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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中偷闲，翰墨中寓情
父亲祖籍福建长汀，但生于四川，既未去过福建也不懂福建话。他的姓名按族谱排应是江尔鹏，他的弟弟是江尔鹗。他不喜欢这个名字，就改名为庸，字翊云，不过祖父在家中一直叫他鹏儿。
父亲天性醇厚，事亲至孝，只要他在家里，一听见祖父叫声“鹏儿”，无论多忙，必定立即跑到祖父面前。他于1934年时年57岁时出版《趋庭随笔》，自序云：“自垂髫迄今，盖无一二年离父母之侧，斯卷涉及经史者，多习闻庭训，退而自记，凡于旧学有疑或弗知者，皆得于定省之时乞教于父。”他的书名即取《论语·季氏》的“鲤趋前而过庭”的故事。祖母系成都附近的温江县人，久居北平，常怀乡思，一日父亲听说某店进了一些川剧唱片，他便抢购了这些唱片，并买了留声机，拿回给祖母听。
抗战前我家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前房的大、二、三哥都留学日本，已婚并有子女；四哥、五哥在读大学；六哥早逝；七哥在读高中。我母亲是继室，只生八哥江靖、三姐江满和我，俱幼小。
父亲每天上午多在外面办公，或去朝阳大学，或去律师事务所，或去法院；下午在家工作，有空时写对联、条幅或写诗、作画。他请一位客居北平的吴江徐北汀先生定期来我家教他画竹。
父亲每年暑假常和母亲带我们到西郊避暑，常去的地方是香山、玉泉山，有时去颐和园。住香山时我的年纪太小，没什么印象。住玉泉山时，是租几间民房，白天让我们三个孩子在外面玩，晚饭后则父母坐在瓜棚豆架之下和房东聊天，谈狐说鬼和当地一些民俗。母亲认为孩子不宜听鬼怪故事，父亲则不以为然，认为这样可以增加孩子们的胆量，没有坏处。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住在颐和园内的眺远斋。大约在1933年夏天，北平市长袁良请父亲当北平市的法律顾问，父亲说：“我不要薪金，但想在颐和园中找间房子住一个夏天。”袁良满口答应，并请父亲在颐和园内任选一处。父亲在园内后湖边选中了眺远斋。眺远斋又名看会殿，系西太后看庙会之处，但围墙甚高，在里面怎么也看不到外面的庙会，为什么叫眺远斋或看会殿，他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父亲问到一位老园丁，才知道原来那里围墙很低，每年4月妙峰山庙会的演出队从这里经过，西太后从眺远斋里面就可以看见香会的表演。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打算把退位皇帝溥仪的家搬到这里，才把围墙加高五尺。父亲又找到一个老太监王某，得知眺远斋门外就有一个横额，上书有“琼敷玉藻”四字，当时已不见原来额上的字。父亲于是补写了这四个字贴上，并照了相。
1933年以后，日军打入了长城，华北风云日急，在北平成立了以29军军长宋哲元为主席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日本人为首席顾问。日本人和北洋政府的官僚政客纷纷到我家劝父亲参加。父亲誓不当汉奸又无法脱身，非常苦闷，刚好祖父母于1935年一年之内双双病故，1936年国际律师协会在维也纳开会，父亲当选为中国代表，父亲乘机去欧，母亲则带我们三个孩子去上海，把北平的房子和全部用具留给前房哥哥和姐姐，从此南行不返了。初到上海还发生一件巧事：我和哥哥江靖同考一个中学，他考高中，我考初中。报名时负责人见我们兄弟一名靖，一名康，又是刚从北平来，他掷笔长叹道：“靖康南渡，华北危矣!”
避难入川，窘境中求生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同年上海、南京相继沦陷。1938年初，日本拟在南京成立“维新政府”。先是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派汉奸温宗尧邀父亲面谈，父亲未去；后烟俊六大将偕台湾人许丙来我家，他们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一面说：“江先生只要出山，地位可在梁鸿志和温宗尧之上。”一面又说：“先生如不肯合作，你家安全恐难保证。”他们去后，父母闭门商议，又征求二舅徐维纶意见。父亲得到母亲和二舅的全力支持，连夜避往香港，先飞武汉后又转到重庆，家中则由母亲维持。不久父亲在重庆生病，母亲赶去照顾，江靖考取了西南联大，前往昆明，江满和我则留在上海由二舅、三舅照管，这时一家五口分居重庆、昆明和上海。1942年春江满和我也到了重庆和父母团聚了。
父母在重庆先是住在城内上清寺特园四舅徐维明家。四舅时任中国银行渝行经理。武汉失守后，重庆连续遭到大轰炸(日方又称为疲劳轰炸)，四舅觉得城内太危险，便接父母到长江南岸汪山丁家寨四舅的别墅中。谁知汪山也不安全。大约1940年某日，日本飞机得到汉奸的指引，突然袭击重庆南岸黄山蒋介石的住所。汪山与黄山声音相似，但不是一处，相距很近，一架日机误把炸弹投到汪山，一弹落在丁家寨四舅家附近，炸死一位花匠的儿子；一弹落在汪山农民蓄水的堰塘，炸死洗衣的妇女和塘内游泳的许多人。还有一弹落在汪山桂花湾何廉的住宅附近，把正在房外玩耍的何廉幼儿炸死。何廉睹屋伤情，不愿再住那里，便把房子借给我们，自己搬到别处。
桂花湾风景优美，有一株三百多年的老桂，每年秋季开花，香闻数里。我们住到那里一则以喜，一则以愁，喜的是房子宽敞、环境幽静；愁的是那里饮用水需到数里外去挑，米面菜蔬要到更远的黄桷垭镇上去采购。父亲当参政员的车马费很少，原来和母亲住在四舅家还可勉强维持，现在住到外面自立门户就十分困难了。当时江靖和江满都在国立大学读书，有公费，我则在私立中学读书，每学期交学杂费、膳宿费时就十分吃力，再加上要雇人买菜挑水，其困难可想而知。父亲认识的国民党高官贵人不少，但他决不肯向他们求官救助。父亲在抗战前饮食十分讲究，烟酒都是国内外名牌，茶则是云南普洱茶。此时，除四舅和朋友馈赠一些外，都需自己买。父亲有时买路旁的无牌烟，那是小贩把各处拾到的烟头拆散重新卷起重做的，父亲自嘲说这是“万国牌”；茶则喝四川较便宜的沱茶，有时到镇上吃碗馄饨或担担面，聊以解馋。幸而不久父亲遇到两位朝阳大学早期毕业生鄢梧秋和杜协华，他们在市内开有律师事务所。听到父亲的经济窘境，便邀请父亲参加他们的事务所。他们说父亲执行律师业务所得全归自己，事务所的开支则由他们两人负责。此后我家经济情况大大改善，在江边马鞍山租了几间房子，有了真正自己的家。
日本偷袭珍珠港时四舅正在香港开会，避难到一位冯姓朋友家。梅兰芳因不愿住在沦陷后的上海全家搬到香港，在日机空袭下也避到那位冯先生家里，两人都痛恨日本人，又同在冯家，因此成为难友。后来乘日本人在香港大规模疏散难民之机四舅逃回重庆，梅兰芳回到上海，蓄须明志，绝不给日本人唱戏。临别前梅兰芳把两个大儿子托人送到内地，并请四舅对他们照顾。梅家两兄弟长兄梅葆琛考入重庆广益中学，和我同学，弟弟梅绍武考入贵阳清华中学。两人一切费用全由我四舅负责。
父亲原与梅兰芳有旧，在我四舅家见到梅葆琛，他虽衣食无缺，但是举目无亲，深为同情。我家搬到马鞍山后，便让我常约梅葆琛来我家食宿。有一年梅绍武自贵阳来，也曾住在我家。抗战胜利后，梅葆琛考入上海 震旦大学，梅绍武考入北平燕京大学，不但与我同学，而且和我同一个团契(团契本是一个宗教团体，后来逐渐失去宗教气氛，成为一个只要志趣相投，不分男女、年纪、系别都可参加的松散组织，解放前夕燕京有许多团契，其中不少专门从事政治活动)。1972年我从“干校”借调到北京工作，梅绍武约我到他家，当时梅兰芳已经去世，梅夫人福芝芳老人听说我来，一定要我和她在上房吃饭。她说：“抗战时在重庆多亏你的老爷子照顾葆琛、绍武两个孩子，非常感谢。”她谈了不少梅家情况并要我经常去她家。
1944年我考入成都燕京大学，那时日本人在太平洋上连连失败，海上交通全被切断，但还想垂死挣扎。他们从河南沿铁路公路一直打到广西和越南边境，妄图从中国经越南到新加坡这一“大陆交通线”进行决战。国民党军队腐败不堪，望风而溃，数月之间就使日军轻易到达中越边境。日军同时又抽调一个分队从广西突入贵州，一直打到独山。这时全川震动，蒋介石曾考虑再度迁都。幸而日军孤军深入，已是强弩之末，只得逐步收缩，国民党得到了喘息。蒋介石乘机发出了号召，要求知识青年参军，口号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那时燕京的同学参军的很多，我也报名了。乘去泸州报到之前，请假回重庆看望父母。一到重庆，父母和四舅就对我严加申斥，说我糊涂。他们说重庆许多人都知道，青年军不是打日本，而是对付共产党的，你参加进去打内战简直岂有此理。他们要我返校读书，我不肯，最后双方妥协，那时重庆国民党军委外事局正在招考“翻译官”，如果我能考取最好，否则在家读书一年后重新考大学。结果我考取了，经过短训，飞昆明转到湘西某军的美军联络组工作，参加了芷江战役。离家时父亲很高兴，说我能够考取“翻译官”参加抗战是有出息；母亲则有些担心。抗战胜利后，父母和哥哥姐姐回到上海，一时找不到住处，表哥沈寿山把他住房的一部分借给他们，我则随学校回到北平。
不求做官，淡泊明志
1949年7月我自燕京大学毕业，8月调到解放军总参谋部某单位工作，一直到1956年夏天才有机会休假一个月回上海看望双亲。1957年我又回家了一次，他们看到我和爱人十分高兴。这两次父亲和我谈得很深，他说上海解放后政府给他安排了工作，统战部专门派人征求意见，问工作是否合适，薪金是否够花，有什么要求等。父亲说工作很满意，薪金足够花，因为子女都已工作，老两口足够了。
父亲又对我说：“当时有人为我鸣‘不平’，认为我无论资历、能力都不比沈钧儒差，为什么他的地位远比我高。他们又劝我搬到北京，说那里离中央近，会得到更好的照顾。”父亲说：“那些为我鸣‘不平’的人太不了解我。沈钧儒等民主人士长期与共产党合作，反对国民党，为新中国成立出了不少力。我虽不反对共产党，但也没有与共产党合作过，现在能有这样的待遇已经非常知足，还要争什么。”他又说：“谈到工作，我的一生都与司法有关，而解放前的司法无论在理论或实践方面与解放后的迥然不同。人贵有自知之明，政府即使给我司法方面的高官我也做不好，甚至还可能犯错误，岂不求荣反辱!至于迁居北京，我住在上海房屋宽敞、空气湿润，文史馆的工作又适合我的兴趣，悠哉游哉，无拘无束；北京官多、会多、宴会多，我何必跑到那里自讨苦吃!”
他还告诉我上海解放后，陈毅曾写信给他，劝他把过去作的诗选一些出个集子，又劝他继续写诗。他告诉我说，他性喜旅游，和与朋友唱和，他出的《澹荡阁诗集》的书名就是以诸葛亮《诫子书》中的“非澹?白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自勉。不过今后再写这类诗就不合时宜了。
我回北京前父亲给我许多宝贵的字画，其中有林琴南和梁启超赠给父亲的诗，父亲的老师赵熙赠给母亲的一个条幅(大约在1940年前后，父亲曾和母亲一同去四川荣县拜见赵太老师，并在赵家住了数日。)此外，他还给我几把扇子，上面是他写的诗和画，可惜这些珍贵文物在“文革”时都被作为“四旧”抄走毁掉。
1959年夏我从福建前线下放锻炼回京，路过上海，请假回家探亲，父亲十分高兴，便带我去一家高级俱乐部吃饭。那时正是“大跃进”之后，食物非常紧张，政府为了照顾父亲每月发给他四张特餐券，可到指定地方就餐。
此次回家，父亲方在大病之后，我对他的身体很不放心。他说：“没关系，统战部为了照顾我征求我的意见，让我任选在北京的两个儿子之一调沪。我想你在军队中工作，不便调动，便请组织调你哥哥一家来。估计不久他们便可调来上海。”
父亲逝世后的一些有关事情
1960年父亲在沪去世，那时我在北京生病，八哥江靖一家已调上海。母亲嘱八哥写信叫我好好养病，不必奔丧。她说家中之事自有她和八哥操办，丧事尽量从简。她认为孝顺重在父母生前，大办丧事都是做给活人看的，很是无聊。
丧事办完后，母亲和江靖邀请上海几位文物专家，请他们鉴定父亲所遗字画和瓷器，凡有价值的全部捐献国家，其余的分给家人留作纪念。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靖和我所在单位的造反派都认为父亲曾当大官，又是名律师，不仅反动，还必定有金银财宝。江靖家被抄三次，前两次成绩不够理想，又抄第三次。第三次抄出了毛主席写给父亲邀请他参加新政协的信，非常惊讶，便不再纠缠，第二天送来大红喜报，承认他家是革命家庭。
我家被抄时间前后，造反派在我家没有抄出财宝心有不甘，又派一个小分队到上海江靖家，不料未进弄堂就被治保老大娘拦住，训斥他们说，你们跑来上海干什么?他家是革命家庭，不许你们胡闹!
2000年经江靖和江式高(二哥江振之子)搜集整理资料，又经江式高多方努力、后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江庸诗选》。
之后，天津古籍出版社与江靖之子江一、江千联系，把他们珍藏的、经江靖编注的《梁启超致江庸书札》出版。内容为1913年至1926年梁肩超写给父亲的书札和便条。
2007年11月8日，朝阳大学校友会北京分会庆祝朝阳大学成立九十五周年座谈会，会上校友们畅谈朝阳大学在司法方面对国家的贡献。孙国华、熊先觉、徐葵三位校友还着重介绍了编辑《纪念老校长江庸特辑》的经过。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是一个重视大节、立场坚定、决不屈服于日本人统治的爱国民主人士。他性喜旅游、吟诗作画，又是一个淡泊名利的诗人。值此纪念父亲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之际，我更加怀念他。
父亲祖籍福建长汀，但生于四川，既未去过福建也不懂福建话。他的姓名按族谱排应是江尔鹏，他的弟弟是江尔鹗。他不喜欢这个名字，就改名为庸，字翊云，不过祖父在家中一直叫他鹏儿。
父亲天性醇厚，事亲至孝，只要他在家里，一听见祖父叫声“鹏儿”，无论多忙，必定立即跑到祖父面前。他于1934年时年57岁时出版《趋庭随笔》，自序云：“自垂髫迄今，盖无一二年离父母之侧，斯卷涉及经史者，多习闻庭训，退而自记，凡于旧学有疑或弗知者，皆得于定省之时乞教于父。”他的书名即取《论语·季氏》的“鲤趋前而过庭”的故事。祖母系成都附近的温江县人，久居北平，常怀乡思，一日父亲听说某店进了一些川剧唱片，他便抢购了这些唱片，并买了留声机，拿回给祖母听。
抗战前我家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前房的大、二、三哥都留学日本，已婚并有子女；四哥、五哥在读大学；六哥早逝；七哥在读高中。我母亲是继室，只生八哥江靖、三姐江满和我，俱幼小。
父亲每天上午多在外面办公，或去朝阳大学，或去律师事务所，或去法院；下午在家工作，有空时写对联、条幅或写诗、作画。他请一位客居北平的吴江徐北汀先生定期来我家教他画竹。
父亲每年暑假常和母亲带我们到西郊避暑，常去的地方是香山、玉泉山，有时去颐和园。住香山时我的年纪太小，没什么印象。住玉泉山时，是租几间民房，白天让我们三个孩子在外面玩，晚饭后则父母坐在瓜棚豆架之下和房东聊天，谈狐说鬼和当地一些民俗。母亲认为孩子不宜听鬼怪故事，父亲则不以为然，认为这样可以增加孩子们的胆量，没有坏处。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住在颐和园内的眺远斋。大约在1933年夏天，北平市长袁良请父亲当北平市的法律顾问，父亲说：“我不要薪金，但想在颐和园中找间房子住一个夏天。”袁良满口答应，并请父亲在颐和园内任选一处。父亲在园内后湖边选中了眺远斋。眺远斋又名看会殿，系西太后看庙会之处，但围墙甚高，在里面怎么也看不到外面的庙会，为什么叫眺远斋或看会殿，他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父亲问到一位老园丁，才知道原来那里围墙很低，每年4月妙峰山庙会的演出队从这里经过，西太后从眺远斋里面就可以看见香会的表演。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打算把退位皇帝溥仪的家搬到这里，才把围墙加高五尺。父亲又找到一个老太监王某，得知眺远斋门外就有一个横额，上书有“琼敷玉藻”四字，当时已不见原来额上的字。父亲于是补写了这四个字贴上，并照了相。
1933年以后，日军打入了长城，华北风云日急，在北平成立了以29军军长宋哲元为主席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日本人为首席顾问。日本人和北洋政府的官僚政客纷纷到我家劝父亲参加。父亲誓不当汉奸又无法脱身，非常苦闷，刚好祖父母于1935年一年之内双双病故，1936年国际律师协会在维也纳开会，父亲当选为中国代表，父亲乘机去欧，母亲则带我们三个孩子去上海，把北平的房子和全部用具留给前房哥哥和姐姐，从此南行不返了。初到上海还发生一件巧事：我和哥哥江靖同考一个中学，他考高中，我考初中。报名时负责人见我们兄弟一名靖，一名康，又是刚从北平来，他掷笔长叹道：“靖康南渡，华北危矣!”
避难入川，窘境中求生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同年上海、南京相继沦陷。1938年初，日本拟在南京成立“维新政府”。先是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派汉奸温宗尧邀父亲面谈，父亲未去；后烟俊六大将偕台湾人许丙来我家，他们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一面说：“江先生只要出山，地位可在梁鸿志和温宗尧之上。”一面又说：“先生如不肯合作，你家安全恐难保证。”他们去后，父母闭门商议，又征求二舅徐维纶意见。父亲得到母亲和二舅的全力支持，连夜避往香港，先飞武汉后又转到重庆，家中则由母亲维持。不久父亲在重庆生病，母亲赶去照顾，江靖考取了西南联大，前往昆明，江满和我则留在上海由二舅、三舅照管，这时一家五口分居重庆、昆明和上海。1942年春江满和我也到了重庆和父母团聚了。
父母在重庆先是住在城内上清寺特园四舅徐维明家。四舅时任中国银行渝行经理。武汉失守后，重庆连续遭到大轰炸(日方又称为疲劳轰炸)，四舅觉得城内太危险，便接父母到长江南岸汪山丁家寨四舅的别墅中。谁知汪山也不安全。大约1940年某日，日本飞机得到汉奸的指引，突然袭击重庆南岸黄山蒋介石的住所。汪山与黄山声音相似，但不是一处，相距很近，一架日机误把炸弹投到汪山，一弹落在丁家寨四舅家附近，炸死一位花匠的儿子；一弹落在汪山农民蓄水的堰塘，炸死洗衣的妇女和塘内游泳的许多人。还有一弹落在汪山桂花湾何廉的住宅附近，把正在房外玩耍的何廉幼儿炸死。何廉睹屋伤情，不愿再住那里，便把房子借给我们，自己搬到别处。
桂花湾风景优美，有一株三百多年的老桂，每年秋季开花，香闻数里。我们住到那里一则以喜，一则以愁，喜的是房子宽敞、环境幽静；愁的是那里饮用水需到数里外去挑，米面菜蔬要到更远的黄桷垭镇上去采购。父亲当参政员的车马费很少，原来和母亲住在四舅家还可勉强维持，现在住到外面自立门户就十分困难了。当时江靖和江满都在国立大学读书，有公费，我则在私立中学读书，每学期交学杂费、膳宿费时就十分吃力，再加上要雇人买菜挑水，其困难可想而知。父亲认识的国民党高官贵人不少，但他决不肯向他们求官救助。父亲在抗战前饮食十分讲究，烟酒都是国内外名牌，茶则是云南普洱茶。此时，除四舅和朋友馈赠一些外，都需自己买。父亲有时买路旁的无牌烟，那是小贩把各处拾到的烟头拆散重新卷起重做的，父亲自嘲说这是“万国牌”；茶则喝四川较便宜的沱茶，有时到镇上吃碗馄饨或担担面，聊以解馋。幸而不久父亲遇到两位朝阳大学早期毕业生鄢梧秋和杜协华，他们在市内开有律师事务所。听到父亲的经济窘境，便邀请父亲参加他们的事务所。他们说父亲执行律师业务所得全归自己，事务所的开支则由他们两人负责。此后我家经济情况大大改善，在江边马鞍山租了几间房子，有了真正自己的家。
日本偷袭珍珠港时四舅正在香港开会，避难到一位冯姓朋友家。梅兰芳因不愿住在沦陷后的上海全家搬到香港，在日机空袭下也避到那位冯先生家里，两人都痛恨日本人，又同在冯家，因此成为难友。后来乘日本人在香港大规模疏散难民之机四舅逃回重庆，梅兰芳回到上海，蓄须明志，绝不给日本人唱戏。临别前梅兰芳把两个大儿子托人送到内地，并请四舅对他们照顾。梅家两兄弟长兄梅葆琛考入重庆广益中学，和我同学，弟弟梅绍武考入贵阳清华中学。两人一切费用全由我四舅负责。
父亲原与梅兰芳有旧，在我四舅家见到梅葆琛，他虽衣食无缺，但是举目无亲，深为同情。我家搬到马鞍山后，便让我常约梅葆琛来我家食宿。有一年梅绍武自贵阳来，也曾住在我家。抗战胜利后，梅葆琛考入上海 震旦大学，梅绍武考入北平燕京大学，不但与我同学，而且和我同一个团契(团契本是一个宗教团体，后来逐渐失去宗教气氛，成为一个只要志趣相投，不分男女、年纪、系别都可参加的松散组织，解放前夕燕京有许多团契，其中不少专门从事政治活动)。1972年我从“干校”借调到北京工作，梅绍武约我到他家，当时梅兰芳已经去世，梅夫人福芝芳老人听说我来，一定要我和她在上房吃饭。她说：“抗战时在重庆多亏你的老爷子照顾葆琛、绍武两个孩子，非常感谢。”她谈了不少梅家情况并要我经常去她家。
1944年我考入成都燕京大学，那时日本人在太平洋上连连失败，海上交通全被切断，但还想垂死挣扎。他们从河南沿铁路公路一直打到广西和越南边境，妄图从中国经越南到新加坡这一“大陆交通线”进行决战。国民党军队腐败不堪，望风而溃，数月之间就使日军轻易到达中越边境。日军同时又抽调一个分队从广西突入贵州，一直打到独山。这时全川震动，蒋介石曾考虑再度迁都。幸而日军孤军深入，已是强弩之末，只得逐步收缩，国民党得到了喘息。蒋介石乘机发出了号召，要求知识青年参军，口号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那时燕京的同学参军的很多，我也报名了。乘去泸州报到之前，请假回重庆看望父母。一到重庆，父母和四舅就对我严加申斥，说我糊涂。他们说重庆许多人都知道，青年军不是打日本，而是对付共产党的，你参加进去打内战简直岂有此理。他们要我返校读书，我不肯，最后双方妥协，那时重庆国民党军委外事局正在招考“翻译官”，如果我能考取最好，否则在家读书一年后重新考大学。结果我考取了，经过短训，飞昆明转到湘西某军的美军联络组工作，参加了芷江战役。离家时父亲很高兴，说我能够考取“翻译官”参加抗战是有出息；母亲则有些担心。抗战胜利后，父母和哥哥姐姐回到上海，一时找不到住处，表哥沈寿山把他住房的一部分借给他们，我则随学校回到北平。
不求做官，淡泊明志
1949年7月我自燕京大学毕业，8月调到解放军总参谋部某单位工作，一直到1956年夏天才有机会休假一个月回上海看望双亲。1957年我又回家了一次，他们看到我和爱人十分高兴。这两次父亲和我谈得很深，他说上海解放后政府给他安排了工作，统战部专门派人征求意见，问工作是否合适，薪金是否够花，有什么要求等。父亲说工作很满意，薪金足够花，因为子女都已工作，老两口足够了。
父亲又对我说：“当时有人为我鸣‘不平’，认为我无论资历、能力都不比沈钧儒差，为什么他的地位远比我高。他们又劝我搬到北京，说那里离中央近，会得到更好的照顾。”父亲说：“那些为我鸣‘不平’的人太不了解我。沈钧儒等民主人士长期与共产党合作，反对国民党，为新中国成立出了不少力。我虽不反对共产党，但也没有与共产党合作过，现在能有这样的待遇已经非常知足，还要争什么。”他又说：“谈到工作，我的一生都与司法有关，而解放前的司法无论在理论或实践方面与解放后的迥然不同。人贵有自知之明，政府即使给我司法方面的高官我也做不好，甚至还可能犯错误，岂不求荣反辱!至于迁居北京，我住在上海房屋宽敞、空气湿润，文史馆的工作又适合我的兴趣，悠哉游哉，无拘无束；北京官多、会多、宴会多，我何必跑到那里自讨苦吃!”
他还告诉我上海解放后，陈毅曾写信给他，劝他把过去作的诗选一些出个集子，又劝他继续写诗。他告诉我说，他性喜旅游，和与朋友唱和，他出的《澹荡阁诗集》的书名就是以诸葛亮《诫子书》中的“非澹?白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自勉。不过今后再写这类诗就不合时宜了。
我回北京前父亲给我许多宝贵的字画，其中有林琴南和梁启超赠给父亲的诗，父亲的老师赵熙赠给母亲的一个条幅(大约在1940年前后，父亲曾和母亲一同去四川荣县拜见赵太老师，并在赵家住了数日。)此外，他还给我几把扇子，上面是他写的诗和画，可惜这些珍贵文物在“文革”时都被作为“四旧”抄走毁掉。
1959年夏我从福建前线下放锻炼回京，路过上海，请假回家探亲，父亲十分高兴，便带我去一家高级俱乐部吃饭。那时正是“大跃进”之后，食物非常紧张，政府为了照顾父亲每月发给他四张特餐券，可到指定地方就餐。
此次回家，父亲方在大病之后，我对他的身体很不放心。他说：“没关系，统战部为了照顾我征求我的意见，让我任选在北京的两个儿子之一调沪。我想你在军队中工作，不便调动，便请组织调你哥哥一家来。估计不久他们便可调来上海。”
父亲逝世后的一些有关事情
1960年父亲在沪去世，那时我在北京生病，八哥江靖一家已调上海。母亲嘱八哥写信叫我好好养病，不必奔丧。她说家中之事自有她和八哥操办，丧事尽量从简。她认为孝顺重在父母生前，大办丧事都是做给活人看的，很是无聊。
丧事办完后，母亲和江靖邀请上海几位文物专家，请他们鉴定父亲所遗字画和瓷器，凡有价值的全部捐献国家，其余的分给家人留作纪念。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靖和我所在单位的造反派都认为父亲曾当大官，又是名律师，不仅反动，还必定有金银财宝。江靖家被抄三次，前两次成绩不够理想，又抄第三次。第三次抄出了毛主席写给父亲邀请他参加新政协的信，非常惊讶，便不再纠缠，第二天送来大红喜报，承认他家是革命家庭。
我家被抄时间前后，造反派在我家没有抄出财宝心有不甘，又派一个小分队到上海江靖家，不料未进弄堂就被治保老大娘拦住，训斥他们说，你们跑来上海干什么?他家是革命家庭，不许你们胡闹!
2000年经江靖和江式高(二哥江振之子)搜集整理资料，又经江式高多方努力、后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江庸诗选》。
之后，天津古籍出版社与江靖之子江一、江千联系，把他们珍藏的、经江靖编注的《梁启超致江庸书札》出版。内容为1913年至1926年梁肩超写给父亲的书札和便条。
2007年11月8日，朝阳大学校友会北京分会庆祝朝阳大学成立九十五周年座谈会，会上校友们畅谈朝阳大学在司法方面对国家的贡献。孙国华、熊先觉、徐葵三位校友还着重介绍了编辑《纪念老校长江庸特辑》的经过。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是一个重视大节、立场坚定、决不屈服于日本人统治的爱国民主人士。他性喜旅游、吟诗作画，又是一个淡泊名利的诗人。值此纪念父亲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之际，我更加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