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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7年，湖南报告文学创作初步形成自己的定位与特征。作家们逐步拓宽题材限度，把握宏大题材的能力有所增强;叙事的维度有所拓宽。选题集中在红色历史、社会热点、民生、军事科技等领域，体现家国情怀与社会介入，既有大历史背景，也有小人物声音。
关键词：在场写作;社会民生;红色历史
步履匆匆又一年。在做2017年创作综述之时，我们回望近年来湖南报告文学创作之路，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中寻其定位。2015年以前的湖南报告文学创作尚处于一种自发自为的状态。除余艳、纪红建、龚盛辉等中青年作家有自己的代表作，并取得全国性影响之外，大多数作家仍处于摸索和学习阶段，题材和创作对象也相对局限。2015年湖南报告文学学会成立是一个历史性转折点，学会给省内报告文学同道们搭建了更高更大的创作平台，两年来，彭晓玲、韩生学、张雄文、王杏芬、何宇红、熊立秀、胡勇平、欧阳伟、李万军等一大批报告文学新人涌现，并以较高的起点出现在全国报告文学领域。如果说2016年的湖南报告文学创作还是一种谨慎艰难的文体维护，那么，作家们在2017年的写作中展示的是一个文体的自信，他们大多有了自己的园地，逐步选准自己的创作方向，从容不迫地在纪实文本中发声。作家们逐步拓宽题材限度，把握宏大题材的能力增强;叙事维度的有意识拓宽，让作品有意义的同时也有了更多的意味。整体上看，近年湖南报告文学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创作定位与特征：作品选题集中在红色历史、社会热点、民生、军事科技等题材领域;作家们心怀家国，写作态度真诚，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感，历史的宏大、细节的生动都是他们的忧乐之所系，有大历史背景，也有小人物声音。文本资料扎实，整体上朴实厚重，又不失精致细腻。这些特征在2017年的重要作品中即有充分体现。
一、大时代：纪实文体的在场写作
我们今天处在一个波澜壮阔、朝气蓬勃的时代。神州大地上每天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身处时代的每个人的命运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国家和时代的印记。所有“国家”和“人民”故事的总和共同构成了最宏大壮丽也最细微生动的中国故事。习总书记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就文学而言，也就是希望作家们关注现实，讲好中国故事，创作出真实记录时代、反映民生的作品来。由此我们欣喜地看到文学创作呈现出深度介入生活的态势，以及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回归，并逐渐再次成为文学主潮。落实在报告文学上，这种现实主义写作更为明显，也更加自信。直接介入生活的非虚构姿态本身就是报告文学的文体之本，是其本质和优势所在，大量切近国事和民生的优良之作纷纷涌现。近年来的纪实写作状况可以看做是纪实文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问题报告文学落潮之后的一次集体复兴。就连小说作家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非虚构的好时代”。与其说是作家选择了报告文学文体，不如说是时代选择了报告文学。我们从作品中明显感受到了八十年代问题报告文学的精神风骨，其直面问题的勇气，拷问真相的决心，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纪实文本的力量。
其中2017年不得不提的一个最重要成就就是湖南作家纪红建的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2017年第9期《中国作家·纪实》首发，并于2017年9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品甫一发表，就被数百家媒体报道、评论与转载，多家购书网站卖到断货，引发了很大的社会关注。纪红建多年来行走山乡，关注底层，这次又把目光聚焦于贫困山区，把扶贫攻坚、精准扶贫、扶贫干部和受益于这一政策的地方及百姓纳入写作视野。作者把贫困与战胜贫困这一时代大主题放在对乡土生活的叙述中书写，把农村生活变迁和变迁中的农民生活展示出来。这无疑是在乡土中寄寓重大社会命题这一乡土文学经典叙事模式的继承。他历时两年多，行走在六盘山区等14个贫困片区， 在39个县在的202个村庄实地采访，最终完成了近40万字的这部长篇。
今天中国的乡土社会既面临农民就业、收入、农业发展等实际生存问题，又面临乡村伦理、乡村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消逝与重建的困境。作者在艰苦的田野调查中，走进多重复杂的乡土语境，忠实记录受益于扶贫攻坚政策而脱贫致富的山村变迁，以及在变迁中展露出来的乡土人情，试图从这种嬗变中探索和回答今天的某种乡土困境。在乡村生活凋敝，传统乡村伦理溃败日益严峻的今天，作者在这些偏远的土地深处，看到了久违的乡村伦理、乡村价值的存在。“十八湾老百姓没什么见识，但民心纯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们讲义气，讲感情”，85岁高龄的老人要上山崖跟大家一起修路，说自己不参加对不起子孙后代;老伴儿和儿子都去世了的龙凤仙老人说自己是党员，坚持出工修路，否则内心惭愧;因地形险要，全村男丁修路前交代好家事，如壮士远行一般，情景悲壯; “礼失求诸野”，顽强的生存意志，善良、奉献、牺牲的高贵人性在这些贫困的土地人身上闪光，这是不是乡土秩序和传统伦理的回归呢？精准扶贫政策是国家层面的王道，乡土中国的伦常美德则是更深的文化基因。这是一种拯救人心人性的道德力量，是世代不绝的民族精神。作家用脚步丈量着大地，每一个字句都真实有据，这是报告文学的文体生命，也是它最高贵的品质。在一切有关农村的想象和批判面前，报告文学作家只用凝结真情真心的文字默默回答，深沉稳重，如山如海。而这一切也早已超越了扶贫的单一范畴，走向文化的深处。
如果一件事既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又能表达民间声音，那一定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好事。“精准扶贫”即是这样一件家国之盛事。国之明，民之幸。纪红建以知识分子之笔赞颂了精准扶贫政策的伟大实绩，又传达了百姓的真实的感激之心。主流政治话语与底层民间立场在作品里得到了真实可信的自然融合，并形成了有力的知识分子表达。高扬的理想主义听到了来自土地的回声！立场的融合让作家有了更广阔的视野，作品展示了我国扶贫工作取得的伟大功绩，也关注到这一过程的艰巨和复杂性;既记述了山区人民战胜贫困的强大意志、生存智慧和牺牲精神，也对人性的弱点做了批判与反思。更难得的，是作者把写作视野伸展到生态移民、环境保护、教育发展、文化建设之上，使作品整体上获得了超越单一主题的广度与深度。 对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的书写，绝不仅仅只有一时一地的意义，他给当下艰难的乡村书写和乡村建设提供了精神、情感和思想上的某种经验，更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时代寓言。这样的写作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雄心壮志，是真正从传统中继承的家国情怀。
获得大众关注的同时，评论家们也给予了作品很高评价：白烨说，“该作是一部庄严厚重、气势恢宏的文艺扶贫力作，作品题材重大，视野开阔，内容丰实。也充满着思辨和温暖，是一部有历史纵深感和现场感、有血有肉的报告文学作品。”李炳评价，“这是一个在全局视野下的宏大叙述，是作家携带着挚情进行的一次天下行走，也是作家将自己的报告文学创作融入到国家对人民温暖情感层面的认真写作。”丁晓原认为，“纪红建的《乡村国是》是本年度精准扶贫脱困题材的代表作。作品所写的是中国农村扶贫脱困的实景，呈现的正是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乡村国事》也因此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入选“2017年中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排行榜”，以及多个版本的年度选本。纪红建也因长期以来的优秀创作，当之无愧地获得了第二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和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
另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写作者是韩生学。他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失独”家庭调查》（2017年4月群众出版社出版），中篇报告文学《中国剩男剩女调查》（《啄木鸟》2017年第11期发表），也是两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作家除了呈现事物本身，也对人物内心世界进行观察，写出人性的多样和复杂性。
《中国“失独”家庭调查》是韩生学历时两年采访而写成的一部全面反映失独家庭的报告文学作品。作品发表之后，受到了全国各界的关注，这种轰动效应似乎只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问题报告文学才掀起过。报告文学是食人间烟火的文学。正因为对国计民生的高度关注，对现实生活的积极介入，对民情民意的真实反映，对民声民心的热切回应，报告文学获得了与民众及社会的血肉关联，接上了地气，所以有了热气、底气和人气，必然会赢得人心，受到读者大众的欢迎。《中国“失独”家庭调查》正是这样一部成功的作品。少数独生子女家庭因为各种原因而丧独、失独，导致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祭子女的惨剧，造成数以百万计的失独家庭。这是一个庞大的人群。评论家李朝全说，“韩生学及时地抓住了这个独特的人群、独特的题材，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认真的思考，写下了一部具有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学价值的作品。”他在自己的计生工作中接触到这一特殊人群，他开始由一个执法者变成一个反思者，他走访了全国许许多多失独家庭，并同许多失独者联盟或自救互助团体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的人生悲剧无数次冲击了作者的心灵。他必须如实记录下来，他更希望更多人来关心这百万家庭的处境。失独家庭的自救和呼救引起了党和政府的关注，相继出台“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在这个推动历史前行的过程中，失独家庭做出了惨烈的牺牲。他们的牺牲理应被这个国家的历史所铭记。韩生学的这部报告文学实际上也是为这种铭记做了一件有价值的工作。
《中国剩男剩女调查》是作者继《中国失独家庭调查》之后又一次观照社会特殊人群的写作。他遍访从北上广深一线城市高级白领到贫困山村光棍老汉的单身人群，这些受访者分布于各个地域，阶层、文化程度、年龄、民族，他们的单身现状基本上就是中国当下大龄不婚人群的整体情形。作家“走近他们，聆听生命的声音。一段段在生命中等待、在生活中挣扎、在期盼里独行、在尊严里坚守、在鄙夷中坦然、在痛楚里欢娱、在‘剩下’里老去的人生，沉重得令人动容。我再也不认为，这无婚的世界，与我无关。”当作家真正产生与他们血肉相连的感情时，写作就不只是给我们展示了这一社会问题的严峻性，而是更希望找到问题出现的深层原因，并试图提出解决方案。他从中国传统文化里找到“家”对于中国人的存在意义，以此出发去观察和审视当今社会发生变化的家庭观念，“自古以来，在中国，家国一体。《周易·家人》指出：‘正家而天下安矣。’在中国家文化观念中，家的地位和意义超越个体，在人生中甚至具有‘根’的意义。家就是那个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是可以永远依赖和寄托我们身心的居所。对许多人而言，人生道路上如果没有一个家，在精神上就会永远处于居无定所的状态。若不能为父母养老送终，将会抱憾终生;若死后不能落叶归根，魂归故里，那人生也是不完满的。总之，故乡和家，是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取代的。”他从婚姻危机里看到个体的孤独，更是社会和民族未来的隐忧;他从不婚问题看到了背后严峻的经济问题、伦理问题，这里反映的甚至是文明的冲突，是阶层的断裂;他试图从其他国家解决婚姻问题的方案里找到可用的资源。韩生学无疑是有知识分子担当也有全局视野的写作者，这是一个从婚姻问题出发而涵盖伦理、文化、政治、经济等复杂多元的有文献价值和文化意义的文本。
龚盛辉，军事科技报告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他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超算“银河”“天河”的故事》（2017年9月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展现了我国超级计算机从无到有、从追赶到领先的震撼历程，还原了“银河”和“天河”系列超级计算机研制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刻画了具有深厚科技素养和爱国奉献精神的科学家群像。笔触质朴有力，情节生动具体，带给读者很强的共鸣和代入感，是一部兼具信息密度和情感力度的佳作。他和汪莹的短篇报告文学《畅游数据的海洋》（2017年6月16日《解放军报》），依然将笔端聚焦在军事科技领域。值得期待的是，龚盛辉已经开始了关于“北斗”长篇报告文学的创作。
二、大历史：革命传奇的另一种书写
当作家们把目光从现实的纷杂中移开，投向历史的深邃之处时，那些湖湘热土上的传奇就走进了他们的视野。红色历史题材一直是湖南报告文学作家的阵地和优势，2017年的此类题材写作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
余艳带着创作《板仓绝唱》《杨开慧》的气势一路走来，今年又出版了三部长篇报告文学：《追梦密码》（2017年4月湖南少儿出版社出版），《家国万岁》（2017年8月希望出版社出版），《守望初心》（2017年12月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出版）;发表近10个中短篇：《湘妹子的万水千山》（《新华文摘》2017年第2期）、《给何继善画像》（《十月》2017年第4期）、《旋律中的往事》（《中国作家·纪实》2017年第11期）等。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守望初心》，这是一部“初心尋找初心，脚步丈量真实”的作品，主要讲述了湘鄂西苏区的红色历史，一头连着执着的红军，一头连着不屈的红嫂……在革命战争题材的写作上，一是男作家较多，他们对金戈铁马的英雄气自有一番豪情;一是正面写战争现场、战斗经历、战争英雄的作品较多。茹志鹃的《百合花》是战争题材中少有的写战士爱情的作品，余艳的写作与此相似。她把视角对准湘西红色土地，这里生长着血性的汉子，也滋养着忠贞的爱情。这方土地上的女人们以柔情、以母性给了男人们最温暖的怀抱，最真切的人生。这个角度上的写作，不仅是写战斗的后方，更是写人情人性的美好。当战士们有了家的牵挂时，他们的牺牲才是更壮烈的，他们的回望才是最悲伤的。而这个时候战争的胜败，战斗的生死才具有了超越军事和政治意义的更深的内涵。你才能深切感受到“家”和“国”之间的真实关系，所谓“家国情怀”，还有这层深意。作者选取的这个角度有很大的创作空间，作品塑造了系列军嫂群像，如果对战争英雄的塑造是一个传统的写作方向，那么对后方女性的关注则构成了革命故事的另一种书写。李炳银认为，“余艳的作品是近些年来，我们报告文学创作里面，在思想内容上、真实人物的呈现上和表达上都非常好的。作者掌握材料的时候下了很大功夫。在同类作品中，达到了至今以来，很真实、很有文学性的书写。” 李朝全评介说，“我认为余艳的长处在于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那种比较细腻的、抒情的、个性的表达，这是她的独特的表现。把一个珍贵的手稿，用文学的方式披露出来，这就是余艳的贡献。”王宏甲则说，“为什么说第一个打动我的是文学性，因为我们报告文学遇到的困境和被人家垢病，大量的文学文本是缺乏文学性。余艳原来也写了小说，她带着她写小说的优点和长处，到文学领域里头来。现在写的报告文学里头，带着她的很强的优点，也带着她的弱点。” 王杏芬的长篇报告文学《青春·缪伯英》（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是今年湖南报告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这是第一本全面系统地介绍我党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缪伯英同志的传记类文学作品，也是提振民族精神，培养教育后代的极好教材。这是一次有关青春的书写。作者赋予“青春”二字多重含义。青春是人一生中可宝贵的时光，更是一种代表着许多美好品格的精神气质。作品中，青春是主人公缪伯英的全部人生主题。她的生命在青春的年岁戛然而止，青春即是她全部的人生岁月，但更是一种血气方刚的精神状貌。缪伯英借溺婴事件出场，这件事也成为她意识到旧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起点。一生致力于女子职业教育的父亲对缪伯英的启蒙和支持是她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推动力;杨开慧、何孟雄、高君宇、毛泽东等是她志同道合的革命伙伴;李大钊先生则是她真正走向革命途路的人生人生导师。缪伯英成为李大钊先生亲自介绍入党的中共第一位女党员，并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伯英身上有同学少年，书生意气之蓬勃;有敢作敢当，刚烈磊落之性情;有敢爱敢恨，忠贞不渝之爱情;有坚如磐石，初心不改之信仰;有为国为民，以身许国之壮烈。这些高贵的人生品格因她的牺牲而定格，其英雄的悲壮意味更显浓烈。
缪伯英的一生是五四时代进步青年的一个青春符号，在毛泽东、杨开慧、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的身上都有着缪伯英的影子;他们是时代的青春符号，是家国命运的寄寓和希望。时代选择了有为青年，青年又塑造了伟大时代，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一个无限的外部世界因个人命运而呈现出来。作者经历的也是一次情感创作，在饱含青春真挚与热情的文字里我们看得到作者对人物的爱与诚。从这一点上来说，创作的青春朝气与作品的青春主题天然契合。至此，作者也就最终完成了本书的青春书写。
这还是一次旗帜鲜明的英雄书写。在意识到缪伯英的革命事迹还未被更多记录之时，作者选择以真诚之笔为英雄书写。在一个所谓欲望化写作、身体写作充斥，已然不提文学道德的语境中，选择正面歌颂真善美的革命英雄主义，我们难得地听到了灵魂的声音。肯定人性光辉有时候比揭示人性罪恶更难。我们太需要从文学中听到生命的强音，感受到精神的力量。
作品在叙事上采用蒙太奇式的结构，把一个个重要场景放在镜头段落中表现，颇具画面感。开篇病房里的战斗一幕，紧张激烈，抓住读者阅读期待;中秋家人的团圆一节，展现给人一个书香富裕、和睦温馨的家庭关系。一张一弛，在镜头运动和场面转换中推进叙事，语言节制生动，节奏清晰明快。而作者出色的母语写作能力使此番历史纪实的文字有了散文的诗意。 “目光越过院墙，可望见宅内桂花树华盖如荫，深黄色小花星星点点杂然其中，轻俏可爱。屋后青山之上，植物葳蕤丰茂，满目浓绿。”读来有古汉语之蕴藉优雅。“乡村的中秋夜是有声音的，蝉在树上，蛙在田间，长一声短一声，有节奏地鸣叫，像舞台上配合默契的演员。大山、树木、房屋……都在静悄悄地倾听。月光把人影拉得忽而长，忽而短，时而重叠，时而分离。空气中满是稻草燃烧过后如煎饼一样的焦香。”则有现代汉语之清新晓畅。笔触在新旧语言之间来回跳荡，把握自如。而中国南方乡间的清新野趣便在这贴切的描摹里栩栩如生起来。也恰是乡土中国的人情氛围之深厚养育了朴素高洁的可爱的人们。作者还十分注意动作和环境对人物性格的烘托作用。在谈到未来中国女子职业教育时，“缪芸可说得忘情，一把推开窗户，漫天月色蜂拥而至，桂香雀跃。”足见其洒脱的性情以及做事的决心与力量。作品以景写情、情景交融之写法是对古典美学的自觉运用。但作品对时代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和社会运动状况把握不够，这必然导致其思想深度有所欠缺。而作品在史料的基础上有一定虚构和演绎的成分，这在报告文学文体属性上亦值得推敲。
张雄文一直致力于革命历史题材写作，也是全国知名的粟裕研究专家。他的长篇报告文學《多是横戈马上行——野战主将粟裕》以简练、生动而客观的文笔，以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主将粟裕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为主线，再现了有“常胜将军”“无冕元帅”之称的粟裕传奇人生，还原了他智谋百出、谋无遗策，堪为“无双国士”的高超军事指挥才能和远见卓识，也展示了他为守护和平竭忠尽智、枕戈待旦的忠肝义胆。全书史料丰富，言必有据，特别是众多老部下和身边人士的回忆弥足珍贵。长篇纪实《吹角连营：毛泽东和他的五大名将》（团结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是张雄文继《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名将粟裕珍闻录》《毛泽东粟裕与淮海决战》《眼底吴钩：说不尽的粟裕》等六部粟裕系列纪实书籍之后，又一部有关将帅纪实的长篇作品。该书以严谨的史实与生动的文笔，揭示了共和国开创时期五位野战军级名将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粟裕和徐向前从闾巷中崛起，与最高统帅毛泽东的遇合、相知之谜，其中有信任也有分歧，有幸运也有遗憾，再现了一段令人热血澎拜、回肠荡气、激情昂扬的英雄岁月。全书结构新颖，视角独特，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
三、人物：完整的世界在这里呈现出来
如果说在对时代和历史的宏大命题表现上体现出的是报告文学文体的庄严厚重，那么在对个别人物、事件的观照和写作上体现的则是这一文体的敏锐和精致。
纪红建本年度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雕刻人生——雕塑家雷宜锌的故事》（2017年6月希望出版社出版），讲述了有名雕塑家雷宜锌全身心投入所热爱的雕塑艺术，并将中国雕塑艺术和精益求精的中国工匠精神带向全世界的故事。作品简洁清新，是雷宜锌的宝贵人生经验，也给年轻读者以人生启迪。短篇报告文学《仰望沙棘》（《中国作家·纪实》2017年第10期）《仰望沙棘》则讲述了西藏人在黄沙漫漫的隆子河谷上建起万亩沙棘的感人故事，作者“沿着隆子河畔向成片的沙棘林望去，我看到了隆子人的高大与顽强，看到了高于珠峰的西藏人……”
李万军的《因为信仰》（《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7年第10期首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7年12月单行出版），在将近半年的采写中，行程3万余公里，辗转数度、夜以继日，通过深入薛家村、石家庄、北京等地，先后采访了王新法的家人、朋友、战友、同事，律师以及薛家村民400余人，他一路行走、一路思索、一路不断地向社会摇起信仰的旌旗，不断地向读者发出信仰之问。 欧阳伟的系列短篇报告文学，如《警察中的“金刚葫芦娃”》（《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7年第4期）、《竹埠港警事》（《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7年第5期）、《小莲小莲静悄悄地开》（《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7年第8期）、《危机干预》（《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7年第10期）、《公道》（《啄木鸟》2017年第3期）、《英模也可以是这样的》（《啄木鸟》2017年第6期）、《雷锋家乡消防兵》（《啄木鸟》2017年第12期）等，都是书写平凡英雄的作品，风格质朴，但人物故事感动人心。作者说“我一直在写，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探索。结构在变，语言在变，风格在变。不变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对文学的热爱，对警察这个职业、警察这个群体的热爱。”正是因了这份热爱，作者才能深情写出基层警察的悲喜人生。
肖欣整理出版的《人生不满百——朱健九十自述》（文汇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是“七月派”诗人、现年九十二岁的朱健先生的晚年自述，是一位与时代共命运的中国诗人的生命传奇。书中详细讲述了朱健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故事与历史选择，折射了从抗日战争一直到改革开放的中国百年时代风云变幻，也透视了“后五四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成长、独立精神与人文情怀。胡启明的《生命的礼物——中国遗体、器官捐献纪实》（《中国作家·纪实》2017年第7期发表），是一部关于中国遗体器官捐献的纪实作品，为我们讲述了一些有关生命的故事，在靠近死亡的地方看到最真实的灵魂。何宇红的《生长的土地》（《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7年第2期），书写了雷锋曾经工作过的团山湖，从一片滩涂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长”历程。谢枚琼的《醉牛山的春天》（《中国作家·纪实》2017年第3期），描述了醉牛山学校许桂枝老师的故事，我们看到了醉牛山的贫穷与落后，更看到了许桂秋老师坚守山村、教书育人的伟大奉献，听到了山村孩子的天真与渴望。尹红芳的《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日报》2017年10月27日），对毛泽东文学院建院20年来的发展变迁进行了回顾与总结。高汉武的《互联网+“饭”——一名调查记者和他的”免费午餐”》（《中国作家·纪实》2017年第3期），告诉我们，免费午餐借力于伟大的互联网，开创了新时期公益的新模式。这种源自草根、蓬勃而起、最终影响国家决策的公益行动，无论其成长的速度、规模还是路径，都足以载入中国公益历史。甘建华的《俄罗斯旅草》（《陕西文学》2017年第6期），胡勇平法治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王丽君的《深杉“候鸟”》等，也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关注着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
还有不少作家参与了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彭晓玲的《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曾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2017年她进入了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如为创作长篇纪实《谭嗣同》作准备，《湖南报告文学》2017年第3期推出了她的中篇报告文学《秋收起义的神话》。刘晓平、王成均的短篇报告文学《红军村里的后人们》（《人民文学》2017年第6期），刘晓平、谢德才的短篇报告文学《马桑树的传说》（《中国作家·纪实》2017年第8期），将笔端瞄准湘西北那片红色的土地，书写着那片土地的赤诚与忠诚。张式成依然耕耘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中，他的中篇《田汉、田家与湘昆》（《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7年第6期）给我们讲述了艺术家田汉对湘昆艺术的发展，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袁杰伟的《四代村民为红军守墓》（《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7年第1期），记录了四代村民为红军守墓的感人故事。
勃兰兑斯高度赞扬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他叙述同时代人的故事实较叙述自己的故事心更切。因此他的一生里面包含著当时的俄国历史，也包含着十九世纪后半期欧洲劳工运动的历史。当他沉入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中时，我们看到外部世界在那里反映出来。”这段话曾被评论家李建军引用来评价赵瑜的《寻找巴金的戴莉》一作，即作者不仅应反映外部世界，还应观照人的内心世界，呈现人物背后的时代和历史境遇，这才是更完整的世界，包含着时代大环境的情形，也包含着人物精神的光辉。从我们作家的创作来看，对人物和世界的反映尚且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我们看到了这种有意识的努力。
四、文学评论与创作平台建设
随着湖南报告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我们也更重视相应的评论队伍建设。以章罗生为代表的资深评论家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本土报告文学创作，尤其是关注青年作家的成长，针对报告文学创作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意建议。以晏杰雄、黄菲蒂为代表的青年报告文学评论家，也逐渐成长起来，受到省内外同行的关注。但相对于创作的丰硕来说，评论的力量仍然是薄弱的。
省报告文学学会是全省广大报告文学作家共同的家园。2017年，8月25日至26日，学会主办的首届“湖南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论坛”在长沙召开。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年报告文学作家30余人参加了论坛。“湖南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论坛”将作为年度论坛，每年下半年举行，旨在为全省青年报告文学作家搭建一个共商报告文学采访创作、编辑出版、理论批评、经验交流及其他相关问题的对话平台，催生出更多真正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积极有效地推进湖南青年报告文学作家队伍的蓬勃健康发展。本届论坛主要包括主题发言、集体探讨、现场对话三个板块，重点探讨了“以报告文学的方式，积极响应时代号召”“如何讲好湖南故事、弘扬湖南精神、传播湖南声音”“青年报告文学作家创作过程中的困惑、迷惘与希望”等问题，集思广益，交流创作经验，收到论文20多篇，为广大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进一步明确创作方向、激发创作热情和推进湖南报告文学事业健康繁荣发展发挥了积极影响。12月21日至27日，由省作协主办、毛泽东文学院承办了为期7天的湖南省报告文学作家研讨班，41名来自全省各地的报告文学作家参加了培训学习。研讨班邀请了李炳银、徐剑、王山、高伟、丁晓原、龚旭东、陈启文等全国知名评论家、作家、编辑家授课，学员反响强烈，收获颇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6月22日以来，湖南省普降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平均降雨量197.3毫米。这场历史罕见的洪灾牵动了无数人的心，也发生了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学会主办的《湖南报告文学》杂志编辑部马上召集全体编辑开会，会上明确意见：全省抗洪形势严峻之时，一线不能少了报告文学作家的身影，这不仅是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起码的职业担当，更是责任与使命所在。会毕，大家马上分头行动。报告文学作家邓魏率两名记者奔赴崀山，那里，刚发生了一起感人至深的抗洪故事：邵阳崀山八角寨客运索道站售票员李粤玲在巡查险情时不幸被泥石流掩埋，是此次湖南抗洪救灾前线首位殉职的女性。他们用手中的笔含着泪水写下了《崀山精灵》。报告文学作家萧萧则深入到启动一级防汛战备的湘阴县岭北垸，这里是湘阴汛情最为严重的地方。在那里，她见到了县委书记感叹的“白天看不到张水云，晚上看不见秦卫平，我就心里慌”的张水云和秦卫平，这是两位水利专家。正是因为水利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智慧和全体民众日日夜夜在大堤上的不眠不休，才让岭北垸不至于冲毁，从而抢救了家园，保住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从而实现了形势的可喜《逆转》。报告文学作家尹红芳和杨丰美分别去往宁乡、辰溪和长沙等其他灾情严重的地方，探寻可歌可泣的故事，感受众志成城的豪情，写下了《一曲6500万人唱响的抗洪赞歌》和《魔鬼在左，天使在右》两篇报告文学。而《洪水中的日记》从望城区八曲河小学三位五年级的孩童眼里看抗洪，别是一番触动人的力量。这三篇日记是由报告文学作家何宇红组织她所任教班级的学生写成的。这期特刊，在真实书写湖南抗洪救灾先进事迹的同时，也展现了报告文学作家们的在场意识，从而用报告文学这一独特文体的力量，彰显了洪魔肆虐之时温暖人心的情怀与担当。
学会还一如既往地办好《湖南报告文学》杂志;主办或参与承办了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青春·缪伯英》《多是横戈马上行——野战主将粟裕》等作品的新闻发布会或研讨会;组织报告文学作家赴长沙、邵阳，以及湖南省坪塘强制隔离戒毒所与湖南省女子监狱，进行采风创作活动;组织部分报告文学作家走进第六届“徐迟报告文学奖”颁奖典礼暨2017年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会现场，探讨交流报告文学创作;举行《2016湖南报告文学年选》首发式暨学会年会等等诸多活动。
2017年湖南报告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社会民生题材和红色历史题材这两大领域。这既是当下报告文学创作的主要领域，也是湖南报告文学的传统和优势所在。首先，一系列相关作品稳步推出，并呈现出集中发声的态势，这是创作走向成熟和自信的标志。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乡村国是》和《中国“失独”家庭调查》这两个作品在全国赢得了广泛关注，也得到了学界的好评。它们在同一题材领域里有代表性意义，这是真正有分量的发声。其次，一批青年作家逐步成长起来，创作势头良好，形成某种集体发声的可能，也有望在近年内看到他们更成熟的作品推出。第三，革命历史题材写作集中，《守望初心》和《青春·缪伯英》两作主题宏大，选题角度新颖，结构叙事独特，获得了读者青睐，其他大多数中短期作品因地域、主题、故事、叙事的雷同、单一而使其辨识度普遍较低，让人产生审美倦怠。如果大家能突破这些局限，挖掘到更多有独特價值的创作点，那将是我们期待看到的湖南报告文学创作的新风。
关键词：在场写作;社会民生;红色历史
步履匆匆又一年。在做2017年创作综述之时，我们回望近年来湖南报告文学创作之路，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中寻其定位。2015年以前的湖南报告文学创作尚处于一种自发自为的状态。除余艳、纪红建、龚盛辉等中青年作家有自己的代表作，并取得全国性影响之外，大多数作家仍处于摸索和学习阶段，题材和创作对象也相对局限。2015年湖南报告文学学会成立是一个历史性转折点，学会给省内报告文学同道们搭建了更高更大的创作平台，两年来，彭晓玲、韩生学、张雄文、王杏芬、何宇红、熊立秀、胡勇平、欧阳伟、李万军等一大批报告文学新人涌现，并以较高的起点出现在全国报告文学领域。如果说2016年的湖南报告文学创作还是一种谨慎艰难的文体维护，那么，作家们在2017年的写作中展示的是一个文体的自信，他们大多有了自己的园地，逐步选准自己的创作方向，从容不迫地在纪实文本中发声。作家们逐步拓宽题材限度，把握宏大题材的能力增强;叙事维度的有意识拓宽，让作品有意义的同时也有了更多的意味。整体上看，近年湖南报告文学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创作定位与特征：作品选题集中在红色历史、社会热点、民生、军事科技等题材领域;作家们心怀家国，写作态度真诚，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感，历史的宏大、细节的生动都是他们的忧乐之所系，有大历史背景，也有小人物声音。文本资料扎实，整体上朴实厚重，又不失精致细腻。这些特征在2017年的重要作品中即有充分体现。
一、大时代：纪实文体的在场写作
我们今天处在一个波澜壮阔、朝气蓬勃的时代。神州大地上每天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身处时代的每个人的命运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国家和时代的印记。所有“国家”和“人民”故事的总和共同构成了最宏大壮丽也最细微生动的中国故事。习总书记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就文学而言，也就是希望作家们关注现实，讲好中国故事，创作出真实记录时代、反映民生的作品来。由此我们欣喜地看到文学创作呈现出深度介入生活的态势，以及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回归，并逐渐再次成为文学主潮。落实在报告文学上，这种现实主义写作更为明显，也更加自信。直接介入生活的非虚构姿态本身就是报告文学的文体之本，是其本质和优势所在，大量切近国事和民生的优良之作纷纷涌现。近年来的纪实写作状况可以看做是纪实文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问题报告文学落潮之后的一次集体复兴。就连小说作家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非虚构的好时代”。与其说是作家选择了报告文学文体，不如说是时代选择了报告文学。我们从作品中明显感受到了八十年代问题报告文学的精神风骨，其直面问题的勇气，拷问真相的决心，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纪实文本的力量。
其中2017年不得不提的一个最重要成就就是湖南作家纪红建的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2017年第9期《中国作家·纪实》首发，并于2017年9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品甫一发表，就被数百家媒体报道、评论与转载，多家购书网站卖到断货，引发了很大的社会关注。纪红建多年来行走山乡，关注底层，这次又把目光聚焦于贫困山区，把扶贫攻坚、精准扶贫、扶贫干部和受益于这一政策的地方及百姓纳入写作视野。作者把贫困与战胜贫困这一时代大主题放在对乡土生活的叙述中书写，把农村生活变迁和变迁中的农民生活展示出来。这无疑是在乡土中寄寓重大社会命题这一乡土文学经典叙事模式的继承。他历时两年多，行走在六盘山区等14个贫困片区， 在39个县在的202个村庄实地采访，最终完成了近40万字的这部长篇。
今天中国的乡土社会既面临农民就业、收入、农业发展等实际生存问题，又面临乡村伦理、乡村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消逝与重建的困境。作者在艰苦的田野调查中，走进多重复杂的乡土语境，忠实记录受益于扶贫攻坚政策而脱贫致富的山村变迁，以及在变迁中展露出来的乡土人情，试图从这种嬗变中探索和回答今天的某种乡土困境。在乡村生活凋敝，传统乡村伦理溃败日益严峻的今天，作者在这些偏远的土地深处，看到了久违的乡村伦理、乡村价值的存在。“十八湾老百姓没什么见识，但民心纯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们讲义气，讲感情”，85岁高龄的老人要上山崖跟大家一起修路，说自己不参加对不起子孙后代;老伴儿和儿子都去世了的龙凤仙老人说自己是党员，坚持出工修路，否则内心惭愧;因地形险要，全村男丁修路前交代好家事，如壮士远行一般，情景悲壯; “礼失求诸野”，顽强的生存意志，善良、奉献、牺牲的高贵人性在这些贫困的土地人身上闪光，这是不是乡土秩序和传统伦理的回归呢？精准扶贫政策是国家层面的王道，乡土中国的伦常美德则是更深的文化基因。这是一种拯救人心人性的道德力量，是世代不绝的民族精神。作家用脚步丈量着大地，每一个字句都真实有据，这是报告文学的文体生命，也是它最高贵的品质。在一切有关农村的想象和批判面前，报告文学作家只用凝结真情真心的文字默默回答，深沉稳重，如山如海。而这一切也早已超越了扶贫的单一范畴，走向文化的深处。
如果一件事既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又能表达民间声音，那一定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好事。“精准扶贫”即是这样一件家国之盛事。国之明，民之幸。纪红建以知识分子之笔赞颂了精准扶贫政策的伟大实绩，又传达了百姓的真实的感激之心。主流政治话语与底层民间立场在作品里得到了真实可信的自然融合，并形成了有力的知识分子表达。高扬的理想主义听到了来自土地的回声！立场的融合让作家有了更广阔的视野，作品展示了我国扶贫工作取得的伟大功绩，也关注到这一过程的艰巨和复杂性;既记述了山区人民战胜贫困的强大意志、生存智慧和牺牲精神，也对人性的弱点做了批判与反思。更难得的，是作者把写作视野伸展到生态移民、环境保护、教育发展、文化建设之上，使作品整体上获得了超越单一主题的广度与深度。 对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的书写，绝不仅仅只有一时一地的意义，他给当下艰难的乡村书写和乡村建设提供了精神、情感和思想上的某种经验，更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时代寓言。这样的写作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雄心壮志，是真正从传统中继承的家国情怀。
获得大众关注的同时，评论家们也给予了作品很高评价：白烨说，“该作是一部庄严厚重、气势恢宏的文艺扶贫力作，作品题材重大，视野开阔，内容丰实。也充满着思辨和温暖，是一部有历史纵深感和现场感、有血有肉的报告文学作品。”李炳评价，“这是一个在全局视野下的宏大叙述，是作家携带着挚情进行的一次天下行走，也是作家将自己的报告文学创作融入到国家对人民温暖情感层面的认真写作。”丁晓原认为，“纪红建的《乡村国是》是本年度精准扶贫脱困题材的代表作。作品所写的是中国农村扶贫脱困的实景，呈现的正是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乡村国事》也因此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入选“2017年中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排行榜”，以及多个版本的年度选本。纪红建也因长期以来的优秀创作，当之无愧地获得了第二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和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
另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写作者是韩生学。他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失独”家庭调查》（2017年4月群众出版社出版），中篇报告文学《中国剩男剩女调查》（《啄木鸟》2017年第11期发表），也是两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作家除了呈现事物本身，也对人物内心世界进行观察，写出人性的多样和复杂性。
《中国“失独”家庭调查》是韩生学历时两年采访而写成的一部全面反映失独家庭的报告文学作品。作品发表之后，受到了全国各界的关注，这种轰动效应似乎只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问题报告文学才掀起过。报告文学是食人间烟火的文学。正因为对国计民生的高度关注，对现实生活的积极介入，对民情民意的真实反映，对民声民心的热切回应，报告文学获得了与民众及社会的血肉关联，接上了地气，所以有了热气、底气和人气，必然会赢得人心，受到读者大众的欢迎。《中国“失独”家庭调查》正是这样一部成功的作品。少数独生子女家庭因为各种原因而丧独、失独，导致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祭子女的惨剧，造成数以百万计的失独家庭。这是一个庞大的人群。评论家李朝全说，“韩生学及时地抓住了这个独特的人群、独特的题材，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认真的思考，写下了一部具有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学价值的作品。”他在自己的计生工作中接触到这一特殊人群，他开始由一个执法者变成一个反思者，他走访了全国许许多多失独家庭，并同许多失独者联盟或自救互助团体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的人生悲剧无数次冲击了作者的心灵。他必须如实记录下来，他更希望更多人来关心这百万家庭的处境。失独家庭的自救和呼救引起了党和政府的关注，相继出台“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在这个推动历史前行的过程中，失独家庭做出了惨烈的牺牲。他们的牺牲理应被这个国家的历史所铭记。韩生学的这部报告文学实际上也是为这种铭记做了一件有价值的工作。
《中国剩男剩女调查》是作者继《中国失独家庭调查》之后又一次观照社会特殊人群的写作。他遍访从北上广深一线城市高级白领到贫困山村光棍老汉的单身人群，这些受访者分布于各个地域，阶层、文化程度、年龄、民族，他们的单身现状基本上就是中国当下大龄不婚人群的整体情形。作家“走近他们，聆听生命的声音。一段段在生命中等待、在生活中挣扎、在期盼里独行、在尊严里坚守、在鄙夷中坦然、在痛楚里欢娱、在‘剩下’里老去的人生，沉重得令人动容。我再也不认为，这无婚的世界，与我无关。”当作家真正产生与他们血肉相连的感情时，写作就不只是给我们展示了这一社会问题的严峻性，而是更希望找到问题出现的深层原因，并试图提出解决方案。他从中国传统文化里找到“家”对于中国人的存在意义，以此出发去观察和审视当今社会发生变化的家庭观念，“自古以来，在中国，家国一体。《周易·家人》指出：‘正家而天下安矣。’在中国家文化观念中，家的地位和意义超越个体，在人生中甚至具有‘根’的意义。家就是那个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是可以永远依赖和寄托我们身心的居所。对许多人而言，人生道路上如果没有一个家，在精神上就会永远处于居无定所的状态。若不能为父母养老送终，将会抱憾终生;若死后不能落叶归根，魂归故里，那人生也是不完满的。总之，故乡和家，是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取代的。”他从婚姻危机里看到个体的孤独，更是社会和民族未来的隐忧;他从不婚问题看到了背后严峻的经济问题、伦理问题，这里反映的甚至是文明的冲突，是阶层的断裂;他试图从其他国家解决婚姻问题的方案里找到可用的资源。韩生学无疑是有知识分子担当也有全局视野的写作者，这是一个从婚姻问题出发而涵盖伦理、文化、政治、经济等复杂多元的有文献价值和文化意义的文本。
龚盛辉，军事科技报告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他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超算“银河”“天河”的故事》（2017年9月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展现了我国超级计算机从无到有、从追赶到领先的震撼历程，还原了“银河”和“天河”系列超级计算机研制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刻画了具有深厚科技素养和爱国奉献精神的科学家群像。笔触质朴有力，情节生动具体，带给读者很强的共鸣和代入感，是一部兼具信息密度和情感力度的佳作。他和汪莹的短篇报告文学《畅游数据的海洋》（2017年6月16日《解放军报》），依然将笔端聚焦在军事科技领域。值得期待的是，龚盛辉已经开始了关于“北斗”长篇报告文学的创作。
二、大历史：革命传奇的另一种书写
当作家们把目光从现实的纷杂中移开，投向历史的深邃之处时，那些湖湘热土上的传奇就走进了他们的视野。红色历史题材一直是湖南报告文学作家的阵地和优势，2017年的此类题材写作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
余艳带着创作《板仓绝唱》《杨开慧》的气势一路走来，今年又出版了三部长篇报告文学：《追梦密码》（2017年4月湖南少儿出版社出版），《家国万岁》（2017年8月希望出版社出版），《守望初心》（2017年12月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出版）;发表近10个中短篇：《湘妹子的万水千山》（《新华文摘》2017年第2期）、《给何继善画像》（《十月》2017年第4期）、《旋律中的往事》（《中国作家·纪实》2017年第11期）等。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守望初心》，这是一部“初心尋找初心，脚步丈量真实”的作品，主要讲述了湘鄂西苏区的红色历史，一头连着执着的红军，一头连着不屈的红嫂……在革命战争题材的写作上，一是男作家较多，他们对金戈铁马的英雄气自有一番豪情;一是正面写战争现场、战斗经历、战争英雄的作品较多。茹志鹃的《百合花》是战争题材中少有的写战士爱情的作品，余艳的写作与此相似。她把视角对准湘西红色土地，这里生长着血性的汉子，也滋养着忠贞的爱情。这方土地上的女人们以柔情、以母性给了男人们最温暖的怀抱，最真切的人生。这个角度上的写作，不仅是写战斗的后方，更是写人情人性的美好。当战士们有了家的牵挂时，他们的牺牲才是更壮烈的，他们的回望才是最悲伤的。而这个时候战争的胜败，战斗的生死才具有了超越军事和政治意义的更深的内涵。你才能深切感受到“家”和“国”之间的真实关系，所谓“家国情怀”，还有这层深意。作者选取的这个角度有很大的创作空间，作品塑造了系列军嫂群像，如果对战争英雄的塑造是一个传统的写作方向，那么对后方女性的关注则构成了革命故事的另一种书写。李炳银认为，“余艳的作品是近些年来，我们报告文学创作里面，在思想内容上、真实人物的呈现上和表达上都非常好的。作者掌握材料的时候下了很大功夫。在同类作品中，达到了至今以来，很真实、很有文学性的书写。” 李朝全评介说，“我认为余艳的长处在于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那种比较细腻的、抒情的、个性的表达，这是她的独特的表现。把一个珍贵的手稿，用文学的方式披露出来，这就是余艳的贡献。”王宏甲则说，“为什么说第一个打动我的是文学性，因为我们报告文学遇到的困境和被人家垢病，大量的文学文本是缺乏文学性。余艳原来也写了小说，她带着她写小说的优点和长处，到文学领域里头来。现在写的报告文学里头，带着她的很强的优点，也带着她的弱点。” 王杏芬的长篇报告文学《青春·缪伯英》（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是今年湖南报告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这是第一本全面系统地介绍我党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缪伯英同志的传记类文学作品，也是提振民族精神，培养教育后代的极好教材。这是一次有关青春的书写。作者赋予“青春”二字多重含义。青春是人一生中可宝贵的时光，更是一种代表着许多美好品格的精神气质。作品中，青春是主人公缪伯英的全部人生主题。她的生命在青春的年岁戛然而止，青春即是她全部的人生岁月，但更是一种血气方刚的精神状貌。缪伯英借溺婴事件出场，这件事也成为她意识到旧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起点。一生致力于女子职业教育的父亲对缪伯英的启蒙和支持是她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推动力;杨开慧、何孟雄、高君宇、毛泽东等是她志同道合的革命伙伴;李大钊先生则是她真正走向革命途路的人生人生导师。缪伯英成为李大钊先生亲自介绍入党的中共第一位女党员，并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伯英身上有同学少年，书生意气之蓬勃;有敢作敢当，刚烈磊落之性情;有敢爱敢恨，忠贞不渝之爱情;有坚如磐石，初心不改之信仰;有为国为民，以身许国之壮烈。这些高贵的人生品格因她的牺牲而定格，其英雄的悲壮意味更显浓烈。
缪伯英的一生是五四时代进步青年的一个青春符号，在毛泽东、杨开慧、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的身上都有着缪伯英的影子;他们是时代的青春符号，是家国命运的寄寓和希望。时代选择了有为青年，青年又塑造了伟大时代，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一个无限的外部世界因个人命运而呈现出来。作者经历的也是一次情感创作，在饱含青春真挚与热情的文字里我们看得到作者对人物的爱与诚。从这一点上来说，创作的青春朝气与作品的青春主题天然契合。至此，作者也就最终完成了本书的青春书写。
这还是一次旗帜鲜明的英雄书写。在意识到缪伯英的革命事迹还未被更多记录之时，作者选择以真诚之笔为英雄书写。在一个所谓欲望化写作、身体写作充斥，已然不提文学道德的语境中，选择正面歌颂真善美的革命英雄主义，我们难得地听到了灵魂的声音。肯定人性光辉有时候比揭示人性罪恶更难。我们太需要从文学中听到生命的强音，感受到精神的力量。
作品在叙事上采用蒙太奇式的结构，把一个个重要场景放在镜头段落中表现，颇具画面感。开篇病房里的战斗一幕，紧张激烈，抓住读者阅读期待;中秋家人的团圆一节，展现给人一个书香富裕、和睦温馨的家庭关系。一张一弛，在镜头运动和场面转换中推进叙事，语言节制生动，节奏清晰明快。而作者出色的母语写作能力使此番历史纪实的文字有了散文的诗意。 “目光越过院墙，可望见宅内桂花树华盖如荫，深黄色小花星星点点杂然其中，轻俏可爱。屋后青山之上，植物葳蕤丰茂，满目浓绿。”读来有古汉语之蕴藉优雅。“乡村的中秋夜是有声音的，蝉在树上，蛙在田间，长一声短一声，有节奏地鸣叫，像舞台上配合默契的演员。大山、树木、房屋……都在静悄悄地倾听。月光把人影拉得忽而长，忽而短，时而重叠，时而分离。空气中满是稻草燃烧过后如煎饼一样的焦香。”则有现代汉语之清新晓畅。笔触在新旧语言之间来回跳荡，把握自如。而中国南方乡间的清新野趣便在这贴切的描摹里栩栩如生起来。也恰是乡土中国的人情氛围之深厚养育了朴素高洁的可爱的人们。作者还十分注意动作和环境对人物性格的烘托作用。在谈到未来中国女子职业教育时，“缪芸可说得忘情，一把推开窗户，漫天月色蜂拥而至，桂香雀跃。”足见其洒脱的性情以及做事的决心与力量。作品以景写情、情景交融之写法是对古典美学的自觉运用。但作品对时代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和社会运动状况把握不够，这必然导致其思想深度有所欠缺。而作品在史料的基础上有一定虚构和演绎的成分，这在报告文学文体属性上亦值得推敲。
张雄文一直致力于革命历史题材写作，也是全国知名的粟裕研究专家。他的长篇报告文學《多是横戈马上行——野战主将粟裕》以简练、生动而客观的文笔，以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主将粟裕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为主线，再现了有“常胜将军”“无冕元帅”之称的粟裕传奇人生，还原了他智谋百出、谋无遗策，堪为“无双国士”的高超军事指挥才能和远见卓识，也展示了他为守护和平竭忠尽智、枕戈待旦的忠肝义胆。全书史料丰富，言必有据，特别是众多老部下和身边人士的回忆弥足珍贵。长篇纪实《吹角连营：毛泽东和他的五大名将》（团结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是张雄文继《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名将粟裕珍闻录》《毛泽东粟裕与淮海决战》《眼底吴钩：说不尽的粟裕》等六部粟裕系列纪实书籍之后，又一部有关将帅纪实的长篇作品。该书以严谨的史实与生动的文笔，揭示了共和国开创时期五位野战军级名将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粟裕和徐向前从闾巷中崛起，与最高统帅毛泽东的遇合、相知之谜，其中有信任也有分歧，有幸运也有遗憾，再现了一段令人热血澎拜、回肠荡气、激情昂扬的英雄岁月。全书结构新颖，视角独特，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
三、人物：完整的世界在这里呈现出来
如果说在对时代和历史的宏大命题表现上体现出的是报告文学文体的庄严厚重，那么在对个别人物、事件的观照和写作上体现的则是这一文体的敏锐和精致。
纪红建本年度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雕刻人生——雕塑家雷宜锌的故事》（2017年6月希望出版社出版），讲述了有名雕塑家雷宜锌全身心投入所热爱的雕塑艺术，并将中国雕塑艺术和精益求精的中国工匠精神带向全世界的故事。作品简洁清新，是雷宜锌的宝贵人生经验，也给年轻读者以人生启迪。短篇报告文学《仰望沙棘》（《中国作家·纪实》2017年第10期）《仰望沙棘》则讲述了西藏人在黄沙漫漫的隆子河谷上建起万亩沙棘的感人故事，作者“沿着隆子河畔向成片的沙棘林望去，我看到了隆子人的高大与顽强，看到了高于珠峰的西藏人……”
李万军的《因为信仰》（《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7年第10期首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7年12月单行出版），在将近半年的采写中，行程3万余公里，辗转数度、夜以继日，通过深入薛家村、石家庄、北京等地，先后采访了王新法的家人、朋友、战友、同事，律师以及薛家村民400余人，他一路行走、一路思索、一路不断地向社会摇起信仰的旌旗，不断地向读者发出信仰之问。 欧阳伟的系列短篇报告文学，如《警察中的“金刚葫芦娃”》（《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7年第4期）、《竹埠港警事》（《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7年第5期）、《小莲小莲静悄悄地开》（《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7年第8期）、《危机干预》（《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7年第10期）、《公道》（《啄木鸟》2017年第3期）、《英模也可以是这样的》（《啄木鸟》2017年第6期）、《雷锋家乡消防兵》（《啄木鸟》2017年第12期）等，都是书写平凡英雄的作品，风格质朴，但人物故事感动人心。作者说“我一直在写，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探索。结构在变，语言在变，风格在变。不变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对文学的热爱，对警察这个职业、警察这个群体的热爱。”正是因了这份热爱，作者才能深情写出基层警察的悲喜人生。
肖欣整理出版的《人生不满百——朱健九十自述》（文汇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是“七月派”诗人、现年九十二岁的朱健先生的晚年自述，是一位与时代共命运的中国诗人的生命传奇。书中详细讲述了朱健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故事与历史选择，折射了从抗日战争一直到改革开放的中国百年时代风云变幻，也透视了“后五四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成长、独立精神与人文情怀。胡启明的《生命的礼物——中国遗体、器官捐献纪实》（《中国作家·纪实》2017年第7期发表），是一部关于中国遗体器官捐献的纪实作品，为我们讲述了一些有关生命的故事，在靠近死亡的地方看到最真实的灵魂。何宇红的《生长的土地》（《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7年第2期），书写了雷锋曾经工作过的团山湖，从一片滩涂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长”历程。谢枚琼的《醉牛山的春天》（《中国作家·纪实》2017年第3期），描述了醉牛山学校许桂枝老师的故事，我们看到了醉牛山的贫穷与落后，更看到了许桂秋老师坚守山村、教书育人的伟大奉献，听到了山村孩子的天真与渴望。尹红芳的《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日报》2017年10月27日），对毛泽东文学院建院20年来的发展变迁进行了回顾与总结。高汉武的《互联网+“饭”——一名调查记者和他的”免费午餐”》（《中国作家·纪实》2017年第3期），告诉我们，免费午餐借力于伟大的互联网，开创了新时期公益的新模式。这种源自草根、蓬勃而起、最终影响国家决策的公益行动，无论其成长的速度、规模还是路径，都足以载入中国公益历史。甘建华的《俄罗斯旅草》（《陕西文学》2017年第6期），胡勇平法治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王丽君的《深杉“候鸟”》等，也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关注着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
还有不少作家参与了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彭晓玲的《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曾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2017年她进入了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如为创作长篇纪实《谭嗣同》作准备，《湖南报告文学》2017年第3期推出了她的中篇报告文学《秋收起义的神话》。刘晓平、王成均的短篇报告文学《红军村里的后人们》（《人民文学》2017年第6期），刘晓平、谢德才的短篇报告文学《马桑树的传说》（《中国作家·纪实》2017年第8期），将笔端瞄准湘西北那片红色的土地，书写着那片土地的赤诚与忠诚。张式成依然耕耘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中，他的中篇《田汉、田家与湘昆》（《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7年第6期）给我们讲述了艺术家田汉对湘昆艺术的发展，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袁杰伟的《四代村民为红军守墓》（《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7年第1期），记录了四代村民为红军守墓的感人故事。
勃兰兑斯高度赞扬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他叙述同时代人的故事实较叙述自己的故事心更切。因此他的一生里面包含著当时的俄国历史，也包含着十九世纪后半期欧洲劳工运动的历史。当他沉入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中时，我们看到外部世界在那里反映出来。”这段话曾被评论家李建军引用来评价赵瑜的《寻找巴金的戴莉》一作，即作者不仅应反映外部世界，还应观照人的内心世界，呈现人物背后的时代和历史境遇，这才是更完整的世界，包含着时代大环境的情形，也包含着人物精神的光辉。从我们作家的创作来看，对人物和世界的反映尚且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我们看到了这种有意识的努力。
四、文学评论与创作平台建设
随着湖南报告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我们也更重视相应的评论队伍建设。以章罗生为代表的资深评论家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本土报告文学创作，尤其是关注青年作家的成长，针对报告文学创作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意建议。以晏杰雄、黄菲蒂为代表的青年报告文学评论家，也逐渐成长起来，受到省内外同行的关注。但相对于创作的丰硕来说，评论的力量仍然是薄弱的。
省报告文学学会是全省广大报告文学作家共同的家园。2017年，8月25日至26日，学会主办的首届“湖南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论坛”在长沙召开。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年报告文学作家30余人参加了论坛。“湖南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论坛”将作为年度论坛，每年下半年举行，旨在为全省青年报告文学作家搭建一个共商报告文学采访创作、编辑出版、理论批评、经验交流及其他相关问题的对话平台，催生出更多真正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积极有效地推进湖南青年报告文学作家队伍的蓬勃健康发展。本届论坛主要包括主题发言、集体探讨、现场对话三个板块，重点探讨了“以报告文学的方式，积极响应时代号召”“如何讲好湖南故事、弘扬湖南精神、传播湖南声音”“青年报告文学作家创作过程中的困惑、迷惘与希望”等问题，集思广益，交流创作经验，收到论文20多篇，为广大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进一步明确创作方向、激发创作热情和推进湖南报告文学事业健康繁荣发展发挥了积极影响。12月21日至27日，由省作协主办、毛泽东文学院承办了为期7天的湖南省报告文学作家研讨班，41名来自全省各地的报告文学作家参加了培训学习。研讨班邀请了李炳银、徐剑、王山、高伟、丁晓原、龚旭东、陈启文等全国知名评论家、作家、编辑家授课，学员反响强烈，收获颇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6月22日以来，湖南省普降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平均降雨量197.3毫米。这场历史罕见的洪灾牵动了无数人的心，也发生了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学会主办的《湖南报告文学》杂志编辑部马上召集全体编辑开会，会上明确意见：全省抗洪形势严峻之时，一线不能少了报告文学作家的身影，这不仅是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起码的职业担当，更是责任与使命所在。会毕，大家马上分头行动。报告文学作家邓魏率两名记者奔赴崀山，那里，刚发生了一起感人至深的抗洪故事：邵阳崀山八角寨客运索道站售票员李粤玲在巡查险情时不幸被泥石流掩埋，是此次湖南抗洪救灾前线首位殉职的女性。他们用手中的笔含着泪水写下了《崀山精灵》。报告文学作家萧萧则深入到启动一级防汛战备的湘阴县岭北垸，这里是湘阴汛情最为严重的地方。在那里，她见到了县委书记感叹的“白天看不到张水云，晚上看不见秦卫平，我就心里慌”的张水云和秦卫平，这是两位水利专家。正是因为水利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智慧和全体民众日日夜夜在大堤上的不眠不休，才让岭北垸不至于冲毁，从而抢救了家园，保住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从而实现了形势的可喜《逆转》。报告文学作家尹红芳和杨丰美分别去往宁乡、辰溪和长沙等其他灾情严重的地方，探寻可歌可泣的故事，感受众志成城的豪情，写下了《一曲6500万人唱响的抗洪赞歌》和《魔鬼在左，天使在右》两篇报告文学。而《洪水中的日记》从望城区八曲河小学三位五年级的孩童眼里看抗洪，别是一番触动人的力量。这三篇日记是由报告文学作家何宇红组织她所任教班级的学生写成的。这期特刊，在真实书写湖南抗洪救灾先进事迹的同时，也展现了报告文学作家们的在场意识，从而用报告文学这一独特文体的力量，彰显了洪魔肆虐之时温暖人心的情怀与担当。
学会还一如既往地办好《湖南报告文学》杂志;主办或参与承办了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青春·缪伯英》《多是横戈马上行——野战主将粟裕》等作品的新闻发布会或研讨会;组织报告文学作家赴长沙、邵阳，以及湖南省坪塘强制隔离戒毒所与湖南省女子监狱，进行采风创作活动;组织部分报告文学作家走进第六届“徐迟报告文学奖”颁奖典礼暨2017年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会现场，探讨交流报告文学创作;举行《2016湖南报告文学年选》首发式暨学会年会等等诸多活动。
2017年湖南报告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社会民生题材和红色历史题材这两大领域。这既是当下报告文学创作的主要领域，也是湖南报告文学的传统和优势所在。首先，一系列相关作品稳步推出，并呈现出集中发声的态势，这是创作走向成熟和自信的标志。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乡村国是》和《中国“失独”家庭调查》这两个作品在全国赢得了广泛关注，也得到了学界的好评。它们在同一题材领域里有代表性意义，这是真正有分量的发声。其次，一批青年作家逐步成长起来，创作势头良好，形成某种集体发声的可能，也有望在近年内看到他们更成熟的作品推出。第三，革命历史题材写作集中，《守望初心》和《青春·缪伯英》两作主题宏大，选题角度新颖，结构叙事独特，获得了读者青睐，其他大多数中短期作品因地域、主题、故事、叙事的雷同、单一而使其辨识度普遍较低，让人产生审美倦怠。如果大家能突破这些局限，挖掘到更多有独特價值的创作点，那将是我们期待看到的湖南报告文学创作的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