚雁潮向她吐露了爱慕之情，使她又惊喜又羞涩。然而梁君璧告诉楚雁潮，“我们穆斯林不能和‘卡斐尔’做亲”[3]462。梁君璧坚决阻止这份爱情的生长和发展，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使得新月含恨辞世，只留下楚雁潮幽怨的琴声在坟冢前回荡，诉说着“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的哀怨。
霍达笔下的人物大都有一种追求理想的性格趋向，这使许多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带上了浪漫气息。叙述者把新月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仙子，用她来展示人性能美到何种程度，寄托了作者对人生美好理想的不懈追求。可是作为一名现实主义作家，往往不满足个人狭小的理想主义情怀，而是常常自觉地表现出贴近现实的倾向。介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特殊的生活定位，直接影响了叙述者对新月形象的最终处理。在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激烈碰撞的环境中，叙述者不相信天仙般的新月能得到美好的未来，如同《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和田晓霞，路遥都不肯相信他们的爱情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于是在一个心脏病发作的夜晚，新月极不情愿地离开人世，把整个小说的悲剧氛围推向高潮，反映了作者洞彻人生与社会之后的苍凉。
女性解放运动已经呼吁很多年了，而且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然而，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及传统，距离女性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还有一段距离。同时由于宗教的原因带来的民族身份感和文化边缘感，穆斯林民众的少女面临着比其他民族更加艰难的解放道路。诗意的激情只得迁就于理性的思想，从而创作出现实生活中一个残酷的梦。她的经历远非是一场简单的爱情困局，而是穆斯林少女为捍卫自由的人生所作出的呐喊及抗争。与梁冰玉一样，韩新月所反抗的是宗教中心的传统社会，所以她的形象毫无疑问地获得了社会批判价值。
她的爱情故事是一首凄美的歌，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孕育出的一个结晶体。她与母亲携手上演的追求自由婚姻的大戏，将深深地激励后人的继续抗争。事实上，她的目的其实很模糊，是无意识抗争的一分子，但她毕竟开始并向不合理的习俗抗争，这种个人主义的盲目力量企图打破传统习俗的呼声，仍然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她的身躯已被黄土掩埋，但那份动人心魄的真诚、那份风神独具的气韵却深深地烙在世人的心中。如同夜空中灿烂的明月，韩新月给注视她的人以美好的遐想，给心中横亘着宗教问题的人以抚慰，给不知将爱情的航船驶向何方的少女以启迪。
五、蒲绶昌——乱世中民族资本的守望者
从小说问世的那一天起，蒲绶昌作为阴险的买办资本家形象就已定位，他的面孔里隐藏着阴险狡猾的蛇蝎心肠，他的血管中流的是利欲熏心的肮脏血液，这一点得到读者广泛的共识。他和韩子奇之间的商业竞争，也让人联想到《子夜》中赵伯韬对吴荪甫的排挤，传递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买办资产阶级的打压下，无法独立生存的庙堂意识形态。他对待员工极尽剥削之事，以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为根本追求，“不给工钱，衣物自理，只供饭食。逃跑、病死，店主概不负责。不守铺规，随时辞退，只许东辞伙，不许伙辞东”[3]108。叙述者颇有一种鼓吹阶级斗争的味道，宣传着“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红色政治学。他收养老侯的行为，也凸显了一个城府颇深的阴谋家本色。上述种种无疑迎合了“时代共名”的宣传要求，却降低了小说本身的艺术水准及美学趣味。
事实上，评论者对他的全盘否定是不合理的，把人物评价完全推给阶级地位，本身就是一种片面。他一生的所作所为，都是按照契约在办事，符合当时社会的时代精神及法制标准。蒲绶昌的一生都在与困境做斗争，这样的哲学对人类生存具有普遍意义。不论时局如何变迁，都不能影响其事业的发展。他能够洞察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八面玲珑的眼光超过竞争对手韩子奇太多。
民国初年，他的产品远销海外，以外行人的起点取得了内行人都难以达到的成就。在与韩子奇的竞争中，他也曾经遭到惨败，但他以其商人头脑将民族资本固守了下来。
叙述者以迎合“时代共名”的话语宣传来塑造这一形象，致使蒲绶昌的形象不丰满、不健全，缺乏基本的生活真实。作者没有赋予他能充分体现历史真实的人物活动，致使人物形象的概括力及典型性大大削弱。在经历了读者反复批判后，蒲绶昌被贴上了残忍虚伪的标签，成为民族文学史上假恶丑的代言人，实在是文学史上的一大冤案。
小说中还塑造了老实巴交的手工艺人梁亦清，他用生命去塑造《郑和航海图》，不惜用鲜血去捍卫穆斯林民众的荣誉;勤劳坚毅的姑妈极力维持着摇摇欲坠的家庭，寄寓着叙述者对普通劳动妇女的赞美;重情重义的楚雁潮是作者思想的代言人，叙述者借助他的语言阐述生活哲理，使小说在思想上达到了一定的深度;面对六月飞雪般的冤情，忠心耿耿的老侯诠释了“士可杀，不可辱”的人格魅力;性格木讷的韩天星承受着命运的不公，用伟岸的肩膀撑起了破败的家;医德高尚的芦大夫秉承着“但愿世间人无病，不怕架上药生尘”的职业理想，以唤醒整个社会医德的回归。
在汉回杂居的地区，各种意识形态交织成了一个多元世界，宗教权力与传统习俗通过对话语的解释，压抑了民间社会的生命力。小人物的欲望、悲怆，甚至是生活方式，连他们自己都无法理解。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显示了自然人性与社会及宗教环境的冲突、人性被压抑的痛苦以及无可奈何的挣扎与抗争。与伤痕文学为开端的新时期文学与要求人的自由解放相承接，穆斯林的儿女们已经察觉到被压抑的痛苦，且在痛苦中开始抗争，那么接下来或许就是解放的坦途了吧。
注释：
①在一部文学作品的文本构成中，除了作家自觉地精心构筑，由作品的主题、情节、人物设计所构成的显性结构以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通过作家无意识的表达，由神话原型、民间传说、经典叙述等所构成的叙事模子，潜隐在文本内部，它深深地隐藏于人物关系之间，制约了文本的艺术魅力。这样一种现象称为隐性文本结构，它与作品的显性文本结构构成相对完整的文本意义。（《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第57页陈思和《我对〈兄弟〉的解读》）。
②共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深刻地涵盖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走向，同时也是对知识分子思考和探索问题的制约。这样的文化状态称之为“共名”。（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14页。）
参考文献：
[1]古兰经[M].马坚，译.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81.
[2]伊斯哈格·马彦虎.葬礼为谁举行？——评《穆斯林的葬礼》[J].民族文学，1993（3）.
[3]霍达.穆斯林的葬礼[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