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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安娜·卡列尼娜》和《一位女士的画像》分别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和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著名长篇小说。两部作品自问世以来,一直备受世人关注。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和伊莎贝尔·阿切尔对“自由”的追求是两部作品的共同主题,历来是学界评论的焦点。然而,不同的人生观决定了两人迥异的情感态度、行为方式和不同的人生结局。两部作品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向我们昭示:真正的自由是理性的自由、道德的自由、精神的自由和物质的自由。
关键词: 安娜伊莎贝尔情感态度自由观伦理追求
《安娜·卡列尼娜》和《一位女士的画像》分别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和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著名长篇小说。两部作品自问世以来,一直备受世人关注。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和伊莎贝尔·阿切尔对“自由”的追求是两部作品的共同主题,历来是学界评论的焦点。她们对自由的执著追求体现了人类自古以来对自由理想的热切向往,以及其对本真生存方式的积极探求。安娜和伊莎贝尔有诸多相似之处:超凡脱俗的性格特质,厌倦平庸、乏味的现实生活,渴求充实、独特而富有浪漫气质的五彩人生。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安娜与伊莎贝尔都经历了复杂而坎坷的人生,领略过婚姻的不幸与痛苦。不同的人生观决定了两人迥异的情感态度与行为方式乃至不同的人生结局。作品从正反两个方面向我们昭示:真正的自由应该是理性的自由、道德的自由、精神的自由和物质的自由。只有从这几个方面努力,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实现自我身心的和谐,获得人生的自由与幸福。
一、不同的情感态度
安娜和伊莎贝尔都遭遇过不幸而痛苦的婚姻。当安娜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18岁的小姑娘时,就由姑母包办嫁给了所谓“门当户对”、比自己长20岁的大官僚卡列宁。卡列宁是一架没有情感生活的“官僚机器”,一心忙于公务,无暇顾及安娜的情感需求,安娜与卡列宁在一起过着貌合神离的夫妻生活。伊莎贝尔起初与安娜一样,是一个天真浪漫的个人主义者,漫无边际地追求着虚幻的理想、没有根基的浪漫生活,因此被披着文明的外衣、冒充斯文的假艺术家梅尔夫人和其同伙奥斯蒙德所骗,后者希望利用她的金钱和美貌为自己和女儿铺就通向未来的幸福之路。
当安娜和伊莎贝尔逐渐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之后,表现出的情感态度与行为方式截然不同:安娜采取以卵击石的方式,伊莎贝尔则是积极面对。在邂逅伏伦斯基之前安娜与丈夫卡列宁共同生活了8年,并且有一个可爱的儿子谢廖沙。伏伦斯基的出现打破了安娜生活的平静,安娜的心理开始倾斜并失去了平衡。从此,她再也无法与丈夫继续生活下去了,开始不顾一切地追求她所向往的“自由”生活,公然与伏伦斯基生活在一起。这种行为本身预示了安娜命运的悲剧性。她把爱情视为人生的最大幸福,缺乏更高的精神追求。安娜的选择实质上是对现实婚姻的一种消极逃避,体现出人性的迷误,其生命力的发挥缺乏理性的配合与调控,人生随情欲而漂流,做了自我情欲的奴隶。
伊莎贝尔的婚姻状况与安娜颇为类似。年轻的伊莎贝尔由于不谙世事而受到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的欺骗。婚后,面对丑恶而残酷的现实,充满激情与幻想的伊莎贝尔一下子变得清醒起来,她发现丈夫奥斯蒙德实际上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花花公子,她意识到自己遭到了她最崇拜和信任的朋友梅尔夫人的算计和利用,错误地把一个自私、虚伪的“半吊子‘艺术家’”当作天底下最高贵的绅士,匆忙地把自己搅进一桩不幸的婚姻,“她觉得自己仿佛给关在充满霉烂和腐朽气息的屋子里”。[1](P522)事实上,她本来可以嫁给拥有几座棉纺厂、处于社会中心的美国工业巨头戈德伍德,也可以选择尊贵的英国勋爵沃伯顿。无论嫁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她都可以此摆脱不幸婚姻所带来的痛苦。而戈德伍德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她的倾心与钟爱,乃至在她身心俱疲、萎靡不振的时候,戈德伍德仍然一如既往地爱着她,并极力劝说她摆脱婚姻的枷锁,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幸福。然而,伊莎贝尔没有试图逃避面临的处境,更没有自暴自弃。戈德伍德苦口婆心的劝告不但没有说服她放弃她的丈夫,相反,却成为促使她回归家庭的契机。她要回归她的婚姻,回归家庭,去履行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责任。沉重的代价打消了她对世界不着边际的浪漫幻想,最终他在罗马的家庭中找到了自己的天地。
二、迥异的自由观
对于安娜和伊莎贝尔来说,自由是人生的最高价值,生命所有尊严的总和就意味着自由地体验人生。然而,自由是一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安娜和伊莎贝尔所追求的自由的内涵也是各不相同的。
安娜为了摆脱物质文明与知识理性对于精神的束缚和情感的压抑而极力追求感性生命的舒展与自由。但是,强调个性的张扬、人性的解放并不等于要完全抛弃人的理性,“所谓人的‘自由’和所谓人的‘真实存在’,都只是历史、具体的,自然性并不就是‘人的本性’,动物性的个体自由存在也并不自由”,[2](P173)人之为人的根本在于生命的理性化,在于区别于动物的感觉与知觉思维的主观能动性。可惜安娜在追求生命自由与实践人性解放的同时,却陷入了纵欲这一可怕的感性误区,她为摆脱社会的枷锁却又陷入另一桎梏。她所追求的自由是一种自私的自由,是我行我素、随心所欲,是一种情感占有欲的满足。表面上她有行动的自由,有自我选择的权利,实际上她却不能走出自我心灵的藩篱,无法摆脱自身的束缚。她只追求自我的自由,没有考虑他人包括丈夫、孩子和周围人的感受;同样,她爱伏伦斯基,但也只是把他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因此,面对伏伦斯基日渐淡薄的感情,安娜妒火中烧,不堪忍受,痛不欲生,为占有欲所控制的心灵不能自主,不可能实现人生所需要的审美交往。最终,安娜在痛苦的绝望中走上了自戕的道路。
伊莎贝尔与安娜一样,起初也是一个追求绝对自由的个人主义者。所不同的是,安娜在这条充满荆棘的小道上越滑越远,最终酿成人生的悲剧;而伊莎贝尔在经历过婚姻的痛苦之后,已经不再是往日那个把自由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刚愎自用的少女,她逐渐变得沉稳而又不乏理智。她果敢地接受了自己的不幸婚姻,在她的脑海中已经具有了对于社会和他人的责任意识。伊莎贝尔的选择与安娜那种完全不考虑个体生活于其中的外部世界,不顾及他人感受的个人主义式的一意孤行形成鲜明对照。在伊莎贝尔坚持对生活神圣的承诺行为中作家詹姆斯表明了道德指向。伊莎贝尔以痛苦为代价换来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真正了解和认识,而且,对社会的认识同时也丰富和完善了她的人生经验,强烈的责任感正是她性格成熟的主要标志。这种责任感不仅表现在她尊重传统婚姻的神圣性,坚守自己的婚姻义务,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到底,而且表现在她尊重对他人的承诺——她把对继女的责任置于个人的自由之上,把婚姻的义务置于个人的自由和快乐之上。
三、作家共同的伦理追求
安娜与伊莎贝尔对自由的不同追求和她们不同的婚姻选择体现出两位作家相同的自由观念与其伦理追求。
1.真正的自由是理性的自由。自由并不是我行我素、随心所欲,而是一种理性意义上的积极的自由。理性赋予了我们自由,但也要求我们尊重他人的自由。我们在实际运作时必须与理性结合,当以理性为据,“自由地服从并能够驯服地承担起公共福祉的羁轭”。[3](P39)如果抛弃理性原则,只认可个人的自由,那么个人的自由很容易构成对他人自由的侵害,造成矛盾与冲突,并最终使个人的自由变得不牢靠。所以,自由必须与理性相结合来运作。一个单单被感性冲动所规定的自由,只能算是纯粹的动物的任意。而人是理性的存在物,“是一种对自己不满,并且有能力超越自己的存在物”。[4](P63)用理性的力量约束自己,实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建立健全理想人格,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2.自由是道德的自由。两位女主人公不同的选择和她们的命运向我们昭示:真正的自由是建立在德性基础上的,良善的德性构成了人类生存的智慧与准则,也构成了一个人自由的框架与基础。德性就是力量,人只有具备了高尚的内在德性,才是自由的,才是精神上的王者。康德有这样众口传诵的名言:“两样东西,我对它们越是坚持不断的思考,越是以更新更大的讶异和敬畏充满了我的心灵,这就是在我顶上的星斗森罗的天空,和在我胸中的道德规律。”[5](P18)面对浩瀚的宇宙和无上的道,康德感到了自我的渺小,体会到了生存的法则,因而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道德感拓展了人在宇宙中的生命半径,为人类自身提供摆脱环境束缚与超越自身痛苦的动力,是人成为自由的人、真正的人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的条件,也是人类实现诗意栖居的保证。
3.自由是精神的自由。别尔嘉耶夫曾说:“自然本性中的善良和自由均无法遏止文明的恶和文明的奴役。自然不能战胜文明的本质,唯精神方可制胜。”[6](P99)自由是人的内在的精神而不是外在的规定。真正的自由是人的精神性本质,“自由根植于精神王国而非恺撒王国。……只有通过对恺撒王国的限制,才能得到自由”。[7](P65)自由是人的内在的创造力量。通过自由,可以创造崭新的生活,因此“应该日益向精神靠近,同时日益远离物质。最大的自由是精神生活的自由”。[7](P70)安娜的悲剧命运表明,她不仅没有获得外在的自由,而且失去了内在精神的自由;而伊莎贝尔面对周围人的压力,善于调动自我精神的力量,机智勇敢地适应环境的磨砺,最终成功地战胜了自身的怯弱与物质的束缚,获得了内心的充实与自由。
4.自由是物质的自由。经济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保障和基础,“没有经济自由,其他自由可能随时会被剥夺;没有财产权,其他权利都是空话。”[8](P93)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这一论断在安娜和伊莎贝尔身上得到了很有说服力的印证。安娜没有所从事的职业,她的全部生活所需皆依赖于卡列宁,她始终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她与伏伦斯基的关系同样如此,一切均由伏伦斯基作主,安娜没有丝毫的权利。经济上的依附性使安娜难以获得独立的人格尊严。伊莎贝尔则与安娜形成鲜明对比,她从姨父家继承了一大笔遗产,这使得她能够随心所欲地游历罗马等地的欧洲文化古迹并从中汲取精神的营养,让自己的人生变得充实而多彩,因而在婚姻的痛苦中仍然能够游刃有余地学习与成长,并最终获得宝贵的人生经验。
总之,真正的自由应该是理性的自由、道德的自由、精神的自由和物质的自由。惟有如此,人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实现自我身心的和谐,获得人生的自由与幸福——安娜和伊莎贝尔以生命为代价赋予我们的正是这一珍贵的馈赠。
参考文献:
[1]亨利·詹姆斯.项星耀译.一位女士的画像[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3]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别尔嘉耶夫著.张百春译.论人的使命[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5]苗力田.德性就是力量[Z].康德黑格尔研究(第1辑)[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6]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M].徐黎明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7]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凯撒王国[M].安启念周靖波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8]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关键词: 安娜伊莎贝尔情感态度自由观伦理追求
《安娜·卡列尼娜》和《一位女士的画像》分别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和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著名长篇小说。两部作品自问世以来,一直备受世人关注。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和伊莎贝尔·阿切尔对“自由”的追求是两部作品的共同主题,历来是学界评论的焦点。她们对自由的执著追求体现了人类自古以来对自由理想的热切向往,以及其对本真生存方式的积极探求。安娜和伊莎贝尔有诸多相似之处:超凡脱俗的性格特质,厌倦平庸、乏味的现实生活,渴求充实、独特而富有浪漫气质的五彩人生。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安娜与伊莎贝尔都经历了复杂而坎坷的人生,领略过婚姻的不幸与痛苦。不同的人生观决定了两人迥异的情感态度与行为方式乃至不同的人生结局。作品从正反两个方面向我们昭示:真正的自由应该是理性的自由、道德的自由、精神的自由和物质的自由。只有从这几个方面努力,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实现自我身心的和谐,获得人生的自由与幸福。
一、不同的情感态度
安娜和伊莎贝尔都遭遇过不幸而痛苦的婚姻。当安娜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18岁的小姑娘时,就由姑母包办嫁给了所谓“门当户对”、比自己长20岁的大官僚卡列宁。卡列宁是一架没有情感生活的“官僚机器”,一心忙于公务,无暇顾及安娜的情感需求,安娜与卡列宁在一起过着貌合神离的夫妻生活。伊莎贝尔起初与安娜一样,是一个天真浪漫的个人主义者,漫无边际地追求着虚幻的理想、没有根基的浪漫生活,因此被披着文明的外衣、冒充斯文的假艺术家梅尔夫人和其同伙奥斯蒙德所骗,后者希望利用她的金钱和美貌为自己和女儿铺就通向未来的幸福之路。
当安娜和伊莎贝尔逐渐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之后,表现出的情感态度与行为方式截然不同:安娜采取以卵击石的方式,伊莎贝尔则是积极面对。在邂逅伏伦斯基之前安娜与丈夫卡列宁共同生活了8年,并且有一个可爱的儿子谢廖沙。伏伦斯基的出现打破了安娜生活的平静,安娜的心理开始倾斜并失去了平衡。从此,她再也无法与丈夫继续生活下去了,开始不顾一切地追求她所向往的“自由”生活,公然与伏伦斯基生活在一起。这种行为本身预示了安娜命运的悲剧性。她把爱情视为人生的最大幸福,缺乏更高的精神追求。安娜的选择实质上是对现实婚姻的一种消极逃避,体现出人性的迷误,其生命力的发挥缺乏理性的配合与调控,人生随情欲而漂流,做了自我情欲的奴隶。
伊莎贝尔的婚姻状况与安娜颇为类似。年轻的伊莎贝尔由于不谙世事而受到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的欺骗。婚后,面对丑恶而残酷的现实,充满激情与幻想的伊莎贝尔一下子变得清醒起来,她发现丈夫奥斯蒙德实际上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花花公子,她意识到自己遭到了她最崇拜和信任的朋友梅尔夫人的算计和利用,错误地把一个自私、虚伪的“半吊子‘艺术家’”当作天底下最高贵的绅士,匆忙地把自己搅进一桩不幸的婚姻,“她觉得自己仿佛给关在充满霉烂和腐朽气息的屋子里”。[1](P522)事实上,她本来可以嫁给拥有几座棉纺厂、处于社会中心的美国工业巨头戈德伍德,也可以选择尊贵的英国勋爵沃伯顿。无论嫁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她都可以此摆脱不幸婚姻所带来的痛苦。而戈德伍德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她的倾心与钟爱,乃至在她身心俱疲、萎靡不振的时候,戈德伍德仍然一如既往地爱着她,并极力劝说她摆脱婚姻的枷锁,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幸福。然而,伊莎贝尔没有试图逃避面临的处境,更没有自暴自弃。戈德伍德苦口婆心的劝告不但没有说服她放弃她的丈夫,相反,却成为促使她回归家庭的契机。她要回归她的婚姻,回归家庭,去履行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责任。沉重的代价打消了她对世界不着边际的浪漫幻想,最终他在罗马的家庭中找到了自己的天地。
二、迥异的自由观
对于安娜和伊莎贝尔来说,自由是人生的最高价值,生命所有尊严的总和就意味着自由地体验人生。然而,自由是一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安娜和伊莎贝尔所追求的自由的内涵也是各不相同的。
安娜为了摆脱物质文明与知识理性对于精神的束缚和情感的压抑而极力追求感性生命的舒展与自由。但是,强调个性的张扬、人性的解放并不等于要完全抛弃人的理性,“所谓人的‘自由’和所谓人的‘真实存在’,都只是历史、具体的,自然性并不就是‘人的本性’,动物性的个体自由存在也并不自由”,[2](P173)人之为人的根本在于生命的理性化,在于区别于动物的感觉与知觉思维的主观能动性。可惜安娜在追求生命自由与实践人性解放的同时,却陷入了纵欲这一可怕的感性误区,她为摆脱社会的枷锁却又陷入另一桎梏。她所追求的自由是一种自私的自由,是我行我素、随心所欲,是一种情感占有欲的满足。表面上她有行动的自由,有自我选择的权利,实际上她却不能走出自我心灵的藩篱,无法摆脱自身的束缚。她只追求自我的自由,没有考虑他人包括丈夫、孩子和周围人的感受;同样,她爱伏伦斯基,但也只是把他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因此,面对伏伦斯基日渐淡薄的感情,安娜妒火中烧,不堪忍受,痛不欲生,为占有欲所控制的心灵不能自主,不可能实现人生所需要的审美交往。最终,安娜在痛苦的绝望中走上了自戕的道路。
伊莎贝尔与安娜一样,起初也是一个追求绝对自由的个人主义者。所不同的是,安娜在这条充满荆棘的小道上越滑越远,最终酿成人生的悲剧;而伊莎贝尔在经历过婚姻的痛苦之后,已经不再是往日那个把自由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刚愎自用的少女,她逐渐变得沉稳而又不乏理智。她果敢地接受了自己的不幸婚姻,在她的脑海中已经具有了对于社会和他人的责任意识。伊莎贝尔的选择与安娜那种完全不考虑个体生活于其中的外部世界,不顾及他人感受的个人主义式的一意孤行形成鲜明对照。在伊莎贝尔坚持对生活神圣的承诺行为中作家詹姆斯表明了道德指向。伊莎贝尔以痛苦为代价换来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真正了解和认识,而且,对社会的认识同时也丰富和完善了她的人生经验,强烈的责任感正是她性格成熟的主要标志。这种责任感不仅表现在她尊重传统婚姻的神圣性,坚守自己的婚姻义务,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到底,而且表现在她尊重对他人的承诺——她把对继女的责任置于个人的自由之上,把婚姻的义务置于个人的自由和快乐之上。
三、作家共同的伦理追求
安娜与伊莎贝尔对自由的不同追求和她们不同的婚姻选择体现出两位作家相同的自由观念与其伦理追求。
1.真正的自由是理性的自由。自由并不是我行我素、随心所欲,而是一种理性意义上的积极的自由。理性赋予了我们自由,但也要求我们尊重他人的自由。我们在实际运作时必须与理性结合,当以理性为据,“自由地服从并能够驯服地承担起公共福祉的羁轭”。[3](P39)如果抛弃理性原则,只认可个人的自由,那么个人的自由很容易构成对他人自由的侵害,造成矛盾与冲突,并最终使个人的自由变得不牢靠。所以,自由必须与理性相结合来运作。一个单单被感性冲动所规定的自由,只能算是纯粹的动物的任意。而人是理性的存在物,“是一种对自己不满,并且有能力超越自己的存在物”。[4](P63)用理性的力量约束自己,实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建立健全理想人格,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2.自由是道德的自由。两位女主人公不同的选择和她们的命运向我们昭示:真正的自由是建立在德性基础上的,良善的德性构成了人类生存的智慧与准则,也构成了一个人自由的框架与基础。德性就是力量,人只有具备了高尚的内在德性,才是自由的,才是精神上的王者。康德有这样众口传诵的名言:“两样东西,我对它们越是坚持不断的思考,越是以更新更大的讶异和敬畏充满了我的心灵,这就是在我顶上的星斗森罗的天空,和在我胸中的道德规律。”[5](P18)面对浩瀚的宇宙和无上的道,康德感到了自我的渺小,体会到了生存的法则,因而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道德感拓展了人在宇宙中的生命半径,为人类自身提供摆脱环境束缚与超越自身痛苦的动力,是人成为自由的人、真正的人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的条件,也是人类实现诗意栖居的保证。
3.自由是精神的自由。别尔嘉耶夫曾说:“自然本性中的善良和自由均无法遏止文明的恶和文明的奴役。自然不能战胜文明的本质,唯精神方可制胜。”[6](P99)自由是人的内在的精神而不是外在的规定。真正的自由是人的精神性本质,“自由根植于精神王国而非恺撒王国。……只有通过对恺撒王国的限制,才能得到自由”。[7](P65)自由是人的内在的创造力量。通过自由,可以创造崭新的生活,因此“应该日益向精神靠近,同时日益远离物质。最大的自由是精神生活的自由”。[7](P70)安娜的悲剧命运表明,她不仅没有获得外在的自由,而且失去了内在精神的自由;而伊莎贝尔面对周围人的压力,善于调动自我精神的力量,机智勇敢地适应环境的磨砺,最终成功地战胜了自身的怯弱与物质的束缚,获得了内心的充实与自由。
4.自由是物质的自由。经济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保障和基础,“没有经济自由,其他自由可能随时会被剥夺;没有财产权,其他权利都是空话。”[8](P93)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这一论断在安娜和伊莎贝尔身上得到了很有说服力的印证。安娜没有所从事的职业,她的全部生活所需皆依赖于卡列宁,她始终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她与伏伦斯基的关系同样如此,一切均由伏伦斯基作主,安娜没有丝毫的权利。经济上的依附性使安娜难以获得独立的人格尊严。伊莎贝尔则与安娜形成鲜明对比,她从姨父家继承了一大笔遗产,这使得她能够随心所欲地游历罗马等地的欧洲文化古迹并从中汲取精神的营养,让自己的人生变得充实而多彩,因而在婚姻的痛苦中仍然能够游刃有余地学习与成长,并最终获得宝贵的人生经验。
总之,真正的自由应该是理性的自由、道德的自由、精神的自由和物质的自由。惟有如此,人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实现自我身心的和谐,获得人生的自由与幸福——安娜和伊莎贝尔以生命为代价赋予我们的正是这一珍贵的馈赠。
参考文献:
[1]亨利·詹姆斯.项星耀译.一位女士的画像[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3]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别尔嘉耶夫著.张百春译.论人的使命[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5]苗力田.德性就是力量[Z].康德黑格尔研究(第1辑)[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6]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M].徐黎明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7]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凯撒王国[M].安启念周靖波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8]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