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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近日，胡锦涛总书记和中央领导同志共同听党课，并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这就要求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始终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把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去。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提高新闻宣传的水平，为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
提高新闻宣传水平，必须按照“三贴近”的要求，进一步改进领导活动和会议报道，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使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深入人心。领导活动和会议报道是党报宣传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公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了解时事政治、关注国家大事、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据山东社会科学院农民状况调查课题组在全省随机抽样调查：８０％的被调查农民表示，了解党中央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主要渠道是看电视、听广播、阅读报纸杂志。党报党刊和主流媒体代表党和政府发言，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有其他传播媒体无法取代的权威性和广泛性。时政新闻、会议报道、领导活动，历来都是社会各阶层共同关心的问题，其中包含着巨大的信息容量。把领导活动、会议报道和“三贴近”对立起来，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念。目前一些会议报道和领导活动之所以不受欢迎，并不在于被报道的客体本身，而在于报道方法呆板僵化，既缺乏宏观意识，也缺乏群众观点：一是太多太滥，新闻性差，把领导的日常工作、事务性活动当作新闻编发，把媒体作为领导的起居注和流水账，以至于一些形式主义的表演充斥版面和黄金时段，挤占了真正的新闻；二是主次不分，本末倒置，把领导活动和会议报道当作一种规格和待遇，逢会必报，一些无关紧要的领导活动频频见诸报端和电视台，完全不考虑传播效果，结果是重要的会议和领导活动被淹没其中；三是只讲形式，不讲内容，凡是会议报道都要罗列一遍参加会议的领导人的名单，而不顾会议的内容是什么，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对公众利益会有什么影响；四是官本位思想严重，缺乏群众观点，表彰劳动模范的会议依然是领导排座次，吝啬得不肯多说一句参加会议的劳动模范是谁，有什么贡献，透露出一种浓厚的封建意识和腐朽的文化观；五是缺乏个性、千篇一律，写到领导活动总是什么人“视察”、“指出”、“强调”、“亲自”，把一个个生动活泼的人变成一种道具。事实上，每位领导都有不同的个性和风格，每一次活动和会议都有不同的任务和主题，都有不同的场景和情节，记者不去注意现场氛围，不去捕捉新闻的着力点，只会照本宣科；编辑部不去鼓励记者创新，久而久之，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便演变成一成不变的八股文，空洞无物。此类报道充斥版面，自然不可能吸引读者，所造成的后果只能是领导不满意，读者不满意，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既背离了新闻规律，也达不到“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目的。
提高新闻宣传水平，必须按照“三贴近”的要求，关注人民群众共同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传达人民群众的呼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社会主义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共同关心的问题。在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会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作为党的宣传舆论工具，要以高度的责任心，随时随地关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动向、热点和难点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通过对问题的披露、分析和评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化解矛盾，释疑解难；通过正确的舆论引导，全面、准确、及时地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激励人民群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以《河南日报（农村版）》２００５年关于全省农村村委会换届选举报道为例，我们组织编辑记者深入到选举现场，并与通讯员建立广泛联系，在报纸上开辟专栏，深入宣传有关选举的方法及政策，用内参和公开报道的方式及时总结村委会选举经验和问题，批评选举中出现的违法违纪行为，反映农民群众参政议政、行使权利的呼声；对当选的村委会主任跟踪报道，满腔热情地宣传他们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成绩。我们还就村委会选举中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两个职务一肩挑、扩大村级民主、发挥落选村干部的作用、在富裕村选准当家人等问题展开深度报道，发动读者广泛发表意见，献计献策。村委会选举工作是农村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大事，关系到农村的发展和稳定，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作为党报必须高度关注。这一系列报道之所以获得成功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就在于抓住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我们应该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一是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有哪些重要的方针、政策、法规和重大举措希望让人民群众知道，不同阶层的人对这些方针、政策、法规及重大决策的关注点是什么？二是实际工作部门有哪些重要情况和具体规定需要及时向群众宣传，以充分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三是公众希望了解哪些带有全局性、趋向性的重要情况，希望从主流媒体获得什么样的信息，当一些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出现后，人民群众的关注点、注意力集中在哪里，希望了解哪些信息，解答哪些问题？四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哪些带有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如何更好地发挥主流媒体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如何组织报道？如何使新闻宣传符合中央的总体部署，符合人民群众的心愿？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影响力、自信力和权威性，才能推动全社会的和谐进步。
提高新闻宣传水平，要求我们满腔热情地讴歌人民群众业绩和改革开放成就的同时，还要有效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曾就“受众对媒体的信任与满意度问题”展开调查，结果显示：８１％的人认为媒体批评报道太少，舆论监督力度不够；７４．８％的人认为媒体对本地政府监督不够；５１．７％的人表示不赞同关于“媒体的批评性报道有时候也过火了”的判断。这个调查从一个侧面说明，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和呼声。舆论监督扶正祛邪，代表了正义和公理，是正面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舆论监督在本质上并不是新闻媒体的监督，而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社会公共事务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我们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宣传自己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和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做坚决的斗争，舆论监督是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光明磊落的具体体现，也是共产党人先进性的具体体现。舆论监督同时又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新闻媒体和公民的权利，某些重大事件发生后，人民群众有权利了解事件真相、处理过程和处理结果；新闻媒体有责任在第一时间告诉公众真实的情况，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舆论监督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和谅解，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都会产生一些人为的或其他原因造成的重大事故和不幸事件，事件发生后，如果政府和主流媒体三缄其口，各种谣言就会不翼而飞；如果主流媒体及时公布事件真相，就会使谣言止于公开，就会消除公众疑虑，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共赴危难。舆论监督通过真相披露，及时反映民情民意，可以形成压力和合力，促使问题公正和及时解决，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体现，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中间架起一座连心桥。正因为如此，党和政府才高度重视舆论监督，《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特别增加了开展舆论监督的条款，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求支持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在社会转型时期，真善美和假丑恶共存，作为社会公器和文化宣传阵地的新闻媒体只有热情讴歌真善美、抨击假丑恶，明辨是非，才能化解社会矛盾，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因此，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须臾不能放弃的社会责任。
提高新闻宣传水平，必须提高新闻宣传的艺术。党报和主流媒体要增加新闻传播的覆盖面，增强服务性、知识性、趣味性。马克思主义唯物观认为，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文化水平、不同地域的人对新闻传播有不同的要求。西方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生存、安全、理解、情感和尊重等层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研究所喻国明教授则把人民对新闻传播的需求分为必读性、可读性和可选性三个层次：必读性是大家共同关心的内容，如社会新闻、娱乐新闻、生活常识、法律知识等与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报道；可读性则是不同阶层根据不同需求进行的选择性阅读；可选性则是为了满足特殊群体或是社会精英类人物的特殊需要。新闻媒体服务的读者对象越广泛，其影响力和作用力就越大。在深化新闻改革中，报纸、广播、电视及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除了公共性、一般性的内容设置外，根据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都设置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栏目、专版、专栏等。如中央电视台“用事实说话”的《焦点访谈》，“推进中国法治进程”的《今日说法》，“走进新闻人物内心深处”的《面对面》，“深度阐解新闻背景”的《新闻调查》，真情洋溢的《讲述》等，都确立了广大受众在电视传播中的主体地位，使普通人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要对象，并加强了新闻媒体和受众的互动。中央电视台还相继开设了《生活》、《为您服务》、《健康之路》、《中华医药》、《天天饮食》、《星光大道》等众多为老百姓日常生活服务的栏目，为人民群众提供天气、住房、医疗、购车购房、求职、证券、教育、文化娱乐等多方面的信息，内容不仅涉及物质层面，也涉及精神层面，深受人民欢迎。新创刊的《河南日报（农村版）》为了增强党报的服务性和影响力，设立了天下财富、科技园地、健康养生、文化娱乐、社会生活、法制时代、人文地理、读者文摘、乡情实话、环球瞭望等专版专栏，使新闻传播向纵深延伸，为读者提供了法规政策、创业求职、市场信息、婚姻家庭、旅游时尚、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服务，告诉读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为什么这样做，寓教于乐，体现人文关怀，得到读者广泛的认同和好评，发挥了党报正面宣传的引导作用和亲和力。
提高新闻宣传水平，必须按照“三贴近”的要求，进一步改进领导活动和会议报道，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使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深入人心。领导活动和会议报道是党报宣传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公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了解时事政治、关注国家大事、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据山东社会科学院农民状况调查课题组在全省随机抽样调查：８０％的被调查农民表示，了解党中央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主要渠道是看电视、听广播、阅读报纸杂志。党报党刊和主流媒体代表党和政府发言，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有其他传播媒体无法取代的权威性和广泛性。时政新闻、会议报道、领导活动，历来都是社会各阶层共同关心的问题，其中包含着巨大的信息容量。把领导活动、会议报道和“三贴近”对立起来，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念。目前一些会议报道和领导活动之所以不受欢迎，并不在于被报道的客体本身，而在于报道方法呆板僵化，既缺乏宏观意识，也缺乏群众观点：一是太多太滥，新闻性差，把领导的日常工作、事务性活动当作新闻编发，把媒体作为领导的起居注和流水账，以至于一些形式主义的表演充斥版面和黄金时段，挤占了真正的新闻；二是主次不分，本末倒置，把领导活动和会议报道当作一种规格和待遇，逢会必报，一些无关紧要的领导活动频频见诸报端和电视台，完全不考虑传播效果，结果是重要的会议和领导活动被淹没其中；三是只讲形式，不讲内容，凡是会议报道都要罗列一遍参加会议的领导人的名单，而不顾会议的内容是什么，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对公众利益会有什么影响；四是官本位思想严重，缺乏群众观点，表彰劳动模范的会议依然是领导排座次，吝啬得不肯多说一句参加会议的劳动模范是谁，有什么贡献，透露出一种浓厚的封建意识和腐朽的文化观；五是缺乏个性、千篇一律，写到领导活动总是什么人“视察”、“指出”、“强调”、“亲自”，把一个个生动活泼的人变成一种道具。事实上，每位领导都有不同的个性和风格，每一次活动和会议都有不同的任务和主题，都有不同的场景和情节，记者不去注意现场氛围，不去捕捉新闻的着力点，只会照本宣科；编辑部不去鼓励记者创新，久而久之，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便演变成一成不变的八股文，空洞无物。此类报道充斥版面，自然不可能吸引读者，所造成的后果只能是领导不满意，读者不满意，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既背离了新闻规律，也达不到“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目的。
提高新闻宣传水平，必须按照“三贴近”的要求，关注人民群众共同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传达人民群众的呼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社会主义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共同关心的问题。在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会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作为党的宣传舆论工具，要以高度的责任心，随时随地关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动向、热点和难点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通过对问题的披露、分析和评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化解矛盾，释疑解难；通过正确的舆论引导，全面、准确、及时地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激励人民群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以《河南日报（农村版）》２００５年关于全省农村村委会换届选举报道为例，我们组织编辑记者深入到选举现场，并与通讯员建立广泛联系，在报纸上开辟专栏，深入宣传有关选举的方法及政策，用内参和公开报道的方式及时总结村委会选举经验和问题，批评选举中出现的违法违纪行为，反映农民群众参政议政、行使权利的呼声；对当选的村委会主任跟踪报道，满腔热情地宣传他们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成绩。我们还就村委会选举中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两个职务一肩挑、扩大村级民主、发挥落选村干部的作用、在富裕村选准当家人等问题展开深度报道，发动读者广泛发表意见，献计献策。村委会选举工作是农村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大事，关系到农村的发展和稳定，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作为党报必须高度关注。这一系列报道之所以获得成功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就在于抓住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我们应该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一是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有哪些重要的方针、政策、法规和重大举措希望让人民群众知道，不同阶层的人对这些方针、政策、法规及重大决策的关注点是什么？二是实际工作部门有哪些重要情况和具体规定需要及时向群众宣传，以充分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三是公众希望了解哪些带有全局性、趋向性的重要情况，希望从主流媒体获得什么样的信息，当一些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出现后，人民群众的关注点、注意力集中在哪里，希望了解哪些信息，解答哪些问题？四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哪些带有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如何更好地发挥主流媒体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如何组织报道？如何使新闻宣传符合中央的总体部署，符合人民群众的心愿？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影响力、自信力和权威性，才能推动全社会的和谐进步。
提高新闻宣传水平，要求我们满腔热情地讴歌人民群众业绩和改革开放成就的同时，还要有效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曾就“受众对媒体的信任与满意度问题”展开调查，结果显示：８１％的人认为媒体批评报道太少，舆论监督力度不够；７４．８％的人认为媒体对本地政府监督不够；５１．７％的人表示不赞同关于“媒体的批评性报道有时候也过火了”的判断。这个调查从一个侧面说明，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和呼声。舆论监督扶正祛邪，代表了正义和公理，是正面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舆论监督在本质上并不是新闻媒体的监督，而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社会公共事务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我们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宣传自己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和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做坚决的斗争，舆论监督是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光明磊落的具体体现，也是共产党人先进性的具体体现。舆论监督同时又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新闻媒体和公民的权利，某些重大事件发生后，人民群众有权利了解事件真相、处理过程和处理结果；新闻媒体有责任在第一时间告诉公众真实的情况，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舆论监督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和谅解，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都会产生一些人为的或其他原因造成的重大事故和不幸事件，事件发生后，如果政府和主流媒体三缄其口，各种谣言就会不翼而飞；如果主流媒体及时公布事件真相，就会使谣言止于公开，就会消除公众疑虑，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共赴危难。舆论监督通过真相披露，及时反映民情民意，可以形成压力和合力，促使问题公正和及时解决，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体现，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中间架起一座连心桥。正因为如此，党和政府才高度重视舆论监督，《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特别增加了开展舆论监督的条款，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求支持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在社会转型时期，真善美和假丑恶共存，作为社会公器和文化宣传阵地的新闻媒体只有热情讴歌真善美、抨击假丑恶，明辨是非，才能化解社会矛盾，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因此，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须臾不能放弃的社会责任。
提高新闻宣传水平，必须提高新闻宣传的艺术。党报和主流媒体要增加新闻传播的覆盖面，增强服务性、知识性、趣味性。马克思主义唯物观认为，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文化水平、不同地域的人对新闻传播有不同的要求。西方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生存、安全、理解、情感和尊重等层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研究所喻国明教授则把人民对新闻传播的需求分为必读性、可读性和可选性三个层次：必读性是大家共同关心的内容，如社会新闻、娱乐新闻、生活常识、法律知识等与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报道；可读性则是不同阶层根据不同需求进行的选择性阅读；可选性则是为了满足特殊群体或是社会精英类人物的特殊需要。新闻媒体服务的读者对象越广泛，其影响力和作用力就越大。在深化新闻改革中，报纸、广播、电视及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除了公共性、一般性的内容设置外，根据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都设置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栏目、专版、专栏等。如中央电视台“用事实说话”的《焦点访谈》，“推进中国法治进程”的《今日说法》，“走进新闻人物内心深处”的《面对面》，“深度阐解新闻背景”的《新闻调查》，真情洋溢的《讲述》等，都确立了广大受众在电视传播中的主体地位，使普通人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要对象，并加强了新闻媒体和受众的互动。中央电视台还相继开设了《生活》、《为您服务》、《健康之路》、《中华医药》、《天天饮食》、《星光大道》等众多为老百姓日常生活服务的栏目，为人民群众提供天气、住房、医疗、购车购房、求职、证券、教育、文化娱乐等多方面的信息，内容不仅涉及物质层面，也涉及精神层面，深受人民欢迎。新创刊的《河南日报（农村版）》为了增强党报的服务性和影响力，设立了天下财富、科技园地、健康养生、文化娱乐、社会生活、法制时代、人文地理、读者文摘、乡情实话、环球瞭望等专版专栏，使新闻传播向纵深延伸，为读者提供了法规政策、创业求职、市场信息、婚姻家庭、旅游时尚、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服务，告诉读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为什么这样做，寓教于乐，体现人文关怀，得到读者广泛的认同和好评，发挥了党报正面宣传的引导作用和亲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