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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春节过后，我随同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副主任薛洪玉和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沈祖炜有幸拜会了上海市金融学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史专业委员会主任、曾经担任市政府参事的洪葭管老先生。作为中国金融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2012年1月17日，洪老荣获了“2011年度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这是中国金融学界的最高荣誉奖项，被誉为业界的“诺贝尔奖”。
在位于上海浦东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洪老的办公室，我们如期相见。洪老精神矍铄介绍说，他1921年出生于浙江鄞县， 20岁从浙江宁波来到上海，在“小四行”之一的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总行稽核处当一名办事员，后来做到了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的重庆分行副理、南京银行副理。新中国成立后，洪老一直在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所属单位工作，先后任合营银行金融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金融史研究和编撰。
洪老虽然年逾九旬，但知识结构、思想理念与时俱进，堪称“活到老、学到老”的楷模。洪老既有在民国时期上海金融机构的从业经历，见证了上海成为远东金融中心的历史，又熟悉国际、国内金融态势，参与了改革开放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全过程，经历之丰富，视野之开阔，著作之丰硕，在当今中国甚为少见。而他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幕后故事，鲜为人知，值得回忆和记述。
上海市委座谈会上为金融创新建言献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海被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后卫”，主要任务是支持“前锋”改革。国家金融体制改革试点，东北选择了沈阳，西南选择了重庆，华中选择了武汉，华南选择了广州，而华东选择了常州，上海不在其中。这并不是说上海不具备试点的条件，而是上海的权重实在太大，牵一发而动全身。用时任分管外贸外资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话说：“批示别的商埠改革的事容易，批示上海的改革慎重又慎重。”
洪老回忆：“上海虽然不是金融体制改革的试点城市，但一些金融创新却常常从上海开始。如实行中央银行制度、票据承兑与贴现、建立资金市场以及金融与宏观间接控制等都是上海率先提出。”由于当时国家刚从封闭体制中解放出来，金融人才是稀缺资源。而洪老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的理论积淀，使得他成为当时懂金融为数不多的专家代表。
洪老对最初参加上海市委的一次座谈会记忆犹新。那是1985年底，市委在康平路召开学术性座谈会，时任市委书记芮杏文和市长江泽民都出席了会议。会议邀请了包括洪老在内的十多位本市经济金融专家参加，主题是如何发挥金融间接控制经济作用。洪老最先发言，他从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发展经济角度提出了4条有针对性的建议。由于他的发言既有精辟见解，又有案例分析，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本来20分钟发言一再延长。芮书记对洪老的发言兴趣颇浓，风趣地说：“座谈嘛，就应该畅所欲言，不要话讲一半，你继续讲，大家可插话讨论，来不及发言的同志把材料留下来。”就这样，本来市委领导听取专家座谈意见成了洪老一个人主讲，而洪老颇有见地的观点也给市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年后，洪老去北京给中国人民银行的研究生上课，在软卧列车上遇到芮杏文书记，原以为芮书记不会认识自己，谁知芮书记不仅一眼认出洪老，还记得他的名字，并进行了轻松的交流。第二天早晨列车将到北京站，在软卧车厢走道上洪老与芮书记再次相遇。芮书记亲切地说：“有车来接否？没有车，可坐我的车一起走。”洪老谢过芮书记说：“人行研究生部会有车来接讲课老师的。”洪老又深情地回忆，那年他68岁，两鬓斑白，一位中央书记带了家眷赴京上任，对老年知识分子如此关爱、如此周到，确实令他敬佩与感动。
1989年12月2日，上海市委又一次召开金融工作座谈会，上午的会议由时任副市长顾传训主持，洪老被推在会上作中心发言。下午的会议起先由时任常务副市长黄菊主持，时任市长朱镕基在处理完其他公务后赶来出席并主持会议，主要研究上海建设金融中心问题。当时还邀请了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多年，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洪老在会上对上海建设金融中心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当时，洪老的新著《近代上海金融市场》刚刚问世，洪老向市领导推荐了这本书。由于这本书揭示了旧中国的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在上海这个“远东金融中心”运用市场机制的全貌，对改革开放后上海开拓金融市场有现实和借鉴意义。朱镕基高兴地说：“你这本书很好、很及时，我要在今晚把它看完。”就在市委座谈会后的第二天，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做出了创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重大决定，这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先决一步。
促成上海金融市场的建立
上海金融市场的酝酿与建立，洪老起到了思想传播和推动的作用。1985年，他以吴经砚为笔名撰写的《关于建立国内资金市场的设想》一文发表在当年第7期《金融研究》上，这是在全国性金融刊物上发表的最早一篇有关建立资金市场的论文。一石激起千重浪。1986年8月31日，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主办的短期资金市场在上海南苏州路195号诞生。1987年，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组织推动下，成立了全市统一的资金市场，1988年改名为上海融资公司，1989年改称上海短期资金调剂中心，1992年又更名为上海融资中心。上海金融市场的建设引起了国内外有关方面的重视。1986年7月，日本新闻访华团到上海，上海安排了金融改革专场接受采访。洪老当时担任上海市金融学会秘书长，他和时任市政府财贸办副主任陈恒平负责在会上作情况介绍，并回答了日方的提问。日本新闻访华团回国后，在《产经新闻》上发表了《中国已经破釜沉舟地进行经济改革》文章，其中指出：“关于这一设想（指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中国人民银行干部洪葭管作了以下说明：‘我们的目的是先建立短期资金市场，办理票据贴现和银行间交易。今后计划扩大为长期资金市场，发行中长期的公债，发行买卖企业公司债券和股票。’这一设想可以说是要把上海建成以东京、新加坡和香港为样板的金融市场。”日本媒体的这篇文章，我国新华通讯社编辑的《参考资料》（即大参考）在1986年8月4日第22008期作了刊载，所以影响广泛，当时洪老担心讲得有些“冒”了，但后来的实践证明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开拓正是一步一步这样做的，恰恰证明了洪老当时的想法。 洪老对邓小平同志1991年1月28日视察上海时的著名讲话情有独钟，以致把这篇讲话视为推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经典著作来研究。我们去拜会洪老时，洪老顺手拿起一旁书柜中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脱口说出这篇讲话在书中的页码。令大家更为惊叹的是，他随口吟诵了其中的几句：“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顿了一顿，又诵道：“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我们问起熟悉的原委，洪老说小平同志视察上海前和视察中，了解、吸收了上海向中央呈报的有关上海发展金融的一些设想。作为业内人士，洪老那时已经出版了《近代上海金融市场》、《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等著作，发表了《关于建立国内资金市场的设想》等文章。他把小平同志的这段话视为经典，并深入研究加以运用，又陆续发表了《历史上的上海金融中心和当代重建上海金融中心》、《上海成为远东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研究》等文章，反映出洪老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热切期盼。正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小平同志的讲话，宣告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大幕的开启。
倡导按揭购房推动房地产融资市场展开
1990年3月，洪老临近70岁，他从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手中接过参事聘书，从那时起，他成为市领导幕后智囊团的重要一员。担任市政府参事是洪老人生的重要一站。就在洪老聘为参事的第二个月，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浦东，上海迎来了腾飞发展的新机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洪老赶上了好辰光，踏上了末班车。十二年间，洪老执笔或与其它参事合署共提出了三十多篇高质量的意见和建议，大多围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展开，几乎每篇都有市领导的批示。洪老在参事岗位上的所思所为，体现出他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浓厚情结。
1991年初，时任市长黄菊在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开发开放浦东有四个问题尚待解决，其中一个是设立浦东开发银行如何获准的问题。洪老一听，这正是自己可发挥参谋咨询作用的地方，便根据自己平时的积累和掌握的信息，很快写就了《为争取设立浦东发展银行的建议》的报告。报告中分析了《银行管理条例》不准省市设立地方银行的有关规定和银行体制改革的趋势，权衡左右，洪老认为设立区域性、股份制的商业银行还是可以争取的。由于参事建议具有“直通车”功能，参事建议可直接报送给市领导，中间不受其它部门的阻拦。他的建议很快被市政府相关部门在申请设立浦东发展银行的报告中引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后来于1993年1月开业。
说起上海现在的高房价，洪老感慨万千。1996年，市政府批准了由洪葭管、杨小佛、晏大模等参事组成的参事室出境考察团，赴香港调研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金融现状。为了取得香港先进的管理经验，洪老事先联系了上海实业（集团）公司、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和交通银行香港分行3个对此次考察极有帮助的单位，这3个单位均有洪老的同行、熟友、学生担任负责人和研究工作。在他们的大力帮助下，举行了有银行、房地产开发商、土地开发公司、房地产协会、住房中介公司等单位参加的8个小型座谈会，使考察组对香港房地产融资市场的状况，以及香港从批地、干预、管理到运用市场机制一套比较成熟的做法有了深入了解。回来后，洪老执笔撰写了《关于拓展上海房地产融资市场的建议》，随后联名课题组其他参事向市领导提出。在调查报告中，特别强调了举办个人购房抵押贷款（香港称之为“按揭”放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一调查报告引起市长和市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视，紧接着，市计委也组团去香港考察房地产金融业务。第二年，政策放宽，这项业务随即推开。洪老说，仅上海建设银行一家已承做此项贷款金额逾200亿元，借户达20万户。也就是说上海市区每20户就有一户向建行借了这项个人购房抵押贷款。在随后的几年里，抵押借款购房越来越普遍，从原来只有建设银行才能承做房地产贷款，以后各银行都可以贷款。这样，房地产融资市场就迅速展开了。
融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由于监管和制度设计缺陷以及未能有效做到统筹兼顾，此后房价上涨偏离正常轨道，洪老对此颇感自责。他说，当初报市领导的那份建议有三点未曾提及，这对一位资深的金融工作者来讲是个遗憾。一是禁止期房买卖，二是学习德国关于房地产好的做法，三是征收房产税。说句心里话，在当时提出这样一份房地产融资方案已属不易，需要很大的智慧与勇气。按揭购房的办法在上海乃至国内不是没有人知道，而是没有人敢去做。洪老和他的参事课题组成员本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态度提出建议，对政策出台产生了明显的效果，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这正如唐朝诗人白居易所写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参事所提建议要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国人的接受能力，要围绕当时的实际需求作为。很显然，洪老是怀揣着“急百姓之所急，想领导所未想”这样一个更高的理念，这种理念超越了一般人的要求，是所谓他心中“参事”的境界。由此，在洪老身上，我们看到了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忧民、知无不言、追求真理、知难而进的优秀品质。
洞察金融风险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洪老在金融风险面前的冷静沉着、精准判断令人惊叹，彰显过人的智慧。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成立初期，上市证券品种只有30个，其中股票只有8个，日证券成交金额300多万元，投资者3万人，上证指数也只有127.61点。虽然当时处于试点期，规模小也在情理之中，但总是那几只股票（时称为“老八股”），交易量小，难成气候。洪老联合经济组几位参事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调研，经过反复思考，于1991年6月写出一份《关于完善和发展上海证券市场的建议》报送给市长。在这份报告中洪老提出了这样几条建议：一是要增加上市股票品种，形成规模效应；二是改变每一交易日股票价格涨跌幅限1%为10%；三是开办旨在吸引外资的B股市场；四是发展机构投资者；五是成立一个有专业权威人士参加的上海证券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建议报上去后不久B股发行上市，股票也多了起来，股市变得活跃起来。但报告中关于交易日股票价格涨跌幅限的建议，经历了一些周折。洪老说，当时有一些年青的证券管理人员头脑发热，认为培育证券市场就不应该对交易日股票价格涨跌设限，交易量越大越好，指数越高越好。在这种冒进思想驱使下，股市大幅波动震荡，市场不规范发展，投资者风险徒增。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指出我国股市出现过度投机，同日宣布对上市股票和基金类证券实行10%的涨跌停板制度，最终日股票交易的涨跌停板限制回到了1991年洪老等参事建议的10%红线。
1995年6月上海证券市场人气低迷，上证指数从900点降至500多点，悲观情绪较浓。投资者只要听到“股票”二字，都会捂起耳朵，唯恐避之不及。洪老在调查过程中收集了不少意见、建议，经过分析研究，认为教训应当吸取，但不应陷于消极悲观，应积极把证券市场健康、规范地发展起来。他向市领导提交了《关于健康发展上海证券市场的几点建议》，时任副市长华建敏很快批示：洪葭管四位参事的意见值得重视，并作深化研究。之后，上海证券市场渐渐恢复正常。
对于金融风险的防范，洪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他说，“金融是个好东西，用好了可以造福经济与社会，用不好会闯大祸。”又说“兹事体大，要冷静对待，不可头脑发热。”而他对经济与金融关系的理解更是精辟独到。他说“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是客观规律，必须遵守。只有把经济做实做强，金融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经济不稳，金融势必受到影响。无论是伦敦，还是纽约，它们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无一不是以经济发展作支撑，没有经济的支撑，就不可能有金融的发展和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不能一味追求金融效应，要继续壮大实体经济，有必要深入研究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的合理比例关系，决不能因盲目发展虚拟资本而损害实体经济，重蹈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覆辙。尤其是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洪老提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把它收录到亟需编写的《金融学》中，以示后人借鉴。他的这种忧患意识，使我想起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过的一句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正如第一次见到洪老给我留下深沉敏锐、智慧圆融、老成持重、处事不惊的印象，在洪老身上我看到了中国金融工作者“稳健经营、诚信为本”理念操守的传承，看到了把稳定作为金融市场发展第一要务的坚持。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今人的影响，也融合在洪老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浓浓情结中。
（作者单位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
责任编辑 周峥嵘
在位于上海浦东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洪老的办公室，我们如期相见。洪老精神矍铄介绍说，他1921年出生于浙江鄞县， 20岁从浙江宁波来到上海，在“小四行”之一的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总行稽核处当一名办事员，后来做到了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的重庆分行副理、南京银行副理。新中国成立后，洪老一直在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所属单位工作，先后任合营银行金融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金融史研究和编撰。
洪老虽然年逾九旬，但知识结构、思想理念与时俱进，堪称“活到老、学到老”的楷模。洪老既有在民国时期上海金融机构的从业经历，见证了上海成为远东金融中心的历史，又熟悉国际、国内金融态势，参与了改革开放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全过程，经历之丰富，视野之开阔，著作之丰硕，在当今中国甚为少见。而他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幕后故事，鲜为人知，值得回忆和记述。
上海市委座谈会上为金融创新建言献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海被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后卫”，主要任务是支持“前锋”改革。国家金融体制改革试点，东北选择了沈阳，西南选择了重庆，华中选择了武汉，华南选择了广州，而华东选择了常州，上海不在其中。这并不是说上海不具备试点的条件，而是上海的权重实在太大，牵一发而动全身。用时任分管外贸外资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话说：“批示别的商埠改革的事容易，批示上海的改革慎重又慎重。”
洪老回忆：“上海虽然不是金融体制改革的试点城市，但一些金融创新却常常从上海开始。如实行中央银行制度、票据承兑与贴现、建立资金市场以及金融与宏观间接控制等都是上海率先提出。”由于当时国家刚从封闭体制中解放出来，金融人才是稀缺资源。而洪老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的理论积淀，使得他成为当时懂金融为数不多的专家代表。
洪老对最初参加上海市委的一次座谈会记忆犹新。那是1985年底，市委在康平路召开学术性座谈会，时任市委书记芮杏文和市长江泽民都出席了会议。会议邀请了包括洪老在内的十多位本市经济金融专家参加，主题是如何发挥金融间接控制经济作用。洪老最先发言，他从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发展经济角度提出了4条有针对性的建议。由于他的发言既有精辟见解，又有案例分析，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本来20分钟发言一再延长。芮书记对洪老的发言兴趣颇浓，风趣地说：“座谈嘛，就应该畅所欲言，不要话讲一半，你继续讲，大家可插话讨论，来不及发言的同志把材料留下来。”就这样，本来市委领导听取专家座谈意见成了洪老一个人主讲，而洪老颇有见地的观点也给市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年后，洪老去北京给中国人民银行的研究生上课，在软卧列车上遇到芮杏文书记，原以为芮书记不会认识自己，谁知芮书记不仅一眼认出洪老，还记得他的名字，并进行了轻松的交流。第二天早晨列车将到北京站，在软卧车厢走道上洪老与芮书记再次相遇。芮书记亲切地说：“有车来接否？没有车，可坐我的车一起走。”洪老谢过芮书记说：“人行研究生部会有车来接讲课老师的。”洪老又深情地回忆，那年他68岁，两鬓斑白，一位中央书记带了家眷赴京上任，对老年知识分子如此关爱、如此周到，确实令他敬佩与感动。
1989年12月2日，上海市委又一次召开金融工作座谈会，上午的会议由时任副市长顾传训主持，洪老被推在会上作中心发言。下午的会议起先由时任常务副市长黄菊主持，时任市长朱镕基在处理完其他公务后赶来出席并主持会议，主要研究上海建设金融中心问题。当时还邀请了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多年，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洪老在会上对上海建设金融中心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当时，洪老的新著《近代上海金融市场》刚刚问世，洪老向市领导推荐了这本书。由于这本书揭示了旧中国的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在上海这个“远东金融中心”运用市场机制的全貌，对改革开放后上海开拓金融市场有现实和借鉴意义。朱镕基高兴地说：“你这本书很好、很及时，我要在今晚把它看完。”就在市委座谈会后的第二天，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做出了创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重大决定，这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先决一步。
促成上海金融市场的建立
上海金融市场的酝酿与建立，洪老起到了思想传播和推动的作用。1985年，他以吴经砚为笔名撰写的《关于建立国内资金市场的设想》一文发表在当年第7期《金融研究》上，这是在全国性金融刊物上发表的最早一篇有关建立资金市场的论文。一石激起千重浪。1986年8月31日，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主办的短期资金市场在上海南苏州路195号诞生。1987年，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组织推动下，成立了全市统一的资金市场，1988年改名为上海融资公司，1989年改称上海短期资金调剂中心，1992年又更名为上海融资中心。上海金融市场的建设引起了国内外有关方面的重视。1986年7月，日本新闻访华团到上海，上海安排了金融改革专场接受采访。洪老当时担任上海市金融学会秘书长，他和时任市政府财贸办副主任陈恒平负责在会上作情况介绍，并回答了日方的提问。日本新闻访华团回国后，在《产经新闻》上发表了《中国已经破釜沉舟地进行经济改革》文章，其中指出：“关于这一设想（指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中国人民银行干部洪葭管作了以下说明：‘我们的目的是先建立短期资金市场，办理票据贴现和银行间交易。今后计划扩大为长期资金市场，发行中长期的公债，发行买卖企业公司债券和股票。’这一设想可以说是要把上海建成以东京、新加坡和香港为样板的金融市场。”日本媒体的这篇文章，我国新华通讯社编辑的《参考资料》（即大参考）在1986年8月4日第22008期作了刊载，所以影响广泛，当时洪老担心讲得有些“冒”了，但后来的实践证明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开拓正是一步一步这样做的，恰恰证明了洪老当时的想法。 洪老对邓小平同志1991年1月28日视察上海时的著名讲话情有独钟，以致把这篇讲话视为推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经典著作来研究。我们去拜会洪老时，洪老顺手拿起一旁书柜中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脱口说出这篇讲话在书中的页码。令大家更为惊叹的是，他随口吟诵了其中的几句：“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顿了一顿，又诵道：“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我们问起熟悉的原委，洪老说小平同志视察上海前和视察中，了解、吸收了上海向中央呈报的有关上海发展金融的一些设想。作为业内人士，洪老那时已经出版了《近代上海金融市场》、《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等著作，发表了《关于建立国内资金市场的设想》等文章。他把小平同志的这段话视为经典，并深入研究加以运用，又陆续发表了《历史上的上海金融中心和当代重建上海金融中心》、《上海成为远东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研究》等文章，反映出洪老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热切期盼。正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小平同志的讲话，宣告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大幕的开启。
倡导按揭购房推动房地产融资市场展开
1990年3月，洪老临近70岁，他从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手中接过参事聘书，从那时起，他成为市领导幕后智囊团的重要一员。担任市政府参事是洪老人生的重要一站。就在洪老聘为参事的第二个月，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浦东，上海迎来了腾飞发展的新机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洪老赶上了好辰光，踏上了末班车。十二年间，洪老执笔或与其它参事合署共提出了三十多篇高质量的意见和建议，大多围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展开，几乎每篇都有市领导的批示。洪老在参事岗位上的所思所为，体现出他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浓厚情结。
1991年初，时任市长黄菊在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开发开放浦东有四个问题尚待解决，其中一个是设立浦东开发银行如何获准的问题。洪老一听，这正是自己可发挥参谋咨询作用的地方，便根据自己平时的积累和掌握的信息，很快写就了《为争取设立浦东发展银行的建议》的报告。报告中分析了《银行管理条例》不准省市设立地方银行的有关规定和银行体制改革的趋势，权衡左右，洪老认为设立区域性、股份制的商业银行还是可以争取的。由于参事建议具有“直通车”功能，参事建议可直接报送给市领导，中间不受其它部门的阻拦。他的建议很快被市政府相关部门在申请设立浦东发展银行的报告中引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后来于1993年1月开业。
说起上海现在的高房价，洪老感慨万千。1996年，市政府批准了由洪葭管、杨小佛、晏大模等参事组成的参事室出境考察团，赴香港调研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金融现状。为了取得香港先进的管理经验，洪老事先联系了上海实业（集团）公司、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和交通银行香港分行3个对此次考察极有帮助的单位，这3个单位均有洪老的同行、熟友、学生担任负责人和研究工作。在他们的大力帮助下，举行了有银行、房地产开发商、土地开发公司、房地产协会、住房中介公司等单位参加的8个小型座谈会，使考察组对香港房地产融资市场的状况，以及香港从批地、干预、管理到运用市场机制一套比较成熟的做法有了深入了解。回来后，洪老执笔撰写了《关于拓展上海房地产融资市场的建议》，随后联名课题组其他参事向市领导提出。在调查报告中，特别强调了举办个人购房抵押贷款（香港称之为“按揭”放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一调查报告引起市长和市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视，紧接着，市计委也组团去香港考察房地产金融业务。第二年，政策放宽，这项业务随即推开。洪老说，仅上海建设银行一家已承做此项贷款金额逾200亿元，借户达20万户。也就是说上海市区每20户就有一户向建行借了这项个人购房抵押贷款。在随后的几年里，抵押借款购房越来越普遍，从原来只有建设银行才能承做房地产贷款，以后各银行都可以贷款。这样，房地产融资市场就迅速展开了。
融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由于监管和制度设计缺陷以及未能有效做到统筹兼顾，此后房价上涨偏离正常轨道，洪老对此颇感自责。他说，当初报市领导的那份建议有三点未曾提及，这对一位资深的金融工作者来讲是个遗憾。一是禁止期房买卖，二是学习德国关于房地产好的做法，三是征收房产税。说句心里话，在当时提出这样一份房地产融资方案已属不易，需要很大的智慧与勇气。按揭购房的办法在上海乃至国内不是没有人知道，而是没有人敢去做。洪老和他的参事课题组成员本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态度提出建议，对政策出台产生了明显的效果，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这正如唐朝诗人白居易所写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参事所提建议要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国人的接受能力，要围绕当时的实际需求作为。很显然，洪老是怀揣着“急百姓之所急，想领导所未想”这样一个更高的理念，这种理念超越了一般人的要求，是所谓他心中“参事”的境界。由此，在洪老身上，我们看到了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忧民、知无不言、追求真理、知难而进的优秀品质。
洞察金融风险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洪老在金融风险面前的冷静沉着、精准判断令人惊叹，彰显过人的智慧。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成立初期，上市证券品种只有30个，其中股票只有8个，日证券成交金额300多万元，投资者3万人，上证指数也只有127.61点。虽然当时处于试点期，规模小也在情理之中，但总是那几只股票（时称为“老八股”），交易量小，难成气候。洪老联合经济组几位参事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调研，经过反复思考，于1991年6月写出一份《关于完善和发展上海证券市场的建议》报送给市长。在这份报告中洪老提出了这样几条建议：一是要增加上市股票品种，形成规模效应；二是改变每一交易日股票价格涨跌幅限1%为10%；三是开办旨在吸引外资的B股市场；四是发展机构投资者；五是成立一个有专业权威人士参加的上海证券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建议报上去后不久B股发行上市，股票也多了起来，股市变得活跃起来。但报告中关于交易日股票价格涨跌幅限的建议，经历了一些周折。洪老说，当时有一些年青的证券管理人员头脑发热，认为培育证券市场就不应该对交易日股票价格涨跌设限，交易量越大越好，指数越高越好。在这种冒进思想驱使下，股市大幅波动震荡，市场不规范发展，投资者风险徒增。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指出我国股市出现过度投机，同日宣布对上市股票和基金类证券实行10%的涨跌停板制度，最终日股票交易的涨跌停板限制回到了1991年洪老等参事建议的10%红线。
1995年6月上海证券市场人气低迷，上证指数从900点降至500多点，悲观情绪较浓。投资者只要听到“股票”二字，都会捂起耳朵，唯恐避之不及。洪老在调查过程中收集了不少意见、建议，经过分析研究，认为教训应当吸取，但不应陷于消极悲观，应积极把证券市场健康、规范地发展起来。他向市领导提交了《关于健康发展上海证券市场的几点建议》，时任副市长华建敏很快批示：洪葭管四位参事的意见值得重视，并作深化研究。之后，上海证券市场渐渐恢复正常。
对于金融风险的防范，洪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他说，“金融是个好东西，用好了可以造福经济与社会，用不好会闯大祸。”又说“兹事体大，要冷静对待，不可头脑发热。”而他对经济与金融关系的理解更是精辟独到。他说“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是客观规律，必须遵守。只有把经济做实做强，金融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经济不稳，金融势必受到影响。无论是伦敦，还是纽约，它们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无一不是以经济发展作支撑，没有经济的支撑，就不可能有金融的发展和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不能一味追求金融效应，要继续壮大实体经济，有必要深入研究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的合理比例关系，决不能因盲目发展虚拟资本而损害实体经济，重蹈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覆辙。尤其是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洪老提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把它收录到亟需编写的《金融学》中，以示后人借鉴。他的这种忧患意识，使我想起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过的一句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正如第一次见到洪老给我留下深沉敏锐、智慧圆融、老成持重、处事不惊的印象，在洪老身上我看到了中国金融工作者“稳健经营、诚信为本”理念操守的传承，看到了把稳定作为金融市场发展第一要务的坚持。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今人的影响，也融合在洪老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浓浓情结中。
（作者单位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