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并不完美，有的人说杨澜你一直很顺利，我都只是无奈地一笑，我没有办法跟每个人去解释我的艰辛和失败。
　　1996年，我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当时，美国几大电视网都希望我去做他们的出镜记者，但我觉得，这和我想做的事情还有一段距离。我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就是文化行业，我去美国的时候就知道我肯定会回来的。
　　1998年，我剪短了头发，去了凤凰卫视，开始做《杨澜工作室》。
　　我采访的第一个人物就是王光美。无论从节目还是人生层面，她都是一个对我有极大震撼的女人。通过做她这期节目，我真正确立了一点——我做节目是为了记录人和时代的关系，我希望以采访人物的方式来记录历史。我从中学就开始喜欢历史，很早就看过尼克松写的《领导者》，也看过法拉奇的《世界风云人物访谈录》。高考的时候，我曾经最想报的就是历史系。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对我的职业理想产生影响。
　　我有文化理想，我觉得中国需要有一个有文化感和价值感的电视平台。我想到了，就去做了。2000年，我做了阳光卫视，制作和播出以纪录片为主的电视节目。
　　我做企业有点误打误撞。我是做内容出身，没想要做渠道，好像也没想做多大的商业链。我做企业的出发点就是想做内容，然后为了这个内容来配备一个相匹配的运作机制。这有点想喝杯牛奶就自己养头奶牛的意思。因为市场上没有卖这杯牛奶的，你就必须自己养牛。
　　当然了，我这有点难为自己。我为了养这头奶牛，做了自己不完全喜欢、起码是不完全热爱的事情。中国不像美国，美国的传媒系统已经非常完善，你只要做自己最擅长的工作就可以了。但上世纪末，中国传媒从过去的僵化体制到逐渐开放，它需要很多鲜活机制在运作、成长，才可能有市场，才可能有个体的创造。
　　对我来说，这个转型极其困难。而让我摔了个大跟头的，正是阳光卫视。现在看来，我的文化理想的冲动，远远大于我的商业和企业管理的知识水平和认知水平。我在香港做了很大的、耗资数千万的电视制作中心，有大量的原创节目，每年几百个小时。其实这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我当时应该更多地以采购节目为主，减少制作成本，尽量不要做这么多的原创和这么大的制作中心。这就说明我在商业上的幼稚。
　　前后有5年的时间吧，我很累。
　　最终我觉得，我得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自己。我终于作了决定。2003年夏天，我把阳光卫视卖掉了。
　　我至今也不觉得阳光卫视是一种文化上的失败。此后才有了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的各种纪录片频道和人文频道的出现。
　　我现在感到很庆幸，做阳光卫视的时候我才30岁，算是很年轻。但是当时，这件事情让我有极大的挫败感，我的精神胜利法就是不停地工作。我发现，工作是带给我平复的最好的办法。我继续做《杨澜访谈录》，2006年开始做《天下女人》，后来，又有了天女网、澜珠宝和其他业务。
　　这些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各有各的精彩，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来。只要能够做自己，那么所有以前失败的经验都很值得。
　　（蓝昌科摘自《博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