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昆明郊区大普吉陈家营村杨家宅院，有一处偏房，租给了西南联大的一位教授。昆明郊区的众多所谓营房，实则是明末清初守卫昆明的兵营，随着历史的变迁，兵营散去，逐渐演化为一个个村落，陈家营就是其中一个。
　　这处偏房以土坯构成，原是房东用来堆包谷和柴草所用，房间异常简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窗户，只是靠院子的一边，半截土墙上挖了一个小洞，一些参差不齐的柴火棍支撑其间，说不清是窗户还是栅栏。院子空间狭小，只有一个阴湿的天井，太阳尚未落山，矮小的土屋就被黑色笼罩，人在屋内感到极为压抑憋屈。
　　租住这个偏房的教授就是闻一多，闻家八口就拥挤在这间逼仄的屋子里。就是这样的屋子，闻一多一家也无法独享。后来联大数学系教授华罗庚走投无路，也辗转来到这间偏房，跟闻家合租，小小一间约16平方米的屋子，一下子拥进了14口人。两家人隔帘而居，夜里在床上翻身或者咳嗽，整屋子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人与人之间毫无隐私可言，真是“惨不忍睹”。
　　“中国之大，可当时却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从繁华的北京、天津远迁到西南一隅的昆明来，其优越的生活条件，称心的学术环境已经大打折扣。比如闻一多和华罗庚，正是年富力强出成果的时候，可是那间合租的偏房，能够栖身就不错了，哪里还有书桌甚至书房供他们奢侈讲究呢？
　　联大教授生活之苦，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想象。梁实秋曾经说过：“抗战期间除了那些有办法的人之外谁又不穷苦？一般的公教人员谁不是按月领取那两斗平价米？不过闻一多好像是比别人更加穷苦些，因他家里人口多，先后共有八个孩子。”尽管夭折了一些，但闻家仍有三子二女，加上一女佣，共计八口人。随着大批人口南迁，昆明物价飞涨。为了养家糊口，同大多数教授一样，闻家除了借贷就是变卖衣物，生活几乎陷入绝境。1940年冬天，为了买米下锅，闻一多把自己身上的一件皮大衣送进了当铺。寒风凛冽，他只得以长衫和一件破旧的羊毛衫御寒，不到一个星期就得了重感冒，妻子只好含泪向其他教授借了一点钱，把那件大衣赎了回来。有联大同事看见，为了节省开支，寒冬腊月，在微明的晨曦中，闻一多率子女们到陈家营村南边的一条小河用冰冷的河水洗脸，跟难民无异，处境十分凄凉。
　　穷困潦倒，举步维艰，这就是闻一多当时的生活状态。可是生活上的窘困，并没有妨碍闻一多学术上出成果。就在那间逼仄的偏房里，闻一多笔耕不辍，完成了轰动一时的著名神话专论《伏羲考》，而腿有残疾的华罗庚则完成了饮誉数学界的不朽之著《堆垒素数论》，奠定了各自的学术地位。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闻一多和华罗庚两位大师，用自己的实践和成果，生动地诠释了这句话的内涵，从而成为后学的楷模。他们当时的生活窘境和取得成果的反差，难道不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