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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考古发现表明，青海都兰热水北岸建有吐蕃佛寺，包括坛城、佛塔、灶堂等遗址。该佛寺周边为吐蕃墓地，分布有文成公主塔、贡松贡赞的吐谷浑妃蒙洁墀噶墓，贡松贡赞的象雄妃没庐·芒邦墓，可谓“藏后陵”。据本文考证，血渭1号大墓、藏王陵西区六陵并非陵墓而是坛城式灵堂遗址。
关键词：丝绸之路考古;都兰热水吐蕃墓;文成公主遗物;藏后陵
中图分类号：K878.6;K928.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1-0001-14
Abstract：According to archaeological finds， a Tibetan temple was once built on the northern bank of the Reshui River in Dulan that consists of ancient sites for mandalas， Buddhist stupas， and kitchen halls. The area surrounding this temple was a Tibetan burial ground that contains a stupa for Princess Wencheng， a tomb for Gung-srong-gung-btsun’s wife from Tuyuhun and a tomb for Gung-srong-gung-btsun’s wife from Zhang-zhung. This site should be called as the“Mausoleum of Tibetan Queens.”Based on further analysis on these burial sites， this study has determined that Xuewei Tomb No. 1 and the 6 tombs in the western district of the Mausoleum of Tibetan Kings are not mausoleums but are rather mandala-styled mourning halls.
Keywords：Silk Road archaeology; Tibetan tombs on the Reshui Riverin Dulan; relics of Princess Wencheng; Mausoleum of Tibetan Queens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1982年以来，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都兰热水乡扎马日村血渭草场进行考古发掘，拉开了青藏高原吐蕃考古的序幕。都兰热水乡察汗乌苏河两岸分布有200余座墓葬。1982年至今，青海省文物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院、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先后发掘了40余座墓。最大的一座命名为“血渭1号大墓”。这座大墓及周边墓葬为何人所建，研究者有不同解读[1]。敦煌古藏文《松赞干布本纪》残卷（S.T.vol.69，fol.84）的解读，为揭开这个谜提供了重要线索。据我们考证，都兰热水北岸建有吐蕃佛寺，包括坛城、灶堂、塔基等遗址。佛寺周边为吐蕃墓地，分布有文成公主塔、贡松贡赞吐谷浑妃蒙洁墀噶墓、贡松贡赞象雄妃没庐·芒邦墓，可谓“藏后陵”。草拟此文，见教于海内外研究者。
一 佛教密宗寺院在青藏高原的兴起
大相禄东赞父子执政时期（640—667），吐蕃南下印度河，北征塔里木盆地，兵锋直指西突厥王庭（今吉尔吉斯斯坦楚河流域）;又乘安史之乱，东侵唐河西走廊、陇右地区，兵临关中平原。《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时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巂等州（今甘肃、四川等地）相接，南至婆罗门（今巴基斯坦印度河东岸），西又攻陷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等四镇，北抵突厥（今吉尔吉斯斯坦楚河流域），地方万余里，自汉、魏已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2]
在对外扩张战争中，吐蕃从周边国家俘获了大批战俘，并带回吐蕃修建佛寺和陵墓。为了稳固政权，松赞干布以拉萨为中心，先后兴建四大镇边寺、四大压肢神庙、十二镇魔寺，凡一百零八寺。《西藏王统记》记载：“又虑此尚不能镇压，乃再修四大压肢神庙。为压右掌心故，在康地（khams，今青海湖地區古称）修建隆塘卓玛庙（klong-thang-sgron-ma），由弭药（mi-nyag，党项人）工头领修之？譹？訛。为压左掌心故，在南方（《贤者喜宴》改称“门域”，今不丹）修建朋塘洁曲庙，由吐火罗（tho-gar，月支人）工头领修之[3]。为压右脚心故，在西方白喀齐地修建蔡日喜绕卓玛庙，由泥婆罗（bal-pos，尼泊尔人）工头领修之。为压左脚心故，在北方修建仓巴隆伦嫩庙（tshangs pa rlung gnon），以霍尔巴（hor-ba，回鹘人）贝羊工头领修之。”[4]
2000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乌兰县大南湾发掘了一个佛寺遗址，包括坛城、佛堂、僧房、佛塔等遗迹（图1）。其中，佛堂遗址（F1）出土了两个石雕莲花佛像须弥座，坛城遗址（J1）出土了1枚东罗马查士丁尼一世金币和6枚萨珊波斯卑路斯银币。这座佛寺旁建有吐蕃墓地，墓葬形制与都兰热水吐蕃墓相同，只有一座粟特偏洞室墓（M4）[5]。这座偏洞室墓随葬铁甲与西安曲江池出土唐代铁甲如出一辙，当为唐代之物[6]。由于大南湾佛塔遗址（M2）出土了3件泥质擦擦（图1-3、1-4），故发掘者将其年代定为11世纪。
殊不知，7世纪中叶擦擦就在印度和中亚佛寺广为流行。632—636年，玄奘在摩揭陁国那烂陀寺（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修行五年，见到当地盛行供养小泥塔擦擦。《大唐西域记》卷九记载：“印度之法，香末为泥，作小窣堵波，高五六寸，书写经文，以置其中，谓之法舍利也。数渐盈积，建大窣堵波，总聚于内，常修供养。”[7]7世纪末，印度密宗又传入中亚地区。苏联考古队在阿吉纳·塔佩（Adjina Tepe）佛寺遗址发现一批小泥塔和泥质佛像擦擦，年代在7世纪末8世纪初（图2）[8]。 关于印度密宗流行的三种擦擦，北宋天息灾译《一切如来大秘密王未曾有最上微妙大曼拏罗经》卷五《造塔功德品第七》记载：“金刚手造塔像仪者，而有三种：第一金银铜铸成，第二白檀木雕成，第三香泥印成。”[9]丝绸之路沿线佛寺遗址发现过一些金铜和纯金擦擦，至今“养在深闺人未识”。例如：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在吐鲁番采集的金铜擦擦（约7—8世纪，图3-1）[10];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在库车采集的金铜擦擦（约8世纪，图3-2）;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 Stein）在和田约特干古城采集的金铜擦擦（约6—7世纪，图3-3）[11];云南大理崇圣寺千寻塔遗址出土6件金银刻字和佛像擦擦（约8世纪）？譹？訛，其一为直径8厘米的纯金佛像擦擦（图3-4）？譺？訛。1963年西安市碑林区沙坡村出土一件唐代银佛像擦擦，高6.45厘米，宽4.9厘米，重9.1克（图3-5）。苏联考古学家科兹拉索夫（J. L. Kyzlasov）发掘碎叶城第一佛寺（今吉尔吉斯斯坦阿克贝西姆古城，约8世纪初）时，发现16枚金铜佛像擦擦，图3有其中7枚（图3-6—图3-12）[12]。
早在隋代，佛教密宗就传入关中地区。唐会昌三年段成式《酉阳杂俎·寺塔记》记载，“常乐坊赵景公寺，隋开皇三年置。本曰弘善寺，十八年改焉……华严院中，鍮鉐卢舍立像，高六尺，古样精巧。塔下有舍利三斗四升。移塔之时，僧守行建道场，出舍利俾士庶观之。呗赞未毕，满地现舍利，士女不敢践之，悉出寺外。守公乃造小泥塔及木塔近十万枚葬之，今（唐会昌三年，843年）尚有数万存焉”[13]。西明寺、青龙寺等唐长安城佛寺遗址皆出有小泥塔、泥质佛像和梵文擦擦，有些自铭“善业泥”[14]。因此，乌兰大南湾佛寺出土泥擦擦即《酉阳杂俎》所言“小泥塔”擦擦，年代应在吐蕃王朝创立之初（7世纪中叶）而非藏传佛教后弘期（11—12世纪）。
二 都兰热水沟北岸文成公主遗迹
唐太宗贞观年间，松赞干布三次派使者入朝请婚：第一次在贞观八年（634）初[2]5221，第二次在贞观八年十一月”[15]，第三次在贞观十四年（640）[15]6157。晚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记载：阎立德……父毗，在隋以丹青知名。与弟立本，俱传家业……立德弟立本，显庆初，代立德为工部尚书。总章元年，拜右相，封博陵县男，有应务之才，兼能书画，朝廷号为丹青神化……时天下初定，异国来朝，诏立本画《外国图》。”[16]所谓“外国图”，即《步辇图》。阎立本原画早已失传，不过，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北宋早期摹本。图上有武宗朝宰相李德裕题跋，说明内容为贞观十五年春正月吐蕃大相禄东赞入朝请婚，唐太宗许以文成公主，生动展示了禄东赞入朝请婚的盛大场景（图4）[17]。
《资治通鉴》卷196記载：贞观十五年正月“丁丑，命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于吐蕃。赞普大喜，见道宗，尽子婿礼。慕中国衣服、仪卫之美，为公主别筑城郭宫室而处之，自服纨绮见公主”[15]6164。殊不知，文成公主最初嫁给松赞干布之子贡松贡赞而非松赞干布本人，教法史和敦煌吐蕃文献对此均有明确记载。
644年，贡松贡赞英年早逝，父王松赞干布复位？譹？訛[18]。文成公主遵从中原习俗为亡夫守孝三年后，与松赞干布同居三年（647—649）。《吐蕃记年》（P.T.1288）记载：赞蒙文成公主由噶尔·东赞域宋迎至吐蕃之地（641年）。杀泥婆罗之宇那孤地（尼泊尔史称“毗湿奴·笈多”），立那日巴巴（唐史称“那陵提婆”）为泥王。牛疫大作。此后三年（642—644），赞普墀松赞，灭李聂秀，并一切象雄部落均收于治下，列为编氓。此后六年（644—649），赞普墀松赞升遐，与文成公主同居三年（647—649）耳。至及狗年（650），赞普祖父墀松赞遗体停厝于琼瓦灵堂，长期秘不发丧。赞普孙墀芒伦芒赞驻于美尔盖，是为一年。及至猪年（651），赞普驻于年噶尔（今堆龙德庆县楚甫寺一带）。于琼瓦为赞普祖父墀松赞举行葬礼……及至羊年（683）……冬，祭祀赞蒙文成公主[19]。
649年，松赞干布与泥婆罗妃赤尊和芒妃墀江染牛疫去世，文成公主幸免于难。不过，公主并未返回唐朝，而是继续留在吐蕃生活了30年。《新唐书·吐蕃传》记载：“永隆元年（680），文成公主薨，遣使者吊祠。”[20]按照吐蕃丧葬习俗，赞普、赞蒙遗体一般要祭祀2—3年，因此，迟至683年吐蕃才为文成公主举办葬礼。
1982年，青海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血渭1号墓前K1殉牲坑发现一批鎏金银饰片，包括纵列环状忍冬唐草纹饰条18件，横列环状忍冬唐草纹饰条若干，梯形四方连续环状忍冬唐草纹饰条2件，方形立凤纹忍冬唐草纹饰片2件，不规则四方连续环状忍冬唐草纹饰片1件，宝相纹环状忍冬唐草纹饰件2件，银包铁立凤与底座银饰1件（图5-1）。此外，祭祀坑内还出土了许多小木塔擦擦（图6上）。关于这些鎏金银饰件的年代与性质，发掘者以为是7世纪初至9世纪中叶舍利盒[21]，研究者多从之[22]。
2018—2019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与海西州民族博物馆在青海乌兰县联合发掘了一座唐代棺板画墓。此墓为夫妇合葬墓，位于乌兰县希里沟镇河东村东2公里，今称“乌兰泉沟1号墓”。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砖木混合结构多室墓，墓圹略呈方形，长达10米，宽8米，深10米，墓道呈东西向，长达11米。在前墓室、后墓室均绘有壁画。后室西侧木椁外墓底坑壁上有一长方形木箱，内藏镶嵌绿松石四曲鋬指金杯、珍珠冕旒龙凤狮纹鎏金王冠（图5-2）各一件。发掘者认为，墓主人可能与吐蕃统治时期当地王室成员直接相关[23]。
我们认为，乌兰泉沟1号墓即吐谷浑伏允可汗与隋光化公主合葬墓。《唐会要》卷94记载：贞观“九年（635）五月……靖袭破伏允牙帐，伏允子顺斩天柱王来降，伏允为左右所杀，国人立顺为可汗，诏以为西平王”[24]。如果这个推测不误，那么乌兰泉沟1号墓出土“龙凤狮纹鎏金王冠”实乃隋光化公主金凤冠。血渭1号墓祭祀坑出土鎏金银饰件与之相似，当为文成公主金凤冠饰件。这个发现相当重要，说明文成公主墓就在血渭1号墓K1祭祀坑附近。 1982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血渭1号大墓附近发掘了一个塔基，从中清理出许多小泥塔和泥质佛像擦擦（图6下）。擦擦之名始见于《元史·释老传》[25]，专指按印或脱模制作的小型泥造像和小泥塔，也有少数印藏文或梵文经咒的印泥。据张建林先生统计，都兰热水塔基出土的擦擦计有：脱模覆钵式圆雕塔、手捏尖锥状小塔、按印浮雕小塔、按印浮雕莲花手观音、按印浮雕坐佛、按印梵文经咒等七个类型。发掘者认为这个塔基与血渭草场吐蕃墓属于同一时期，因此，张建林先生将其定为藏传佛教前弘期之物[26]。
公元7世纪，吐蕃尚无出家人，只有文成公主及家人笃信佛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复有二人，在泥婆罗国，是土蕃公主奶母之息也。初并出家，后一归俗。住天王寺，善梵语并梵书，年三十五、二十五矣。”[27]《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其赞普居跋布川（泥婆罗别称），或逻娑川（今拉萨），有城郭庐舍不肯处，联毳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20]6072《韦协》记载：“即遣司囊其瓦职衔的森果拉隆四为使者，护送堪布和文成公主所携来的释迦牟尼像到泥婆罗后，一直送到了朗那（glang sna）楚粗之地。”[28]
朗那（glang sna），即松赞干布在吐蕃南方所建镇边寺——灵塘寺（gling thang），文成公主奶妈子女所居天王寺的别称[3]69-70，73。《西藏王统记》又载：松赞干布在吐蕃北方所建镇边寺，名曰“仓巴隆伦嫩庙（tshangs pa rlung gnon），以霍尔巴（hor-ba，回鹘人）贝羊工头领修之”[4]86。因此，都兰热水北岸塔基可能是回鹘战俘所建“仓巴隆伦嫩庙”附属佛塔。文成公主笃信佛教，死后当以佛塔为葬地，而都兰热水北岸塔基很可能是文成公主的最后归宿。
三 血渭6号墓与贡松贡赞吐谷浑妃蒙洁墀噶
1982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都兰热水北岸发掘了20余座吐蕃墓。其中6号墓封土为圆形，残高2.5米。揭开封土后，显露方形墓室，墓室四周围以等腰梯形围墙。棺室以石垒砌，有二层台，二层台上平置柏木15根。围墙北部长12.2米，南部长16.2米，等腰部长13米。方形墓室边长 3.7米，深1.5米。棺室亦为方形，边长2.6米，深0.7米。在北围墙靠近墓室处的平面上砌有一小龛，内盛小麦品种的粮食作物。围墙外壁呈阶梯形，两层之间平铺一层柏木，起承托上层石墙和封土的作用。墓葬东部有盗洞直入棺室，棺内物品盗掘一空，只剩下残板与木条等遗物，杂乱无章[29]。
值得注意的是，此墓发现了三个人头骨，余骨散乱，原葬式不明。《通志·四夷二·吐蕃》记载：“其臣与君白为友，号曰共命人，其数不过五人，君死之日，其命人与皆日夜纵酒，葬日于脚下针血，血尽乃死，便以殉葬，又有亲洁人，用刀当脑缝锯，亦有将四尺木大如指刺两肋下，死者十有四五，亦殉葬者焉。”[30]由此推测，墓中三个人头骨中有两个或为《通志》所言“共命人”。
令人振奮的是，血渭6号墓出土了一件古藏文木椟，长25.8厘米，宽2.5—2.7厘米，厚0.2—
0.5厘米。木椟两面各墨书三行古藏文（图7）。据中央民族学院东嘎·洛桑赤列和扎西旺都教授解释，这是一件木牍信札，内容如下[29]176-179：
木椟正面
1. 萨萨（za za“母后”）芒姆基赤噶（mang mo rje khri dkar）母子：……母子是否平安？
2. 近闻安督（mdu“安多”，青海湖地区古称）地方人畜皆平安无恙……
3. 我正身染疾病……因而未毕其事，请勿见怪。
木椟背面
1. 因若赴府邸（pho brang，赞普牙帐），又恐受责罚，故未前往，请勿见怪。
2. 若不见怪，我当赴府邸会晤，于安督呈献压书礼品。
3. 谨抐手印（lag rgya）奉上……
这封古藏文木椟信札出现一些专有名词，它们对正确理解这封信至关重要。讨论如下：
1. pho brang（拂庐）：唐史称“拂庐”或“赞普牙帐”，指吐蕃赞普在逻些所建宫殿。《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其赞普居跋布川（今泥婆罗），或逻娑川（今拉萨），有城郭庐舍不肯处，联毳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20]6072
2. mdu（安督）：木椟正背面两次出现，青海湖地区古称。据陈庆英考证，吐蕃王朝后来征服的青藏高原的北部、东部地区被称为“多康”（mdo-khams）。其中，“多”（mdo）意为“路口、河谷口”。“康”（khams）意为“区域”，而“多康”意为吐蕃王朝向外发展的通道和基地，亦有“外围地区”之意[31]。
3. lag rgya（手印）：见于木椟背面第3行，东嘎·洛桑赤列和扎西旺都教授认为似指封缄函牍之火漆印。然而，现代藏语“火漆印”写作la thel（封蜡），现代藏语表示“手印”另有一词lag rjes（信札、手迹），与信中所谓“手印”一词字形词义相近？譹？訛[32]。此外，吐蕃时期尚无火漆印，该词或指木椟文书泥封印，如新疆米兰佛寺出土吐蕃文封简（图8），可惜发现时已脱落。
4. za za（母亲，母后）：东嘎·洛桑赤列和扎西旺都教授没有解释该词是什么意思。据9世纪初编《翻译名义大集》记载，za za为古藏文za za ma简称，亦称yum ma，相当于梵语ambā（尊母）[33]，那么芒姆基（mang mo rje）只是王后名字前一成分，萨萨（za za）才是她真正的尊号，意为“尊母、母后”。有学者认为，这位王后可能是赤松德赞之妃琛萨拉姆赞[34]，不一定正确。据夏吾开先博士调查，琛萨拉姆石碑出土地点不在都兰热水北岸血渭1号墓附近，而在血渭1号墓西南7公里鲁斯沟吐蕃摩崖石窟附近一个佛塔遗址[35]。
5. mang mo rje khri dkar（芒姆基赤噶）：由于字迹漫漶，东嘎·洛桑赤列和扎西旺都教授只读出其名前三个音节mang mo rje（芒姆基），释作“王后”，并说后面字迹不清处为王后名字，我们认为，这位王后即《吐蕃记年》708年条吐蕃祭祀的“祖母赞蒙可敦”（dphyid btsan mo ga tun）[19]100-101，149-150。学者林冠群遵从美国藏学家白桂思之说[36]，认为“可敦”乃突厥人特有的称号，进而推测这位可敦即都松芒布支赞普的突厥妃[37]。 殊不知，吐谷浑也有可汗、可敦（或称“恪尊”）等尊号[38，39]。因此，德国藏学家赫尔加·于巴赫（Helga Uebach）不同意白桂思之说，认为这位可敦或为吐谷浑可汗之女[40]。我们认为，这位可敦即赤德祖赞曾祖母、松赞干布之子贡松贡赞的吐谷浑太妃。她身为吐谷浑伏允可汗的外孙女，有吐谷浑王族血统，故称“可敦”。在《贤者喜宴》中，她被称为va zha bzav mang mo rje khri dkar（吐谷浑妃蒙（姆）洁墀噶）[3]76。这封木椟信札不清楚的王后名与之字形接近，读作mang mo rje khri dkar（芒姆基赤噶）。
在敦煌吐蕃文献中，芒姆基赤噶亦称“公主”。《赞普世系》（P.T.1286）记载：“贡松贡赞与昆交芒木杰赤噶（khon co mong mo rje khri dkar）所生之子芒伦芒赞。”[19]144，175昆交，即汉语“公主”的音译。法国藏学家巴考译作La princese apanagee，释为“汉公主”[41]。《通典·职官典十三》曰：“凡皇帝之女为公主，皆列侯尚之。周制：王姬下嫁于诸侯，以同姓诸侯主之。公者，诸侯之尊称，故谓之公主。”[42]昆交芒木杰赤噶为隋光化公主的外孙女，有隋王族血统，可称“公主”。正如东嘎·洛桑赤列和扎西旺都教授指出的，血渭6号墓主人应为收信人，那么这位墓主人就是贡松贡赞吐谷浑妃蒙洁墀噶。637年她与贡松贡赞成婚，翌年（638）得子芒伦芒赞。如果她16岁出嫁，卒于708年，则享年86岁。
香港梦蝶轩藏有一批吐蕃金银器饰件（图9），与血渭1号墓东侧200米吐蕃大墓出土金银器几乎完全一样[43，44]。我们认为，梦蝶轩藏金银器即《吐蕃记年》708年条祭祀的“祖母赞蒙可敦”墓（血渭6号墓）随葬品，而血渭1号大墓东侧200米被盗墓出土金银器则为《吐蕃记年》706—707年祭祀的“祖母芒邦”墓随葬品？譹？訛 。我们将在下节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四 贡松贡赞象雄妃没庐·芒邦与2018血渭1号墓
松赞干布妻妾成群，先后娶有六妃。据《柱间史》记载，松赞干布正宫为珀岗董妃赤尊，修建了拉萨卡扎佛殿;第二妃为象雄笨波女象雄妃赤尊，修建腾博古巴佛殿;第三妃为木雅（茹雍）女东妃赤尊，修建哲拉贡布佛殿;第四妃是里域（li-yul，于阗）女童妃赤尊，修建拉萨棋苑佛寺;第五妃是泥婆罗妃赤尊，修建了拉萨幻显神殿（大昭寺上殿）;第六妃是文成公主，修建了拉萨小昭寺[45]。
据《贤者喜宴》记载，除了尼妃赤尊和汉妃文成公主之外，“为了生育王子，松赞干布又娶香雄王黎弥佳（lig mig skya“李弥夏”）之女黎娣缅（zhang zhung bzav li thig man）、弭药王之女茹雍妃洁莫尊、堆垅妃地尚论之女芒妃墀江，共娶王妃五人”[3]63。《松赞干布本纪》（S.T.vol.69， fol.84）提到吐蕃驻安多地区行政长官名曰“大论没庐·尚赤桑喀悉董”。从名称看，此人即象雄王李聂秀之子，松赞干布象雄妃黎娣缅的兄弟，故有“尚”字尊号。
松赞干布之后，吐蕃赞普纷纷娶象雄之女为妃。据《松赞干布本纪》（S.T.vol.69，fol.84）记载，642年，没庐·尚赤桑喀悉董曾向藏王后赞蒙墀邦赉币请婚，说明贡松贡赞曾娶象雄豪门没庐之女为妃[18]。《赞普世系》（P.T.1286号）记载：“芒伦芒赞与没庐妃赤玛勒赤登所生之子都松芒保杰。”[19]144，175《西藏王统记》亦载：“王孙芒松芒赞十三岁时即王位，纳王妃名卓萨·赤玛勒管理朝政。”[4]113 藏文“卓”（vbrag）古音为“没庐”（vbro），这些没庐之妃皆出自安多大论没庐·尚赤桑喀悉董家族。
2018年10月，青海省公安部门破获一起古墓盗掘案，被盗文物出自血渭1号墓东侧200米一座吐蕃大墓，出土文物多达646件（图10），今称“2018血渭1号墓”[44]85-87。我们认为此墓即《吐蕃记年》706—707年条祭祀的“祖母芒邦”（phyi mang pangs）之墓，出自象雄豪門、吐蕃驻安多地区大论没庐·尚赤桑喀悉董家族，名曰“没庐·芒邦”（vbro mang pang）。象雄，又称“大羊同”。《通典·边防六·大羊同》记载：“其酋豪死，抉去其脑，实以珠玉，剖其五脏，易以黄金，假造金鼻银齿，以人为殉，卜以吉辰，藏诸岩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杀牸牛羊马，以充祭祀，葬毕服除。”[46]2018血渭1号墓出土“金鼻银齿”，与香港梦蝶轩藏“金鼻银齿”如出一辙，再次说明吐蕃葬俗是由象雄豪门大论没庐·尚赤桑喀悉董家族传入都兰热水地区的。
五 青藏高原吐蕃墓考古类型学研究
1985年，青海省文物局考古工作队在都兰热水扎玛日村血渭草场发掘了一座梯形石砌墓，规模宏大。封土堆呈金字塔形，坐北向南，高33米，东西长55米，南北宽37米，从上至下平铺七层柏木。墓内殉葬马、牛、狗等骨骸。墓中出土了200多片丝绸残片，以及羊皮、牛皮、鹿皮靴、铜镜、铜钱、方孔开元通宝等，今称“血渭1号墓”（图11）。
都兰热水北岸中小型墓葬可分四个类型，包括圆形墓、不规则形墓、梯形墓和四方形墓。绝大部分遭到盗掘，墓中只剩下丝绸残片、残木器、金银饰件等随葬品。墓室内一般有棺木，并殉葬牛羊骨[22，47]。都兰热水南岸，与血渭1号大墓隔河相望，有墓葬30余座。1999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都兰热水南岸发掘了四座中型墓。据墓中出土古藏文木简和碑铭，1号墓主即《吐蕃记年》所载论思结桑甲贡（blon skyes bzang rgyal kong）墓，卒于757年[48];而3号墓主则为论谢乌·赤噶（blon she’u khri ka）墓，卒年不详？譹？訛。2014年，陕西省考古院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都兰热水南岸发掘了20多座中小型墓，皆为吐蕃墓，只有一座唐砖室墓（编号M19）[49]。
血渭1号墓出土丝绸残片多达200多件，不重复图案的品种达130余种。据许新国先生统计，其中112种为中原汉地织造，18种为西方中亚、西亚地区织造。其中一些丝绸残片在吐鲁番哈拉和卓古墓群有较为明确的纪年，如簇四联珠对马锦为625或653年，小窠联珠镜花锦为653年，联珠纹含绶鸟锦为665年，簇四联珠对羊锦为688年，大窠联珠树下对鹿锦不晚于690—705年[50]。换言之，血渭1号大墓出土丝绸残片跨越北朝晚期至盛唐时期，令人对其是否为墓葬表示怀疑。 据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血渭1号墓封土堆下原有一对石蹲狮，规格小于藏王墓石蹲狮，如今下落不明？譺？訛[51]。血渭1号墓模仿唐代陵寝制度，“因山为陵”。然而，唐十八陵石狮皆非墓前之物。昭陵石狮原在昭陵附近后寨村北瑶台寺，呈行走姿态，故称“昭陵走狮”。1960年代，这对石走狮移至礼泉县烟霞镇山底村“古愚学堂”，如今迁至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保存。据考古调查，唐陵石蹲狮皆立于四神门前，神门后为衙殿（享堂）[52]。血渭1号墓封土堆前立有石蹲狮，显然不是陵墓。
瑞士阿贝克基金会收藏了3件唐代织锦残片，两件为联珠对狮锦残片（编号4863b和4864c）。其中一件写有1行古藏文墨书。瑞士藏学家阿米·海勒读作：“停尸房（spur-khang）之财物。”[53]她认为，这两件联珠纹锦残片均出自8世纪吐蕃地区。在吐蕃本教文献中，spur-khang（停尸房）一词亦称ring-khang（灵堂）。后者在敦煌古藏文《吐蕃记年》（P.T.1288）中频繁出现，指赞普大葬前停厝尸体的场所。与这3件唐代织锦残片相同的丝绸亦见于血渭1号墓，很可能出自这座大墓。不过，这件织锦所书古藏文墨书表明，这个庞然大物并非陵墓而是吐蕃墓地“灵堂”遗址。
关于吐蕃墓地各类设施，敦煌古藏文本教文献（P.T.1024）使用了一些专门术语。据褚俊杰博士分析，吐蕃墓地主要有以下四种设施[54]：
第一，墓地（dur）：坟场，主要指地上陵园建筑，如青海都兰热水吐蕃墓地、都兰香日德镇考肖图墓地、西藏林芝地区朗县金东乡列山墓地、拉孜县曲玛乡查木钦墓地，以及山南琼结县藏王陵。
第二，陵墓（ba-og-so）：指地下建筑。在古藏文本教文献中，吐蕃墓又分两种：1. 四方墓（se-gru-bzhi），简称se。关于松赞干布陵的形制，《贤者喜宴》曰：“称该陵为木日木波（smu-ri-smugpo），建四方墓（se-gru-bzhi）始自于此。”[3]81 可知四方墓是松赞干布陵创建的一种新墓葬类型。2. 墓室（rgyal-thag- rgyad）：简称rgyal，也许是四方墓（se-gru-bzhi）的别称。
第三，祭堂（Thugs-khang）：墓上祭祀建筑，可能指本教祭祀灶神的灶堂。2014年，陕西省考古院在都兰热水北岸官却和发掘了一处祭祀遗址。遗址东部分布有排列整齐紧密的灶坑，呈南北向弧形分布，共有31个灶坑。在灶底部发现大量炭灰、炭块，以及少量夹砂灰陶片和动物骨骼等[55]。发掘者定名为“集体烹食之所”，不一定正确。在吐蕃本教万神殿中，灶神（thab lha）不可侵犯。如果有人把头发、羊毛等脏物掉进灶火，或者溢锅弄脏了灶台，就会大祸临头，必须请本教法师祈福禳灾[56]。官却和遗址排列有序的灶坑，当即本教祭祀场所——灶堂。在新疆图木舒克佛寺遗址和吉尔吉斯斯坦碎叶新城佛寺遗址，亦发现排列有序的灶坑，皆为吐蕃统治时期所建佛寺遗址[57]。吐蕃时期本教势力强大，统治者不得不采用变通的方法，通过本教仪轨或形式来传播佛教[58]。《嘛呢宝训集》记载：“为了符合大众的口味而采用苯波教、第吴和仲居的方式，去引导吐蕃人民信仰佛教。”？譹？訛[59]
第四，灵堂（ring-khang）：简称ri-khang，指赞普大葬前停厝尸体的场所，亦称spur-khang（停尸房）。据考古发现，吐蕃墓地灵堂建筑往往采用坛城（dkhyil- vkhor）形式，如西藏林芝地区朗县金东乡列山墓地东区坛城遗址（M28）[60]。此外，吐蕃墓地坛城前往往立有石狮，如青海香日德镇考肖图墓地坛城遗址、西藏拉孜县曲玛乡查木钦墓地A区坛城遗址（M1），以及山南琼结县藏王陵灵堂遗址（藏王陵西区6号陵）。
查木钦墓地地处雅鲁藏布江岸，计有135座墓葬、28条祭祀坑，以及房屋遗址。墓地由一条冲沟分为A、B两区：A区居西，共101座墓，依坡地地形分布。大墓居于高处，小墓居于周边较低处，占地面积约64.6万平方米。B区居东，共有封土墓34座，并有少量殉葬坑、建筑遺迹，占地面积近27万平方米。查木钦墓地有一座坛城遗址（编号A区M1），建有巨大的梯形封土堆，底边长78米，顶边长60米，腰长63米，占地面积达4140平方米，与都兰热水北岸坛城（血渭1号墓）如出一辙。查木钦坛城前东西两角各有一对石狮，立于长方形石基座上，由整块岩石雕琢而成，石狮呈半蹲状，高0.95米，身长1.5米，后腿和尾部未细雕，风格古朴浑厚（图12右）[61]，与唐李寿墓园（唐高祖李渊堂弟，卒于630年）石狮颇为相似。
藏王陵在今山南市琼结河南岸，以东嘎沟为界分东西两个陵区。吐蕃王朝陵墓分布于藏王陵西区穆日山，而吐蕃王朝之前的陵墓则分布于藏王陵东区敦卡达。据考古调查，藏王陵东区有三座大墓，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分别编为14号、15号和16号陵。其中14和15号陵为梯形墓，而16号陵为四方墓。《贤者喜宴》记载：朗日沦赞在位时，“自汉地（rgya-nag-yul）取得历算及医药（rtisis-dang-sman-dpyad）;征服边地之佳（rgyal）及突厥（gru-gu）……始知取盐之事，并有了采运北方食盐的习俗。又，建四方形陵墓亦始于此时，其墓列于墀年松赞陵墓之右，并广陈供物，墓形堆四方状，其名为贡日索噶（gung-ri-sogs-ka）。”[3]15
据巴桑旺堆考证，藏文古籍把“梯形”和“方形”都称作“方形”[62]。《贤者喜宴》说朗日沦赞开创的“四方形陵墓”当指梯形墓。因此，考古简报将15号陵（梯形墓）定为朗日沦赞墓，是正确的，但调查者将14号陵定为牟尼赞普墓，将16号陵定为贡松贡赞墓，则不一定正确[63]。据墓葬形制，藏王陵东区16号陵（四方墓）应为松赞干布之后牟尼赞普墓，而14号陵（梯形墓）才是卒于松赞干布之前的贡日贡赞墓。
1959年，文化部组织西藏文物调查组赴西藏拉萨、山南和日喀则进行考古调查。王毅先生负责山南琼结县藏王陵考察。据他实地调查，藏王陵“在一主峰的麓间，高踞一墓，形制特殊，是八墓中最大的一个，陵墓分三层，最上层的土墩为椭圆形。墩顶极平坦，东西长约180 余步，土墩的四周筑有直立的方形土垒，土墩的外面，现尚存有大小土垒十九座，每垒分为四层，每层高约70—80 厘米。每层相接处以薄石板为隔。每层均筑有小窟龛三个，龛作正六角形，深约1米，内藏大量用泥烧制的模印佛象及塔形物”[64]（图13-2）。 王毅先生调查的陵墓即藏王陵西区6号陵，依山而建（图13-1）。陵前有石狮一对，石狮带座通高1.55米，底座长1.2米，宽0.76米。刻工简练，造型生动（图13-3），造型与唐顺陵（670年）前石狮（图13-4）颇为相似。敦煌古藏文《吐蕃记年》650年条称之为“琼瓦灵堂”（phying bavi ring khang）[19]93，145。 琼瓦，《通典·边防典·吐蕃》称作“匹播城”（今山南市琼结）[65]。
《旧唐书·吐蕃传上》记载：“高宗嗣位（649年），授弄赞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赐物二千段。弄赞因致书于司徒长孙无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除讨。’并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太宗灵座之前。高宗嘉之，进封为王。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焉。乃刊石像其形，列昭陵玄阙之下”[2]5222（图14）。
昭陵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合葬墓，位于陕西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九嵕山主峰。贞观十年（636），唐太宗遵从长孙皇后遗言，她死后安厝于九嵕山石室，名曰昭陵[66，67]。唐太宗诏令子孙“永以为法”，开创了唐代帝王陵寝“因山为陵”之历史先河[20]3472[2]2166。藏王陵琼瓦灵堂和都兰热水吐蕃墓地灵堂（血渭1号墓）皆依山而建，在灵堂前立石狮，显然受唐昭陵“因山为陵”影响。
唐昭陵、乾陵均有佛寺。永徽六年（655），高宗“亲谒昭陵……于陵侧建佛寺”[2]73。《释氏稽古略》卷三记载：“辛卯五年（贞观五年，631年），帝为穆太后（李世民生母窦氏）于庆善宫造慈德寺，及于昭陵立瑤台寺。”[68]长孙皇后薨于贞观十年（636），可知昭陵先建佛寺后建陵园。作为佛寺重要组成部分，都兰热水墓地和藏王陵坛城式灵堂，当为两个墓地最早的建筑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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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丝绸之路考古;都兰热水吐蕃墓;文成公主遗物;藏后陵
中图分类号：K878.6;K928.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1-0001-14
Abstract：According to archaeological finds， a Tibetan temple was once built on the northern bank of the Reshui River in Dulan that consists of ancient sites for mandalas， Buddhist stupas， and kitchen halls. The area surrounding this temple was a Tibetan burial ground that contains a stupa for Princess Wencheng， a tomb for Gung-srong-gung-btsun’s wife from Tuyuhun and a tomb for Gung-srong-gung-btsun’s wife from Zhang-zhung. This site should be called as the“Mausoleum of Tibetan Queens.”Based on further analysis on these burial sites， this study has determined that Xuewei Tomb No. 1 and the 6 tombs in the western district of the Mausoleum of Tibetan Kings are not mausoleums but are rather mandala-styled mourning halls.
Keywords：Silk Road archaeology; Tibetan tombs on the Reshui Riverin Dulan; relics of Princess Wencheng; Mausoleum of Tibetan Queens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1982年以来，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都兰热水乡扎马日村血渭草场进行考古发掘，拉开了青藏高原吐蕃考古的序幕。都兰热水乡察汗乌苏河两岸分布有200余座墓葬。1982年至今，青海省文物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院、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先后发掘了40余座墓。最大的一座命名为“血渭1号大墓”。这座大墓及周边墓葬为何人所建，研究者有不同解读[1]。敦煌古藏文《松赞干布本纪》残卷（S.T.vol.69，fol.84）的解读，为揭开这个谜提供了重要线索。据我们考证，都兰热水北岸建有吐蕃佛寺，包括坛城、灶堂、塔基等遗址。佛寺周边为吐蕃墓地，分布有文成公主塔、贡松贡赞吐谷浑妃蒙洁墀噶墓、贡松贡赞象雄妃没庐·芒邦墓，可谓“藏后陵”。草拟此文，见教于海内外研究者。
一 佛教密宗寺院在青藏高原的兴起
大相禄东赞父子执政时期（640—667），吐蕃南下印度河，北征塔里木盆地，兵锋直指西突厥王庭（今吉尔吉斯斯坦楚河流域）;又乘安史之乱，东侵唐河西走廊、陇右地区，兵临关中平原。《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时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巂等州（今甘肃、四川等地）相接，南至婆罗门（今巴基斯坦印度河东岸），西又攻陷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等四镇，北抵突厥（今吉尔吉斯斯坦楚河流域），地方万余里，自汉、魏已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2]
在对外扩张战争中，吐蕃从周边国家俘获了大批战俘，并带回吐蕃修建佛寺和陵墓。为了稳固政权，松赞干布以拉萨为中心，先后兴建四大镇边寺、四大压肢神庙、十二镇魔寺，凡一百零八寺。《西藏王统记》记载：“又虑此尚不能镇压，乃再修四大压肢神庙。为压右掌心故，在康地（khams，今青海湖地區古称）修建隆塘卓玛庙（klong-thang-sgron-ma），由弭药（mi-nyag，党项人）工头领修之？譹？訛。为压左掌心故，在南方（《贤者喜宴》改称“门域”，今不丹）修建朋塘洁曲庙，由吐火罗（tho-gar，月支人）工头领修之[3]。为压右脚心故，在西方白喀齐地修建蔡日喜绕卓玛庙，由泥婆罗（bal-pos，尼泊尔人）工头领修之。为压左脚心故，在北方修建仓巴隆伦嫩庙（tshangs pa rlung gnon），以霍尔巴（hor-ba，回鹘人）贝羊工头领修之。”[4]
2000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乌兰县大南湾发掘了一个佛寺遗址，包括坛城、佛堂、僧房、佛塔等遗迹（图1）。其中，佛堂遗址（F1）出土了两个石雕莲花佛像须弥座，坛城遗址（J1）出土了1枚东罗马查士丁尼一世金币和6枚萨珊波斯卑路斯银币。这座佛寺旁建有吐蕃墓地，墓葬形制与都兰热水吐蕃墓相同，只有一座粟特偏洞室墓（M4）[5]。这座偏洞室墓随葬铁甲与西安曲江池出土唐代铁甲如出一辙，当为唐代之物[6]。由于大南湾佛塔遗址（M2）出土了3件泥质擦擦（图1-3、1-4），故发掘者将其年代定为11世纪。
殊不知，7世纪中叶擦擦就在印度和中亚佛寺广为流行。632—636年，玄奘在摩揭陁国那烂陀寺（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修行五年，见到当地盛行供养小泥塔擦擦。《大唐西域记》卷九记载：“印度之法，香末为泥，作小窣堵波，高五六寸，书写经文，以置其中，谓之法舍利也。数渐盈积，建大窣堵波，总聚于内，常修供养。”[7]7世纪末，印度密宗又传入中亚地区。苏联考古队在阿吉纳·塔佩（Adjina Tepe）佛寺遗址发现一批小泥塔和泥质佛像擦擦，年代在7世纪末8世纪初（图2）[8]。 关于印度密宗流行的三种擦擦，北宋天息灾译《一切如来大秘密王未曾有最上微妙大曼拏罗经》卷五《造塔功德品第七》记载：“金刚手造塔像仪者，而有三种：第一金银铜铸成，第二白檀木雕成，第三香泥印成。”[9]丝绸之路沿线佛寺遗址发现过一些金铜和纯金擦擦，至今“养在深闺人未识”。例如：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在吐鲁番采集的金铜擦擦（约7—8世纪，图3-1）[10];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在库车采集的金铜擦擦（约8世纪，图3-2）;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 Stein）在和田约特干古城采集的金铜擦擦（约6—7世纪，图3-3）[11];云南大理崇圣寺千寻塔遗址出土6件金银刻字和佛像擦擦（约8世纪）？譹？訛，其一为直径8厘米的纯金佛像擦擦（图3-4）？譺？訛。1963年西安市碑林区沙坡村出土一件唐代银佛像擦擦，高6.45厘米，宽4.9厘米，重9.1克（图3-5）。苏联考古学家科兹拉索夫（J. L. Kyzlasov）发掘碎叶城第一佛寺（今吉尔吉斯斯坦阿克贝西姆古城，约8世纪初）时，发现16枚金铜佛像擦擦，图3有其中7枚（图3-6—图3-12）[12]。
早在隋代，佛教密宗就传入关中地区。唐会昌三年段成式《酉阳杂俎·寺塔记》记载，“常乐坊赵景公寺，隋开皇三年置。本曰弘善寺，十八年改焉……华严院中，鍮鉐卢舍立像，高六尺，古样精巧。塔下有舍利三斗四升。移塔之时，僧守行建道场，出舍利俾士庶观之。呗赞未毕，满地现舍利，士女不敢践之，悉出寺外。守公乃造小泥塔及木塔近十万枚葬之，今（唐会昌三年，843年）尚有数万存焉”[13]。西明寺、青龙寺等唐长安城佛寺遗址皆出有小泥塔、泥质佛像和梵文擦擦，有些自铭“善业泥”[14]。因此，乌兰大南湾佛寺出土泥擦擦即《酉阳杂俎》所言“小泥塔”擦擦，年代应在吐蕃王朝创立之初（7世纪中叶）而非藏传佛教后弘期（11—12世纪）。
二 都兰热水沟北岸文成公主遗迹
唐太宗贞观年间，松赞干布三次派使者入朝请婚：第一次在贞观八年（634）初[2]5221，第二次在贞观八年十一月”[15]，第三次在贞观十四年（640）[15]6157。晚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记载：阎立德……父毗，在隋以丹青知名。与弟立本，俱传家业……立德弟立本，显庆初，代立德为工部尚书。总章元年，拜右相，封博陵县男，有应务之才，兼能书画，朝廷号为丹青神化……时天下初定，异国来朝，诏立本画《外国图》。”[16]所谓“外国图”，即《步辇图》。阎立本原画早已失传，不过，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北宋早期摹本。图上有武宗朝宰相李德裕题跋，说明内容为贞观十五年春正月吐蕃大相禄东赞入朝请婚，唐太宗许以文成公主，生动展示了禄东赞入朝请婚的盛大场景（图4）[17]。
《资治通鉴》卷196記载：贞观十五年正月“丁丑，命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于吐蕃。赞普大喜，见道宗，尽子婿礼。慕中国衣服、仪卫之美，为公主别筑城郭宫室而处之，自服纨绮见公主”[15]6164。殊不知，文成公主最初嫁给松赞干布之子贡松贡赞而非松赞干布本人，教法史和敦煌吐蕃文献对此均有明确记载。
644年，贡松贡赞英年早逝，父王松赞干布复位？譹？訛[18]。文成公主遵从中原习俗为亡夫守孝三年后，与松赞干布同居三年（647—649）。《吐蕃记年》（P.T.1288）记载：赞蒙文成公主由噶尔·东赞域宋迎至吐蕃之地（641年）。杀泥婆罗之宇那孤地（尼泊尔史称“毗湿奴·笈多”），立那日巴巴（唐史称“那陵提婆”）为泥王。牛疫大作。此后三年（642—644），赞普墀松赞，灭李聂秀，并一切象雄部落均收于治下，列为编氓。此后六年（644—649），赞普墀松赞升遐，与文成公主同居三年（647—649）耳。至及狗年（650），赞普祖父墀松赞遗体停厝于琼瓦灵堂，长期秘不发丧。赞普孙墀芒伦芒赞驻于美尔盖，是为一年。及至猪年（651），赞普驻于年噶尔（今堆龙德庆县楚甫寺一带）。于琼瓦为赞普祖父墀松赞举行葬礼……及至羊年（683）……冬，祭祀赞蒙文成公主[19]。
649年，松赞干布与泥婆罗妃赤尊和芒妃墀江染牛疫去世，文成公主幸免于难。不过，公主并未返回唐朝，而是继续留在吐蕃生活了30年。《新唐书·吐蕃传》记载：“永隆元年（680），文成公主薨，遣使者吊祠。”[20]按照吐蕃丧葬习俗，赞普、赞蒙遗体一般要祭祀2—3年，因此，迟至683年吐蕃才为文成公主举办葬礼。
1982年，青海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血渭1号墓前K1殉牲坑发现一批鎏金银饰片，包括纵列环状忍冬唐草纹饰条18件，横列环状忍冬唐草纹饰条若干，梯形四方连续环状忍冬唐草纹饰条2件，方形立凤纹忍冬唐草纹饰片2件，不规则四方连续环状忍冬唐草纹饰片1件，宝相纹环状忍冬唐草纹饰件2件，银包铁立凤与底座银饰1件（图5-1）。此外，祭祀坑内还出土了许多小木塔擦擦（图6上）。关于这些鎏金银饰件的年代与性质，发掘者以为是7世纪初至9世纪中叶舍利盒[21]，研究者多从之[22]。
2018—2019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与海西州民族博物馆在青海乌兰县联合发掘了一座唐代棺板画墓。此墓为夫妇合葬墓，位于乌兰县希里沟镇河东村东2公里，今称“乌兰泉沟1号墓”。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砖木混合结构多室墓，墓圹略呈方形，长达10米，宽8米，深10米，墓道呈东西向，长达11米。在前墓室、后墓室均绘有壁画。后室西侧木椁外墓底坑壁上有一长方形木箱，内藏镶嵌绿松石四曲鋬指金杯、珍珠冕旒龙凤狮纹鎏金王冠（图5-2）各一件。发掘者认为，墓主人可能与吐蕃统治时期当地王室成员直接相关[23]。
我们认为，乌兰泉沟1号墓即吐谷浑伏允可汗与隋光化公主合葬墓。《唐会要》卷94记载：贞观“九年（635）五月……靖袭破伏允牙帐，伏允子顺斩天柱王来降，伏允为左右所杀，国人立顺为可汗，诏以为西平王”[24]。如果这个推测不误，那么乌兰泉沟1号墓出土“龙凤狮纹鎏金王冠”实乃隋光化公主金凤冠。血渭1号墓祭祀坑出土鎏金银饰件与之相似，当为文成公主金凤冠饰件。这个发现相当重要，说明文成公主墓就在血渭1号墓K1祭祀坑附近。 1982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血渭1号大墓附近发掘了一个塔基，从中清理出许多小泥塔和泥质佛像擦擦（图6下）。擦擦之名始见于《元史·释老传》[25]，专指按印或脱模制作的小型泥造像和小泥塔，也有少数印藏文或梵文经咒的印泥。据张建林先生统计，都兰热水塔基出土的擦擦计有：脱模覆钵式圆雕塔、手捏尖锥状小塔、按印浮雕小塔、按印浮雕莲花手观音、按印浮雕坐佛、按印梵文经咒等七个类型。发掘者认为这个塔基与血渭草场吐蕃墓属于同一时期，因此，张建林先生将其定为藏传佛教前弘期之物[26]。
公元7世纪，吐蕃尚无出家人，只有文成公主及家人笃信佛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复有二人，在泥婆罗国，是土蕃公主奶母之息也。初并出家，后一归俗。住天王寺，善梵语并梵书，年三十五、二十五矣。”[27]《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其赞普居跋布川（泥婆罗别称），或逻娑川（今拉萨），有城郭庐舍不肯处，联毳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20]6072《韦协》记载：“即遣司囊其瓦职衔的森果拉隆四为使者，护送堪布和文成公主所携来的释迦牟尼像到泥婆罗后，一直送到了朗那（glang sna）楚粗之地。”[28]
朗那（glang sna），即松赞干布在吐蕃南方所建镇边寺——灵塘寺（gling thang），文成公主奶妈子女所居天王寺的别称[3]69-70，73。《西藏王统记》又载：松赞干布在吐蕃北方所建镇边寺，名曰“仓巴隆伦嫩庙（tshangs pa rlung gnon），以霍尔巴（hor-ba，回鹘人）贝羊工头领修之”[4]86。因此，都兰热水北岸塔基可能是回鹘战俘所建“仓巴隆伦嫩庙”附属佛塔。文成公主笃信佛教，死后当以佛塔为葬地，而都兰热水北岸塔基很可能是文成公主的最后归宿。
三 血渭6号墓与贡松贡赞吐谷浑妃蒙洁墀噶
1982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都兰热水北岸发掘了20余座吐蕃墓。其中6号墓封土为圆形，残高2.5米。揭开封土后，显露方形墓室，墓室四周围以等腰梯形围墙。棺室以石垒砌，有二层台，二层台上平置柏木15根。围墙北部长12.2米，南部长16.2米，等腰部长13米。方形墓室边长 3.7米，深1.5米。棺室亦为方形，边长2.6米，深0.7米。在北围墙靠近墓室处的平面上砌有一小龛，内盛小麦品种的粮食作物。围墙外壁呈阶梯形，两层之间平铺一层柏木，起承托上层石墙和封土的作用。墓葬东部有盗洞直入棺室，棺内物品盗掘一空，只剩下残板与木条等遗物，杂乱无章[29]。
值得注意的是，此墓发现了三个人头骨，余骨散乱，原葬式不明。《通志·四夷二·吐蕃》记载：“其臣与君白为友，号曰共命人，其数不过五人，君死之日，其命人与皆日夜纵酒，葬日于脚下针血，血尽乃死，便以殉葬，又有亲洁人，用刀当脑缝锯，亦有将四尺木大如指刺两肋下，死者十有四五，亦殉葬者焉。”[30]由此推测，墓中三个人头骨中有两个或为《通志》所言“共命人”。
令人振奮的是，血渭6号墓出土了一件古藏文木椟，长25.8厘米，宽2.5—2.7厘米，厚0.2—
0.5厘米。木椟两面各墨书三行古藏文（图7）。据中央民族学院东嘎·洛桑赤列和扎西旺都教授解释，这是一件木牍信札，内容如下[29]176-179：
木椟正面
1. 萨萨（za za“母后”）芒姆基赤噶（mang mo rje khri dkar）母子：……母子是否平安？
2. 近闻安督（mdu“安多”，青海湖地区古称）地方人畜皆平安无恙……
3. 我正身染疾病……因而未毕其事，请勿见怪。
木椟背面
1. 因若赴府邸（pho brang，赞普牙帐），又恐受责罚，故未前往，请勿见怪。
2. 若不见怪，我当赴府邸会晤，于安督呈献压书礼品。
3. 谨抐手印（lag rgya）奉上……
这封古藏文木椟信札出现一些专有名词，它们对正确理解这封信至关重要。讨论如下：
1. pho brang（拂庐）：唐史称“拂庐”或“赞普牙帐”，指吐蕃赞普在逻些所建宫殿。《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其赞普居跋布川（今泥婆罗），或逻娑川（今拉萨），有城郭庐舍不肯处，联毳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20]6072
2. mdu（安督）：木椟正背面两次出现，青海湖地区古称。据陈庆英考证，吐蕃王朝后来征服的青藏高原的北部、东部地区被称为“多康”（mdo-khams）。其中，“多”（mdo）意为“路口、河谷口”。“康”（khams）意为“区域”，而“多康”意为吐蕃王朝向外发展的通道和基地，亦有“外围地区”之意[31]。
3. lag rgya（手印）：见于木椟背面第3行，东嘎·洛桑赤列和扎西旺都教授认为似指封缄函牍之火漆印。然而，现代藏语“火漆印”写作la thel（封蜡），现代藏语表示“手印”另有一词lag rjes（信札、手迹），与信中所谓“手印”一词字形词义相近？譹？訛[32]。此外，吐蕃时期尚无火漆印，该词或指木椟文书泥封印，如新疆米兰佛寺出土吐蕃文封简（图8），可惜发现时已脱落。
4. za za（母亲，母后）：东嘎·洛桑赤列和扎西旺都教授没有解释该词是什么意思。据9世纪初编《翻译名义大集》记载，za za为古藏文za za ma简称，亦称yum ma，相当于梵语ambā（尊母）[33]，那么芒姆基（mang mo rje）只是王后名字前一成分，萨萨（za za）才是她真正的尊号，意为“尊母、母后”。有学者认为，这位王后可能是赤松德赞之妃琛萨拉姆赞[34]，不一定正确。据夏吾开先博士调查，琛萨拉姆石碑出土地点不在都兰热水北岸血渭1号墓附近，而在血渭1号墓西南7公里鲁斯沟吐蕃摩崖石窟附近一个佛塔遗址[35]。
5. mang mo rje khri dkar（芒姆基赤噶）：由于字迹漫漶，东嘎·洛桑赤列和扎西旺都教授只读出其名前三个音节mang mo rje（芒姆基），释作“王后”，并说后面字迹不清处为王后名字，我们认为，这位王后即《吐蕃记年》708年条吐蕃祭祀的“祖母赞蒙可敦”（dphyid btsan mo ga tun）[19]100-101，149-150。学者林冠群遵从美国藏学家白桂思之说[36]，认为“可敦”乃突厥人特有的称号，进而推测这位可敦即都松芒布支赞普的突厥妃[37]。 殊不知，吐谷浑也有可汗、可敦（或称“恪尊”）等尊号[38，39]。因此，德国藏学家赫尔加·于巴赫（Helga Uebach）不同意白桂思之说，认为这位可敦或为吐谷浑可汗之女[40]。我们认为，这位可敦即赤德祖赞曾祖母、松赞干布之子贡松贡赞的吐谷浑太妃。她身为吐谷浑伏允可汗的外孙女，有吐谷浑王族血统，故称“可敦”。在《贤者喜宴》中，她被称为va zha bzav mang mo rje khri dkar（吐谷浑妃蒙（姆）洁墀噶）[3]76。这封木椟信札不清楚的王后名与之字形接近，读作mang mo rje khri dkar（芒姆基赤噶）。
在敦煌吐蕃文献中，芒姆基赤噶亦称“公主”。《赞普世系》（P.T.1286）记载：“贡松贡赞与昆交芒木杰赤噶（khon co mong mo rje khri dkar）所生之子芒伦芒赞。”[19]144，175昆交，即汉语“公主”的音译。法国藏学家巴考译作La princese apanagee，释为“汉公主”[41]。《通典·职官典十三》曰：“凡皇帝之女为公主，皆列侯尚之。周制：王姬下嫁于诸侯，以同姓诸侯主之。公者，诸侯之尊称，故谓之公主。”[42]昆交芒木杰赤噶为隋光化公主的外孙女，有隋王族血统，可称“公主”。正如东嘎·洛桑赤列和扎西旺都教授指出的，血渭6号墓主人应为收信人，那么这位墓主人就是贡松贡赞吐谷浑妃蒙洁墀噶。637年她与贡松贡赞成婚，翌年（638）得子芒伦芒赞。如果她16岁出嫁，卒于708年，则享年86岁。
香港梦蝶轩藏有一批吐蕃金银器饰件（图9），与血渭1号墓东侧200米吐蕃大墓出土金银器几乎完全一样[43，44]。我们认为，梦蝶轩藏金银器即《吐蕃记年》708年条祭祀的“祖母赞蒙可敦”墓（血渭6号墓）随葬品，而血渭1号大墓东侧200米被盗墓出土金银器则为《吐蕃记年》706—707年祭祀的“祖母芒邦”墓随葬品？譹？訛 。我们将在下节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四 贡松贡赞象雄妃没庐·芒邦与2018血渭1号墓
松赞干布妻妾成群，先后娶有六妃。据《柱间史》记载，松赞干布正宫为珀岗董妃赤尊，修建了拉萨卡扎佛殿;第二妃为象雄笨波女象雄妃赤尊，修建腾博古巴佛殿;第三妃为木雅（茹雍）女东妃赤尊，修建哲拉贡布佛殿;第四妃是里域（li-yul，于阗）女童妃赤尊，修建拉萨棋苑佛寺;第五妃是泥婆罗妃赤尊，修建了拉萨幻显神殿（大昭寺上殿）;第六妃是文成公主，修建了拉萨小昭寺[45]。
据《贤者喜宴》记载，除了尼妃赤尊和汉妃文成公主之外，“为了生育王子，松赞干布又娶香雄王黎弥佳（lig mig skya“李弥夏”）之女黎娣缅（zhang zhung bzav li thig man）、弭药王之女茹雍妃洁莫尊、堆垅妃地尚论之女芒妃墀江，共娶王妃五人”[3]63。《松赞干布本纪》（S.T.vol.69， fol.84）提到吐蕃驻安多地区行政长官名曰“大论没庐·尚赤桑喀悉董”。从名称看，此人即象雄王李聂秀之子，松赞干布象雄妃黎娣缅的兄弟，故有“尚”字尊号。
松赞干布之后，吐蕃赞普纷纷娶象雄之女为妃。据《松赞干布本纪》（S.T.vol.69，fol.84）记载，642年，没庐·尚赤桑喀悉董曾向藏王后赞蒙墀邦赉币请婚，说明贡松贡赞曾娶象雄豪门没庐之女为妃[18]。《赞普世系》（P.T.1286号）记载：“芒伦芒赞与没庐妃赤玛勒赤登所生之子都松芒保杰。”[19]144，175《西藏王统记》亦载：“王孙芒松芒赞十三岁时即王位，纳王妃名卓萨·赤玛勒管理朝政。”[4]113 藏文“卓”（vbrag）古音为“没庐”（vbro），这些没庐之妃皆出自安多大论没庐·尚赤桑喀悉董家族。
2018年10月，青海省公安部门破获一起古墓盗掘案，被盗文物出自血渭1号墓东侧200米一座吐蕃大墓，出土文物多达646件（图10），今称“2018血渭1号墓”[44]85-87。我们认为此墓即《吐蕃记年》706—707年条祭祀的“祖母芒邦”（phyi mang pangs）之墓，出自象雄豪門、吐蕃驻安多地区大论没庐·尚赤桑喀悉董家族，名曰“没庐·芒邦”（vbro mang pang）。象雄，又称“大羊同”。《通典·边防六·大羊同》记载：“其酋豪死，抉去其脑，实以珠玉，剖其五脏，易以黄金，假造金鼻银齿，以人为殉，卜以吉辰，藏诸岩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杀牸牛羊马，以充祭祀，葬毕服除。”[46]2018血渭1号墓出土“金鼻银齿”，与香港梦蝶轩藏“金鼻银齿”如出一辙，再次说明吐蕃葬俗是由象雄豪门大论没庐·尚赤桑喀悉董家族传入都兰热水地区的。
五 青藏高原吐蕃墓考古类型学研究
1985年，青海省文物局考古工作队在都兰热水扎玛日村血渭草场发掘了一座梯形石砌墓，规模宏大。封土堆呈金字塔形，坐北向南，高33米，东西长55米，南北宽37米，从上至下平铺七层柏木。墓内殉葬马、牛、狗等骨骸。墓中出土了200多片丝绸残片，以及羊皮、牛皮、鹿皮靴、铜镜、铜钱、方孔开元通宝等，今称“血渭1号墓”（图11）。
都兰热水北岸中小型墓葬可分四个类型，包括圆形墓、不规则形墓、梯形墓和四方形墓。绝大部分遭到盗掘，墓中只剩下丝绸残片、残木器、金银饰件等随葬品。墓室内一般有棺木，并殉葬牛羊骨[22，47]。都兰热水南岸，与血渭1号大墓隔河相望，有墓葬30余座。1999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都兰热水南岸发掘了四座中型墓。据墓中出土古藏文木简和碑铭，1号墓主即《吐蕃记年》所载论思结桑甲贡（blon skyes bzang rgyal kong）墓，卒于757年[48];而3号墓主则为论谢乌·赤噶（blon she’u khri ka）墓，卒年不详？譹？訛。2014年，陕西省考古院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都兰热水南岸发掘了20多座中小型墓，皆为吐蕃墓，只有一座唐砖室墓（编号M19）[49]。
血渭1号墓出土丝绸残片多达200多件，不重复图案的品种达130余种。据许新国先生统计，其中112种为中原汉地织造，18种为西方中亚、西亚地区织造。其中一些丝绸残片在吐鲁番哈拉和卓古墓群有较为明确的纪年，如簇四联珠对马锦为625或653年，小窠联珠镜花锦为653年，联珠纹含绶鸟锦为665年，簇四联珠对羊锦为688年，大窠联珠树下对鹿锦不晚于690—705年[50]。换言之，血渭1号大墓出土丝绸残片跨越北朝晚期至盛唐时期，令人对其是否为墓葬表示怀疑。 据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血渭1号墓封土堆下原有一对石蹲狮，规格小于藏王墓石蹲狮，如今下落不明？譺？訛[51]。血渭1号墓模仿唐代陵寝制度，“因山为陵”。然而，唐十八陵石狮皆非墓前之物。昭陵石狮原在昭陵附近后寨村北瑶台寺，呈行走姿态，故称“昭陵走狮”。1960年代，这对石走狮移至礼泉县烟霞镇山底村“古愚学堂”，如今迁至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保存。据考古调查，唐陵石蹲狮皆立于四神门前，神门后为衙殿（享堂）[52]。血渭1号墓封土堆前立有石蹲狮，显然不是陵墓。
瑞士阿贝克基金会收藏了3件唐代织锦残片，两件为联珠对狮锦残片（编号4863b和4864c）。其中一件写有1行古藏文墨书。瑞士藏学家阿米·海勒读作：“停尸房（spur-khang）之财物。”[53]她认为，这两件联珠纹锦残片均出自8世纪吐蕃地区。在吐蕃本教文献中，spur-khang（停尸房）一词亦称ring-khang（灵堂）。后者在敦煌古藏文《吐蕃记年》（P.T.1288）中频繁出现，指赞普大葬前停厝尸体的场所。与这3件唐代织锦残片相同的丝绸亦见于血渭1号墓，很可能出自这座大墓。不过，这件织锦所书古藏文墨书表明，这个庞然大物并非陵墓而是吐蕃墓地“灵堂”遗址。
关于吐蕃墓地各类设施，敦煌古藏文本教文献（P.T.1024）使用了一些专门术语。据褚俊杰博士分析，吐蕃墓地主要有以下四种设施[54]：
第一，墓地（dur）：坟场，主要指地上陵园建筑，如青海都兰热水吐蕃墓地、都兰香日德镇考肖图墓地、西藏林芝地区朗县金东乡列山墓地、拉孜县曲玛乡查木钦墓地，以及山南琼结县藏王陵。
第二，陵墓（ba-og-so）：指地下建筑。在古藏文本教文献中，吐蕃墓又分两种：1. 四方墓（se-gru-bzhi），简称se。关于松赞干布陵的形制，《贤者喜宴》曰：“称该陵为木日木波（smu-ri-smugpo），建四方墓（se-gru-bzhi）始自于此。”[3]81 可知四方墓是松赞干布陵创建的一种新墓葬类型。2. 墓室（rgyal-thag- rgyad）：简称rgyal，也许是四方墓（se-gru-bzhi）的别称。
第三，祭堂（Thugs-khang）：墓上祭祀建筑，可能指本教祭祀灶神的灶堂。2014年，陕西省考古院在都兰热水北岸官却和发掘了一处祭祀遗址。遗址东部分布有排列整齐紧密的灶坑，呈南北向弧形分布，共有31个灶坑。在灶底部发现大量炭灰、炭块，以及少量夹砂灰陶片和动物骨骼等[55]。发掘者定名为“集体烹食之所”，不一定正确。在吐蕃本教万神殿中，灶神（thab lha）不可侵犯。如果有人把头发、羊毛等脏物掉进灶火，或者溢锅弄脏了灶台，就会大祸临头，必须请本教法师祈福禳灾[56]。官却和遗址排列有序的灶坑，当即本教祭祀场所——灶堂。在新疆图木舒克佛寺遗址和吉尔吉斯斯坦碎叶新城佛寺遗址，亦发现排列有序的灶坑，皆为吐蕃统治时期所建佛寺遗址[57]。吐蕃时期本教势力强大，统治者不得不采用变通的方法，通过本教仪轨或形式来传播佛教[58]。《嘛呢宝训集》记载：“为了符合大众的口味而采用苯波教、第吴和仲居的方式，去引导吐蕃人民信仰佛教。”？譹？訛[59]
第四，灵堂（ring-khang）：简称ri-khang，指赞普大葬前停厝尸体的场所，亦称spur-khang（停尸房）。据考古发现，吐蕃墓地灵堂建筑往往采用坛城（dkhyil- vkhor）形式，如西藏林芝地区朗县金东乡列山墓地东区坛城遗址（M28）[60]。此外，吐蕃墓地坛城前往往立有石狮，如青海香日德镇考肖图墓地坛城遗址、西藏拉孜县曲玛乡查木钦墓地A区坛城遗址（M1），以及山南琼结县藏王陵灵堂遗址（藏王陵西区6号陵）。
查木钦墓地地处雅鲁藏布江岸，计有135座墓葬、28条祭祀坑，以及房屋遗址。墓地由一条冲沟分为A、B两区：A区居西，共101座墓，依坡地地形分布。大墓居于高处，小墓居于周边较低处，占地面积约64.6万平方米。B区居东，共有封土墓34座，并有少量殉葬坑、建筑遺迹，占地面积近27万平方米。查木钦墓地有一座坛城遗址（编号A区M1），建有巨大的梯形封土堆，底边长78米，顶边长60米，腰长63米，占地面积达4140平方米，与都兰热水北岸坛城（血渭1号墓）如出一辙。查木钦坛城前东西两角各有一对石狮，立于长方形石基座上，由整块岩石雕琢而成，石狮呈半蹲状，高0.95米，身长1.5米，后腿和尾部未细雕，风格古朴浑厚（图12右）[61]，与唐李寿墓园（唐高祖李渊堂弟，卒于630年）石狮颇为相似。
藏王陵在今山南市琼结河南岸，以东嘎沟为界分东西两个陵区。吐蕃王朝陵墓分布于藏王陵西区穆日山，而吐蕃王朝之前的陵墓则分布于藏王陵东区敦卡达。据考古调查，藏王陵东区有三座大墓，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分别编为14号、15号和16号陵。其中14和15号陵为梯形墓，而16号陵为四方墓。《贤者喜宴》记载：朗日沦赞在位时，“自汉地（rgya-nag-yul）取得历算及医药（rtisis-dang-sman-dpyad）;征服边地之佳（rgyal）及突厥（gru-gu）……始知取盐之事，并有了采运北方食盐的习俗。又，建四方形陵墓亦始于此时，其墓列于墀年松赞陵墓之右，并广陈供物，墓形堆四方状，其名为贡日索噶（gung-ri-sogs-ka）。”[3]15
据巴桑旺堆考证，藏文古籍把“梯形”和“方形”都称作“方形”[62]。《贤者喜宴》说朗日沦赞开创的“四方形陵墓”当指梯形墓。因此，考古简报将15号陵（梯形墓）定为朗日沦赞墓，是正确的，但调查者将14号陵定为牟尼赞普墓，将16号陵定为贡松贡赞墓，则不一定正确[63]。据墓葬形制，藏王陵东区16号陵（四方墓）应为松赞干布之后牟尼赞普墓，而14号陵（梯形墓）才是卒于松赞干布之前的贡日贡赞墓。
1959年，文化部组织西藏文物调查组赴西藏拉萨、山南和日喀则进行考古调查。王毅先生负责山南琼结县藏王陵考察。据他实地调查，藏王陵“在一主峰的麓间，高踞一墓，形制特殊，是八墓中最大的一个，陵墓分三层，最上层的土墩为椭圆形。墩顶极平坦，东西长约180 余步，土墩的四周筑有直立的方形土垒，土墩的外面，现尚存有大小土垒十九座，每垒分为四层，每层高约70—80 厘米。每层相接处以薄石板为隔。每层均筑有小窟龛三个，龛作正六角形，深约1米，内藏大量用泥烧制的模印佛象及塔形物”[64]（图13-2）。 王毅先生调查的陵墓即藏王陵西区6号陵，依山而建（图13-1）。陵前有石狮一对，石狮带座通高1.55米，底座长1.2米，宽0.76米。刻工简练，造型生动（图13-3），造型与唐顺陵（670年）前石狮（图13-4）颇为相似。敦煌古藏文《吐蕃记年》650年条称之为“琼瓦灵堂”（phying bavi ring khang）[19]93，145。 琼瓦，《通典·边防典·吐蕃》称作“匹播城”（今山南市琼结）[65]。
《旧唐书·吐蕃传上》记载：“高宗嗣位（649年），授弄赞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赐物二千段。弄赞因致书于司徒长孙无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除讨。’并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太宗灵座之前。高宗嘉之，进封为王。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焉。乃刊石像其形，列昭陵玄阙之下”[2]5222（图14）。
昭陵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合葬墓，位于陕西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九嵕山主峰。贞观十年（636），唐太宗遵从长孙皇后遗言，她死后安厝于九嵕山石室，名曰昭陵[66，67]。唐太宗诏令子孙“永以为法”，开创了唐代帝王陵寝“因山为陵”之历史先河[20]3472[2]2166。藏王陵琼瓦灵堂和都兰热水吐蕃墓地灵堂（血渭1号墓）皆依山而建，在灵堂前立石狮，显然受唐昭陵“因山为陵”影响。
唐昭陵、乾陵均有佛寺。永徽六年（655），高宗“亲谒昭陵……于陵侧建佛寺”[2]73。《释氏稽古略》卷三记载：“辛卯五年（贞观五年，631年），帝为穆太后（李世民生母窦氏）于庆善宫造慈德寺，及于昭陵立瑤台寺。”[68]长孙皇后薨于贞观十年（636），可知昭陵先建佛寺后建陵园。作为佛寺重要组成部分，都兰热水墓地和藏王陵坛城式灵堂，当为两个墓地最早的建筑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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