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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预测,加入世贸组织本身将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额外增加两个百分点,经济总量的增长意味着个人收入水平的增加。可以预见:在经过短暂的适应期后,我国中高收入人群无论在总数上还是在个人收入上,都会有较大的增长。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收入标准才叫“高收入”呢?2000年7月,国家统计局在对我国高收入群体进行调查时,给出了一个大致的衡量标准,最后界定以1999年全国城市住户经常性调查中10%最高收入家庭的户均可支配收入为底线,即3.2万元,而实际操作以3万元为标准。但考虑到一些公民工资外收入的因素,因此在以3万元为底线的同时,还参考了被调查对像的消费能力,加上了是否有商品房或私家车作为参考条件。由此,高收入群体分为以下三类: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并购买了商品房的人;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并购买了私家车的人;可支配收入远远大于3万元的人。目前国家经济一直保持着7%~8%的年增长率,界定中高收入人群的标准也将随着时间的报移而水涨船高。广州2001年已经把高收入标准定为6万元。3—5年后,划定高收入的标准将又会迈上一个新台阶。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全国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之间差距也会拉大。这是因为:产业竞争,优胜劣汰,有竞争能力的企业和迅速发展的企业就业者的工资将快速增长,而破产的企业和效益差的企业劳动者的工资不升反降。对于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在人才市场上竞争能力强的将进入重要岗位,获得高薪;缺乏竞争能力的则相反。
尽管对中高收入的衡量标准将上升,但拥有较高消费水平的人数将持续增加。在这些新加入中高收入人群的人中,将有一大批人来自第三产业。从我国的产业结构来看,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偏低,目前只占GDP的30%,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41.8%)、印尼(41.9%)、菲律宾 (45.3%)、泰国(50.2%)、阿根廷(63.3%)等发展中国家。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对外经贸的发展和国内市场的扩大,服务业,尤其知识、技术含量较大的服务行业势必大大发展。例如,为进出口商品各个环节提供服务,为外商投资提供信息和法律咨询服务、提供生产、运输、销售、保险服务的实体将大量涌现。此外还有那些借对外贸易“东风”发展起来的文化、餐饮、酒店、旅游、广告等服务业的总量都将扩大。而这些行业的业主和高级管理人员将成为一批新的中高收入者。
在国外,影响收入的三大主要因素分别为:职业、文化程度与性别;在中国过去是地区、行业与工龄。现在工龄不再是影响中国人收入的因素了,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合理的文化程度,这将使年轻的“知本家”们用知识赢得收入。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表明,2000年中国高收入群体中比例最高的是30—40岁的人,占城市高收入群体的37%,其次为40到50岁的人,占城市高收入群体的31.1%。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与国外商业往来增多,众多的新规则、新管理模式需要研究,同时英语、计算机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基本的工具而不是技能,从业者(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只有掌握了较多新知识,具备较强的知识更新能力,才能在人才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因此30—40岁的人在中高收入人群中的比重将迅速扩大,远远超过其它年龄段的人。
(本刊整理)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收入标准才叫“高收入”呢?2000年7月,国家统计局在对我国高收入群体进行调查时,给出了一个大致的衡量标准,最后界定以1999年全国城市住户经常性调查中10%最高收入家庭的户均可支配收入为底线,即3.2万元,而实际操作以3万元为标准。但考虑到一些公民工资外收入的因素,因此在以3万元为底线的同时,还参考了被调查对像的消费能力,加上了是否有商品房或私家车作为参考条件。由此,高收入群体分为以下三类: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并购买了商品房的人;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并购买了私家车的人;可支配收入远远大于3万元的人。目前国家经济一直保持着7%~8%的年增长率,界定中高收入人群的标准也将随着时间的报移而水涨船高。广州2001年已经把高收入标准定为6万元。3—5年后,划定高收入的标准将又会迈上一个新台阶。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全国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之间差距也会拉大。这是因为:产业竞争,优胜劣汰,有竞争能力的企业和迅速发展的企业就业者的工资将快速增长,而破产的企业和效益差的企业劳动者的工资不升反降。对于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在人才市场上竞争能力强的将进入重要岗位,获得高薪;缺乏竞争能力的则相反。
尽管对中高收入的衡量标准将上升,但拥有较高消费水平的人数将持续增加。在这些新加入中高收入人群的人中,将有一大批人来自第三产业。从我国的产业结构来看,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偏低,目前只占GDP的30%,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41.8%)、印尼(41.9%)、菲律宾 (45.3%)、泰国(50.2%)、阿根廷(63.3%)等发展中国家。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对外经贸的发展和国内市场的扩大,服务业,尤其知识、技术含量较大的服务行业势必大大发展。例如,为进出口商品各个环节提供服务,为外商投资提供信息和法律咨询服务、提供生产、运输、销售、保险服务的实体将大量涌现。此外还有那些借对外贸易“东风”发展起来的文化、餐饮、酒店、旅游、广告等服务业的总量都将扩大。而这些行业的业主和高级管理人员将成为一批新的中高收入者。
在国外,影响收入的三大主要因素分别为:职业、文化程度与性别;在中国过去是地区、行业与工龄。现在工龄不再是影响中国人收入的因素了,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合理的文化程度,这将使年轻的“知本家”们用知识赢得收入。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表明,2000年中国高收入群体中比例最高的是30—40岁的人,占城市高收入群体的37%,其次为40到50岁的人,占城市高收入群体的31.1%。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与国外商业往来增多,众多的新规则、新管理模式需要研究,同时英语、计算机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基本的工具而不是技能,从业者(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只有掌握了较多新知识,具备较强的知识更新能力,才能在人才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因此30—40岁的人在中高收入人群中的比重将迅速扩大,远远超过其它年龄段的人。
(本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