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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作为一种在农村自发产生的金融行为，民间借贷在农村经济活动中长期处于主要地位。本文尝试从多个角度对我国传统农业社会民间借贷盛行这一现象建立逻辑框架，向下逐层找出其引起的原因。
关键词：农村经济;民间借贷;金融排斥
一、 问题的提出
民间借贷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非正规金融活动，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民间借贷始终是我国农村家庭融资的最主要来源。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村经济市场化的改善，农村私人金融活动日益活跃，但其法律机制欠完善，监管机制缺位，信用机制落后的特征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市场效率，易导致民间借贷违约集中爆发以及高息投机等行为的出现，进而造成一系列区域金融风险和公共危机风险。民间借贷作为农村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其盛行的背后原因，正视农村民间借贷的发展实际，有利于有效引导民间资本优化配置，规避其可能产生的内外部风险。
二、 理论基础与框架构建
（一）信贷约束理论
信贷约束最早的含义是当消费者收入遭受短期负面影响，向金融市场申请贷款以缓解该影响带来的冲击，但难以获得足够贷款的情况。有学者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信贷约束被分为需求型信贷约束与供给型信贷约束，前者指贫困农户因投资收益率低或收入缺少保障等原因，正规金融渠道难以全部满足贷款者的贷款需求时，被迫转移至非正规金融上的现象;而后者则指正规金融渠道的背景与条件要求相对于贫困家庭较高，造成农户无法达到贷款门槛的现象;也有学者根据造成信贷约束的借贷供给主体不同将其分为广义信贷约束与正规金融约束。
（二）农村金融发展理论的演变
农村金融发展理论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历了从“管制理论”到“市场理论”，再到最后“不完全竞争理论”之一系列转变。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一系列金融危机，经济学家开始反思金融自由化的合理性，其中，斯蒂格利茨提出了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全竞争理论。该理论认为，农村金融市场不同于完全竞争的市场，信息不对称是其各种经济实体的主要特点之一。在这样一个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满足全部金融需求的可能性很低，政府只有通过干预政策优化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才能提高农村金融供给的效率。
（三）以农村信贷供需失衡为理论假设的框架构建
当下已有很多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不仅揭示了中国农村民间借贷流行的部分原因，更为我们确立框架的角度选择提供了参考。有学者在研究正规信贷约束与农户消费结构的关联性时曾做过如下假设：“正式信贷约束对基本消费影响不大，但可能对消费支出的改善产生影响。”但随后的调研结果却推翻了其“正规信贷约束→预防性储蓄增加→农户消费支出下降（必需性消费不变的前提下，改善性消费支出下降）→消费结构发生变化”这样一个逻辑路线，调研结果显示：“正规信贷抑制对农户消费结构影响很小”，这也与国内学者朱新凯和刘刚的调查结果一致，即农民在受到正规信贷约束的情况下会通过在非正规金融渠道贷款的方式满足融资需求。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传统农业社会民间借贷盛行是农村信贷供需失衡的外在表现，其根源在于农户受到较强的正规信贷约束与相对较弱的广义信贷约束;本文基于现代系统论的视角，在理论假设的基础上，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以农村信贷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经济行为、社会特征、制度土壤为研究对象，对民间借贷盛行这一现象进行根源剖析。
三、 农村信贷需求侧分析
（一）农户信贷需求特点
1. 农户资本需求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城市买房、扩大生产、子女教育、婚嫁、医疗、养老等领域产生的资金需求与农民有限的收入产生了突出的供求矛盾;有研究指出，绝大多数农民在生活方面的基本需求可以自行解决，而疾病预防、儿童教育、婚礼和葬礼仍然是农民的沉重负担。农民的最主要需求也转向了生产经营方面;但目前国家对农民融资和贷款实行的一系列优惠政策面对农民的资金缺口也显得捉襟见肘。
2. 农户信贷风险高，收益低，回报周期长，其信贷需求表现出周期性和季节性的特点，虽然不同农村地区的生产条件存在显著差异，但由于农业生产受自然因素影响而具有周期性，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十分明显，农户的信贷需求呈现出随季节波动的特点。农户往往在投入生产后的一至两个季度才能获得收益以偿还所借贷的款项。
3. 农户借贷需求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特征，传统金融机构获取城市居民个人信贷能力信息的方式对于农户难以起效;正规金融机构很难区分实际用于满足农民借贷需求的主要用途。有学者在以安徽农民借贷行为为基础的调查中发现，大多数虚构贷款用途的农民借款并非是出于生产性的目的。
（二）农户的社会特征
1. 传统农户以亲缘关系为纽带展开人际交往活动，中国农村社会属于传统的“乡土社会”，在农村乡土社会中农户社会关系网络是以“己”为核心形成的。而在农户社会关系中“亲朋好友”属于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一般在日常生产或生活过程中，当农户发生资金短缺情况时向亲朋好友借贷是其首选借贷途径。此外，在亲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人际关系具有可拓展性，民间借贷就是建立在“以亲属关系为纽带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基础上，以亲属关系的延伸边界作为终点。
2. 农村社会关系网络资本化。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对血缘关系尤为看重，居住于一个地域的人群基于血缘关系倾向于互相帮助改善生活条件，而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的基础上的。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出现明显的利益色彩，理性选择开始成为农民行动的重要准则。这为民间借贷的发展提供了社会环境。在徐曉军以鄂东乡村艾滋病人社会关系重构为例证明了当前农村社会存在着明显高度情感化的家庭“内核”和高度利益化的“外围”，在其研究中指出，而且利益关系不仅仅依赖于经济利益，而更多体现在农户待人接物上的功利化。 3. 农村人口流动性加强，社会分层明显，已有实证研究证明，在当下阶段，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消了身份制度对农民行为的限制，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农民以职业和市场机制为基础开始分化。中国学者陆学艺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将农村社会分为八类，而每一类所代表的阶层占有的资源也差异巨大。调查显示，半工农业和农民阶级属于农村普通阶层，但规模最大;大规模的经营具有最强的经济实力，其他阶层介于两者之间;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客观上滋生了私人贷款的贸易环境。
四、 农村信贷供给侧分析
（一）正规与非正规金融供给渠道的资源配置效率差异
农民的正规贷款和非正规贷款都与社会资本密切相关，但两者的运转方式，广度和深度存在差异。已有大量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成了阻碍农户获取正规信贷的“拦路虎”;正规金融机构缺乏合适的金融产品和信贷技术的前提条件，进而导致其难以为农村地区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而地方性非正规金融机构在地域，形式灵活性以及人际关系上的优势地位会有效降低其成本。
（二）机会成本为民间借贷提供了较高的表面利润
机会成本与资金成本共同为确定基准收益率的基础，农民倾向于优先选择获取资金的便利性并忽视其风险，借贷者的显性成本通过借贷利率加以体现，其隐性成本则包括民间借贷受到政府干预时的法律风险和借贷者无法偿还借款时的信用风险，由于资本供求双方处于相当的信息不对等地位，这种机会成本较难控制。在正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时，银行会通过审查评估借贷者的信用风险，并通过相关借贷条款来规避该风险;而民间借贷对低收入农村家庭风险控制的难度更大，根据“中国农村家庭金融发展报告”（2014年）的统计，中国目前的农村家庭债务和收入比率为155%，其中9.6%是高风险债务;为了保证期望收益，民间借贷会通过增大借贷利率等手段在保证借贷便捷性的前提下进行风险对冲;进一步增加了投资民间借贷的表面利润，间接吸引了投资方进入这个市场。
（三）农村正规金融渠道产品形式单一，难以满足农户需求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类型相对单一，信贷模式也缺乏灵活性。伴随农村经济发展，农户非农业生产性金融需求增多，但金融机构并没有根据农户需求及时调整优化信贷产品的供给，例如部分金融机构仍保留这传统的“春贷秋收冬不贷”的信贷模式，这明显不适合农户的非农业生产性信贷需求。目前农信社在为农户提供的贷款在额度、期限、利率等方面，均无法很好地适应农户的实际信贷需求，供需障碍明显。
（四）政策性农村金融组织贡献有限，传统商业银行“去农化”倾向明显
根据不完全竞争市场原理，农村金融市场需要由国家加以调节，其中作为贯彻政府政策的主要力量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调节农村金融市场的范围与能力存在限制。而采取商业化经营的国有银行，在风险控制与高利益回报的驱动下，从农村金融市场撤离。作为支农发展的“主力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受金融体系。风险控制和资金实力不足的限制，无法支持农业的发展。此外，近年来，信用社逐步改制为商业化银行，进一步削弱了农业发展的意愿，而新成立的新农村金融机构，因为成立时间短，一方面发展规模小，竞争力低;另一方面，其缺乏业务经验，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缓解农村贷款问题;此外，许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网点集中设在县城，而其业务范围也主要集中在“非农领域”。
（五）农村信用体系与法治建设滞后增加了正规金融渠道的成本
在实践中，金融机构常依赖于法律机关防范风险，保证资金的安全;但在农村地区的法律法规建设落后，法律执行效率低下，难以有效维护金融机构的相关权益;受自身认知水平的限制，农户信用意识淡薄，法律观念不强，这进一步增大了金融机构于贷款业务过程中的经营风险;健全的信用体系是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缓解农户信贷供需失衡的重要条件，其有利于减少农户受到的正规信贷约束。
参考文献：
[1]陈鹏，刘锡良.中国农户融资选择意愿研究——来自10省2万家农户借贷调查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1（07）.
[2]钟春平，孙焕民，徐长生.信贷约束、信贷需求与农户借贷行为：安徽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10（11）.
[3]张晓琳.普惠金融视角下农户信贷供需障碍及改进研究[D].山东农业大学，2018.
[4]董志勇，黄迈.信贷约束与农户消费结构[J].经济科学，2010（05）：72-79.
[5]朱信凱，刘刚.二元金融体制与农户消费信贷选择——对合会的解释与分析[J].经济研究，2009（02）.
作者简介：程扬，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
关键词：农村经济;民间借贷;金融排斥
一、 问题的提出
民间借贷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非正规金融活动，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民间借贷始终是我国农村家庭融资的最主要来源。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村经济市场化的改善，农村私人金融活动日益活跃，但其法律机制欠完善，监管机制缺位，信用机制落后的特征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市场效率，易导致民间借贷违约集中爆发以及高息投机等行为的出现，进而造成一系列区域金融风险和公共危机风险。民间借贷作为农村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其盛行的背后原因，正视农村民间借贷的发展实际，有利于有效引导民间资本优化配置，规避其可能产生的内外部风险。
二、 理论基础与框架构建
（一）信贷约束理论
信贷约束最早的含义是当消费者收入遭受短期负面影响，向金融市场申请贷款以缓解该影响带来的冲击，但难以获得足够贷款的情况。有学者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信贷约束被分为需求型信贷约束与供给型信贷约束，前者指贫困农户因投资收益率低或收入缺少保障等原因，正规金融渠道难以全部满足贷款者的贷款需求时，被迫转移至非正规金融上的现象;而后者则指正规金融渠道的背景与条件要求相对于贫困家庭较高，造成农户无法达到贷款门槛的现象;也有学者根据造成信贷约束的借贷供给主体不同将其分为广义信贷约束与正规金融约束。
（二）农村金融发展理论的演变
农村金融发展理论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历了从“管制理论”到“市场理论”，再到最后“不完全竞争理论”之一系列转变。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一系列金融危机，经济学家开始反思金融自由化的合理性，其中，斯蒂格利茨提出了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全竞争理论。该理论认为，农村金融市场不同于完全竞争的市场，信息不对称是其各种经济实体的主要特点之一。在这样一个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满足全部金融需求的可能性很低，政府只有通过干预政策优化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才能提高农村金融供给的效率。
（三）以农村信贷供需失衡为理论假设的框架构建
当下已有很多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不仅揭示了中国农村民间借贷流行的部分原因，更为我们确立框架的角度选择提供了参考。有学者在研究正规信贷约束与农户消费结构的关联性时曾做过如下假设：“正式信贷约束对基本消费影响不大，但可能对消费支出的改善产生影响。”但随后的调研结果却推翻了其“正规信贷约束→预防性储蓄增加→农户消费支出下降（必需性消费不变的前提下，改善性消费支出下降）→消费结构发生变化”这样一个逻辑路线，调研结果显示：“正规信贷抑制对农户消费结构影响很小”，这也与国内学者朱新凯和刘刚的调查结果一致，即农民在受到正规信贷约束的情况下会通过在非正规金融渠道贷款的方式满足融资需求。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传统农业社会民间借贷盛行是农村信贷供需失衡的外在表现，其根源在于农户受到较强的正规信贷约束与相对较弱的广义信贷约束;本文基于现代系统论的视角，在理论假设的基础上，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以农村信贷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经济行为、社会特征、制度土壤为研究对象，对民间借贷盛行这一现象进行根源剖析。
三、 农村信贷需求侧分析
（一）农户信贷需求特点
1. 农户资本需求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城市买房、扩大生产、子女教育、婚嫁、医疗、养老等领域产生的资金需求与农民有限的收入产生了突出的供求矛盾;有研究指出，绝大多数农民在生活方面的基本需求可以自行解决，而疾病预防、儿童教育、婚礼和葬礼仍然是农民的沉重负担。农民的最主要需求也转向了生产经营方面;但目前国家对农民融资和贷款实行的一系列优惠政策面对农民的资金缺口也显得捉襟见肘。
2. 农户信贷风险高，收益低，回报周期长，其信贷需求表现出周期性和季节性的特点，虽然不同农村地区的生产条件存在显著差异，但由于农业生产受自然因素影响而具有周期性，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十分明显，农户的信贷需求呈现出随季节波动的特点。农户往往在投入生产后的一至两个季度才能获得收益以偿还所借贷的款项。
3. 农户借贷需求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特征，传统金融机构获取城市居民个人信贷能力信息的方式对于农户难以起效;正规金融机构很难区分实际用于满足农民借贷需求的主要用途。有学者在以安徽农民借贷行为为基础的调查中发现，大多数虚构贷款用途的农民借款并非是出于生产性的目的。
（二）农户的社会特征
1. 传统农户以亲缘关系为纽带展开人际交往活动，中国农村社会属于传统的“乡土社会”，在农村乡土社会中农户社会关系网络是以“己”为核心形成的。而在农户社会关系中“亲朋好友”属于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一般在日常生产或生活过程中，当农户发生资金短缺情况时向亲朋好友借贷是其首选借贷途径。此外，在亲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人际关系具有可拓展性，民间借贷就是建立在“以亲属关系为纽带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基础上，以亲属关系的延伸边界作为终点。
2. 农村社会关系网络资本化。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对血缘关系尤为看重，居住于一个地域的人群基于血缘关系倾向于互相帮助改善生活条件，而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的基础上的。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出现明显的利益色彩，理性选择开始成为农民行动的重要准则。这为民间借贷的发展提供了社会环境。在徐曉军以鄂东乡村艾滋病人社会关系重构为例证明了当前农村社会存在着明显高度情感化的家庭“内核”和高度利益化的“外围”，在其研究中指出，而且利益关系不仅仅依赖于经济利益，而更多体现在农户待人接物上的功利化。 3. 农村人口流动性加强，社会分层明显，已有实证研究证明，在当下阶段，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消了身份制度对农民行为的限制，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农民以职业和市场机制为基础开始分化。中国学者陆学艺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将农村社会分为八类，而每一类所代表的阶层占有的资源也差异巨大。调查显示，半工农业和农民阶级属于农村普通阶层，但规模最大;大规模的经营具有最强的经济实力，其他阶层介于两者之间;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客观上滋生了私人贷款的贸易环境。
四、 农村信贷供给侧分析
（一）正规与非正规金融供给渠道的资源配置效率差异
农民的正规贷款和非正规贷款都与社会资本密切相关，但两者的运转方式，广度和深度存在差异。已有大量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成了阻碍农户获取正规信贷的“拦路虎”;正规金融机构缺乏合适的金融产品和信贷技术的前提条件，进而导致其难以为农村地区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而地方性非正规金融机构在地域，形式灵活性以及人际关系上的优势地位会有效降低其成本。
（二）机会成本为民间借贷提供了较高的表面利润
机会成本与资金成本共同为确定基准收益率的基础，农民倾向于优先选择获取资金的便利性并忽视其风险，借贷者的显性成本通过借贷利率加以体现，其隐性成本则包括民间借贷受到政府干预时的法律风险和借贷者无法偿还借款时的信用风险，由于资本供求双方处于相当的信息不对等地位，这种机会成本较难控制。在正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时，银行会通过审查评估借贷者的信用风险，并通过相关借贷条款来规避该风险;而民间借贷对低收入农村家庭风险控制的难度更大，根据“中国农村家庭金融发展报告”（2014年）的统计，中国目前的农村家庭债务和收入比率为155%，其中9.6%是高风险债务;为了保证期望收益，民间借贷会通过增大借贷利率等手段在保证借贷便捷性的前提下进行风险对冲;进一步增加了投资民间借贷的表面利润，间接吸引了投资方进入这个市场。
（三）农村正规金融渠道产品形式单一，难以满足农户需求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类型相对单一，信贷模式也缺乏灵活性。伴随农村经济发展，农户非农业生产性金融需求增多，但金融机构并没有根据农户需求及时调整优化信贷产品的供给，例如部分金融机构仍保留这传统的“春贷秋收冬不贷”的信贷模式，这明显不适合农户的非农业生产性信贷需求。目前农信社在为农户提供的贷款在额度、期限、利率等方面，均无法很好地适应农户的实际信贷需求，供需障碍明显。
（四）政策性农村金融组织贡献有限，传统商业银行“去农化”倾向明显
根据不完全竞争市场原理，农村金融市场需要由国家加以调节，其中作为贯彻政府政策的主要力量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调节农村金融市场的范围与能力存在限制。而采取商业化经营的国有银行，在风险控制与高利益回报的驱动下，从农村金融市场撤离。作为支农发展的“主力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受金融体系。风险控制和资金实力不足的限制，无法支持农业的发展。此外，近年来，信用社逐步改制为商业化银行，进一步削弱了农业发展的意愿，而新成立的新农村金融机构，因为成立时间短，一方面发展规模小，竞争力低;另一方面，其缺乏业务经验，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缓解农村贷款问题;此外，许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网点集中设在县城，而其业务范围也主要集中在“非农领域”。
（五）农村信用体系与法治建设滞后增加了正规金融渠道的成本
在实践中，金融机构常依赖于法律机关防范风险，保证资金的安全;但在农村地区的法律法规建设落后，法律执行效率低下，难以有效维护金融机构的相关权益;受自身认知水平的限制，农户信用意识淡薄，法律观念不强，这进一步增大了金融机构于贷款业务过程中的经营风险;健全的信用体系是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缓解农户信贷供需失衡的重要条件，其有利于减少农户受到的正规信贷约束。
参考文献：
[1]陈鹏，刘锡良.中国农户融资选择意愿研究——来自10省2万家农户借贷调查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1（07）.
[2]钟春平，孙焕民，徐长生.信贷约束、信贷需求与农户借贷行为：安徽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10（11）.
[3]张晓琳.普惠金融视角下农户信贷供需障碍及改进研究[D].山东农业大学，2018.
[4]董志勇，黄迈.信贷约束与农户消费结构[J].经济科学，2010（05）：72-79.
[5]朱信凱，刘刚.二元金融体制与农户消费信贷选择——对合会的解释与分析[J].经济研究，2009（02）.
作者简介：程扬，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