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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树仁治新时期，英苏在新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其对新疆的影响发生急剧变化，本文以贸易为中心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文章认为，金树仁治新之初，维持英国在贸易和政治上的相对优势，保持新疆对外关系的平衡。随着苏联对新疆贸易攻势的加强，金树仁一度试图以多元化对外贸易政策来制衡苏联。但是，苏联步步紧逼，通过贸易上取得绝对优势来逐渐从政治上影响并控制新疆；而英国对新疆贸易及其在新疆对外贸易中的份额迅速减少，处于次要地位；英国在政治上平衡苏联的作用也随之大为降低，英苏此期在新疆地位发生根本转变。这种变化不但决定了金树仁在新疆的命运，也决定了后来盛世才倒向苏联的必然性。
[关键词] 新疆；英国；苏联；金树仁；贸易；竞争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6—0131—10
杨增新时期英国势力在新疆一度占据重要地位，而盛世才统治新疆后，苏联势力急剧上升，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英国势力则迅速减小，几乎被排斥出局。这种变化到底产生于何时?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论者以往对金树仁治新时期英苏在新疆的角逐注意得很少，缺乏详细考察。本文认为金树仁治新时期是这种转变的重要阶段，是英苏在新疆竞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也是英苏在新疆利益和势力转换和再分配时期；英国逐渐失去杨增新时期作为平衡苏联筹码的作用，并为苏联势力全面超过，其在新疆的经济利益逐渐减少，政治影响大幅下降。而苏联则相反，经济上主宰新疆贸易，政治上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奠定盛世才全面向苏联一边倒的基础。笔者认为被用作扩张工具的贸易，充分反映出此期英苏在新疆角逐的进程。因此，本文以此期英新和苏新贸易为中心，以英方档案为主，结合其他历史资料，试就此问题作一较系统的考察。
一、金树仁多元化外贸政策下的英新、苏新贸易
1928年“七七政变”后，金树仁因“平乱有功”而成为新疆最高统治者。杨增新时期英新贸易和俄／苏新贸易都经历了起伏，一方面，英新贸易已经度过没有竞争对手的黄金时期，开始和苏联竞争；苏新贸易则由于苏联单方面利用并未签字的条约，使苏新贸易得到快速扩展，到1927年已经占新疆贸易额的90％。另一方面，由于杨增新坚持以英国制衡苏联的平衡政策，所以，虽然苏联对新疆贸易额已经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是苏新贸易存在着实质性障碍，双方马拉松式的谈判说明了这点；而英新贸易依然较为稳固，英国势力依然影响较大。至金树仁上台时，英新和苏新贸易正展开激烈竞争，并逐步走向对抗，“这种对抗不仅仅在于经济利益，它体现出苏联和英国在新疆政治利益上的定位，所以其实质是政治性的，是英俄在新疆角逐的翻版，是英苏在新疆角逐的表现形式。”
面临英苏双方以贸易为依托在新疆角逐的严峻形势，如何应付是金树仁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杨增新学生的金树仁一夜之间登上新疆最高统治者宝座后，其治新政策处处刻意模仿其恩师。在处理外国在新疆势力问题上，金树仁也师承杨增新的衣钵，试图继续用平衡手段来维持新疆稳定，其核心是以英国等外国势力来平衡苏联的势力。
基于这种平衡论观点，金树仁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贸易攻势，最初采取了多元化的对外贸易政策。该政策的核心是：(1)对苏联实行“限制发展”的策略。搁置杨增新末期就已经开始的苏新扩大贸易的谈判，在税收、运输上采取对应措施限制苏联，暗中积极支持华商和苏联斗争。(2)积极寻求和西方国家的多元化贸易。金树仁极力和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进行贸易，试图平衡新疆对外贸易，避免陷入苏联的贸易控制中。
在此政策下，金树仁就新疆对外贸易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和布局。金树仁上台后不久就极力和其他西方国家建立或者扩大贸易关系。先是于1929年派遣包尔汉和潘治义到德国考察，了解进行双边贸易的可能性。当时在新疆进行考察的斯文·赫定探险队的汉莎航空公司成员为其提供了帮助和保护。包尔汉在德国活动广泛，主要包括下列几方面：为新疆预备建立的德语语言教学物色教师，了解某些仪器和学校图书情况；聘请柏林地质学家以便进行土壤检测和探明矿藏；向德国派遣留学生，1931年5月后先后向德国派遣9名学生及陪同人员；从德国进口修路、矿产勘探和开采设备等机械，后来还进口了金矿探测机械设备；商议航空线路、石油开采、建立电厂和进行皮革、羊毛、电力设备等贸易。
在极力开展对德国贸易的同时，金树仁通过已加入法国国籍的前帝俄商人和法国建立起贸易关系。例如，1931年11月，法籍商人沙立斯等代表新疆省政府购买了汽车三辆，从巴克图口岸入境，运抵乌鲁木齐。此外，阿富汗和新疆的贸易也一如既往地保持着。
金树仁极力将德法等国拉进新疆对外贸易圈内，其实质是要实现新疆对外贸易多元化。这表明金树仁对苏联极度不信任，希望德国能够在北疆和苏联对抗，避免苏联控制新疆的贸易和经济。但是，德法等国和新疆相距遥远，开展成规模贸易可行的运输线路还要经过苏联，而苏联是不会支持和合作的。所以对金树仁而言，英新贸易仍是其可以多少依赖的，也比较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支持和拓展英新贸易仍然是金树仁对外多元贸易政策的重心。
在此政策之下，英新贸易和苏新贸易呈现出新特点，即复杂的贸易竞争态势。
金树仁执政头两年，即1928—1930年，英新贸易和1927年度情形基本一致。就贸易的商品结构而言，当时由英国输入新疆的商品主要有棉线和棉纱、棉制品(欧洲产)、奎宁、薄荷油、苏打、酒石酸、酸、樟脑、靛青、兽皮、牲畜皮、珊瑚、绿松石、麝香、雪茄和香烟、丝织品、香料(黑胡椒、桂皮、生姜、小豆蔻等)和茶叶。其中最主要的是：棉制品、丝织品、茶叶、珊瑚、染料及颜料。这些产品占英国输往新疆商品额的绝大部分。而新疆对英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些原料性商品。这些商品有：黄铜、生丝、土布(包括装饰布)、鞍垫、毡毯、中药材、瓷器、玉石、羊毛、羊绒、皮革、毛制品；动物；大麻脂以及金银财宝。在这些商品中，最主要的是大麻脂、生丝和金银财宝。从这些商品来看，基本和此前一致，没有多少变化。
但是，从贸易量来看，1928年再度大幅下降。按照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的统计和分析，该年度英新贸易严重下降，“新疆进口货物已经降低了25％，而出口则降低了45％”。“实际上，几乎每种商品都是如此。”而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英国认为是由于苏联竞争的结果，因为苏联竞争是不正常的竞争，除了占有地理、交通优势外，更重要的是苏联“为培育贸易，用一种非经济价格进行销售”。“新疆当地市场继续被便宜的俄国棉制品所充斥，其价格总是比在苏联还低很多。”并且，苏联竞争刚刚开始，“这种竞争强度持续增加”。
1929年英新贸易较上年增加506，193卢比，增加幅度不大。这主要是由下列原因形成的：一 是英属印度降低了大麻脂的进口关税，每蒙特(Maund)由原来的60卢比降低到20卢比，大麻脂贸易的利润大幅上升，因此使新疆对英属印度大麻脂的出口增加，当年增加额达到90，000卢比。二是新疆对前往沙特阿拉伯朝圣的政策放宽，当年有1，400多名阿吉携黄金、香料和银锭经英属印度前往朝圣，使新疆对英属印度的黄金、香料和银锭出口大幅上升。虽然英国海关将这些商品或者金银锭统计在内，但是并不将其看作真正意义上的贸易。三是由于新疆货币对卢比的贬值。1929年初在喀什噶尔1喀什噶尔两兑2卢比，下半年汇率已经低到l两银子(票)兑1卢比7安那(1安那等于1／16卢比)。这样导致不少商品价格上升。此外，中国内地战乱，使经过天津出口的新疆羊肠受阻，有不少便临时转经英属印度出口。所以本年度英新贸易上升并非实质性的，意义并不大。
1930年，英国对新疆贸易仍略有增加，增幅为207，118卢比。该年度由于卢比大幅升值，从当年4月份10天罡兑l卢比到12月份16天罡兑1卢比。这有利于英国对新疆出口。同时，奇特拉尔路线对向新疆出口还实行退税政策，这使该线路出口额增加，占英国对新疆出口额15％，并且增势继续保持。再者，由于卢比升值，“新疆商人已经从印度向新疆转移了很多钱”。但是也出现一些不利因素，英国商人又开始重操高利贷旧业，对英新贸易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此外，英属印度拉达克和斯林那噶尔对从新疆进口的货物增加税收，拒绝为前往新疆的商队提供谷物饲料。这无疑使使用此线路的商人颇感不便。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此期金树仁政权为加强英国在新疆的贸易，维持其多元化对外贸易政策，对英新贸易是加以刻意关照的。一是金树仁派遣会讲英语的潘祖焕赴喀什噶尔，代表金树仁专门办理对英贸易，特别是军火贸易；二是直接从英国购买军火。1929年一次就从印度购置了价值90万元的军火，占新疆当年财政收入的18．5％。这些军火是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使用过的快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三是命令所有官员要对英国讲道理、要友好。
此期英新贸易中新疆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而且贸易顺差不断扩大。1928年新疆对英国贸易顺差为239，613卢比，1929年为689，356卢比，1930年为979，514卢比。幅度不大，而且其实质是大量新疆金银流人英国，像杨增新时期一样，这主要是英国平衡和扩大英新贸易的手段。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该阶段的苏新贸易。
就贸易额来看，苏新贸易维持较高水平，特别是1928和1929年呈现出上升趋势，并达到金树仁时期苏新贸易额的顶峰。就新疆从苏联的贸易进口额来看，1928年新疆进口额激增，从1927年的1064．7万卢布猛增到1928年的1605．1万卢布；1929年和1930年也维持较高水平，分别达到1521．6万卢布和1395．4万卢布。就新疆对苏联的贸易出口额来看，1928年到1930年分别为1377．8万卢布、1673．1万卢布和1021．2万卢布，1929年达到顶峰3194．7万卢布，1930年则大幅回落，其落幅达到近40％。进口的增加和出口的减少导致1930年新疆对苏联贸易的人超，这种变化成为金树仁时期苏新贸易的重要特点。
就商品结构而言，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像以往一样，纺织品、糖、电器产品、石油产品、玻璃制品和火柴支配着苏联对新疆的出口；而进口商品则包括羊毛、皮革、皮毛、牲畜和棉花”。其中新疆从苏联进口商品多呈上升趋势，棉布占据核心地位，占新疆从苏联进口额平均值的61．7％(1928年和1929年)；金属制品和糖也占据重要地位，分别占从苏联进口额平均值的10．1％和10．3％(1928年和1929年)。新疆对苏联出口商品以羊毛、畜类和棉花最为重要，分别占新疆对苏联出口额平均值的63．95％(包括山羊毛在内)、13．65％和14．1％左右。
尽管苏新贸易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但是实际上存在较深刻的冲突。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苏联全面的商业渗透和新疆反渗透之间的冲突。苏联不遵守杨增新时期和新疆所达成的临时通商条约，扩大贸易范围，金树仁则对苏联超出正式协定的地方进行严格限制，例如严格限制苏联在塔城、阿山、乌鲁木齐等地商务机关的活动。(2)税收冲突。由于新条约尚未签订，为维护主权，金树仁虽允许苏联货物自由出入巴克图、吉木乃和伊尔克什塘等边疆关卡，但规定除了以华商商号或者私商顶替人的名义向所在地方税务报关纳税外，还要增收统税。这使苏联颇为不满，苏联驻伊犁领事馆多次向新疆省政府提交照会，要求取消统税，开设银行和自由汇兑。这些要求都被新疆省政府拒绝。(3)工业商品输出的矛盾。此期苏联工业发展颇快，急需解决商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供应问题，大量向新疆输出工业产品，而不允许新疆的工业产品输入，而新疆则要求苏联允许加工产品出口苏联。(4)日常贸易纠纷。除了上述主要问题外，苏新双方日常贸易也存在颇多纠纷。例如苏联拖欠税款、拖延进口订货、双方债务交涉以及华商在苏联境内与其贸易机关的纠纷等。总之，此阶段苏新贸易问题较多，交涉频繁，但却大多没有结果，双方贸易关系因此难以融洽。客观地说，“其根本原因是苏联为了从新疆收购原料，倾销过剩商品，在新苏贸易中的某些做法欠妥，带有明显的不平等色彩”。这实质上反映出苏联对新疆贸易的攻势加强。
苏联以贸易为核心加紧对新疆政府施加压力的同时，还采用多种手段，意在直接扩大苏新贸易，压缩英新贸易空间。其主要手段是和新疆地方官员直接建立贸易关系，以经济利益开拓苏新贸易。例如，为扩大在南疆的贸易，苏联和喀什噶尔当地主要官员建立了贸易关系。其次是直接贿赂新疆当地官员。例如，1928年底，苏联在喀什噶尔的贸易代表M．奥尔霍夫斯基(M．01．hofsky)许诺，要送给喀什噶尔道尹马绍武两辆汽车，并于1930年下半年兑现一辆。这辆福特牌汽车是喀什噶尔的第一辆汽车。此外，苏联还利用其他经济手段。1928年苏联在乌鲁木齐开设银行，并在全疆设立分支机构，非常慷慨、宽松地给中国人特别是少数民族贷款，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贷出去了40，000英镑；苏联领事人员还在各地肆意发放赏金。苏联此举目的在于扩大苏联和新疆老百姓的经济联系，以扩展其政治和经济影响。
苏联向新疆各地及政府各部门渗透，排除英国在新疆政府部门的影响。根据英国报告，和以往相比，苏联总领事更加轻松地向新疆东部旅行，向新疆政府部门渗透，苏联情报机构显著增加。苏联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夸口说，新疆每个衙门里都有苏联间谍，专门跟踪英一中事务。
苏联还利用宣传攻势排挤英国势力。1930年英属印度白沙瓦发生骚乱，苏联报纸借机大肆夸大，称白沙瓦已经被当地人占领了7天，大量印 度官员被杀，英属印度当局不得不动用军队夺回。其目的在于煽动新疆穆斯林对英国的仇恨。
此外，根据英国官员此期在新疆的旅行报告，为强化对新疆贸易，苏联驻新疆各领事馆的商务官员直接受商务部领导；其根本目的是排斥任何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在新疆的势力。
面对苏联种种攻势，英国采取应对措施。英国利用金树仁的多元化贸易政策，极力和新疆省政府及地方政府搞好关系。新疆地方官，特别是南疆地方官员对英国颇为友善，关系融洽。例如，马绍武在对外关系处理上，对英苏有别。“尽管他对苏联总领事表现出很好的个人关系，但是在官方事务上则对其持不妥协态度。”1930年，苏联靠近中国喀什噶尔的中亚地区急需劳动力，希望能从喀什噶尔雇佣30，000名劳力去塔什干从事农业生产，苏联在喀什噶尔用中国货币支付其工资，但是马绍武并没有同意。马绍武还主张借助英国力量开发当地资源，特别是先从英国引进专家解决灌溉、工业和修建道路等问题。
英国还利用新疆亲英官员加强英新贸易。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和喀什噶尔新城行政长潘祖焕过从甚密，利用后者鼓励和英国贸易。苏联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因此对他抱怨颇多，将有关资料汇报给莫斯科，还提交给中国驻塔什干领事馆一份抗议，称他禁止中国商人和苏联进行贸易。此外，苏联驻喀什噶尔总领事还将报告提交给省长金树仁。喀什噶尔当地商人在官方影响下，很多都愿意和英国做生意，以至苏联总领事当面向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抱怨。
为搞好和金树仁的关系，英国不遗余力地给予其各方面帮助，使金树仁此期对英国颇为依赖。除了直接向英国购买军火外，1929年8—9月份，金树仁给南京政府的大量无线电报都是通过英属印度进行的。由于这些电报和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没有任何关系，一度引起英属印度白沙瓦无线电报官员和总会计之间在结算上产生困难。
英国力图在喀什噶尔形成对其有利的社会氛围，排斥苏联势力的扩展。喀什噶尔亲英官员潘祖焕反苏情绪颇高，甚至在喀什噶尔道尹的宴席上，当着英苏人员的面公开嘲弄苏联。因此该阶段喀什噶尔的反苏亲英氛围颇为浓厚，1928年在喀什噶尔主张亲苏的观点被认为是犯罪。根据英国报告，有5个人因亲苏被驱逐到阿克苏，即使给中国官员行贿说情也是徒劳的。1930年，一批妇女因为唱共产主义歌曲而被逮捕，这些歌曲是从费尔干纳巴扎上传到喀什噶尔的。
英国和新疆政府的良好关系引起苏联疑虑颇深，特别是对金树仁和英国进行军火贸易，苏联“希望发现一些关于(英国给金树仁政府)提供武器和弹药计划的通讯”。于是苏联在英属印度和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的邮路上打起了主意。1929年3月，在靠近塔什库尔干的地方，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的邮件被盗。根据英方的资料，两名抢劫者都讲俄语，将英国的两名柯尔克孜族邮差带到苏联，并将邮包交给苏联人。苏联间谍维诺夫(Wainoff)在塔什干给这两名抢劫者支付了250金卢比的报酬。据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报告，邮差很快被释放，而邮包连同其中的邮件则在几个月后交回，但是邮包已经被专业人员打开过，而且每封信件都被打开过。这反映出英苏竞争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为进一步应对苏联的攻势，英国还派遣官员绍穆伯格(sehomberg)到新疆考察。绍穆伯格提交给英国政府的报告认为，英国不能按照苏联模式与其竞争，但是绝对不能对苏联攻势坐视不管。为此他提出包括在乌鲁木齐设立领事馆、在新疆设立银行、改善英属印度和新疆之间的交通和通讯、为英国阿克萨卡尔发工资等13项建议，以便扩大英国影响，对抗或者至少延缓苏联对新疆的控制。
金树仁多元化对外贸易政策的实质仍然是平衡论，从历史来看，可以认为是杨增新平衡英新和俄／苏新贸易政策的继续；从现实来看，则是金树仁面对攻势凶猛的苏新贸易和正在遭遇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英国的新形势，所采取的变通性平衡手段。此期苏新贸易有所发展，维持在近3000万卢布的态势，而英新贸易也基本稳定(尽管内涵发生变化)。英苏对新疆贸易背后反映的是双方的角逐，苏联正在为排挤英新贸易，继而进一步排挤英国势力做多方面的积极准备。
二、哈密暴乱后的英新、苏新贸易
金树仁治新，滥用亲信，吏治腐败，盲目扩军，致使经济混乱，通货膨胀严重，民族矛盾深刻。1931年7月哈密“小堡事件”使本已尖锐化的社会矛盾激化，哈密地区农牧民爆发起义。哈密起义使全疆各地的民族矛盾凸现出来，特别是南疆形势严峻，大有风起云涌之势。与此同时，甘肃军阀马仲英开始和哈密等地起义者联合，新疆全面内乱已经难以避免。在此新形势下，英苏对新贸易呈现出新的竞争态势。
苏联利用新疆内乱的机会，扩大和深化对新贸易。如前所述，1926年后，苏联一直希望扩大对新贸易，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如愿。哈密暴乱使苏联看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知道，民国后，俄／苏新贸易成了处于半独立状态的新疆政府对外销售农产品、支持财政的重要手段，而此时对新疆政府显得更为重要。金树仁不但急需以此改善境内物资和商品奇缺的窘境，而且也急需从苏联购买或者通过苏联运输第三国军火。另外，对金树仁来说，马仲英和哈密起义者联合，几乎断绝了新疆和内地的交通，无疑也断绝了金树仁退回甘肃和内地的后路，维持和苏联的良好关系也意味着他在紧急情况下可保留一条逃生之路。所以，苏联乘机迫使金树仁改变其对外贸易政策，1931年10月1日，金树仁未经中央批准，以秘密换文方式和苏联签订《新苏临时通商协定》。该协定共七款，另外还有四个附件。主要内容如下：片面对苏联开放全疆各主要通商地点，并准许苏联在当地设立商务机构、代办机构，派驻代理人和自由贸易(第三款)；限定新疆对苏联贸易的税率(第五款)；苏联可以插手新疆金融业(附件二)。双方贸易机构不对称，苏联以国家商务机构对新疆私商；新疆所要求的多冠以“希望”，其弹性颇大，法律约束性小。可见这不是一个平等的协约。当时新疆不少官员也这样认为，例如伊犁和喀什噶尔的道尹都反对此条约，认为该条约是在新疆受到威胁时，苏联乘机施加压力而签订的，“毫无疑问该条约包含许多令人不愉快的条款”。该协议的实质，“和50年前帝俄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伊犁改订条约》、《改定陆路通商章程》，基本是一脉相承的”。
《新苏临时通商协定》的签订使苏联在英苏对新贸易竞争中居于有利地位，苏联不但可藉此扩大苏新贸易，而且还获得了对新疆进行不平等贸易的“合法”权利。英国对此条约非常关注，从苏联和金树仁谈判开始，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就不断向喀什噶尔道尹探听，担心金树仁改变其外贸政策。在得知条约内容后，立即打探喀什噶尔道尹的态度，令他欣慰的是道尹反对该条约，更不会轻易实施该条约，两人甚至还详细讨论了条约的内容。新疆地方官的态度成为英国 阻止、至少拖延苏联扩大对新疆贸易的强心剂。
同时，金树仁的态度也使英苏在新贸易竞争升级。《新苏临时通商协定》虽然由金树仁做主签了字，但是一方面追于协定不平等及其非法性质，另一方面金树仁对局势还抱有幻想，因此迟迟没有公布协约。金树仁还想在新疆局势完全失控之前继续其“多元化对外贸易政策”，继续把包尔汉留在德国办理矿业和电器商务反映出他的这种心态。苏联根据条约扩展对新疆贸易，挤压英新贸易空间；而英国则利用当时微妙局势极力维护其贸易，阻止或者延缓苏联对新贸易占据垄断地位，英苏在新疆的角逐呈现出决战的态势。
苏联利用条约向新疆展开全面的贸易攻势。首先是加大贸易、金融机构在全疆的活动力度。如前所述，苏联驻新疆各总领事馆的商务代表级别很高，直接隶属于苏联商务部，此时又配备了更多的贸易代表，并将触角伸到新疆东部、南部等更偏远的地区。例如，苏联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于1932年7－8月份派遣负责贸易的孜恩肯(zinken)、米尼阔夫(Milnikoff)和里特维诺夫(Litvinoff)分别前往叶尔羌与和田等地，每到一处就联络当地商人、考察商业形势，甚至直接大批量采购羊毛和棉花等产品。苏联在新疆设立的银行也进一步向新疆基层开办分支机构，直接和普通百姓建立密切经济关系。苏联遍设商业店铺，扩大批发覆盖面和直接零售面。在北疆，除了在塔城、伊犁等地早就设立店铺外，苏联1932年又在迪化至塔城沿线各县设站台，公然将通商扩展到新疆腹地；在南疆，苏联在喀什噶尔开设店面，借口展示商品进行直接贸易，特别是零售业务，引发了新疆当地商人的不满和抗议；苏联还准备在叶尔羌开设店铺，销售商品。
其次，扩大交通，垄断运输和贸易。苏联在南疆一再要求开放从喀什噶尔到伊尔克什塘的道路，便于货物运输；在北疆成立“转运公司”，要求所有苏新贸易货物均由其运输，以此强行垄断，肆意抬高运输价格。苏联“羊毛公司”扩大贸易范围，控制新疆贸易。该公司本成立于1925年，被新疆政府视为“非正式之通商”，主要职责是从华商手中收购羊毛。此时，该公司势力扩大，逐渐公开活动，无视新疆政府的限制，利用散居新疆的前俄属民，赊放货物，暗中直接收购棉花和羊毛。
第三，在限制新疆工业品输入的同时，苏联扩大工业品对新疆的出口，低价销售。从英苏贸易竞争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要加大新疆对苏联工业品的依赖度。此外，苏联以贸易为依托，扩大其在新疆的社团。苏联在喀什噶尔的社团人员稳步增多，例如1932年8月一次就有50名苏联人从塔什干来到喀什噶尔，被安排在总领事馆或者贸易公司工作。苏联甚至还向喀什噶尔秘密运输武器，被马绍武没收。此事虽然马绍武没声张，其深层原因无法知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苏联借贸易之名，行全面渗透之事。
为直接打击英新贸易，苏联还物色喀什噶尔当地商人向英属印度输出货物，并给予其特别优惠的条件。这对英国震动颇大。阿吉贸易是构成英新贸易的重要一环，苏联特地以提供更为安全便利的交通线路为由加以争夺，要求喀什噶尔道尹同意阿吉经由苏联朝圣。后遭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和马绍武联合抵制而作罢。苏联收买新疆政府人员、监督中英活动更为变本加厉，苏联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以每月100两银票的价码试图收买喀什噶尔政府内线，要求随时为其提供情报。
从当时苏新贸易实际情况来看，苏新缔约当年双方贸易额并没有发展，相反还有较大幅度减少。1931年苏新贸易额为2416．6万卢布，比1930年的3206万卢布减少近25％。特别是新疆对苏联出口下降幅度很大，由1603．3万卢布减少到1021．2万卢布，下降额达到36．3％。新疆对苏(俄)贸易出超的传统被改变，连续两年累计入超额达到712．6万卢布。同时，双方贸易摩擦不断。
纵观此期苏新贸易，虽然贸易额不升反降，贸易摩擦不断，但苏联对新疆贸易的渗透在深入，贸易不平等在加剧。这些摩擦反映出苏联对新疆政局能否稳定持怀疑态度，同时也表明苏联不信任金树仁，或者说苏联对扶持金树仁仍持保留看法，在拖延中观望，希望寻找到更能够满足其利益的人选。从英苏在新贸易竞争的角度看，苏联渗透则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
面对苏联强有力的攻势，英国也在积极应对。首先，英国加强和新疆政府及地方官员的联系，试图维持金树仁的“多元化对外贸易政策”。英国除了努力办好金树仁1929年所购买的军火外，还想继续军火贸易。1932年5月英国驻喀什噶尔副领事受金树仁邀请访问乌鲁木齐，发现金树仁非常关心从英国进口军火，特别是飞机、坦克、轻型野战枪和机枪。他极力鼓励金树仁从英国购买军火，认为这样可以使金树仁免于陷入苏联的军火控制。英国政府也不顾禁止向中国出售军火的规定，表示可以根据新疆需要予以支持。在南疆，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还派遣其副领事到阿克苏、叶尔羌及和田等地，借口巡视英国侨民，加强和当地中国官员的联系；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则和道尹等喀什噶尔官员保持往来，经常交流有关情报，对新疆地方政府如何限制苏联贸易扩张特别关注。包尔汉甚至还直接和英国有关部门联系，希望获得英国贷款。从一份1934年7—8月间英国印度政治事务部致英国公共部的文件可知，包尔汉在1932年曾经和其助手兼德文翻译福埃德·卡萨克(Fuad Kasak)给英国政府去过信函，要求给新疆政府贷款。英国政府认为包尔汉的要求并不包括政治内容，可以予以支持，只是要包尔汉把文件加以整理，使之成为可以公开的文件。由此也看出，金树仁至此还没有完全放弃其多元化对外贸易政策。英国商人也成了为金树仁提供服务的工具，1932年金树仁曾经派人要求英国阿克萨卡尔物色一名可靠的运货人，将其60驮(马)的山羊皮和狐狸皮运抵印度，后因安全问题而作罢。
其次，将在乌鲁木齐设立领事馆的设想提上日程。虽然早在杨增新时期英国就提出要在乌鲁木齐设立领事馆，但是并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此时绍穆伯格在其报告中再次提出，英国政府颇为重视。英国印度事务部、外交部和英属印度政府就此事反复协商，认为在乌鲁木齐建立领事馆“可作一些事情抵消苏联商务渗透的政治影响”。随后，英国政府就有关人员派遣、费用分摊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
英国甚至还希望通过外交渠道，直接向中国中央政府提出建议，警告苏联在新疆的贸易渗透和政治意图。但是考虑到中苏恢复外交关系不久，怕给人以挑拨中苏关系的嫌疑而作罢。
第三，此期英新贸易发生变化。从总的贸易形势看，1930年后英新贸易有较大的变化，其表现为：(1)虽然新疆对英国输出商品的贸易总值变化不大，但是其输出重要商品的种类则发生了很大变化。生丝、金银、毛毡等商品由新疆输出额增大。1931年生丝的输出已经达到总输出的3l％，金银为18％，毛毡为14．6％。1932年生 丝、毛毡和铜类的输出均明显下降，其中以生丝的下降最为显著，其输出总值下降38％，比重下降20．8％。但是金银的输出增幅巨大，1932年的输出额超过100万卢比，将近占新疆对英国贸易输出总额的一半，达到47．2％；而1933年又有大幅增长，达到1，520，000卢比。(2)英国对新疆商品出口总额降低，商品以棉制品、丝织品、药材、香料和颜料的出口为主。1931年英属印度出口新疆棉制品和丝织品价值均占其对新疆出口总额的20％以上；1932年药材和香料的出口大幅增长，其出口价额达到12万卢比，跃居对新疆出口商品榜首。其原因在于：一是世界性经济危机对英属印度经济打击沉重，印度农业总产值由危机前的103．4亿卢比降到43亿卢比，农产品价格下跌50％，英属印度民族资本所经营的353个矿井中，有243个倒闭；二是英商价格优势丧失。1929年新疆省政府宣布废除英商的免税贸易特权，此时显现出其影响，英属印度商人失去了在新疆经商的价格优势，“这意味着享有特权的英印商人商业境况严重恶化”。另一方面，“苏联继续积极毁灭英国对新疆的贸易”，“苏联竞争是英国1931年和1932年对新疆出口下降的原因之一”，其中价格竞争是苏联竞争的重要内容。
1932年夏，新疆内乱已经蔓延到吐鲁番，局势已难以控制，金树仁急需各类物资，于是在又对苏联贸易作了些让步后，《新苏临时通商协定》公之于世。此后不久，金树仁从德国撤回包尔汉等人，这不但标志着金树仁的“多元化对外贸易政策”的彻底失败，更意味着对苏联进一步让步和缓和关系。这也意味着不但苏联对新疆取得贸易上的主导地位，而且对新疆的政治影响力也占据支配地位。
三、余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杨增新治新末期，英苏在新疆的贸易竞争就拉开了序幕；金树仁统治新疆前期(1928—1930年)，英苏在金树仁“多元化对外贸易政策”下，互相调整，苏联为加强和英国竞争及全面控制新疆贸易做准备，英苏在新疆的地位已经开始转变；金树仁统治新疆后期(1931—1933年)，英苏在新疆贸易展开激烈竞争，苏联逐渐以所获得的极为有利的商业条约为基础，对新疆全面渗透，攫取全方位的优势。
英新和苏新贸易竞争深刻地体现出双方在新疆势力的此消彼长和地位的变化。如果说杨增新时期是英国在新疆最受欢迎的时候，那么金树仁上台后，随着苏联对新疆北部影响的加强，“一种普遍的反英态度出现；”而哈密暴乱成为金树仁政策改变的开始，英国在新疆的旅行逐渐受到限制，喀什噶尔和阿克苏对英国友好的官员潘祖焕和朱道尹分别被调往乌鲁木齐和哈密，“这对英国势力是个严峻的冲击，因为这两个官员在中国官员中代表着传统的反苏情结”。而1931年《新苏临时通商协定》的签订，是金树仁向苏联转向的开始；1932年《新苏临时通商协定》的公布意味着金树仁对英苏态度转变的最后确立。金树仁的政策从扶持、容忍英国势力，转变到反对英国势力。1933年4月金树仁垮台时，苏联对新疆全面控制的形势已经形成。1933年4月盛世才上台，5月即主动派遣外交署长陈德立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孜拉肯联系，表示愿意在金树仁时期的《新苏临时通商协定》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新苏关系，苏新发展紧密关系已经不可阻挡。
此期英新和苏新贸易的竞争，深刻地反映出英苏在新疆的这种角逐。盛世才上台后，采取亲苏政策，苏新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亲密”，从某种程度上说，盛世才政权成为苏联的傀儡；而英国势力则被排斥在喀什噶尔至和田一隅，不但无力和苏联竞争，而且也失去了平衡苏联势力的能力。这种局面是苏联所期望的，也是金树仁时期英苏在新疆竞争的结果。从历史上看，苏联在新疆所获得的特权超过当年沙俄；从现实来看，苏联控制了从外蒙古到新疆的地带，有效地实现了对其腹部地区的屏护。新疆自杨增新以来以英国制衡俄／苏的平衡政策宣告终结，苏联先是从贸易上、继而从经济上、甚至政治上控制了新疆。盛世才上台后不过是就势而为，借用苏联军事力量确立其在新疆的统治地位，旗帜鲜明地明确了其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而据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也清楚地表明，英国在1934年也准备接受“苏联日益控制新疆”的局面。这些不但标志着金树仁时期英苏在新疆所刻意追求“两极”平衡势力的终结，而且也标志着民国以来新疆对外平衡政策彻底走到尽头。
(责任编辑：许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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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疆；英国；苏联；金树仁；贸易；竞争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6—0131—10
杨增新时期英国势力在新疆一度占据重要地位，而盛世才统治新疆后，苏联势力急剧上升，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英国势力则迅速减小，几乎被排斥出局。这种变化到底产生于何时?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论者以往对金树仁治新时期英苏在新疆的角逐注意得很少，缺乏详细考察。本文认为金树仁治新时期是这种转变的重要阶段，是英苏在新疆竞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也是英苏在新疆利益和势力转换和再分配时期；英国逐渐失去杨增新时期作为平衡苏联筹码的作用，并为苏联势力全面超过，其在新疆的经济利益逐渐减少，政治影响大幅下降。而苏联则相反，经济上主宰新疆贸易，政治上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奠定盛世才全面向苏联一边倒的基础。笔者认为被用作扩张工具的贸易，充分反映出此期英苏在新疆角逐的进程。因此，本文以此期英新和苏新贸易为中心，以英方档案为主，结合其他历史资料，试就此问题作一较系统的考察。
一、金树仁多元化外贸政策下的英新、苏新贸易
1928年“七七政变”后，金树仁因“平乱有功”而成为新疆最高统治者。杨增新时期英新贸易和俄／苏新贸易都经历了起伏，一方面，英新贸易已经度过没有竞争对手的黄金时期，开始和苏联竞争；苏新贸易则由于苏联单方面利用并未签字的条约，使苏新贸易得到快速扩展，到1927年已经占新疆贸易额的90％。另一方面，由于杨增新坚持以英国制衡苏联的平衡政策，所以，虽然苏联对新疆贸易额已经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是苏新贸易存在着实质性障碍，双方马拉松式的谈判说明了这点；而英新贸易依然较为稳固，英国势力依然影响较大。至金树仁上台时，英新和苏新贸易正展开激烈竞争，并逐步走向对抗，“这种对抗不仅仅在于经济利益，它体现出苏联和英国在新疆政治利益上的定位，所以其实质是政治性的，是英俄在新疆角逐的翻版，是英苏在新疆角逐的表现形式。”
面临英苏双方以贸易为依托在新疆角逐的严峻形势，如何应付是金树仁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杨增新学生的金树仁一夜之间登上新疆最高统治者宝座后，其治新政策处处刻意模仿其恩师。在处理外国在新疆势力问题上，金树仁也师承杨增新的衣钵，试图继续用平衡手段来维持新疆稳定，其核心是以英国等外国势力来平衡苏联的势力。
基于这种平衡论观点，金树仁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贸易攻势，最初采取了多元化的对外贸易政策。该政策的核心是：(1)对苏联实行“限制发展”的策略。搁置杨增新末期就已经开始的苏新扩大贸易的谈判，在税收、运输上采取对应措施限制苏联，暗中积极支持华商和苏联斗争。(2)积极寻求和西方国家的多元化贸易。金树仁极力和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进行贸易，试图平衡新疆对外贸易，避免陷入苏联的贸易控制中。
在此政策下，金树仁就新疆对外贸易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和布局。金树仁上台后不久就极力和其他西方国家建立或者扩大贸易关系。先是于1929年派遣包尔汉和潘治义到德国考察，了解进行双边贸易的可能性。当时在新疆进行考察的斯文·赫定探险队的汉莎航空公司成员为其提供了帮助和保护。包尔汉在德国活动广泛，主要包括下列几方面：为新疆预备建立的德语语言教学物色教师，了解某些仪器和学校图书情况；聘请柏林地质学家以便进行土壤检测和探明矿藏；向德国派遣留学生，1931年5月后先后向德国派遣9名学生及陪同人员；从德国进口修路、矿产勘探和开采设备等机械，后来还进口了金矿探测机械设备；商议航空线路、石油开采、建立电厂和进行皮革、羊毛、电力设备等贸易。
在极力开展对德国贸易的同时，金树仁通过已加入法国国籍的前帝俄商人和法国建立起贸易关系。例如，1931年11月，法籍商人沙立斯等代表新疆省政府购买了汽车三辆，从巴克图口岸入境，运抵乌鲁木齐。此外，阿富汗和新疆的贸易也一如既往地保持着。
金树仁极力将德法等国拉进新疆对外贸易圈内，其实质是要实现新疆对外贸易多元化。这表明金树仁对苏联极度不信任，希望德国能够在北疆和苏联对抗，避免苏联控制新疆的贸易和经济。但是，德法等国和新疆相距遥远，开展成规模贸易可行的运输线路还要经过苏联，而苏联是不会支持和合作的。所以对金树仁而言，英新贸易仍是其可以多少依赖的，也比较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支持和拓展英新贸易仍然是金树仁对外多元贸易政策的重心。
在此政策之下，英新贸易和苏新贸易呈现出新特点，即复杂的贸易竞争态势。
金树仁执政头两年，即1928—1930年，英新贸易和1927年度情形基本一致。就贸易的商品结构而言，当时由英国输入新疆的商品主要有棉线和棉纱、棉制品(欧洲产)、奎宁、薄荷油、苏打、酒石酸、酸、樟脑、靛青、兽皮、牲畜皮、珊瑚、绿松石、麝香、雪茄和香烟、丝织品、香料(黑胡椒、桂皮、生姜、小豆蔻等)和茶叶。其中最主要的是：棉制品、丝织品、茶叶、珊瑚、染料及颜料。这些产品占英国输往新疆商品额的绝大部分。而新疆对英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些原料性商品。这些商品有：黄铜、生丝、土布(包括装饰布)、鞍垫、毡毯、中药材、瓷器、玉石、羊毛、羊绒、皮革、毛制品；动物；大麻脂以及金银财宝。在这些商品中，最主要的是大麻脂、生丝和金银财宝。从这些商品来看，基本和此前一致，没有多少变化。
但是，从贸易量来看，1928年再度大幅下降。按照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的统计和分析，该年度英新贸易严重下降，“新疆进口货物已经降低了25％，而出口则降低了45％”。“实际上，几乎每种商品都是如此。”而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英国认为是由于苏联竞争的结果，因为苏联竞争是不正常的竞争，除了占有地理、交通优势外，更重要的是苏联“为培育贸易，用一种非经济价格进行销售”。“新疆当地市场继续被便宜的俄国棉制品所充斥，其价格总是比在苏联还低很多。”并且，苏联竞争刚刚开始，“这种竞争强度持续增加”。
1929年英新贸易较上年增加506，193卢比，增加幅度不大。这主要是由下列原因形成的：一 是英属印度降低了大麻脂的进口关税，每蒙特(Maund)由原来的60卢比降低到20卢比，大麻脂贸易的利润大幅上升，因此使新疆对英属印度大麻脂的出口增加，当年增加额达到90，000卢比。二是新疆对前往沙特阿拉伯朝圣的政策放宽，当年有1，400多名阿吉携黄金、香料和银锭经英属印度前往朝圣，使新疆对英属印度的黄金、香料和银锭出口大幅上升。虽然英国海关将这些商品或者金银锭统计在内，但是并不将其看作真正意义上的贸易。三是由于新疆货币对卢比的贬值。1929年初在喀什噶尔1喀什噶尔两兑2卢比，下半年汇率已经低到l两银子(票)兑1卢比7安那(1安那等于1／16卢比)。这样导致不少商品价格上升。此外，中国内地战乱，使经过天津出口的新疆羊肠受阻，有不少便临时转经英属印度出口。所以本年度英新贸易上升并非实质性的，意义并不大。
1930年，英国对新疆贸易仍略有增加，增幅为207，118卢比。该年度由于卢比大幅升值，从当年4月份10天罡兑l卢比到12月份16天罡兑1卢比。这有利于英国对新疆出口。同时，奇特拉尔路线对向新疆出口还实行退税政策，这使该线路出口额增加，占英国对新疆出口额15％，并且增势继续保持。再者，由于卢比升值，“新疆商人已经从印度向新疆转移了很多钱”。但是也出现一些不利因素，英国商人又开始重操高利贷旧业，对英新贸易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此外，英属印度拉达克和斯林那噶尔对从新疆进口的货物增加税收，拒绝为前往新疆的商队提供谷物饲料。这无疑使使用此线路的商人颇感不便。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此期金树仁政权为加强英国在新疆的贸易，维持其多元化对外贸易政策，对英新贸易是加以刻意关照的。一是金树仁派遣会讲英语的潘祖焕赴喀什噶尔，代表金树仁专门办理对英贸易，特别是军火贸易；二是直接从英国购买军火。1929年一次就从印度购置了价值90万元的军火，占新疆当年财政收入的18．5％。这些军火是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使用过的快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三是命令所有官员要对英国讲道理、要友好。
此期英新贸易中新疆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而且贸易顺差不断扩大。1928年新疆对英国贸易顺差为239，613卢比，1929年为689，356卢比，1930年为979，514卢比。幅度不大，而且其实质是大量新疆金银流人英国，像杨增新时期一样，这主要是英国平衡和扩大英新贸易的手段。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该阶段的苏新贸易。
就贸易额来看，苏新贸易维持较高水平，特别是1928和1929年呈现出上升趋势，并达到金树仁时期苏新贸易额的顶峰。就新疆从苏联的贸易进口额来看，1928年新疆进口额激增，从1927年的1064．7万卢布猛增到1928年的1605．1万卢布；1929年和1930年也维持较高水平，分别达到1521．6万卢布和1395．4万卢布。就新疆对苏联的贸易出口额来看，1928年到1930年分别为1377．8万卢布、1673．1万卢布和1021．2万卢布，1929年达到顶峰3194．7万卢布，1930年则大幅回落，其落幅达到近40％。进口的增加和出口的减少导致1930年新疆对苏联贸易的人超，这种变化成为金树仁时期苏新贸易的重要特点。
就商品结构而言，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像以往一样，纺织品、糖、电器产品、石油产品、玻璃制品和火柴支配着苏联对新疆的出口；而进口商品则包括羊毛、皮革、皮毛、牲畜和棉花”。其中新疆从苏联进口商品多呈上升趋势，棉布占据核心地位，占新疆从苏联进口额平均值的61．7％(1928年和1929年)；金属制品和糖也占据重要地位，分别占从苏联进口额平均值的10．1％和10．3％(1928年和1929年)。新疆对苏联出口商品以羊毛、畜类和棉花最为重要，分别占新疆对苏联出口额平均值的63．95％(包括山羊毛在内)、13．65％和14．1％左右。
尽管苏新贸易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但是实际上存在较深刻的冲突。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苏联全面的商业渗透和新疆反渗透之间的冲突。苏联不遵守杨增新时期和新疆所达成的临时通商条约，扩大贸易范围，金树仁则对苏联超出正式协定的地方进行严格限制，例如严格限制苏联在塔城、阿山、乌鲁木齐等地商务机关的活动。(2)税收冲突。由于新条约尚未签订，为维护主权，金树仁虽允许苏联货物自由出入巴克图、吉木乃和伊尔克什塘等边疆关卡，但规定除了以华商商号或者私商顶替人的名义向所在地方税务报关纳税外，还要增收统税。这使苏联颇为不满，苏联驻伊犁领事馆多次向新疆省政府提交照会，要求取消统税，开设银行和自由汇兑。这些要求都被新疆省政府拒绝。(3)工业商品输出的矛盾。此期苏联工业发展颇快，急需解决商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供应问题，大量向新疆输出工业产品，而不允许新疆的工业产品输入，而新疆则要求苏联允许加工产品出口苏联。(4)日常贸易纠纷。除了上述主要问题外，苏新双方日常贸易也存在颇多纠纷。例如苏联拖欠税款、拖延进口订货、双方债务交涉以及华商在苏联境内与其贸易机关的纠纷等。总之，此阶段苏新贸易问题较多，交涉频繁，但却大多没有结果，双方贸易关系因此难以融洽。客观地说，“其根本原因是苏联为了从新疆收购原料，倾销过剩商品，在新苏贸易中的某些做法欠妥，带有明显的不平等色彩”。这实质上反映出苏联对新疆贸易的攻势加强。
苏联以贸易为核心加紧对新疆政府施加压力的同时，还采用多种手段，意在直接扩大苏新贸易，压缩英新贸易空间。其主要手段是和新疆地方官员直接建立贸易关系，以经济利益开拓苏新贸易。例如，为扩大在南疆的贸易，苏联和喀什噶尔当地主要官员建立了贸易关系。其次是直接贿赂新疆当地官员。例如，1928年底，苏联在喀什噶尔的贸易代表M．奥尔霍夫斯基(M．01．hofsky)许诺，要送给喀什噶尔道尹马绍武两辆汽车，并于1930年下半年兑现一辆。这辆福特牌汽车是喀什噶尔的第一辆汽车。此外，苏联还利用其他经济手段。1928年苏联在乌鲁木齐开设银行，并在全疆设立分支机构，非常慷慨、宽松地给中国人特别是少数民族贷款，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贷出去了40，000英镑；苏联领事人员还在各地肆意发放赏金。苏联此举目的在于扩大苏联和新疆老百姓的经济联系，以扩展其政治和经济影响。
苏联向新疆各地及政府各部门渗透，排除英国在新疆政府部门的影响。根据英国报告，和以往相比，苏联总领事更加轻松地向新疆东部旅行，向新疆政府部门渗透，苏联情报机构显著增加。苏联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夸口说，新疆每个衙门里都有苏联间谍，专门跟踪英一中事务。
苏联还利用宣传攻势排挤英国势力。1930年英属印度白沙瓦发生骚乱，苏联报纸借机大肆夸大，称白沙瓦已经被当地人占领了7天，大量印 度官员被杀，英属印度当局不得不动用军队夺回。其目的在于煽动新疆穆斯林对英国的仇恨。
此外，根据英国官员此期在新疆的旅行报告，为强化对新疆贸易，苏联驻新疆各领事馆的商务官员直接受商务部领导；其根本目的是排斥任何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在新疆的势力。
面对苏联种种攻势，英国采取应对措施。英国利用金树仁的多元化贸易政策，极力和新疆省政府及地方政府搞好关系。新疆地方官，特别是南疆地方官员对英国颇为友善，关系融洽。例如，马绍武在对外关系处理上，对英苏有别。“尽管他对苏联总领事表现出很好的个人关系，但是在官方事务上则对其持不妥协态度。”1930年，苏联靠近中国喀什噶尔的中亚地区急需劳动力，希望能从喀什噶尔雇佣30，000名劳力去塔什干从事农业生产，苏联在喀什噶尔用中国货币支付其工资，但是马绍武并没有同意。马绍武还主张借助英国力量开发当地资源，特别是先从英国引进专家解决灌溉、工业和修建道路等问题。
英国还利用新疆亲英官员加强英新贸易。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和喀什噶尔新城行政长潘祖焕过从甚密，利用后者鼓励和英国贸易。苏联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因此对他抱怨颇多，将有关资料汇报给莫斯科，还提交给中国驻塔什干领事馆一份抗议，称他禁止中国商人和苏联进行贸易。此外，苏联驻喀什噶尔总领事还将报告提交给省长金树仁。喀什噶尔当地商人在官方影响下，很多都愿意和英国做生意，以至苏联总领事当面向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抱怨。
为搞好和金树仁的关系，英国不遗余力地给予其各方面帮助，使金树仁此期对英国颇为依赖。除了直接向英国购买军火外，1929年8—9月份，金树仁给南京政府的大量无线电报都是通过英属印度进行的。由于这些电报和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没有任何关系，一度引起英属印度白沙瓦无线电报官员和总会计之间在结算上产生困难。
英国力图在喀什噶尔形成对其有利的社会氛围，排斥苏联势力的扩展。喀什噶尔亲英官员潘祖焕反苏情绪颇高，甚至在喀什噶尔道尹的宴席上，当着英苏人员的面公开嘲弄苏联。因此该阶段喀什噶尔的反苏亲英氛围颇为浓厚，1928年在喀什噶尔主张亲苏的观点被认为是犯罪。根据英国报告，有5个人因亲苏被驱逐到阿克苏，即使给中国官员行贿说情也是徒劳的。1930年，一批妇女因为唱共产主义歌曲而被逮捕，这些歌曲是从费尔干纳巴扎上传到喀什噶尔的。
英国和新疆政府的良好关系引起苏联疑虑颇深，特别是对金树仁和英国进行军火贸易，苏联“希望发现一些关于(英国给金树仁政府)提供武器和弹药计划的通讯”。于是苏联在英属印度和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的邮路上打起了主意。1929年3月，在靠近塔什库尔干的地方，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的邮件被盗。根据英方的资料，两名抢劫者都讲俄语，将英国的两名柯尔克孜族邮差带到苏联，并将邮包交给苏联人。苏联间谍维诺夫(Wainoff)在塔什干给这两名抢劫者支付了250金卢比的报酬。据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报告，邮差很快被释放，而邮包连同其中的邮件则在几个月后交回，但是邮包已经被专业人员打开过，而且每封信件都被打开过。这反映出英苏竞争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为进一步应对苏联的攻势，英国还派遣官员绍穆伯格(sehomberg)到新疆考察。绍穆伯格提交给英国政府的报告认为，英国不能按照苏联模式与其竞争，但是绝对不能对苏联攻势坐视不管。为此他提出包括在乌鲁木齐设立领事馆、在新疆设立银行、改善英属印度和新疆之间的交通和通讯、为英国阿克萨卡尔发工资等13项建议，以便扩大英国影响，对抗或者至少延缓苏联对新疆的控制。
金树仁多元化对外贸易政策的实质仍然是平衡论，从历史来看，可以认为是杨增新平衡英新和俄／苏新贸易政策的继续；从现实来看，则是金树仁面对攻势凶猛的苏新贸易和正在遭遇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英国的新形势，所采取的变通性平衡手段。此期苏新贸易有所发展，维持在近3000万卢布的态势，而英新贸易也基本稳定(尽管内涵发生变化)。英苏对新疆贸易背后反映的是双方的角逐，苏联正在为排挤英新贸易，继而进一步排挤英国势力做多方面的积极准备。
二、哈密暴乱后的英新、苏新贸易
金树仁治新，滥用亲信，吏治腐败，盲目扩军，致使经济混乱，通货膨胀严重，民族矛盾深刻。1931年7月哈密“小堡事件”使本已尖锐化的社会矛盾激化，哈密地区农牧民爆发起义。哈密起义使全疆各地的民族矛盾凸现出来，特别是南疆形势严峻，大有风起云涌之势。与此同时，甘肃军阀马仲英开始和哈密等地起义者联合，新疆全面内乱已经难以避免。在此新形势下，英苏对新贸易呈现出新的竞争态势。
苏联利用新疆内乱的机会，扩大和深化对新贸易。如前所述，1926年后，苏联一直希望扩大对新贸易，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如愿。哈密暴乱使苏联看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知道，民国后，俄／苏新贸易成了处于半独立状态的新疆政府对外销售农产品、支持财政的重要手段，而此时对新疆政府显得更为重要。金树仁不但急需以此改善境内物资和商品奇缺的窘境，而且也急需从苏联购买或者通过苏联运输第三国军火。另外，对金树仁来说，马仲英和哈密起义者联合，几乎断绝了新疆和内地的交通，无疑也断绝了金树仁退回甘肃和内地的后路，维持和苏联的良好关系也意味着他在紧急情况下可保留一条逃生之路。所以，苏联乘机迫使金树仁改变其对外贸易政策，1931年10月1日，金树仁未经中央批准，以秘密换文方式和苏联签订《新苏临时通商协定》。该协定共七款，另外还有四个附件。主要内容如下：片面对苏联开放全疆各主要通商地点，并准许苏联在当地设立商务机构、代办机构，派驻代理人和自由贸易(第三款)；限定新疆对苏联贸易的税率(第五款)；苏联可以插手新疆金融业(附件二)。双方贸易机构不对称，苏联以国家商务机构对新疆私商；新疆所要求的多冠以“希望”，其弹性颇大，法律约束性小。可见这不是一个平等的协约。当时新疆不少官员也这样认为，例如伊犁和喀什噶尔的道尹都反对此条约，认为该条约是在新疆受到威胁时，苏联乘机施加压力而签订的，“毫无疑问该条约包含许多令人不愉快的条款”。该协议的实质，“和50年前帝俄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伊犁改订条约》、《改定陆路通商章程》，基本是一脉相承的”。
《新苏临时通商协定》的签订使苏联在英苏对新贸易竞争中居于有利地位，苏联不但可藉此扩大苏新贸易，而且还获得了对新疆进行不平等贸易的“合法”权利。英国对此条约非常关注，从苏联和金树仁谈判开始，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就不断向喀什噶尔道尹探听，担心金树仁改变其外贸政策。在得知条约内容后，立即打探喀什噶尔道尹的态度，令他欣慰的是道尹反对该条约，更不会轻易实施该条约，两人甚至还详细讨论了条约的内容。新疆地方官的态度成为英国 阻止、至少拖延苏联扩大对新疆贸易的强心剂。
同时，金树仁的态度也使英苏在新贸易竞争升级。《新苏临时通商协定》虽然由金树仁做主签了字，但是一方面追于协定不平等及其非法性质，另一方面金树仁对局势还抱有幻想，因此迟迟没有公布协约。金树仁还想在新疆局势完全失控之前继续其“多元化对外贸易政策”，继续把包尔汉留在德国办理矿业和电器商务反映出他的这种心态。苏联根据条约扩展对新疆贸易，挤压英新贸易空间；而英国则利用当时微妙局势极力维护其贸易，阻止或者延缓苏联对新贸易占据垄断地位，英苏在新疆的角逐呈现出决战的态势。
苏联利用条约向新疆展开全面的贸易攻势。首先是加大贸易、金融机构在全疆的活动力度。如前所述，苏联驻新疆各总领事馆的商务代表级别很高，直接隶属于苏联商务部，此时又配备了更多的贸易代表，并将触角伸到新疆东部、南部等更偏远的地区。例如，苏联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于1932年7－8月份派遣负责贸易的孜恩肯(zinken)、米尼阔夫(Milnikoff)和里特维诺夫(Litvinoff)分别前往叶尔羌与和田等地，每到一处就联络当地商人、考察商业形势，甚至直接大批量采购羊毛和棉花等产品。苏联在新疆设立的银行也进一步向新疆基层开办分支机构，直接和普通百姓建立密切经济关系。苏联遍设商业店铺，扩大批发覆盖面和直接零售面。在北疆，除了在塔城、伊犁等地早就设立店铺外，苏联1932年又在迪化至塔城沿线各县设站台，公然将通商扩展到新疆腹地；在南疆，苏联在喀什噶尔开设店面，借口展示商品进行直接贸易，特别是零售业务，引发了新疆当地商人的不满和抗议；苏联还准备在叶尔羌开设店铺，销售商品。
其次，扩大交通，垄断运输和贸易。苏联在南疆一再要求开放从喀什噶尔到伊尔克什塘的道路，便于货物运输；在北疆成立“转运公司”，要求所有苏新贸易货物均由其运输，以此强行垄断，肆意抬高运输价格。苏联“羊毛公司”扩大贸易范围，控制新疆贸易。该公司本成立于1925年，被新疆政府视为“非正式之通商”，主要职责是从华商手中收购羊毛。此时，该公司势力扩大，逐渐公开活动，无视新疆政府的限制，利用散居新疆的前俄属民，赊放货物，暗中直接收购棉花和羊毛。
第三，在限制新疆工业品输入的同时，苏联扩大工业品对新疆的出口，低价销售。从英苏贸易竞争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要加大新疆对苏联工业品的依赖度。此外，苏联以贸易为依托，扩大其在新疆的社团。苏联在喀什噶尔的社团人员稳步增多，例如1932年8月一次就有50名苏联人从塔什干来到喀什噶尔，被安排在总领事馆或者贸易公司工作。苏联甚至还向喀什噶尔秘密运输武器，被马绍武没收。此事虽然马绍武没声张，其深层原因无法知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苏联借贸易之名，行全面渗透之事。
为直接打击英新贸易，苏联还物色喀什噶尔当地商人向英属印度输出货物，并给予其特别优惠的条件。这对英国震动颇大。阿吉贸易是构成英新贸易的重要一环，苏联特地以提供更为安全便利的交通线路为由加以争夺，要求喀什噶尔道尹同意阿吉经由苏联朝圣。后遭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和马绍武联合抵制而作罢。苏联收买新疆政府人员、监督中英活动更为变本加厉，苏联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以每月100两银票的价码试图收买喀什噶尔政府内线，要求随时为其提供情报。
从当时苏新贸易实际情况来看，苏新缔约当年双方贸易额并没有发展，相反还有较大幅度减少。1931年苏新贸易额为2416．6万卢布，比1930年的3206万卢布减少近25％。特别是新疆对苏联出口下降幅度很大，由1603．3万卢布减少到1021．2万卢布，下降额达到36．3％。新疆对苏(俄)贸易出超的传统被改变，连续两年累计入超额达到712．6万卢布。同时，双方贸易摩擦不断。
纵观此期苏新贸易，虽然贸易额不升反降，贸易摩擦不断，但苏联对新疆贸易的渗透在深入，贸易不平等在加剧。这些摩擦反映出苏联对新疆政局能否稳定持怀疑态度，同时也表明苏联不信任金树仁，或者说苏联对扶持金树仁仍持保留看法，在拖延中观望，希望寻找到更能够满足其利益的人选。从英苏在新贸易竞争的角度看，苏联渗透则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
面对苏联强有力的攻势，英国也在积极应对。首先，英国加强和新疆政府及地方官员的联系，试图维持金树仁的“多元化对外贸易政策”。英国除了努力办好金树仁1929年所购买的军火外，还想继续军火贸易。1932年5月英国驻喀什噶尔副领事受金树仁邀请访问乌鲁木齐，发现金树仁非常关心从英国进口军火，特别是飞机、坦克、轻型野战枪和机枪。他极力鼓励金树仁从英国购买军火，认为这样可以使金树仁免于陷入苏联的军火控制。英国政府也不顾禁止向中国出售军火的规定，表示可以根据新疆需要予以支持。在南疆，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还派遣其副领事到阿克苏、叶尔羌及和田等地，借口巡视英国侨民，加强和当地中国官员的联系；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则和道尹等喀什噶尔官员保持往来，经常交流有关情报，对新疆地方政府如何限制苏联贸易扩张特别关注。包尔汉甚至还直接和英国有关部门联系，希望获得英国贷款。从一份1934年7—8月间英国印度政治事务部致英国公共部的文件可知，包尔汉在1932年曾经和其助手兼德文翻译福埃德·卡萨克(Fuad Kasak)给英国政府去过信函，要求给新疆政府贷款。英国政府认为包尔汉的要求并不包括政治内容，可以予以支持，只是要包尔汉把文件加以整理，使之成为可以公开的文件。由此也看出，金树仁至此还没有完全放弃其多元化对外贸易政策。英国商人也成了为金树仁提供服务的工具，1932年金树仁曾经派人要求英国阿克萨卡尔物色一名可靠的运货人，将其60驮(马)的山羊皮和狐狸皮运抵印度，后因安全问题而作罢。
其次，将在乌鲁木齐设立领事馆的设想提上日程。虽然早在杨增新时期英国就提出要在乌鲁木齐设立领事馆，但是并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此时绍穆伯格在其报告中再次提出，英国政府颇为重视。英国印度事务部、外交部和英属印度政府就此事反复协商，认为在乌鲁木齐建立领事馆“可作一些事情抵消苏联商务渗透的政治影响”。随后，英国政府就有关人员派遣、费用分摊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
英国甚至还希望通过外交渠道，直接向中国中央政府提出建议，警告苏联在新疆的贸易渗透和政治意图。但是考虑到中苏恢复外交关系不久，怕给人以挑拨中苏关系的嫌疑而作罢。
第三，此期英新贸易发生变化。从总的贸易形势看，1930年后英新贸易有较大的变化，其表现为：(1)虽然新疆对英国输出商品的贸易总值变化不大，但是其输出重要商品的种类则发生了很大变化。生丝、金银、毛毡等商品由新疆输出额增大。1931年生丝的输出已经达到总输出的3l％，金银为18％，毛毡为14．6％。1932年生 丝、毛毡和铜类的输出均明显下降，其中以生丝的下降最为显著，其输出总值下降38％，比重下降20．8％。但是金银的输出增幅巨大，1932年的输出额超过100万卢比，将近占新疆对英国贸易输出总额的一半，达到47．2％；而1933年又有大幅增长，达到1，520，000卢比。(2)英国对新疆商品出口总额降低，商品以棉制品、丝织品、药材、香料和颜料的出口为主。1931年英属印度出口新疆棉制品和丝织品价值均占其对新疆出口总额的20％以上；1932年药材和香料的出口大幅增长，其出口价额达到12万卢比，跃居对新疆出口商品榜首。其原因在于：一是世界性经济危机对英属印度经济打击沉重，印度农业总产值由危机前的103．4亿卢比降到43亿卢比，农产品价格下跌50％，英属印度民族资本所经营的353个矿井中，有243个倒闭；二是英商价格优势丧失。1929年新疆省政府宣布废除英商的免税贸易特权，此时显现出其影响，英属印度商人失去了在新疆经商的价格优势，“这意味着享有特权的英印商人商业境况严重恶化”。另一方面，“苏联继续积极毁灭英国对新疆的贸易”，“苏联竞争是英国1931年和1932年对新疆出口下降的原因之一”，其中价格竞争是苏联竞争的重要内容。
1932年夏，新疆内乱已经蔓延到吐鲁番，局势已难以控制，金树仁急需各类物资，于是在又对苏联贸易作了些让步后，《新苏临时通商协定》公之于世。此后不久，金树仁从德国撤回包尔汉等人，这不但标志着金树仁的“多元化对外贸易政策”的彻底失败，更意味着对苏联进一步让步和缓和关系。这也意味着不但苏联对新疆取得贸易上的主导地位，而且对新疆的政治影响力也占据支配地位。
三、余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杨增新治新末期，英苏在新疆的贸易竞争就拉开了序幕；金树仁统治新疆前期(1928—1930年)，英苏在金树仁“多元化对外贸易政策”下，互相调整，苏联为加强和英国竞争及全面控制新疆贸易做准备，英苏在新疆的地位已经开始转变；金树仁统治新疆后期(1931—1933年)，英苏在新疆贸易展开激烈竞争，苏联逐渐以所获得的极为有利的商业条约为基础，对新疆全面渗透，攫取全方位的优势。
英新和苏新贸易竞争深刻地体现出双方在新疆势力的此消彼长和地位的变化。如果说杨增新时期是英国在新疆最受欢迎的时候，那么金树仁上台后，随着苏联对新疆北部影响的加强，“一种普遍的反英态度出现；”而哈密暴乱成为金树仁政策改变的开始，英国在新疆的旅行逐渐受到限制，喀什噶尔和阿克苏对英国友好的官员潘祖焕和朱道尹分别被调往乌鲁木齐和哈密，“这对英国势力是个严峻的冲击，因为这两个官员在中国官员中代表着传统的反苏情结”。而1931年《新苏临时通商协定》的签订，是金树仁向苏联转向的开始；1932年《新苏临时通商协定》的公布意味着金树仁对英苏态度转变的最后确立。金树仁的政策从扶持、容忍英国势力，转变到反对英国势力。1933年4月金树仁垮台时，苏联对新疆全面控制的形势已经形成。1933年4月盛世才上台，5月即主动派遣外交署长陈德立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孜拉肯联系，表示愿意在金树仁时期的《新苏临时通商协定》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新苏关系，苏新发展紧密关系已经不可阻挡。
此期英新和苏新贸易的竞争，深刻地反映出英苏在新疆的这种角逐。盛世才上台后，采取亲苏政策，苏新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亲密”，从某种程度上说，盛世才政权成为苏联的傀儡；而英国势力则被排斥在喀什噶尔至和田一隅，不但无力和苏联竞争，而且也失去了平衡苏联势力的能力。这种局面是苏联所期望的，也是金树仁时期英苏在新疆竞争的结果。从历史上看，苏联在新疆所获得的特权超过当年沙俄；从现实来看，苏联控制了从外蒙古到新疆的地带，有效地实现了对其腹部地区的屏护。新疆自杨增新以来以英国制衡俄／苏的平衡政策宣告终结，苏联先是从贸易上、继而从经济上、甚至政治上控制了新疆。盛世才上台后不过是就势而为，借用苏联军事力量确立其在新疆的统治地位，旗帜鲜明地明确了其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而据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也清楚地表明，英国在1934年也准备接受“苏联日益控制新疆”的局面。这些不但标志着金树仁时期英苏在新疆所刻意追求“两极”平衡势力的终结，而且也标志着民国以来新疆对外平衡政策彻底走到尽头。
(责任编辑：许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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