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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诞生于西方国家。最早的公司不是诞生于英国，而是诞生于地中海沿岸。当时地中海沿岸商人为了扩大经商规模，组建“海上协会”，集资入股，从事商业活动。“海上协会”存在阶段，可以被称为公司的自由设立阶段。后来由于海盗盛行，地中海沿岸城邦国家普遍禁止公司化经营，“海上协会”逐渐销声匿迹。直到1620年，英国王室批准成立特许公司，开展贸易活动。英国议会认为，英国王室批准设立公司不利于贸易的发展，因此1624年通过《反垄断法》，允许核准设立公司。
从核准设立到注册设立，西方国家公司制度不断演变。最早的公司制度和现行的公司制度，无论是从治理结构还是从行为规则来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由于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公司股东遍布全球各地;因此，为了提高公司的决策效率，公司决策中心逐渐下移。从“股东会中心主义”，发展到“董事会中心主义”，从“董事会中心主义”发展到“经理中心主义”，公司经理享有部分董事会的权利，一些公司的经理变成了首席执行官。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公司是股东组成的社会组织。保护股东的利益，是公司的首要职责。绝大多数国家公司法都明确规定，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首要任务是为股东获取利益。如果股东不愿意抛头露面;那么，是否允许股东隐姓埋名，让其他人出面注册公司呢？
对此，我国的公司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中国并不排斥匿名的出资制度，司法机关保护匿名股东的合法权益。
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如果公司的股东身份特殊，比如属于“国家公职人员”;那么，这样的公司制度设计，是否会掩盖或者滋生腐败呢？事实上，一些腐败分子并不是直接通过“权钱交易”谋取不当利益，而是借助于匿名股东身份，从公司获取长远利益。一些腐败分子退休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公司不发生联系。可是，一旦时机成熟，立即从公司获取股东权益。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主张，在我国应当提高公司的透明度，让公司成为供公众检阅的社会组织。
有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公司法不能盲目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上市公司当然应该披露股东的真实信息;但是，对于封闭公司，没有必要要求公司的股东公布自己的姓名和财产。司法机关处理有关案件的時候，应当查明公司股东真实情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公司出资行为不会违反国家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才能防止腐败案件发生。笔者以为，公司是一种社会组织，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公司必须公开出资人的姓名，这对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现有的公司查询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公司股东、债权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但是，公司出资人和公司受益人是两个不能等同的概念。换句话说，我国事实上存在着两类公司：一类是按照出资比例承担义务享受权利的公司，还有一类是按照双方的特殊约定，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公司。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来看，后者同样受到保护。司法机关允许公司的出资人达成协议，并不按照出资的多少享受权利，承担义务。出资多并不意味着收益就多，出资少照样可以多收益。出资人可以通过出资协议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也可以在公司章程中进一步明确出资人各自的权利义务。
笔者认为，为了解决公司内部的分配问题，公司法有必要通过提高公司的透明度，确保社会公共利益不受损害。当事人可以约定，以出资人的名义享受权利承担义务。但是，实际出资人必须注明，如果在公司章程中没有详细列举实际出资人，一旦发生法律纠纷，法院不应保护匿名股东的利益。出资人可以隐瞒自己的实际出资来源;但是，其他股东必须了解真正的出资人实际情况，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反腐败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公司法修改同样涉及反腐败的问题。笔者曾经多次指出，腐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利用制度获取不当利益 ;另一种是参与制度的制定和修改，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
英国王室成员是否干涉英国议会立法，是陈年旧事，可以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笔者建议，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公司法，应当增加有关反腐败的内容，其内容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应当对匿名股东做出明确规定。匿名股东行使权利，不得损害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一旦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公司必须与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涉及匿名股东，公司其他股东可以向匿名股东提起诉讼。现实生活中一些人之所以成为公司的匿名股东，恰恰是因为其手中掌握权力或者具有社会影响力，即使匿名股东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其他股东有时也不会向法院起诉，因为他们已经成为特殊的相关关系。
第二，公司法是否禁止匿名股东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公司经营业务涉及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公众有权利要求公开股东名单包括匿名股东的名单，接受社会检验，因为这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如果公司是上市公司;那么，公司的匿名股东必须公开。至于匿名股东是否为实际控制人或者一致行动人，则需要根据证券法及其配套性规则加以认定。
有一点必须说明，公司匿名股东必须对外公布持股情况。上市公司匿名股东必须披露信息。非上市公司匿名股东不得损害其他股东合法权益。如果非上市公司的债权人要求披露公司匿名股东信息;那么，公司必须承诺披露真实信息。如果披露的信息是虚假信息，公司故意隐瞒匿名股东，进而隐瞒公司的业务来源;那么，司法机关应当行使自己的调查权，调查公司股东的基本情况，以便查处腐败案件。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从核准设立到注册设立，西方国家公司制度不断演变。最早的公司制度和现行的公司制度，无论是从治理结构还是从行为规则来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由于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公司股东遍布全球各地;因此，为了提高公司的决策效率，公司决策中心逐渐下移。从“股东会中心主义”，发展到“董事会中心主义”，从“董事会中心主义”发展到“经理中心主义”，公司经理享有部分董事会的权利，一些公司的经理变成了首席执行官。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公司是股东组成的社会组织。保护股东的利益，是公司的首要职责。绝大多数国家公司法都明确规定，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首要任务是为股东获取利益。如果股东不愿意抛头露面;那么，是否允许股东隐姓埋名，让其他人出面注册公司呢？
对此，我国的公司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中国并不排斥匿名的出资制度，司法机关保护匿名股东的合法权益。
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如果公司的股东身份特殊，比如属于“国家公职人员”;那么，这样的公司制度设计，是否会掩盖或者滋生腐败呢？事实上，一些腐败分子并不是直接通过“权钱交易”谋取不当利益，而是借助于匿名股东身份，从公司获取长远利益。一些腐败分子退休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公司不发生联系。可是，一旦时机成熟，立即从公司获取股东权益。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主张，在我国应当提高公司的透明度，让公司成为供公众检阅的社会组织。
有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公司法不能盲目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上市公司当然应该披露股东的真实信息;但是，对于封闭公司，没有必要要求公司的股东公布自己的姓名和财产。司法机关处理有关案件的時候，应当查明公司股东真实情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公司出资行为不会违反国家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才能防止腐败案件发生。笔者以为，公司是一种社会组织，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公司必须公开出资人的姓名，这对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现有的公司查询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公司股东、债权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但是，公司出资人和公司受益人是两个不能等同的概念。换句话说，我国事实上存在着两类公司：一类是按照出资比例承担义务享受权利的公司，还有一类是按照双方的特殊约定，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公司。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来看，后者同样受到保护。司法机关允许公司的出资人达成协议，并不按照出资的多少享受权利，承担义务。出资多并不意味着收益就多，出资少照样可以多收益。出资人可以通过出资协议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也可以在公司章程中进一步明确出资人各自的权利义务。
笔者认为，为了解决公司内部的分配问题，公司法有必要通过提高公司的透明度，确保社会公共利益不受损害。当事人可以约定，以出资人的名义享受权利承担义务。但是，实际出资人必须注明，如果在公司章程中没有详细列举实际出资人，一旦发生法律纠纷，法院不应保护匿名股东的利益。出资人可以隐瞒自己的实际出资来源;但是，其他股东必须了解真正的出资人实际情况，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反腐败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公司法修改同样涉及反腐败的问题。笔者曾经多次指出，腐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利用制度获取不当利益 ;另一种是参与制度的制定和修改，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
英国王室成员是否干涉英国议会立法，是陈年旧事，可以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笔者建议，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公司法，应当增加有关反腐败的内容，其内容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应当对匿名股东做出明确规定。匿名股东行使权利，不得损害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一旦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公司必须与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涉及匿名股东，公司其他股东可以向匿名股东提起诉讼。现实生活中一些人之所以成为公司的匿名股东，恰恰是因为其手中掌握权力或者具有社会影响力，即使匿名股东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其他股东有时也不会向法院起诉，因为他们已经成为特殊的相关关系。
第二，公司法是否禁止匿名股东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公司经营业务涉及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公众有权利要求公开股东名单包括匿名股东的名单，接受社会检验，因为这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如果公司是上市公司;那么，公司的匿名股东必须公开。至于匿名股东是否为实际控制人或者一致行动人，则需要根据证券法及其配套性规则加以认定。
有一点必须说明，公司匿名股东必须对外公布持股情况。上市公司匿名股东必须披露信息。非上市公司匿名股东不得损害其他股东合法权益。如果非上市公司的债权人要求披露公司匿名股东信息;那么，公司必须承诺披露真实信息。如果披露的信息是虚假信息，公司故意隐瞒匿名股东，进而隐瞒公司的业务来源;那么，司法机关应当行使自己的调查权，调查公司股东的基本情况，以便查处腐败案件。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