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市场经济容易出现贫富差距，贫富差距是市场失灵的结果。而政府弥补市场失灵，除了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公正，再一项职责，就是提供公共服务与照顾穷人。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如是说，我也如是看。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十分赞成中央提出的扶贫攻坚政策。对于怎样扶贫，我一直在思考。特别是前些日子，我在西南地区调研，了解到一些情况，既令我困惑，也引我深思。思之再三，觉得有必要将这些困惑与思考写出来。
　　案例一：某村东、西两头住着两户人家，村东那家男主人外出务工多年，前年用务工收入在县城买了套房子，因没钱装修至今未能入住。村西那家男主人这些年一直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去年底他家却被确定为贫困户，政府给他买了房子，还进行了装修。东头的那家觉得不公平，质问县干部：扶贫到底是鼓励勤劳，还是鼓励懒惰？
　　案例二：某乡有两人是堂兄弟，堂兄遵守国家计生政策，只生一个孩子，加上夫妻俩勤俭持家，生活温饱无虞。堂弟却违反国家计生政策，生了四个孩子，由于负担重，生活非常拮据。年初堂弟被确定为扶贫对象后，政府给钱给物，一下子日子过得比堂兄家还滋润。于是村里人议论：这样扶贫岂不是鼓励违反国家政策？
　　案例三：某老人有三个儿子，都有固定收入，而且都在县城买了房。五年前，三个儿子已将老人接到县城同住。可当地扶贫政策出台后，为享受扶贫政策，三个儿子又将老人送回乡下。乡下房子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有一次上面派人检查，看到老人住着破房子而未被列入扶贫对象，于是立即责令当地政府整改。有人问：这不是鼓励人们争当贫困户吗？
　　对上述案例，我自己感到很困惑。后来，我到六盘水调研，通过为期四天的实地走访，发现当地不存在类似情况。
　　原来，六盘水的扶贫措施与别处确实不同。不是贫困户需要什么政府就给什么，而是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简称“三变”）帮助贫困户脱贫。要指出的是，通过“三变”改革扶贫，着力点是在供给侧而不是在需求侧。着力点不同，扶贫效果当然会不同。
　　从需求侧扶贫，针对的是消费需求。比如贫困户缺房子，政府就提供房子；贫困户缺粮食，政府就提供粮食。这种做法，学界通常称为“输血型”扶贫。上面列举的案例就与这种扶贫方式有关。如果缺什么政府就给什么，贫困户能坐享其成，人们怎会不争当贫困户？
　　与需求侧扶贫不同，供给侧扶贫是帮助贫困户发展生产，立足于“造血”。以六盘水为例，政府主要做三件事：一是为农民的资产确权；二是通过“平台公司”投资农村基础设施，推动农民的资产升值；三是引导农民入股龙头企业，通过规模经营增加农民的资产性收入。不到四年，有22万人脱贫却未发生不公平的案例，我想原因即在于此。
　　由此可见，扶贫的思路不同，结果也不同。事实上，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这些年学界一直有争论：有人主张“效率优先”，有人主张“公平优先”。而六盘水的经验证明，公平与效率并非截然对立，处理得好，效率不仅不妨碍公平，相反可以促进公平。六盘水的做法就是这样，他们将公平与效率结合得好，具有面上的推广价值。
　　从理论上讲，较早主张“以效率促公平”的学者，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他的观点，政府照顧穷人不应养懒汉，应鼓励穷人自己创造收入。为此他提出了以“负所得税”形式补贴穷人的方案：政府补贴=收入保障线-（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税率）。遗憾的是，此方案只是个理论原理，而且只写在教科书里，美国从未实施过。
　　我之前一直有个疑问：六盘水的官员未必知道弗里德曼，可他们怎会想到以效率促公平？而且在操作上他们提出的“三变”比“弗氏方案”更胜一筹？六盘水四个县、市、区，其中三个是国家级贫困县，从供给侧搞“三变”是被逼出来的。事实表明，怎么想到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没有做而六盘水做了。
　　主张扶贫从供给侧发力，并非完全不能从需求侧扶贫。比如对孤寡老人或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当然要从需求侧予以补助；对那些勤奋劳动，但由于特殊原因致贫的家庭，也应从需求侧给予照顾。但要特别指出的是，对那些有劳动能力而不劳动的人，政府只可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切不可顾此失彼，造成新的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