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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核心是增强大学反应力，把社会需要转化为学校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对政府而言，要抓好教育理论的协同创新，准确传达社会需求，在强化宏观调控中，进一步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推进高等教育的公平发展，在重点突破中带动全面提高。对大学而言，要主动寻求发展刺激，不断塑造自身的办学行为，要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提高超前反应能力，选择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模式，强化学术权力的导向作用。
关键词：高等教育 大众化 大学反应力 人民满意教育
以质变带量变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向
从1999年开始，中国高等教育开始进入“扩招时代”，当年毛入学率只有10.5%，2011年便达到26.9%。短短十余年间，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急速扩张的过程，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系统。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实施，标志着“扩招时代”的正式结束。
过去十余年，中国高等教育走过的是一条以量的增长带动质的变化的道路；量的增长成为主导，催生了高等教育局部质变，呈现出了大众化甚至是普及化的一些本质特征，实现了重点突破。未来十年，量的增长将趋于稳定，中国高等教育将要走出一条以质的变化带动量的增长的道路，重点是扩大局部质变的成果，推进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
1.衡量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标准并非单一的量化指标
马丁·特罗教授按照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把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划分为精英教育、大众化教育和普及化教育三个阶段，并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与50%，作为这种阶段性转变（精英教育转化为大众化、大众化转化为普及化）的预警信号。
应用这一理论考察中国高等教育时必须注意两点：
第一，对发展阶段的转化而言，15%与50%这两个数量标准只是起到一个警示作用。意即当量变达到相应的程度时，可能会带来质变。因此，在评判是否达到大众化或普及化的时候，更应该注重办学思想、学校功能、课程体系、质量标准、师生关系、类型与规模、内部治理方式等方面的变革与创新。应该说，中国高等教育在规模扩张上达到了大众化的标准，在高等教育观念和功能、学校类型和规模、教学形式和师生关系等方面，也显现了大众化高等教育的一些特点，有的甚至表现出了普及化的一些特征，但在质变方面依然是局部的变化。从整体来看，高等教育依然滞后于大众化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在课程体系、质量标准和学生的入学与选拔等方面，依然延续着精英教育的标准和模式，这些非大众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等教育质量的徘徊不前，甚至是下滑。
第二，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充分体现了后发外生型国家现代化的特点：一是大众化的动力来自外部的刺激与挑战。高等教育的变革并非内部自主的需要和行为，而是为了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而产生的必然结果。二是大众化进程主要靠政府的强力推进。大众化进程有一个明确的起点，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这一进程有着明确的目标，带有强烈的功利性色彩。三是发展十分迅速。由于汲取了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进经验，从而导致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缩短，呈现出跨越发展的态势。
2.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两个不会变”和“两个增力因素”
从发展规模来讲，过去十年，是一个快速扩张期；未来十年，是一个平稳增长期。在未来十年的时间里，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将以每年3%左右的速度递减，适龄人口分母将下降4，000万人左右。高等教育学龄人口（18岁～22岁的人口）将从1.25亿下降到8，700万。基于此，中国高等教育即使保持现有的规模不变，到2020年，毛入学率也会增加10个百分点。因此，高等教育规模只要保持1.5%～1.6%的增长速度，就可以顺利实现40%的目标。也就是说，高等教育量的增长将会出现一个平台期，在未来一个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是质的提升。
未来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存在“两个不会变”：
第一，政府的强力调控不会变，后发外生型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特点不会发生本质的变化，政府的强力推动和调控作用不会减少，不论是提升发展速度还是保持平稳的发展速度，都需要政府的强力作用。
第二，高校强烈的发展愿望不会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机遇意味着发展，同时也意味着竞争和淘汰。这势必带来中国高等教育格局的重大变化。如何通过发展获取更多的办学资源，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提升自身的办学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是每一所大学的强烈愿望。
未来十年，高等教育的发展面临着“两个增力因素”：
第一，政府投入的增加。政府要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12年达到4%。虽然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首先保障的是九年义务制教育，而高等教育实施的是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缴费上学）、学校设立基金接受社会捐赠等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国家投入的增长依然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第二，群众上好学校的愿望会更加强烈。独生子女作为国家人口政策的必然现象，日益反映到家长对子女的期望中，尽管学龄人口下降，扩招速度放缓，但经济发展与家庭收入的普遍增加、高等教育资源的相对充裕，都会进一步强化家长对子女上好学校的愿望，而且这一愿望比任何时候都会强烈，高校之间的竞争甚至会演化为国际间的竞争。因此，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不仅是人民群众的一种期盼，而且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是每一所大学所必须承担的一种历史责任。
办人民满意教育应在推进政府和大学的变革中实现良性互动
实现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归根到底是要实现政府和大学的自身改革：一是树立质变带动量变的战略观，进一步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全面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二是树立大学的社会中心战略观，进一步提高大学的反应力，把社会和人民群众的需求转化为大学全面变革的依据和动力。 1.大学反应力是大学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大学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这一子系统要对社会需求作出及时而准确的反应，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功能，满足人民需要，推动社会发展。如果对社会需求反映不及时，大学就会因为滞后于社会发展而被“边缘化”。因此，大学反应力是大学核心竞争力，对大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提出“大学反应力”这一概念，力求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说明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现代大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所谓大学反应力是对社会发展需求的反应能力，这种反应能力有正反之分，大小之别。如果大学对社会需求有着准确而及时的反应，大学就会成为支撑和引领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如果大学对社会需求反应错乱，甚至是相反，大学就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力量。
社会的发展需求会作用于社会各个子系统，但这种发展需求的刺激作用是一种综合的、模糊的和缺乏指向性的。大学要发展，要抢占先机，就要主动去寻求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社会刺激，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这种主动寻求刺激的能力，也就是对社会发展需求作出反应的能力，是衡量大学反应力的根本指标。也就是说，增强大学反应力，是政府和大学共同的责任，政府和大学必须在变革中实现良性互动，才能有效地实现办人民满意教育的这一宏伟目标。
2.政府应在强化宏观调控中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
对于政府而言，增强大学的反应力，应该完成好两项任务：一是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这两者紧密相连，甚至互为因果。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政府应该在更高层面上加强宏观调控，这是我国后发式特征所决定的。大学自主权之所以不能完全落实，政府之所以对大学内部发展事务干扰过多，不是政府宏观调控多了，而是少了，准确地说是宏观调控的错位所致，政府不知道宏观调控调什么、控什么，所以就发生了角色错位，把校长应该干的事情揽过来干了，而自己应该干的却没有干，或者没有干好。因此，政府只有增强了自身的宏观调控能力，才会真正落实办学自主权。政府增强自身宏观调控能力，应该在以下几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一，教育理论的协同创新。毋庸讳言，理论支撑不足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大弊端。理论的支撑不等于理论的完备，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在理论完备的基础上进行，但缺乏理论支撑的改革，是难以取得共识的改革，也是起伏不定的改革，更是在高原期不断徘徊的改革。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发展，用理论的创新缩短发展进程，实现发展跨越，是后来居上的法宝。因此，政府要集中人力资源，在高等教育理论创作方面有所作为。
第二，社会诉求的准确传达。对大学而言，任何社会需求都是间接和模糊的，但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政府必须能够较为准确地分析判断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形成较为明晰的需求刺激。目前，大学在发展中存在定位不准、目标不明、思路不清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不仅仅是大学自身创新能力不足，相反主要是政府宏观调控不力的结果。缺乏相关的背景，大学的决策就是盲目或者错误的，政府反复强调让大学搞好自身定位，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行为。
第三，统筹兼顾的公平发展。统筹兼顾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应该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原则，其目的是实现高等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统筹兼顾应该为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服务，要把东部的优先发展与西部高等教育的振兴有机结合起来；应该为各级各类高校的发展提供服务，要把分类管理与提供公平发展的机会有机结合起来。统筹兼顾应该明确大学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给每一所大学平等的发展机会，把简政放权与落实大学自主权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四，重点突破的强力推进。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够集中优质资源满足社会最大的诉求，这也是后发外生型国家在办好高等教育方面的最大优势。集中力量办好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高水平大学，这只是实现重点突破的一项内容，政府的着眼点应该更加宽泛、更加公平。从这一意义上来讲，重点突破应该是面向所有大学的，对所有大学应该是一视同仁的。政府要凝练实施重点突破的项目，以项目的实施组织不同层面、不同类型大学之间的协同创新，在协同创新中培育大学，在重点突破中带动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
3.大学应在办学实践中不断培养和强化自身反应力
大学能不能主动发展，关键是能不能主动寻求发展刺激，增强自身反应力。大学发展的主观能动性来源于大学的“大脑”，大学要建立自己的“思想库”，不断塑造自身的办学行为。
第一，树立社会责任。大学必须把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放在首位，把国家的发展需求转化为自身的办学目标和发展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办人民满意的教育。高校领导要努力成为“政治家”和“教育家”。所谓政治家，就是要以满足国家发展为己任，敏锐把握国家的发展需要，以此来确定办学的宏伟目标 ；所谓教育家，就是要掌握教育规律，构建科学的发展战略，切实保证宏伟目标的完成，切实履行大学推动和引领社会发展的责任。
第二，着眼超前反应。大学反应力既要对现在反应，更要对未来反应。教育具有迟效性特征，从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和科学研究方向开始，一直到人才和科技成果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往往需要数年、十几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也就是说，教育投入到教育产出，周期较长，见效较慢，具有迟效性特征，但与此相伴的是长效性，人才和科技成果往往在很长的时间内造福于人类和社会。因此，大学的发展必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大学的引领功能。
第三，选择发展模式。国家的发展，需要各个层面、各种类型的大学。任何一所大学，只要把握住教育规律，就能够不断走向强大。因此，选择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模式是至关重要的。每一所大学所选择的发展路径不同、突破点不同，所深化和拓展的特色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大学内部改革的深化，包括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都和一所大学所选择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一些改革之所以不能推进，不能深化，一些制度之所以不能够建立、不能创新，都是发展模式的缺位或不清晰所致。
第四，强化学术权力。大学的发展给予学术权力相应的地位，从根本上改变行政权力全面覆盖的问题。由于学术权力长期缺位，大学学术权力缺乏成熟的运行机制，大学的学术组织往往是在行政体系下运转，并没有形成独立运行的机制，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对学术权力的监督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强化学术权力的关键点不在于与行政权力进行分权，而是要尽快构建学术权力的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没有相应的运行机制，学术权力缺乏有效的运行载体就不可能落实；没有相应的监督机制，学术权力也必然带来学术腐败。因此，构建大学学术权力运行与监督机制是解决学术权力缺位最为关键的环节。只有在这一点上实施制度创新，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蔡桂兰]
关键词：高等教育 大众化 大学反应力 人民满意教育
以质变带量变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向
从1999年开始，中国高等教育开始进入“扩招时代”，当年毛入学率只有10.5%，2011年便达到26.9%。短短十余年间，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急速扩张的过程，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系统。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实施，标志着“扩招时代”的正式结束。
过去十余年，中国高等教育走过的是一条以量的增长带动质的变化的道路；量的增长成为主导，催生了高等教育局部质变，呈现出了大众化甚至是普及化的一些本质特征，实现了重点突破。未来十年，量的增长将趋于稳定，中国高等教育将要走出一条以质的变化带动量的增长的道路，重点是扩大局部质变的成果，推进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
1.衡量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标准并非单一的量化指标
马丁·特罗教授按照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把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划分为精英教育、大众化教育和普及化教育三个阶段，并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与50%，作为这种阶段性转变（精英教育转化为大众化、大众化转化为普及化）的预警信号。
应用这一理论考察中国高等教育时必须注意两点：
第一，对发展阶段的转化而言，15%与50%这两个数量标准只是起到一个警示作用。意即当量变达到相应的程度时，可能会带来质变。因此，在评判是否达到大众化或普及化的时候，更应该注重办学思想、学校功能、课程体系、质量标准、师生关系、类型与规模、内部治理方式等方面的变革与创新。应该说，中国高等教育在规模扩张上达到了大众化的标准，在高等教育观念和功能、学校类型和规模、教学形式和师生关系等方面，也显现了大众化高等教育的一些特点，有的甚至表现出了普及化的一些特征，但在质变方面依然是局部的变化。从整体来看，高等教育依然滞后于大众化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在课程体系、质量标准和学生的入学与选拔等方面，依然延续着精英教育的标准和模式，这些非大众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等教育质量的徘徊不前，甚至是下滑。
第二，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充分体现了后发外生型国家现代化的特点：一是大众化的动力来自外部的刺激与挑战。高等教育的变革并非内部自主的需要和行为，而是为了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而产生的必然结果。二是大众化进程主要靠政府的强力推进。大众化进程有一个明确的起点，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这一进程有着明确的目标，带有强烈的功利性色彩。三是发展十分迅速。由于汲取了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进经验，从而导致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缩短，呈现出跨越发展的态势。
2.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两个不会变”和“两个增力因素”
从发展规模来讲，过去十年，是一个快速扩张期；未来十年，是一个平稳增长期。在未来十年的时间里，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将以每年3%左右的速度递减，适龄人口分母将下降4，000万人左右。高等教育学龄人口（18岁～22岁的人口）将从1.25亿下降到8，700万。基于此，中国高等教育即使保持现有的规模不变，到2020年，毛入学率也会增加10个百分点。因此，高等教育规模只要保持1.5%～1.6%的增长速度，就可以顺利实现40%的目标。也就是说，高等教育量的增长将会出现一个平台期，在未来一个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是质的提升。
未来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存在“两个不会变”：
第一，政府的强力调控不会变，后发外生型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特点不会发生本质的变化，政府的强力推动和调控作用不会减少，不论是提升发展速度还是保持平稳的发展速度，都需要政府的强力作用。
第二，高校强烈的发展愿望不会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机遇意味着发展，同时也意味着竞争和淘汰。这势必带来中国高等教育格局的重大变化。如何通过发展获取更多的办学资源，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提升自身的办学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是每一所大学的强烈愿望。
未来十年，高等教育的发展面临着“两个增力因素”：
第一，政府投入的增加。政府要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12年达到4%。虽然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首先保障的是九年义务制教育，而高等教育实施的是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缴费上学）、学校设立基金接受社会捐赠等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国家投入的增长依然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第二，群众上好学校的愿望会更加强烈。独生子女作为国家人口政策的必然现象，日益反映到家长对子女的期望中，尽管学龄人口下降，扩招速度放缓，但经济发展与家庭收入的普遍增加、高等教育资源的相对充裕，都会进一步强化家长对子女上好学校的愿望，而且这一愿望比任何时候都会强烈，高校之间的竞争甚至会演化为国际间的竞争。因此，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不仅是人民群众的一种期盼，而且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是每一所大学所必须承担的一种历史责任。
办人民满意教育应在推进政府和大学的变革中实现良性互动
实现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归根到底是要实现政府和大学的自身改革：一是树立质变带动量变的战略观，进一步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全面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二是树立大学的社会中心战略观，进一步提高大学的反应力，把社会和人民群众的需求转化为大学全面变革的依据和动力。 1.大学反应力是大学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大学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这一子系统要对社会需求作出及时而准确的反应，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功能，满足人民需要，推动社会发展。如果对社会需求反映不及时，大学就会因为滞后于社会发展而被“边缘化”。因此，大学反应力是大学核心竞争力，对大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提出“大学反应力”这一概念，力求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说明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现代大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所谓大学反应力是对社会发展需求的反应能力，这种反应能力有正反之分，大小之别。如果大学对社会需求有着准确而及时的反应，大学就会成为支撑和引领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如果大学对社会需求反应错乱，甚至是相反，大学就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力量。
社会的发展需求会作用于社会各个子系统，但这种发展需求的刺激作用是一种综合的、模糊的和缺乏指向性的。大学要发展，要抢占先机，就要主动去寻求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社会刺激，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这种主动寻求刺激的能力，也就是对社会发展需求作出反应的能力，是衡量大学反应力的根本指标。也就是说，增强大学反应力，是政府和大学共同的责任，政府和大学必须在变革中实现良性互动，才能有效地实现办人民满意教育的这一宏伟目标。
2.政府应在强化宏观调控中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
对于政府而言，增强大学的反应力，应该完成好两项任务：一是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这两者紧密相连，甚至互为因果。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政府应该在更高层面上加强宏观调控，这是我国后发式特征所决定的。大学自主权之所以不能完全落实，政府之所以对大学内部发展事务干扰过多，不是政府宏观调控多了，而是少了，准确地说是宏观调控的错位所致，政府不知道宏观调控调什么、控什么，所以就发生了角色错位，把校长应该干的事情揽过来干了，而自己应该干的却没有干，或者没有干好。因此，政府只有增强了自身的宏观调控能力，才会真正落实办学自主权。政府增强自身宏观调控能力，应该在以下几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一，教育理论的协同创新。毋庸讳言，理论支撑不足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大弊端。理论的支撑不等于理论的完备，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在理论完备的基础上进行，但缺乏理论支撑的改革，是难以取得共识的改革，也是起伏不定的改革，更是在高原期不断徘徊的改革。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发展，用理论的创新缩短发展进程，实现发展跨越，是后来居上的法宝。因此，政府要集中人力资源，在高等教育理论创作方面有所作为。
第二，社会诉求的准确传达。对大学而言，任何社会需求都是间接和模糊的，但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政府必须能够较为准确地分析判断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形成较为明晰的需求刺激。目前，大学在发展中存在定位不准、目标不明、思路不清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不仅仅是大学自身创新能力不足，相反主要是政府宏观调控不力的结果。缺乏相关的背景，大学的决策就是盲目或者错误的，政府反复强调让大学搞好自身定位，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行为。
第三，统筹兼顾的公平发展。统筹兼顾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应该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原则，其目的是实现高等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统筹兼顾应该为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服务，要把东部的优先发展与西部高等教育的振兴有机结合起来；应该为各级各类高校的发展提供服务，要把分类管理与提供公平发展的机会有机结合起来。统筹兼顾应该明确大学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给每一所大学平等的发展机会，把简政放权与落实大学自主权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四，重点突破的强力推进。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够集中优质资源满足社会最大的诉求，这也是后发外生型国家在办好高等教育方面的最大优势。集中力量办好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高水平大学，这只是实现重点突破的一项内容，政府的着眼点应该更加宽泛、更加公平。从这一意义上来讲，重点突破应该是面向所有大学的，对所有大学应该是一视同仁的。政府要凝练实施重点突破的项目，以项目的实施组织不同层面、不同类型大学之间的协同创新，在协同创新中培育大学，在重点突破中带动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
3.大学应在办学实践中不断培养和强化自身反应力
大学能不能主动发展，关键是能不能主动寻求发展刺激，增强自身反应力。大学发展的主观能动性来源于大学的“大脑”，大学要建立自己的“思想库”，不断塑造自身的办学行为。
第一，树立社会责任。大学必须把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放在首位，把国家的发展需求转化为自身的办学目标和发展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办人民满意的教育。高校领导要努力成为“政治家”和“教育家”。所谓政治家，就是要以满足国家发展为己任，敏锐把握国家的发展需要，以此来确定办学的宏伟目标 ；所谓教育家，就是要掌握教育规律，构建科学的发展战略，切实保证宏伟目标的完成，切实履行大学推动和引领社会发展的责任。
第二，着眼超前反应。大学反应力既要对现在反应，更要对未来反应。教育具有迟效性特征，从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和科学研究方向开始，一直到人才和科技成果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往往需要数年、十几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也就是说，教育投入到教育产出，周期较长，见效较慢，具有迟效性特征，但与此相伴的是长效性，人才和科技成果往往在很长的时间内造福于人类和社会。因此，大学的发展必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大学的引领功能。
第三，选择发展模式。国家的发展，需要各个层面、各种类型的大学。任何一所大学，只要把握住教育规律，就能够不断走向强大。因此，选择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模式是至关重要的。每一所大学所选择的发展路径不同、突破点不同，所深化和拓展的特色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大学内部改革的深化，包括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都和一所大学所选择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一些改革之所以不能推进，不能深化，一些制度之所以不能够建立、不能创新，都是发展模式的缺位或不清晰所致。
第四，强化学术权力。大学的发展给予学术权力相应的地位，从根本上改变行政权力全面覆盖的问题。由于学术权力长期缺位，大学学术权力缺乏成熟的运行机制，大学的学术组织往往是在行政体系下运转，并没有形成独立运行的机制，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对学术权力的监督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强化学术权力的关键点不在于与行政权力进行分权，而是要尽快构建学术权力的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没有相应的运行机制，学术权力缺乏有效的运行载体就不可能落实；没有相应的监督机制，学术权力也必然带来学术腐败。因此，构建大学学术权力运行与监督机制是解决学术权力缺位最为关键的环节。只有在这一点上实施制度创新，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蔡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