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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察机关工作了大半辈子，面对历年来频频出现在自侦案件中的“吃喝”案件，不能不使我感想万千。
近年来，“吃喝”案件在各地屡屡出现，“吃喝”成了社会管理的漏洞，“吃喝”成了自侦案件的迷雾，“吃喝”也成了当前法律制裁的黑洞。
“是的，这笔款是到了我的手里，但是，我为了招待上级吃掉了呀！”在我们的办案中，或许你也听那些嫌疑人说过类似这样的解释？
在这个社会里，吃喝之风在不少地方的确是严重，一顿饭的饭菜钱或许并不很贵，但三两瓶名酒却要一千几百元钱，一顿饭下来就是两三千元。一个小企业，一个贫穷地区的单位，一天能够创造多少个两三千？“一个屁股坐座楼，一顿饭吃掉一头牛”，这是对官场公款奢侈之风的极大嘲讽。这种公款吃喝，给一些手握公权的腐败分子钻了不少空子，面对那花花绿绿的公款，他吃了喝了，还要以“吃喝”的名义再拿上一大把。
“这就是我招待上级和兄弟单位的餐票。”面对那一叠厚厚的餐票，谁能够鉴别哪张票子是真吃了饭的，哪张票子是假借吃饭套取公款的？哪张票子是送礼买官的，哪张票子是嫖娼娱乐的？
吃掉了，是人们公认的常情，“不吃喝，办不了大事”，“要办大事就得请客”。记得，10年前，笔者办了一起某国有公司贪污案。这个公司经济匮缺，濒临倒闭。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公司的正副两经理都还钻着空子往公司破烂的钱包里偷拿银子。他们各自与个别亲信司机相互勾结，大肆扩大货物运费报帐，中饱私囊。当案发我们查处后，他们就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一叠子餐票，说：“吃掉了，这就是我招待上级和兄弟单位的餐票”。不足部分，干脆就说：“剩余的送礼了。”“送给了玉林某公司领导和自治区某领导了。”我们不信邪，推说送礼也要查。核查了，子乌虚有。可是，那一张张餐票，饭店是绝不会给你指证哪张是真吃，哪张是虚开的。剩下那么点送礼的，地方政府官员与我们内部的个别人都说，那是为了搞活地方经济的。还说，谁拿到了礼也不会认帐说：“是，我拿了。”无可奈何，一个案件就这样泡了汤。
前不久，我与同事们也办了一个类似的案子。在这个案子里，一个几乎要破产的小小企业，餐费、杂支费也多得惊人。职工的工资发放不出，而领导的餐费、杂支费却任意开支，动辄几千。职工把领导告发到检察院，但是，面对那频频出现的大单餐费，还有那数以千计、万计的杂支费，办案人也束手无策。众所周知，餐费的真伪，往往是最难核查清楚的。那些公权在握的人也就钻了这个空子，缺钱花了就到饭店开张餐票拿给财务报帐。餐费报多了，实在很難看了，就设法转换一下，用办公杂支费也套取一些公款。这杂支虚开的单据被查出后，这位狡诈的经理又串通了心腹财务，由心腹财务狡辩说：“这也是吃掉了的。”“当时，是由于担心餐费太大，单位要纳税太多，就改用杂支开票的。”“这张票子是招待某某单位来检查时吃掉的。”
没有分赃的证据，扩大或者虚开就只是吃掉了，你说怎么办？面对不满的上访职工，你能够给他们什么圆满的解释？
就在近日，一起类似的案件又发生了。
一个国营单位的班子，以扩大单位办公经费开支为手段，拿出公款存放到单位的小钱柜中，随意开支使用。其中，把历年来职工私人电费混入办公经费一起报帐的就有20多万元。该单位的头儿们，吸取了以前一些部门单位私分公款受到法律惩处的教训，要发放奖金就通过办理正式手续去报帐发放。而对这些扩大开支得来的赃款，他们并没有公开去瓜分，而是在班子领导中随意花销，吃喝娱乐，一支笔签了算。他们用了小钱柜的钱，都忘不了填回一张票子收据什么的放入小钱柜里。到了案发的今天，这一张张“吃喝”的收据条子就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其实，这一张张杂乱的收据条子，有多少张是真正的吃喝，又有多少是借“吃喝”的名义套取私分了的呢？这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才清楚，时间久长了，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
面对这新的旧的、一而再发生的类似的“吃喝”无尾案件，不能不使我感慨万千：这无度的“吃喝”，就象一个无底的黑洞，里面到底埋藏了多少污秽？
我记得，改革开放之前，那些国有单位与集体企业的吃喝都有一个度的。上级或者内部都对吃喝招待有个具体规定，你这个单位或企业一年的吃喝招待费就只能限制在多少范围之内，或者按照你的利润百分几定额，超出了就不能再报账，由超支的单位领导个人负担。可是，现在一些当权者，借改革之机，首先革除的是这种束缚自己的制度，把吃喝完全放开来自由支配。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玩就玩。吃喝多少，谁也管不了。什么“人民是主人翁”，什么“干部是人民公仆”，全都当了屁话。企业工会、单位职工代表会全变成了空虚的摆设。今天，我当领导，我说了算。一些部门单位，改革的方案决策是领导作出的，制度也是领导制定的，什么都维系着领导的利益。面对这类制度，面对如此“吃喝”，检察机关办案也就会出现不少的尴尬。这无度的“吃喝”，连义愤填膺，联名举报的“主人翁”都奈何不了他们的“公仆”，检察机关又怎么能够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给这些被举报人的“吃喝”以查处？
分析当前这种“吃喝”无度，世风长期绵缠不去的因由。
一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存在对吃喝的同情，这种同情特别存在于手握公权的领导干部心中，吃喝玩乐谁不向往，假如废除了这吃喝，自己以后也会寸步难行。上级领导来了怎么办？自己下去怎么办？更重要的是想升迁时候，要送礼了怎么办？因而，类似上述涉及“吃喝”的案件，要真正严查，起码在官场意识中是存在很大分歧的。这些分歧，都会冠以：“为公办事，搞活地方经济”而堂皇开脱的。目前，就是因为这种意识的存在，以致于每年都要中纪委在春节前下发文件，规定不准单位滥发钱物和公款请客送礼。这种意识的存在，也以致于上级下发的“不准滥发钱物和公款请客送礼”的文件形同虚设！
二是“吃喝不犯法”，致使一些当权者钻了法律的空子，利用“吃喝”去藏污纳垢。改革开放后，不少部门单位都取消了原有限制吃喝的规定，以致个别当权者“吃喝”的贪心不断膨涨。这些贪心膨涨者的眼睛都很灵，他们发现自己的主管部门和组织部门，都没有一条对“吃喝”犯规了就撤职的法规制度。如果组织部门或主管部门有个法规或制度规定吃喝的度量，超标了就撤职的话，这些官们也许不会象现在这么放肆。这些贪心膨涨者也知道，我们的刑法还没有修订，并没有增加一条“大吃大喝罪”，要是那一天，刑法真的修订了，凡是吃喝超出部门规定多少多少，就以大吃大喝罪定论的话。“吃喝”黑洞也就自然消失了，检察机关在查办到类似案件时，也不至于再出现上述的尴尬了。
为真正防止“吃喝”黑洞再滋生污秽，建议党政部门下决心参照一些国外经验，看看国外是如何限制公款吃喝的？从《世界博览》中笔者发现，“印度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印度除了极少部分外事场合会有政府出面宴请外，印度总体上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当官的不能用公款报销吃喝。还有，“欧洲，媒体对公款盯得很紧”，欧洲政府官员在吃喝方面，公私分明，政府对吃喝监管很严格。滥用公款吃喝，一旦被媒体披露就会成为社会大丑闻，不少官员因为滥用公款被媒体披露后而辞职。欧洲人不流行公款吃喝另外一个原因是欧洲文化背景，欧洲人吃饭简单，中午一份水果或一份沙拉就可以了。另有“日本民间密切监督政府的公款使用”。1994年起，日本各地陆续建立起民间行政观察员制度，民众自发成立“全国公民权利代言人会议”，对政府行为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督，向政府提意见，要求政务、财务公开。因此，日本政府官员不敢随便公款吃喝。
政府及时真正完善公款管理法规，才能煞住公款“吃喝”。
近年来，“吃喝”案件在各地屡屡出现，“吃喝”成了社会管理的漏洞，“吃喝”成了自侦案件的迷雾，“吃喝”也成了当前法律制裁的黑洞。
“是的，这笔款是到了我的手里，但是，我为了招待上级吃掉了呀！”在我们的办案中，或许你也听那些嫌疑人说过类似这样的解释？
在这个社会里，吃喝之风在不少地方的确是严重，一顿饭的饭菜钱或许并不很贵，但三两瓶名酒却要一千几百元钱，一顿饭下来就是两三千元。一个小企业，一个贫穷地区的单位，一天能够创造多少个两三千？“一个屁股坐座楼，一顿饭吃掉一头牛”，这是对官场公款奢侈之风的极大嘲讽。这种公款吃喝，给一些手握公权的腐败分子钻了不少空子，面对那花花绿绿的公款，他吃了喝了，还要以“吃喝”的名义再拿上一大把。
“这就是我招待上级和兄弟单位的餐票。”面对那一叠厚厚的餐票，谁能够鉴别哪张票子是真吃了饭的，哪张票子是假借吃饭套取公款的？哪张票子是送礼买官的，哪张票子是嫖娼娱乐的？
吃掉了，是人们公认的常情，“不吃喝，办不了大事”，“要办大事就得请客”。记得，10年前，笔者办了一起某国有公司贪污案。这个公司经济匮缺，濒临倒闭。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公司的正副两经理都还钻着空子往公司破烂的钱包里偷拿银子。他们各自与个别亲信司机相互勾结，大肆扩大货物运费报帐，中饱私囊。当案发我们查处后，他们就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一叠子餐票，说：“吃掉了，这就是我招待上级和兄弟单位的餐票”。不足部分，干脆就说：“剩余的送礼了。”“送给了玉林某公司领导和自治区某领导了。”我们不信邪，推说送礼也要查。核查了，子乌虚有。可是，那一张张餐票，饭店是绝不会给你指证哪张是真吃，哪张是虚开的。剩下那么点送礼的，地方政府官员与我们内部的个别人都说，那是为了搞活地方经济的。还说，谁拿到了礼也不会认帐说：“是，我拿了。”无可奈何，一个案件就这样泡了汤。
前不久，我与同事们也办了一个类似的案子。在这个案子里，一个几乎要破产的小小企业，餐费、杂支费也多得惊人。职工的工资发放不出，而领导的餐费、杂支费却任意开支，动辄几千。职工把领导告发到检察院，但是，面对那频频出现的大单餐费，还有那数以千计、万计的杂支费，办案人也束手无策。众所周知，餐费的真伪，往往是最难核查清楚的。那些公权在握的人也就钻了这个空子，缺钱花了就到饭店开张餐票拿给财务报帐。餐费报多了，实在很難看了，就设法转换一下，用办公杂支费也套取一些公款。这杂支虚开的单据被查出后，这位狡诈的经理又串通了心腹财务，由心腹财务狡辩说：“这也是吃掉了的。”“当时，是由于担心餐费太大，单位要纳税太多，就改用杂支开票的。”“这张票子是招待某某单位来检查时吃掉的。”
没有分赃的证据，扩大或者虚开就只是吃掉了，你说怎么办？面对不满的上访职工，你能够给他们什么圆满的解释？
就在近日，一起类似的案件又发生了。
一个国营单位的班子，以扩大单位办公经费开支为手段，拿出公款存放到单位的小钱柜中，随意开支使用。其中，把历年来职工私人电费混入办公经费一起报帐的就有20多万元。该单位的头儿们，吸取了以前一些部门单位私分公款受到法律惩处的教训，要发放奖金就通过办理正式手续去报帐发放。而对这些扩大开支得来的赃款，他们并没有公开去瓜分，而是在班子领导中随意花销，吃喝娱乐，一支笔签了算。他们用了小钱柜的钱，都忘不了填回一张票子收据什么的放入小钱柜里。到了案发的今天，这一张张“吃喝”的收据条子就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其实，这一张张杂乱的收据条子，有多少张是真正的吃喝，又有多少是借“吃喝”的名义套取私分了的呢？这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才清楚，时间久长了，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
面对这新的旧的、一而再发生的类似的“吃喝”无尾案件，不能不使我感慨万千：这无度的“吃喝”，就象一个无底的黑洞，里面到底埋藏了多少污秽？
我记得，改革开放之前，那些国有单位与集体企业的吃喝都有一个度的。上级或者内部都对吃喝招待有个具体规定，你这个单位或企业一年的吃喝招待费就只能限制在多少范围之内，或者按照你的利润百分几定额，超出了就不能再报账，由超支的单位领导个人负担。可是，现在一些当权者，借改革之机，首先革除的是这种束缚自己的制度，把吃喝完全放开来自由支配。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玩就玩。吃喝多少，谁也管不了。什么“人民是主人翁”，什么“干部是人民公仆”，全都当了屁话。企业工会、单位职工代表会全变成了空虚的摆设。今天，我当领导，我说了算。一些部门单位，改革的方案决策是领导作出的，制度也是领导制定的，什么都维系着领导的利益。面对这类制度，面对如此“吃喝”，检察机关办案也就会出现不少的尴尬。这无度的“吃喝”，连义愤填膺，联名举报的“主人翁”都奈何不了他们的“公仆”，检察机关又怎么能够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给这些被举报人的“吃喝”以查处？
分析当前这种“吃喝”无度，世风长期绵缠不去的因由。
一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存在对吃喝的同情，这种同情特别存在于手握公权的领导干部心中，吃喝玩乐谁不向往，假如废除了这吃喝，自己以后也会寸步难行。上级领导来了怎么办？自己下去怎么办？更重要的是想升迁时候，要送礼了怎么办？因而，类似上述涉及“吃喝”的案件，要真正严查，起码在官场意识中是存在很大分歧的。这些分歧，都会冠以：“为公办事，搞活地方经济”而堂皇开脱的。目前，就是因为这种意识的存在，以致于每年都要中纪委在春节前下发文件，规定不准单位滥发钱物和公款请客送礼。这种意识的存在，也以致于上级下发的“不准滥发钱物和公款请客送礼”的文件形同虚设！
二是“吃喝不犯法”，致使一些当权者钻了法律的空子，利用“吃喝”去藏污纳垢。改革开放后，不少部门单位都取消了原有限制吃喝的规定，以致个别当权者“吃喝”的贪心不断膨涨。这些贪心膨涨者的眼睛都很灵，他们发现自己的主管部门和组织部门，都没有一条对“吃喝”犯规了就撤职的法规制度。如果组织部门或主管部门有个法规或制度规定吃喝的度量，超标了就撤职的话，这些官们也许不会象现在这么放肆。这些贪心膨涨者也知道，我们的刑法还没有修订，并没有增加一条“大吃大喝罪”，要是那一天，刑法真的修订了，凡是吃喝超出部门规定多少多少，就以大吃大喝罪定论的话。“吃喝”黑洞也就自然消失了，检察机关在查办到类似案件时，也不至于再出现上述的尴尬了。
为真正防止“吃喝”黑洞再滋生污秽，建议党政部门下决心参照一些国外经验，看看国外是如何限制公款吃喝的？从《世界博览》中笔者发现，“印度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印度除了极少部分外事场合会有政府出面宴请外，印度总体上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当官的不能用公款报销吃喝。还有，“欧洲，媒体对公款盯得很紧”，欧洲政府官员在吃喝方面，公私分明，政府对吃喝监管很严格。滥用公款吃喝，一旦被媒体披露就会成为社会大丑闻，不少官员因为滥用公款被媒体披露后而辞职。欧洲人不流行公款吃喝另外一个原因是欧洲文化背景，欧洲人吃饭简单，中午一份水果或一份沙拉就可以了。另有“日本民间密切监督政府的公款使用”。1994年起，日本各地陆续建立起民间行政观察员制度，民众自发成立“全国公民权利代言人会议”，对政府行为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督，向政府提意见，要求政务、财务公开。因此，日本政府官员不敢随便公款吃喝。
政府及时真正完善公款管理法规，才能煞住公款“吃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