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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奇正”，是中国古代兵法的一个战术术语。刘勰借用“兵谋无方，而奇正有象”的兵法思想，阐明奇正相生如何体现于文学，他认为“执正以驭奇”才是文学的正路和正道。我觉得麦家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以《暗算》为例谈论麦家，其实就是谈论一种异质的经验，就是思考一种写作的开放和可能，这就是麦家的意义。
关键词：麦家； 《暗算》； 奇正
这是我第一次读麦家的作品。《暗算》的“序曲”，让我想起苏童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他说，对于每一个人的写作来说，我只能说有时候是意外、偶然、错误。麦家在“序曲”中就写道：“本书就源自我的一次奇特的邂逅。”
密码可以被破译，但命运无法破解。这几乎就是麦家《暗算》的小说暗道与暗语。在这个符号化的空间里，麦家通过时间的裁剪，让一个个鲜活的人物重新返回历史的舞台，演绎他们爱与欲、善与恶、情与义的黑暗世界，而在这博弈与较量背后，是“迷宫”里的人性之光在动情摇曳。
麦家小说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奇。“奇”几乎覆盖和贯穿了整部小说。无奇不有，无所不奇。福斯特说，“好奇心是人类最原始的能力。”①麦家就是抓住了这一密钥，将读者一次次带入他营造的奇异而陌生的“黑暗”空间。
“奇”其实也意味着“怪”，奇怪、怪诞，而小说最早的本质之一就是“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就是以叙事为本，追求奇特故事，这也直接导致了唐代传奇小说的演进。可以说，唐传奇小说的出现，宣告了小说作为一个独特文体的诞生。石昌渝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一书中说：“欧洲小说起源于神话，它的发展有分明的轨迹：神话—史诗—传奇—小说。中国小说在它与神话之间缺少一个文学的中介，中国没有产生像欧洲那样的史诗和传奇，但中国却有叙事水平很高的史传，史传生育了小说。”②因此，一定意义上，《春秋》《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传著作，都是可以当作小说来读的。
对于“奇”的青睐，实际上就是对小说初始阶段“娱乐”功能的确定。这也基本划清了史传和小说的界限。史传终究不是小说。小说最早就是以愉悦为目的，就是追求新奇有趣。但这时的小说仍然属于上层文士的雅文学，因此，“它的趣味并不停留在奇异的故事性上，它有更高于故事层面的追求，不管是感情的寄托还是道德的劝惩，不管是哲理的玩味还是毁谤的用心，总之，它在故事中总是有所寄意。”③从这个角度看，传奇小说实际上已经初具现代小说的艺术手段。而这一特点，中外小说几乎是一致的。昆德拉说，“伟大的欧洲小说从娱乐起家，每一个真正的小说家都怀念它。事实上，那些了不起的娱乐的主题，都非常严肃——想想塞万提斯！”④
不管是在故事中有所寄意，还是娱乐主题的严肃性，表现出的都是对于“正”的思考和探索，而决定小说艺术品质的，是从“奇”到“正”的飞跃，以及“奇”“正”之间的互补和互生。这种飞跃和互生，扩大了小说世界的空间。张光芒说，“阅读麦家需要有一种游戏精神”⑤，在这里，游戏精神就是“奇”，抽象的冲动就是“正”。
我对于“奇”和“正”的关注和思考，源于郜元宝《中国小说的“奇正互生”》这篇文章的启发，作者在文章中说：“看中国小说，就像坐跷跷板，一端是‘奇’，一端是‘正’，颠个没完。不会看的浑身酸痛，会看的却很舒服，一边颠着，一边就解开了许多纠结。”⑥“你必须时时刻刻给读者一点新奇的东西来刺激他们的胃口，但你也必须准备着为此付出代价，因为一味好奇，固然抓住了读者，却很可能偏离你心中的那个正道，得不偿失。”⑦他在文中也提到了麦家的写作，“比如麦家把记忆力、数学和密电码写得奇而又奇，但只要始终瞄准历史、社会、制度、人心、人性之类永恒的问题，就还是奇中有正，跷跷板大体平衡。”⑧
中国人好奇，古代志怪小说、唐传奇自不必说，明清时期的《聊斋志异》《西游记》《红楼梦》，哪一部作品不是奇之又奇。可以说，没有奇，小说的生命力就会黯淡；没有奇，小说的存在感就会消亡。但中国人更尚“正”，所谓“文以载道”，道即是正，“正”是教化，也即梁启超所谓“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长。”“正”消“奇”长，“正”就显得更重要。
“奇正”，是中国古代兵法的一个战术术语。刘勰借用“兵谋无方，而奇正有象”的兵法思想，阐明奇正相生如何体现于文学，他认为“执正以驭奇”才是文学的正路和正道。我觉得麦家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
《暗算》是麦家的代表作，曾获茅盾文学奖。这部小说没有一贯到底的人物，叙事也没有前后的必然连贯性，是由五个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相对独立，各自成篇，由“暗算”这一主题统摄，构成一个多声调的叙事文本。
据说，这部作品当时有很大的争议。我猜测，争议的主要原因：一是题材，二是结构，三是写法。但也正是这些争议，让《暗算》具备了意味深长的文学可能性。题材的涉密，决定了小说的“神奇”色彩；结构的松散，可以从更多的视角来透视这一小说叙事背后的多面性；而写法，一种小说通俗化的目标，意味着将获得更多的读者。麦家说：“文艺作品本来是要把假的变成真的，你现在反而把真的变成了假的。”⑨把假的写成真的，就是要化腐朽为神奇，化神奇为现实，而现实就是“正”。比如“瞎子阿炳”中，麦家写出了阿炳的奇异、奇怪、奇特，写出了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和诡异，这是小说的“奇”之迷人，同时，他也写出了阿炳作为一个“大人物”的正气、正义、正道，并以一个“小人物”尊严的被践踏，而匆匆结束了自己短暂而耀眼的一生，可谓是令人感动、令人惊叹的“正”之震撼。这个“正”代表着尊严。
比如“有问题的天使”中，麦家赋予了黄依依半人半魔的“怪物”形象，她的天才、乖张、邪乎、野性诡秘，处处充满了“奇幻”色彩，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立体、丰满而个性十足的人物，她的周身洋溢着一种动人的激情，一种反抗的勇气，她的桀骜不驯，与那个氛围中大多数“正确”的人相比，其实是再正当、正常不过了。这个“正”代表着自由。
比如“陈二湖的影子”中，陈二湖也是一个“神奇”人物，是破译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從里到外的见证人，掌握着破译局大半的秘密。不过，麦家在这个人物身上所倾注的不是“奇”的迷恋，而是“正”的反省。这个“正”代表着信仰和责任。“呵，母亲，现在我知道了，你和父亲其实是一种人，你们都是一种不要自己的人，你们沉浸在各自的信念和理想中，让血一滴一滴地流出、流出，流光了，你们也满意了。”这个“正”也代表着美德和品格。不抢功，互相谦让，当荣誉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时，感到内疚和不安，并时时宽慰被抢了头功的自己的“徒弟”。 麦家自己认为，“小说有三种写法：一种用头发写，一种是用心，还有一种是用脑。用头发写的人叫天才，写出来的东西叫天赋之作。”⑩按我的理解，“奇”要用脑，“正”要用心，所谓奇正互生，就是心脑一致。麦家穿着华丽的貂皮大衣，但内里还保持着一个朴素的自我。麦家小说的本质和目的是对人性的探求，是关于生命的诗学。因此，他的小说都是围绕“人物”展开，瞎子阿炳、有问题的天使、陈二湖的影子、韦夫的灵魂说、刀尖上的步履，五个故事，五个主要人物，虽然是“小人物”，但最终关涉的确是最大的命题：关于人性和命运的展现及探索。
这个世界是神秘的，充斥着各种不可思议。“奇”便应运而来。但人类，终归有可以考量的人性旨归，有社会秩序建构的宏图。“正”也不可或缺。“奇”与“正”，既相互压迫，也相互解放。“麦家巧妙地把明与暗之间的裂隙用‘解密’来填充。明与暗、真与假、内与外、可言说与不可言说、可以示人与难言之隐，解密的过程成为了窥视和我们世界相连、却孤悬在我们世界之外的那个隐秘世界，成为揭破假面，直抵人心真相的探索之旅。”11麦家在谈到自己的写作立场时说：“我相信文学的价值最终不是揭露，而是激励、温暖人心。”12孤独是人类共同的命运。黑暗是人生旅途的常态。麦家的笔下，时时透着孤独的体验，透着对黑夜的迷恋，也时时透着他对于孤独的怜悯和抚慰。比如写瞎子阿炳的母親，“她是村上公认的最好的裁缝，同时也是全村公认的最可怜的女人，一辈子跟自己又瞎又傻的儿子相依为命，从没有真正笑过。在她重叠着悲伤和无奈的脸上，我看到了命运对一个人夜以继日的打击和磨难。”而对于从事破译工作的人来说，孤独注定是缠绕一生的。小说中有一段关于陈二湖退休后的描写：“我透过窗玻璃看出去，几乎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他此刻的神情，那是一种我最熟悉不过的神情：绷紧的脸上有深刻的额纹，两只眼睛痴痴的，是不会转动的，嵌在松弛的眼眶里，仿佛随时都会滚出来，无声地落地。但是注视这张面具一样的面孔，透过表面的那层死气，你又可以发现底下藏着的是迷乱，是不安，是期望，是绝望。”对于习惯了在黑夜中离群索居的人来说，太阳底下的生活已经变得不可捉摸。
麦家笔下的主人公，都有着异乎常人的“特异功能”，但他们同样也有和常人相同的生命体温。他们也要接受命运的荒诞和无常。自杀是瞎子阿炳的命运，被误杀是黄依依的命运，死亡和破译密码一样，总有点听天由命的无奈。“就像我在陆家堰发现了阿炳并改变了他的人生一样，我成功地做媒再次改变了阿炳的生活和命运。”这不确定，也是小说的魅力。
麦家十分推崇的外国作家有两位：一位是卡夫卡，一位是博尔赫斯。而这两位，无疑都是“奇”“正”博弈的顶尖高手。麦家在《博尔赫斯和我》13一文中，曾经十分生动地描述了第一次阅读博尔赫斯时的惊叹和赞叹。博尔赫斯改变了麦家，改变了他对文学的认知。但如果说博尔赫斯的改变更多的是在文学观念上，那么卡夫卡的影响，则较多地体现为写作状态和创作个性。和卡夫卡一样，麦家从小到大，一直处于一种压抑的环境中，对外部世界有一种持续而紧张的戒备。卡夫卡主张回到自己的内心生活，麦家也认为文学和心灵相关，生活的最好方式，就是写作，沉思冥想的内心写作。
这种观念体现到创作上，即是艺术手法的变化。麦家的小说具有很强的实验性。其中之一，是暴露叙述。即作者部分地充当了叙述者。“暴露叙述的介入是纯粹停留在形式层面的干预，叙述者放弃了相对于受众而言的优越感，把自己还原成一个普通的写作者，这无疑是精神的后撤和隐匿。因此，暴露叙述以其形式的介入衬出道德评价的不介入。”14《暗算》中的故事，都是作者“听”来的，但作者不回避“听”这一事实，因此也同时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和可信度。然后重组，再进行艺术的叙事，构建虚构王国。。
其二，是现代手法的运用。比如意识流、精神分析等等技法的使用，有着明显的现代感。麦家是以现实写幻象，以平常写不俗，真可谓是“执正以驭奇”。“伪装褪去，我的秘密任务成了白纸黑字，醒目而庄严地看着书记同志，看得书记神情陡然变得庄重十分。”这样的艺术“变形”几乎能触摸到卡夫卡的小说痕迹。
其三，是“迷宫”的建造。“迷宫”是博尔赫斯十分迷恋的意象，比如《交叉小径的花园》基本就是一个关于时间的迷宫的故事。《暗算》中，破译密码其实就是解密、破谜，就是在时间的迷宫中进行突围。“破译密码啊，就是在黑暗中挣扎啊，就是在死人身上听心跳声啊。”
博尔赫斯的小说以幻想而著称，麦家的小说无疑也有强烈的幻想特质。这也是“奇”的本质所在。但“其实博尔赫斯写的往往不是纯粹的幻想小说，他更擅长于把幻想因素编织在真实的处境之中，从而在小说中致力于营造一种真实的氛围”15。李欧梵也注意到了麦家小说的真实感，他说：“我的经验，写这类小说第一个要求是：它的世界虽然很神秘，但必须可信，怎么把人物、场景和故事写得可信，让读者觉得可信。其次，还有一个难度或者要求就是，作者必须懂得一点基本的数学知识，否则免谈密码。我发现麦家小说中有关西方科学家的资料，基本上是符合真实的，他没有故意乱造假。”16麦家十分注重这种真实感，甚至于为了追求这种真实感，而刻意压制住不羁的幻想，比如对于黄依依这个人物的塑造，作者似乎抱有一种十分犹疑的态度，尤其是最后对于其死亡真相的揭露，体现出了一种复杂的情感。
昆德拉说，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麦家小说的“奇”与“正”，十分巧妙地实现了这种复杂性的愿景。也是这种复杂性，使得麦家的小说有了其他同类题材的写作所不具备的生成性和开放性。麦家的小说，写的是历史，最终的指向却是现实，表象是通俗的外衣，写的却是现代的内核。因此，读麦家的小说，你不会仅仅停留在“好看”的层面，也不会仅仅滞留在“愉悦”的体验，而且会沿着历史的隧道和人物的命运，去勘探人性的秘密。这秘密是瞎子阿炳的，是黄依依的，是陈二湖的，是韦夫的，是千千万万不知名的凡夫俗子的。
这种复杂性是个人制造的，也是时代赋予的。虽然麦家多次强调写作的内在性，但事实上，任何一个作品都无法摆脱时代的纠缠，尤其是麦家这类题材的写作，更是如此。“麦家的小说是植根在一个具体的时代。只有把麦家的小说放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场景中，我们才能理解比悬疑推理更多的东西。”17《暗算》中的人物，只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才纷纷被涂抹上了一种独特而奇异的色彩。离开了那个时代，他们终将碌碌无为、一事无成。阅读麦家的作品，不由得会对当下的文学写作进行思考。当下的写作，无疑地正在走向严重的分化。“奇”的更奇，“正”的更正。“奇”的毫无真实可言，“正”的毫无趣味可感。新颖的领域，新奇的经验，新鲜的感受，在这个时代正变得越来越炙手可热。 麦家的写作似乎可以列入通俗文学的行列，而我们每每提到通俗文学，最大的诟病之一即是语言的粗糙。但麦家的小说语言够“正”，也很“奇”。“正”指的是叙述的准确、到位。比如写到阿炳村里的祠堂，“祠堂是陆家堰村古老和富足的象征，飞檐走角的，檐柱上还雕刻着逢双成对的龙凤和虎狮。古人为美刻下它们，如今它们为岁月刻下了沧桑。从随处可见的斑驳中，不难想象它已年久失修，但气度依然，绝无破落之感，只是闲人太多，显得有些杂乱。闲人主要是老人和一些带娃娃的妇女，还有个别残疾人。看得出，现在这里成了村里闲散人聚集的公共场所。”这段描写朴素自然，但自然背后其实已经预设了下文。个别残疾人，其中就有瞎子阿炳。因此，你又不能不暗自道奇。“奇”指的是鬼斧神工的象征和比喻。比如在形容瞎子阿炳的聲音时，他描述道：“他的声音闷闷的，像从木箱里滚出来的。”真的是让人拍手称赞，多么奇妙而诗意的语言。好的语言，也是“奇正互生”的，如果只有“奇”，就显得荒诞乖张，如果只有“正”，就显得索然无味，“奇正互生”才能让语言风生水起，才能让小说神采飞扬。
《暗算》之后，麦家又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有新的尝试，当然更多的是自我风格的坚守。限于精力，还未能一一读完。因此，我还不能轻易断言说麦家的写作进入了什么样的境界，抑或达到了某种高峰。但是，毫无疑问，他的小说为中国当代文学开拓了新的艺术空间。我们谈论《暗算》，其实就是谈论一种异质的经验，就是思考一种写作的开放和可能。这就是麦家的意义。麦家自己曾三谈《暗算》，分别是《失去也是得到——创作谈》，《形式也是内容——再版跋》，《得奖也是中彩——答谢辞》，我想，对于麦家来说，“奇”意味着失去，“正”代表着得到，“奇”是形式，“正”是内容，“奇”赢得了读者，“正”获得了人心，而“奇正互生”让《暗算》大放异彩，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不能忽视的重要文本和特别现象。
注释：
①[美]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苏炳文译，花城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②③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55页，第185页。
④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编：《巴黎评论·作家访谈I》，黄昱宁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99页。
⑤张光芒：《麦家小说的游戏精神与抽象冲动》，《当代文坛》2007年第4期。
⑥⑦⑧郜元宝：《中国小说的“奇正互生”》，《扬子江评论》2015年第5期。
⑨12麦家、季亚雅：《麦家之“密”——自不可言说处聆听》，《芙蓉》2008年第5期。
⑩麦家：《非虚构的我》，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122页。
1117何平：《黑暗传，或者捕风者说》，《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4期。
13麦家：《麦家文集·人生中途》，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14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57页。
15吴晓东：《废墟的忧伤——西方现代文学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5页。
16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和创新——以麦家的间谍小说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作者单位：江苏省作家协会创研室）
责任编辑：刘小波
关键词：麦家； 《暗算》； 奇正
这是我第一次读麦家的作品。《暗算》的“序曲”，让我想起苏童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他说，对于每一个人的写作来说，我只能说有时候是意外、偶然、错误。麦家在“序曲”中就写道：“本书就源自我的一次奇特的邂逅。”
密码可以被破译，但命运无法破解。这几乎就是麦家《暗算》的小说暗道与暗语。在这个符号化的空间里，麦家通过时间的裁剪，让一个个鲜活的人物重新返回历史的舞台，演绎他们爱与欲、善与恶、情与义的黑暗世界，而在这博弈与较量背后，是“迷宫”里的人性之光在动情摇曳。
麦家小说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奇。“奇”几乎覆盖和贯穿了整部小说。无奇不有，无所不奇。福斯特说，“好奇心是人类最原始的能力。”①麦家就是抓住了这一密钥，将读者一次次带入他营造的奇异而陌生的“黑暗”空间。
“奇”其实也意味着“怪”，奇怪、怪诞，而小说最早的本质之一就是“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就是以叙事为本，追求奇特故事，这也直接导致了唐代传奇小说的演进。可以说，唐传奇小说的出现，宣告了小说作为一个独特文体的诞生。石昌渝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一书中说：“欧洲小说起源于神话，它的发展有分明的轨迹：神话—史诗—传奇—小说。中国小说在它与神话之间缺少一个文学的中介，中国没有产生像欧洲那样的史诗和传奇，但中国却有叙事水平很高的史传，史传生育了小说。”②因此，一定意义上，《春秋》《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传著作，都是可以当作小说来读的。
对于“奇”的青睐，实际上就是对小说初始阶段“娱乐”功能的确定。这也基本划清了史传和小说的界限。史传终究不是小说。小说最早就是以愉悦为目的，就是追求新奇有趣。但这时的小说仍然属于上层文士的雅文学，因此，“它的趣味并不停留在奇异的故事性上，它有更高于故事层面的追求，不管是感情的寄托还是道德的劝惩，不管是哲理的玩味还是毁谤的用心，总之，它在故事中总是有所寄意。”③从这个角度看，传奇小说实际上已经初具现代小说的艺术手段。而这一特点，中外小说几乎是一致的。昆德拉说，“伟大的欧洲小说从娱乐起家，每一个真正的小说家都怀念它。事实上，那些了不起的娱乐的主题，都非常严肃——想想塞万提斯！”④
不管是在故事中有所寄意，还是娱乐主题的严肃性，表现出的都是对于“正”的思考和探索，而决定小说艺术品质的，是从“奇”到“正”的飞跃，以及“奇”“正”之间的互补和互生。这种飞跃和互生，扩大了小说世界的空间。张光芒说，“阅读麦家需要有一种游戏精神”⑤，在这里，游戏精神就是“奇”，抽象的冲动就是“正”。
我对于“奇”和“正”的关注和思考，源于郜元宝《中国小说的“奇正互生”》这篇文章的启发，作者在文章中说：“看中国小说，就像坐跷跷板，一端是‘奇’，一端是‘正’，颠个没完。不会看的浑身酸痛，会看的却很舒服，一边颠着，一边就解开了许多纠结。”⑥“你必须时时刻刻给读者一点新奇的东西来刺激他们的胃口，但你也必须准备着为此付出代价，因为一味好奇，固然抓住了读者，却很可能偏离你心中的那个正道，得不偿失。”⑦他在文中也提到了麦家的写作，“比如麦家把记忆力、数学和密电码写得奇而又奇，但只要始终瞄准历史、社会、制度、人心、人性之类永恒的问题，就还是奇中有正，跷跷板大体平衡。”⑧
中国人好奇，古代志怪小说、唐传奇自不必说，明清时期的《聊斋志异》《西游记》《红楼梦》，哪一部作品不是奇之又奇。可以说，没有奇，小说的生命力就会黯淡；没有奇，小说的存在感就会消亡。但中国人更尚“正”，所谓“文以载道”，道即是正，“正”是教化，也即梁启超所谓“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长。”“正”消“奇”长，“正”就显得更重要。
“奇正”，是中国古代兵法的一个战术术语。刘勰借用“兵谋无方，而奇正有象”的兵法思想，阐明奇正相生如何体现于文学，他认为“执正以驭奇”才是文学的正路和正道。我觉得麦家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
《暗算》是麦家的代表作，曾获茅盾文学奖。这部小说没有一贯到底的人物，叙事也没有前后的必然连贯性，是由五个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相对独立，各自成篇，由“暗算”这一主题统摄，构成一个多声调的叙事文本。
据说，这部作品当时有很大的争议。我猜测，争议的主要原因：一是题材，二是结构，三是写法。但也正是这些争议，让《暗算》具备了意味深长的文学可能性。题材的涉密，决定了小说的“神奇”色彩；结构的松散，可以从更多的视角来透视这一小说叙事背后的多面性；而写法，一种小说通俗化的目标，意味着将获得更多的读者。麦家说：“文艺作品本来是要把假的变成真的，你现在反而把真的变成了假的。”⑨把假的写成真的，就是要化腐朽为神奇，化神奇为现实，而现实就是“正”。比如“瞎子阿炳”中，麦家写出了阿炳的奇异、奇怪、奇特，写出了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和诡异，这是小说的“奇”之迷人，同时，他也写出了阿炳作为一个“大人物”的正气、正义、正道，并以一个“小人物”尊严的被践踏，而匆匆结束了自己短暂而耀眼的一生，可谓是令人感动、令人惊叹的“正”之震撼。这个“正”代表着尊严。
比如“有问题的天使”中，麦家赋予了黄依依半人半魔的“怪物”形象，她的天才、乖张、邪乎、野性诡秘，处处充满了“奇幻”色彩，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立体、丰满而个性十足的人物，她的周身洋溢着一种动人的激情，一种反抗的勇气，她的桀骜不驯，与那个氛围中大多数“正确”的人相比，其实是再正当、正常不过了。这个“正”代表着自由。
比如“陈二湖的影子”中，陈二湖也是一个“神奇”人物，是破译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從里到外的见证人，掌握着破译局大半的秘密。不过，麦家在这个人物身上所倾注的不是“奇”的迷恋，而是“正”的反省。这个“正”代表着信仰和责任。“呵，母亲，现在我知道了，你和父亲其实是一种人，你们都是一种不要自己的人，你们沉浸在各自的信念和理想中，让血一滴一滴地流出、流出，流光了，你们也满意了。”这个“正”也代表着美德和品格。不抢功，互相谦让，当荣誉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时，感到内疚和不安，并时时宽慰被抢了头功的自己的“徒弟”。 麦家自己认为，“小说有三种写法：一种用头发写，一种是用心，还有一种是用脑。用头发写的人叫天才，写出来的东西叫天赋之作。”⑩按我的理解，“奇”要用脑，“正”要用心，所谓奇正互生，就是心脑一致。麦家穿着华丽的貂皮大衣，但内里还保持着一个朴素的自我。麦家小说的本质和目的是对人性的探求，是关于生命的诗学。因此，他的小说都是围绕“人物”展开，瞎子阿炳、有问题的天使、陈二湖的影子、韦夫的灵魂说、刀尖上的步履，五个故事，五个主要人物，虽然是“小人物”，但最终关涉的确是最大的命题：关于人性和命运的展现及探索。
这个世界是神秘的，充斥着各种不可思议。“奇”便应运而来。但人类，终归有可以考量的人性旨归，有社会秩序建构的宏图。“正”也不可或缺。“奇”与“正”，既相互压迫，也相互解放。“麦家巧妙地把明与暗之间的裂隙用‘解密’来填充。明与暗、真与假、内与外、可言说与不可言说、可以示人与难言之隐，解密的过程成为了窥视和我们世界相连、却孤悬在我们世界之外的那个隐秘世界，成为揭破假面，直抵人心真相的探索之旅。”11麦家在谈到自己的写作立场时说：“我相信文学的价值最终不是揭露，而是激励、温暖人心。”12孤独是人类共同的命运。黑暗是人生旅途的常态。麦家的笔下，时时透着孤独的体验，透着对黑夜的迷恋，也时时透着他对于孤独的怜悯和抚慰。比如写瞎子阿炳的母親，“她是村上公认的最好的裁缝，同时也是全村公认的最可怜的女人，一辈子跟自己又瞎又傻的儿子相依为命，从没有真正笑过。在她重叠着悲伤和无奈的脸上，我看到了命运对一个人夜以继日的打击和磨难。”而对于从事破译工作的人来说，孤独注定是缠绕一生的。小说中有一段关于陈二湖退休后的描写：“我透过窗玻璃看出去，几乎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他此刻的神情，那是一种我最熟悉不过的神情：绷紧的脸上有深刻的额纹，两只眼睛痴痴的，是不会转动的，嵌在松弛的眼眶里，仿佛随时都会滚出来，无声地落地。但是注视这张面具一样的面孔，透过表面的那层死气，你又可以发现底下藏着的是迷乱，是不安，是期望，是绝望。”对于习惯了在黑夜中离群索居的人来说，太阳底下的生活已经变得不可捉摸。
麦家笔下的主人公，都有着异乎常人的“特异功能”，但他们同样也有和常人相同的生命体温。他们也要接受命运的荒诞和无常。自杀是瞎子阿炳的命运，被误杀是黄依依的命运，死亡和破译密码一样，总有点听天由命的无奈。“就像我在陆家堰发现了阿炳并改变了他的人生一样，我成功地做媒再次改变了阿炳的生活和命运。”这不确定，也是小说的魅力。
麦家十分推崇的外国作家有两位：一位是卡夫卡，一位是博尔赫斯。而这两位，无疑都是“奇”“正”博弈的顶尖高手。麦家在《博尔赫斯和我》13一文中，曾经十分生动地描述了第一次阅读博尔赫斯时的惊叹和赞叹。博尔赫斯改变了麦家，改变了他对文学的认知。但如果说博尔赫斯的改变更多的是在文学观念上，那么卡夫卡的影响，则较多地体现为写作状态和创作个性。和卡夫卡一样，麦家从小到大，一直处于一种压抑的环境中，对外部世界有一种持续而紧张的戒备。卡夫卡主张回到自己的内心生活，麦家也认为文学和心灵相关，生活的最好方式，就是写作，沉思冥想的内心写作。
这种观念体现到创作上，即是艺术手法的变化。麦家的小说具有很强的实验性。其中之一，是暴露叙述。即作者部分地充当了叙述者。“暴露叙述的介入是纯粹停留在形式层面的干预，叙述者放弃了相对于受众而言的优越感，把自己还原成一个普通的写作者，这无疑是精神的后撤和隐匿。因此，暴露叙述以其形式的介入衬出道德评价的不介入。”14《暗算》中的故事，都是作者“听”来的，但作者不回避“听”这一事实，因此也同时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和可信度。然后重组，再进行艺术的叙事，构建虚构王国。。
其二，是现代手法的运用。比如意识流、精神分析等等技法的使用，有着明显的现代感。麦家是以现实写幻象，以平常写不俗，真可谓是“执正以驭奇”。“伪装褪去，我的秘密任务成了白纸黑字，醒目而庄严地看着书记同志，看得书记神情陡然变得庄重十分。”这样的艺术“变形”几乎能触摸到卡夫卡的小说痕迹。
其三，是“迷宫”的建造。“迷宫”是博尔赫斯十分迷恋的意象，比如《交叉小径的花园》基本就是一个关于时间的迷宫的故事。《暗算》中，破译密码其实就是解密、破谜，就是在时间的迷宫中进行突围。“破译密码啊，就是在黑暗中挣扎啊，就是在死人身上听心跳声啊。”
博尔赫斯的小说以幻想而著称，麦家的小说无疑也有强烈的幻想特质。这也是“奇”的本质所在。但“其实博尔赫斯写的往往不是纯粹的幻想小说，他更擅长于把幻想因素编织在真实的处境之中，从而在小说中致力于营造一种真实的氛围”15。李欧梵也注意到了麦家小说的真实感，他说：“我的经验，写这类小说第一个要求是：它的世界虽然很神秘，但必须可信，怎么把人物、场景和故事写得可信，让读者觉得可信。其次，还有一个难度或者要求就是，作者必须懂得一点基本的数学知识，否则免谈密码。我发现麦家小说中有关西方科学家的资料，基本上是符合真实的，他没有故意乱造假。”16麦家十分注重这种真实感，甚至于为了追求这种真实感，而刻意压制住不羁的幻想，比如对于黄依依这个人物的塑造，作者似乎抱有一种十分犹疑的态度，尤其是最后对于其死亡真相的揭露，体现出了一种复杂的情感。
昆德拉说，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麦家小说的“奇”与“正”，十分巧妙地实现了这种复杂性的愿景。也是这种复杂性，使得麦家的小说有了其他同类题材的写作所不具备的生成性和开放性。麦家的小说，写的是历史，最终的指向却是现实，表象是通俗的外衣，写的却是现代的内核。因此，读麦家的小说，你不会仅仅停留在“好看”的层面，也不会仅仅滞留在“愉悦”的体验，而且会沿着历史的隧道和人物的命运，去勘探人性的秘密。这秘密是瞎子阿炳的，是黄依依的，是陈二湖的，是韦夫的，是千千万万不知名的凡夫俗子的。
这种复杂性是个人制造的，也是时代赋予的。虽然麦家多次强调写作的内在性，但事实上，任何一个作品都无法摆脱时代的纠缠，尤其是麦家这类题材的写作，更是如此。“麦家的小说是植根在一个具体的时代。只有把麦家的小说放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场景中，我们才能理解比悬疑推理更多的东西。”17《暗算》中的人物，只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才纷纷被涂抹上了一种独特而奇异的色彩。离开了那个时代，他们终将碌碌无为、一事无成。阅读麦家的作品，不由得会对当下的文学写作进行思考。当下的写作，无疑地正在走向严重的分化。“奇”的更奇，“正”的更正。“奇”的毫无真实可言，“正”的毫无趣味可感。新颖的领域，新奇的经验，新鲜的感受，在这个时代正变得越来越炙手可热。 麦家的写作似乎可以列入通俗文学的行列，而我们每每提到通俗文学，最大的诟病之一即是语言的粗糙。但麦家的小说语言够“正”，也很“奇”。“正”指的是叙述的准确、到位。比如写到阿炳村里的祠堂，“祠堂是陆家堰村古老和富足的象征，飞檐走角的，檐柱上还雕刻着逢双成对的龙凤和虎狮。古人为美刻下它们，如今它们为岁月刻下了沧桑。从随处可见的斑驳中，不难想象它已年久失修，但气度依然，绝无破落之感，只是闲人太多，显得有些杂乱。闲人主要是老人和一些带娃娃的妇女，还有个别残疾人。看得出，现在这里成了村里闲散人聚集的公共场所。”这段描写朴素自然，但自然背后其实已经预设了下文。个别残疾人，其中就有瞎子阿炳。因此，你又不能不暗自道奇。“奇”指的是鬼斧神工的象征和比喻。比如在形容瞎子阿炳的聲音时，他描述道：“他的声音闷闷的，像从木箱里滚出来的。”真的是让人拍手称赞，多么奇妙而诗意的语言。好的语言，也是“奇正互生”的，如果只有“奇”，就显得荒诞乖张，如果只有“正”，就显得索然无味，“奇正互生”才能让语言风生水起，才能让小说神采飞扬。
《暗算》之后，麦家又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有新的尝试，当然更多的是自我风格的坚守。限于精力，还未能一一读完。因此，我还不能轻易断言说麦家的写作进入了什么样的境界，抑或达到了某种高峰。但是，毫无疑问，他的小说为中国当代文学开拓了新的艺术空间。我们谈论《暗算》，其实就是谈论一种异质的经验，就是思考一种写作的开放和可能。这就是麦家的意义。麦家自己曾三谈《暗算》，分别是《失去也是得到——创作谈》，《形式也是内容——再版跋》，《得奖也是中彩——答谢辞》，我想，对于麦家来说，“奇”意味着失去，“正”代表着得到，“奇”是形式，“正”是内容，“奇”赢得了读者，“正”获得了人心，而“奇正互生”让《暗算》大放异彩，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不能忽视的重要文本和特别现象。
注释：
①[美]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苏炳文译，花城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②③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55页，第185页。
④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编：《巴黎评论·作家访谈I》，黄昱宁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99页。
⑤张光芒：《麦家小说的游戏精神与抽象冲动》，《当代文坛》2007年第4期。
⑥⑦⑧郜元宝：《中国小说的“奇正互生”》，《扬子江评论》2015年第5期。
⑨12麦家、季亚雅：《麦家之“密”——自不可言说处聆听》，《芙蓉》2008年第5期。
⑩麦家：《非虚构的我》，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122页。
1117何平：《黑暗传，或者捕风者说》，《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4期。
13麦家：《麦家文集·人生中途》，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14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57页。
15吴晓东：《废墟的忧伤——西方现代文学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5页。
16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和创新——以麦家的间谍小说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作者单位：江苏省作家协会创研室）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