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冰心早年曾在北京居住。1947年，她曾写过一篇名叫《北平之恋》的文章赞美北京的一切。“年轻的男女们，老喜欢驾一叶扁舟，漫游于北海之上；微风轻摇着荷叶，发出索索的响声，小鱼在碧绿的水里跳跃着；有时，小舟驶进了莲花从里，人像在画图中，多么绮丽的风景！”
　　在民国时期的才女们的笔下，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中产阶级小姐们的那种冲破两性隔离和家庭责任的解放感。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往往对底层女性如何在大变革时代凸显自身追求一无所知。
　　这跟既往的历史所采取的上层视角有关，精英群体几乎垄断了历史叙述的权利，底层百姓的生活因为缺乏与时代政治经济更为直接的关系而被忽略；与此同时，底层也缺乏自我叙述、自我记载的能力，尤其是女性群体则更为严重。《劳作的女人》弥补了这部分的空白。书里写的是清末民初，北京城市空间中底层妇女的生活经验，对北京底层女性日常生活进行了原生状态的呈现，有关衣食住行、工作方式、社会关系等各个方面。
　　书中对底层女性如何谋生，她们在时代巨变中如何生存，如何利用社会公共空间谋取自身的利益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考察。一方面，底层女性沿袭着旧的传统，她们一般在家工作，做针线活、小手工或者捡垃圾挣点小钱。北京的老人喜欢一种手工制作的冬天穿的鞋子—“老人头”，她们就给这种鞋子纳底。这个工作费时费力，妇女纳一个鞋底只挣10-20个铜子。另外，刺绣、做花也是女性的一种谋生手段。在德胜门、朝阳门和安定门，晚市都在下午三四点开始，逛晚市的人可以找到一种“老虎活”—穷人家的妇女用回收的旧布料做的冬衣和裤子。同时，由于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化，这也为女佣的存在提供了可能，因此家政服务也成为底层女性的一项职业。其中，“奶妈工资较高，是普通女佣的三倍”。“梳头的是女主人的贴身仆人，家务不重，报酬不少，但要求心灵手巧”。在家务劳动的层级系统中，老妈子挣得比大厨和人力车夫少，但比其他干家务的仆人多。老妈子大多数是破落的满族家庭妇女、从北京周边来的农村妇女，以及逃灾的难民。
　　当然，底层女性的有些职业也遭到精英群体的批评，比如“三姑六婆”，“三姑”是尼姑、道姑、卦姑，“六婆”是稳婆（接生婆）、药婆（卖药的）、媒婆、师婆、牙婆（贩卖人口的）、虔婆（老鸨），她们为妇女所需，但在男性精英看来，“她们是打探家长里短、说三道四的人”。
　　女性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关注的对象，新派知识分子积极主张为她们谋求经济和社会上的平等。而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确实也给城市女性提供了可能。北京的“老妈店”是女性自己创业的典范。“老妈店”其实是女性主办的专门给女性介绍工作的地方，还给她们提供住处。有点类似于今天的中介机构。那个时期，北京有上千家老妈店，城市精英们对此嗤之以鼻，并将她们称之为“荐头虎”，认为她们专门训练一些找工作的女孩在雇主家行窃、诱惑男主人。北京警察局曾收到过一封匿名举报信，称贾氏的女工介绍所里那些没有工作的男女们白天赌钱，晚上一起睡。后来警察局派人去调查，并未发现什么破绽。
　　民国初年，北京女商人金秀卿开设了北京第一家女澡堂，尽管当时社会对女性使用商业女澡堂有很多歧视，但却挡不住澡堂生意的兴隆。后来北京有了八家女澡堂。新精英们鼓励妇女们进入公共场所，他们认为“女澡堂是新文化运动和城市现代化所开启的现代卫生事业，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老派卫道士则认为澡堂是不道德的温床，对由来已久的“男女大防”是一种破坏。可见，底层女性进入社会公共空间存在重重障碍。
　　庆祝节日、逛庙、街头娱乐，街头表演，是底层女性最常见的娱乐方式，电影院、动物园、游乐场、公园是重要的休闲空间。然而在娱乐的同时，公共空间也给底层女性带来了危险，最严重的就是绑架和买卖妇女。20世纪初，贩卖妇女的勾当很兴盛。单独出门或是轻信陌生人的年轻女子可能会被拐走。小偷和劫匪在清末的北京很常见，而抢劫和偷窃的目标，也更多的是女性。在公共空间里，女性还会受到性骚扰。而这也成为一些男性精英反对女性使用公共空间的理由：城市街头对女性来说是很危险的地方，女性应该待在家里。
　　此书还对城市中的女演员和妓女进行了专门的讨论。这两类可称是底层女性与社会公共空间最为密切的部分。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城市才出现女演员，但不久，女演员们便占据了北京绝大多数戏园。笔者认为，这些女演员们代表了下层女性在使用公共空间的成就和困境。一方面，她们能够成为明星，另一方面也被男人当成性奴役的对象。
　　可见，城市空间的开放使得底层女性们在城市中确立了一种的新的社会关系，得到了以往没有的机会，这对男性占主导的传统社会造成了冲击，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由此也使得女性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成为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