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引路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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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评论》是引我走上文学评论道路的一座灯塔,她照亮了我的学术生涯,开启了我的心智和牢固的人生价值理念。她是生我养我的学术故乡,无论我走到哪里,即便是天涯海角,那都是要回望的星空。
  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也是我在文学道路上彷徨踌躇的青春岁月,是《文学评论》编辑部的老师们让我坚定地走向了文学评论的道路。
  1978年至1979年,我在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做进修教师,那时,我就住在教研室里,天天三点一线:图书馆资料室—食堂—教研室。每天读书写作十几个小时,整整一年,一天不落,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正处在一个文学道路选择的彷徨期,一是选择我从16岁就开始的小说创作梦,直到1978年初我在“伤痕文学”的大潮中写了短篇小说《英子》,投给当时的《北京文学》,两个月后收到编辑部的留用通知书,让我激动不已,失眠了好几天;半个月过去了,我又收到编辑部寄来的“因主编认为调子过于灰暗,不能录用”的通知书,顿时让我跌入了冰窖之中,于是又失眠了几天。我心有不甘,仍然坚持不停地写小说。
  然而,自从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这两门课程以来,又不得不为这个职业而关注并潜心文学评论。于是,我就开始了一边写小说,一边写评论的文学生涯。好在那时我心无挂碍,也发下了“先立业,再成家”的誓言,认为只有心无旁骛才能成事,所以,白天泡图书馆资料室,晚上开始不停地换着文体写作,这成为我每天的必修课。
  那时,我在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资料室里几乎把从民国到1978年间的所有文学杂志的重要作家作品都通阅浏览了一遍,有些民国期刊是在南京大学图书馆的期刊部里阅读的,但是我将主要精力放在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研究上,在“重放的鲜花”热潮中,便试笔为当年被“四人帮”打入牢狱的峻青作品翻案,写就了《论峻青短篇小说的悲剧艺术风格》一文。我把这篇文章给了我的指导老师之一的董健先生审读,他每天都和我待在教研室里,自然就是第一个读者,他和峻青都是山东昌潍平原人,对作品中的生活有亲切感,他热心地与我交流了意见和建议;我又给写作教授裴显生先生看,他说你的文笔不错嘛;我再给包忠文先生看,他提了几条意见,用他那种别有韵味的钢笔书法批阅在文后;最后,我才给许志英先生看,第二天我去听他的意见,他只说了两个字:不错!便递给我一张裁好的纸条,只见上面写着《文学评论》的地址和编辑杨世伟的名字。我立即回到教研室,连夜用大稿纸一笔不苟地将稿子重新修改后誊写清楚,胆战心惊地将它挂号投给了《文学评论》。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大约一个多星期后,责编杨世伟先生居然买车票南下,专门从北京来南京指导我改稿,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杨先生坐在南京大学西南大楼的现代文学教研室里,一条一条地为我的拙稿提出了修改意见,我不停地记录,生怕落下一个字。那时候,我们视编辑的话为圣旨,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改,只要有改的机会就是极大的荣幸了。这个习惯一直沿袭至今,对于责任编辑来说,我绝对尊重他(她)的意見,因为他(她)肯定是对稿件最为负责的人。
  把杨先生送到南京大学招待所后,我立即开始对照杨先生的意见,逐字逐句地在大稿纸上修改,于是,大稿纸上页页都是密密麻麻红笔修改的痕迹,红蓝相间的稿纸上已经成为只有自己能够读懂的“密电码”了,最后进入誊写已经是晚饭后了。那个年代没有电脑,也没有复印机,一切都是靠手写,规定是要用钢笔书写的,但为以防稿件丢失,可以允许用圆珠笔誊写,这样用印蓝纸垫上两层稿纸,便可一式三份了。誊写完12000字,已经是东方既白了,当我将誊清的稿子赶在杨先生登上回京火车前交予他时,心中就像放下了一块大石头那样轻松,杨先生用十分讶异和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不太相信我一夜之间就完成了修改任务。
  1979年《文学评论》第5期上登出了这篇文章,当我接到这本当时还很薄的刊物时,觉得十分沉重,手都在颤抖,要知道,那是经过了十年学术断层以后,年轻一代学者第一个在此重量级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啊!我感激《文学评论》为我的文学评论开拓了光明的通衢大道,从此,我便彻底放弃了做一个名世小说家的春秋大梦。
  不久,《文学评论》编辑部给我发来了他们拟定的一份跟踪评论的作家名单,上面全是当时走红冒尖的中青年作家,尤其是像王蒙、刘绍棠等一大批“五七战士”都是当时文坛追逐的时髦对象。我说我下乡当过知青,知晓中国农村,且又对中国乡土文学研究有兴趣,还是选择乡土小说作家跟踪吧。于是,杨世伟先生就说:那么你就在1979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二贾”当中选择一个进行跟踪研究吧。我说,当然是选择贾平凹了。于是,便才有了1980年在《文学评论》第4期上的那篇《谈贾平凹的描写艺术》。从此以后,我便成了《文学评论》的年轻“老作者”了,每年保持一篇发文量。
  后来,陈俊涛先生负责当代文学这个版块,陈先生与我的联系也逐渐多起来,他也是一个十分勤勉的学者,不仅编稿认真,而且评论文章也写得漂亮,常常与他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得益匪浅。
  我常常谈起《文学评论》编辑的传统,那就是突出两个字:严谨!有樊骏和王信这样的前辈为《文学评论》把关,其质量是有绝对保证的。曾记得我和一位同事合写了一篇《论茅盾小说创作的象征色彩》的论文,我们特地跑到北京王信先生家里请教,王先生不仅认真地看完我们的稿子,而且提出了许多宝贵中肯的意见,连其中有些措辞都做了修改,让我们十分感动。后来王信先生曾担任《中国现代文学丛刊》的义务审稿工作,他读稿的认真态度和看稿眼光博得了学界的一致好评,且往往是义务看稿,从不计较个人利益。据说有一年文学所许多人推选他为优秀共产党员,结果一查他还不是中共党员,可见其人品之一斑。《文学评论》编辑部历来讲究人品、文品与编品合一的办刊风格,这也是这本刊物在学界长期获得赞誉的秘籍所在。从80年代到90年代,樊骏和王信先生不仅为《文学评论》争得了口碑,同时也给现代文学界的学风和人品树立了楷模。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在他们身上汲取的营养足以供我受用终生。   《文学评论》还有一个值得许多学术刊物敬重和学习的优良传统,那就是他们为了培养一支青年批评家队伍,肯花大力气。1985年《文学评论》编辑部以文学所的名义举办了第一期“文学评论进修班”,这就是号称“黄埔一期”的青年评论家风云际会的“黄金时代”,从这个进修班里走出了许多著名的学者、杂志主编和评论家,许多人也就此成为《文学评论》的长期作者。那时候,可能因为我是一个“老作者”的缘故吧,所里让我做这个班的班长,副班长是李明泉。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第2期 进修班是在位于昌平县的一个村庄里,那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一个叫作“爱智山庄”的度假村,说是度假村,其实就是几排简陋的平房建在离村不远的偏僻地方,生活条件十分差。也好,与世隔绝,心无旁骛,是一个读书学习的好去处。那时,几乎每天都请一位文坛的大佬来授课,或是著名作家,或是著名评论家,抑或是著名理论家。除了王蒙、刘宾雁、邵燕祥那样一批“五七战士”外,文学所所长刘再复带头授课,且带来一大摞自己出版的书籍签名送给大家。
  讨论课则更是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有时为了一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记得有一次还组织我们去小西天的电影资料馆观看了“内参片”,只要一进城,大家都去抢购理论书籍,尤其是当时中国“先锋派”刚刚崛起,大家争相购买的是那些西方文学理论译丛,以此作为批评的武器,许多人现买现卖,讨论课时运用西方现代派的文学理论去评价当时火起来的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可谓不亦乐乎。
  记得那期间贾平凹自《商州初录》后发表了长篇小说《商州》,其手法是借鉴秘鲁作家略萨的“结构主义”方法,我进城時在邮局的报刊柜台上买了一本带回来,连夜阅读完,已经是下半夜了,王干往下接力阅读,那时是四个人住一间房,我和王干、费振钟、林道立同居一室,房间里只有一盏挂下来的裸体25支光的灯泡,王干就着昏黄的灯光读着,而邻床的林道立则是开着灯就无法入眠的人,已经是下半夜一点多钟了,一个要坚持关灯,一个要坚持阅读,两个人便产生了龃龉。可见那时虽然条件艰苦,大家的文学热情却是十分高涨的,十分注重文坛的创作动向。
  白天上课讨论,晚上串门聊天,或者就着昏黄的灯光看书写作,分秒必争地撰写论文,成为“黄埔一期”诸位批评家朋友永远值得纪念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那年,我除了给《文论报》写一些短稿以外,还和我的编辑老师杨世伟先生共同撰写过论铁凝的文章。
  那时的生活虽然清苦一些,但是内心却是十分充实的。馋了,偶尔也会让食堂炒两个菜,就着小卖部的劣质酒买一回醉,也不乏一种味蕾与精神的陶醉。犹记得有一回王干从厨房端来了一大脸盆红烧鸡头鸡爪,一问才知道北方人是不吃这些“鸡脑袋”和“鸡脚”的,王干就心生一计,给了大师傅烟和加工费,于是,那香喷喷的下酒菜让我们度过了一个最难忘的醉月时光。
  想想当年那种艰苦的学习生活,人的一生能够经历几回呢?是《文学评论》给了我们历练的机会,许多人都把“黄埔一期”当作自己文学跬步跋涉的起跑点,终于在日后成就了文学大梦。这个班上也有作家,那就是整天背着一个书包的老鬼,其实他那时候很少发言说话,并不像他后来在《血色黄昏》里的叙述那样滔滔不绝。
  紧接着的1986年,文学所所长刘再复和何文轩忙着召开了“新时期文学十年讨论会”,原定的会议人数连北京和各省代表加起来不超过80人,江苏分配到的正式代表是两个人,是我和老牌评论家陈辽,这还是名额多的省份。孰料,在人们奔走相告后,自费自宿旁听者纷至沓来,最后还是超过了400人,会议代表住在国务院二招,而许多旁听者就住在附近的饭店。
  会上的讨论异常激烈,各种观念进行碰撞,从刘某人抢话筒开始,除了推出了闻所未闻的湖南女作家残雪外,他还对当时的中国文坛大加挞伐,真是一匹理论的“黑马”。导致了许多青年评论家都纷纷效仿之,甚至导致会场一时失控,主持人没法按照会议既定的程序表来正常进行,会场秩序虽然有些混乱,但是思想情绪的活跃度却十分高涨,惊人的观点层出不穷,分会场的讨论更是口无遮拦,一派百家争鸣的景象。串会的人也很多,哪里热闹就往哪里跑。会后在宿舍里也争论不休。与我一起参与《茅盾全集》工作的王中忱当时在丁玲主办的《中国》杂志任职,他来看我,带来了那匹“黑马”,同行者当中还有徐星和吴滨。我们在宿舍里高谈阔论,主要发言者当然是善于激动的“黑马”了,从鲁迅谈到当前的文艺思潮,再谈到中西的哲学,最后落实到中国的国民性和中国当红作家的无耻与堕落。说实话,当时我既惊讶又有些反感,认为他们太狂妄偏激,否定一切成为当时青年批评家的流行病,会后我还专门在《文艺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反驳了这样的激烈言论,如今看来,我的保守观点是有许多值得反思之处的,事实证明,如果没有新的评论思潮、方法的介入,没有“深刻的片面”,光从道德的层面去看问题,的确是有局限的。
  30多年过去了,如果没有那时文学理论和评论的观念大爆炸,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是无法向前发展的,历史证明了评论的活力全然在于它的思想观念和方法能否充分地被激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的这次讨论会是可以载入共和国文学史的历史事件。当时的副所长是何文轩先生,他既是评论的大家,也是理论的先锋,因为种种关系,他与我有着较多的接触,会里会外,他的谈笑风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在多年的交往当中,他的惊人记忆力和豪爽的关中大汉的性格让我们对他平添了许多尊敬和爱戴,如今斯人已去,不禁使人唏嘘不已。
  22年前,也就是1997年,《文学评论》召开了一次40周年纪念研讨会。那时我将自己在读的硕士和博士全带去参会了,目的就是让他们感受一下《文学评论》编辑部办刊的宗旨和氛围,以及各位编辑的人品、文品和编品,向各位老师讨教学识和如何选题的技巧。无疑,那次会议的熏陶对于他们的学术生涯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当他们走上各个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工作岗位时,便体悟到了这种学术氛围熏染的益处:他们知道了如何在浩瀚的学海之中根据自身的学术积累和学术兴趣确定自己的学术坐标,圈划出适合于自己的学术领地。后来,其中的一部分人也成为《文学评论》的作者了,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记得那一次的学术讨论会是分组的,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古典文学、文学理论、比较文学……我们当代文学里有两位北大中文系的同学,那就是孙绍振和洪子诚先生,讨论地点在社科院文学所的当代研究室,他俩开场的调侃对话十分犀利有趣,人称“孙铁嘴”的孙先生言辞之锋利、行状之率真,至今尚历历在目。
  白驹过隙,岁月如梭。今年已经到了《文学评论》60大寿之年,如果再聚会,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那场景里的人物又会使我们想起共和国文学史里哪些发生过的事件呢?当时与我交往的一些老编辑早已退休,有的已经驾鹤远去。
  我与《文学评论》交往40年,她的主编换了一茬又一茬,编辑也是换了一轮又一轮,尽管办刊的风格与观念有所差异,但不变的是他们始终保持着对稿件的严谨审稿态度和对文学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文学评论》是中国文学评论之魂,作为文学史和文学评论的风向标,她的存在,应该成为学人们眷恋的学术故乡。
  
  
  2017年3月草于南京依云溪谷小区
  2019年12月14日上午修改于京师大厦
  
  【作者简介】丁帆,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长,《扬子江文学评论》主编。
  
  
  (责任编辑 周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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