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位作家有关青春的记忆、成长的体验以及以此为基础建构出来的审美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青春不可重塑，成长无可把握，又使得这种叙事总是包孕着自由与拘束、欢欣与痛苦、救赎与忏悔等诸多丰富而复杂的生命体验。这就是以“成长”为叙述母体的写作之所以保持着永恒魅力的根本原因。如此经历和体验付之于文学，便呈现了“成长小说”在形态、内容和主题上的异彩纷呈。《花里》也是这样一篇聚焦青春书写的“成长小说”。它讲述了一个叫“林芳”的女孩从小到大渴望美、追求美、自塑美，然而渴望成空、寻找迷失、自塑失败的成长故事。它意味深长，从多个角度给我们以反省，以启迪，以深刻生命体验和追问。
　　小说首先讲述了少年林芳在中学时代的一段情感经历，并细致地呈现了其人生观逐渐发生转变的过程。由于父亲早逝，林芳在周边郊县的“叔叔”家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这段不算美好但也不乏温暖的生活还是对林芳的成长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生活上的自闭，精神上的孤独；从小学升入初中后，她的一段早恋经历及失败，则根本性地改变她对生活的看法，即“美丽是这个世界上最头等的事情了”。这不仅是林芳的人生信条，也是其人生的行动方向，乃至后来几乎成了其生活的全部。“她只是想证明没人记得从前的那个自己”，林芳多么讨厌以前那个长有丑脸的自己！于是，她不顾一切地“改造”自己。从迷恋购买时尚杂志、学模特穿衣、沉醉于化妆，到一步步走上整容之路——做双眼皮、打瘦脸针、抽脂、做“卧蚕”、额头填充、修鼻子——她所有的生活、理想都寄托于美容这件“最头等的事情”了。
　　然而，当五官变得面目全非，她不但要忍受巨大的肉体疼痛，还要遭受精神和心理上的巨变。这种巨变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不仅让她在日常生活中时常陷入两难境地：“林芳内心里需要回头率，却又奋力的遮挡住自己的脸还有内心”，“她包着脸从韩国回来，根本不敢回家，也不好意思让男朋友看到”，还意味着她在与“前我”身份告别的同时又必须着手“后我”形象的重建。也即，她必须在这形貌巨变和身份置换中重建自己与周遭的正常关系。这种愿望是美好的，但结果事与愿违。当她的亲人、朋友对其新形象及世界感到陌生并对其主动隔绝时，她的这种愿望和努力被宣告失败了。从对美的渴望到对美的自塑，作为一个女人正常的身心诉求，再正常不过了；然而，从对美的自塑到失败，作为非常态诉求，则清晰地呈现了一个女人的自我毁灭史。
　　这种成长悲剧何以发生？最初根源似乎在脸不好看，所谓“背后想犯罪、侧面看想犯罪、正面看想撤退”。她被“情敌”讥为“全校丑得出了名了”，并被“横刀夺爱”。这样的打击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小女孩来说不可谓不大。她要改变自己，要“美”起来，途径是就是“整容”。如果控制在适度范围内，这种愿望及行动也合情合理，从大方面说，这也可称之为“自我救赎”。但救赎的途径、方法不一样，结果往往会大相径庭。杨则纬也曾塑造过这样一位自我救赎成功的女孩。这就是《傻瓜美丽》（《北京文学》2010年第2期）中的齐美丽。外表一般甚至有些丑的高中女生齐美丽，与林芳的遭际极其类似：父母离异；遭受同学排挤；长得胖且身体有点变形；内心孤独且渴望被别人爱.……但她“自我救赎”的途径是以优美人性示人，并以其单纯和善良赢得他人的喜爱。如果说齐美丽以内在品性感染人，那么，林芳却反道而行之。她试图以外在修饰达成所愿，然而，当外在形式之美失去了内在精神之美的强力支撑，那所谓“美”也就是自欺欺人的了。当林芳把“整容”当成生活的一切——“所有的念头都在就会恢复就会变美的事情上”——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以一位女子青春成长中的生命遭际，反映消费时代带有整体症候式风景，并引发有关仿像式消费文化和逻辑的深入思考，这显示了这个短篇在思想表达上的深度。我们知道，在消费社会，消费文化全面而深入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其中，仿像式消费及其文化成为这时代最为显著的现象，即符号（象征物）取代本源或本質成为人们体验与认知某一“真实”的媒介，并以此确立个体在情感、思维和审美上的以幻为真、以幻为美的实践方法和逻辑，而原本的“真实”被完全放逐或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具体到林芳，她想象中的“美”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她被这虚幻的充分资本化了的“美”所俘虏：从外在到内在，林芳按照流行审美标准装扮自己——研究模特怎么穿衣，学着书上怎么化妆，崇尚流行的时尚生活，她完全脱离了自身实际；从肉体到心灵，林芳的成长都不是自主的，一切都要按照被给定的模式塑造自我。因此，她不过是消费社会生产的一件“商品”！不过这个“商品”最终成为“次品”。当一个鲜活的“人”沦为“物”，并最终被生产它的社会所抛弃，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因此，我觉得，以小说方式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并以此反映在仿像时代里“物/商品”之于人的本质关系，这很好地展现了作为80后作家一员的杨则纬在经验处理和艺术表达上不入流俗的实践路径。
　　叙述动作上的快慢、疏密、缓急为小说留白艺术的生成创造了客观条件。小说中的留白，即叙述上的断裂或空白，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都是作者有意为之的。这是小说艺术性生成的重要来源。留白赋予这个短篇以悬念，以余味，以意想不到的深意。
　　意象式留白。语言成像不是什么秘密。汉语尤其如此。小说家常常采用诗文中的意象表达法，以表达某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独特经验。作为汉语书写符号的汉字本来就长于意象表达，说白了，从本质上看，留白首先是语言的艺术。“人肉包子铺”“肥头大耳的女人”“瞎了眼的狗”“修鞋子的男人”等都可看作是具有丰富意蕴的小说意象。它们都是少年林芳眼中的物象，经由深层意识投射，从而生成颇富深意的意象。要展现少年林芳走小路时的心境（“孤独”“恐怖”），以这些意象间接展现之，的确具有事半功倍、以少总多之奇效。
　　结构式留白。叙述上的悬置或断裂而形成的结构式留白是叙述性文体中常见的修辞手段。在小说中，结构上的呼应、某一事件的巧合，都不仅是形式问题，就本质而言，也是深层的思想、情感问题。少年林芳在初恋中的境遇（被污为“小小年纪就学着勾引人，想勾引人也不照照镜子，全校丑得出了名了”。），与多年后其母亲的情感遭际（被污为“她自己不要脸，勾引男人，连自己的老公的哥哥都勾引”。），真是如出一辙。母女俩在情感遭遇上的巧合，具有浓厚的生命寓言意味。可以说，叙述者/作者在前述中设置下的此类留白为小说深层意蕴的生成预设了某种可能。
　　情节式留白。故事连贯故事，生成情节。在情节演进中，主要人物的形象特征往往要借助次要人物来突显，这就需要某一个或几个次要人物在故事、情节中屡屡出现，但次要人物常被叙述者做非明朗化地处理。次要人物总是若隐若现，不断“留白”，时时呼应，给人以咂摸不尽的意味。在这个短篇中，那个修鞋子的矮男人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叙述者/作者对他不做细致描写，即使每次出现也是借助林芳视野加以呈现。很显然，这是典型的叙述留白，即在人物功能方面，他仅作为“行动元”——“推动情节发展”，辅助于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而存在。同理，小敏和怡芳在小说中的出现也是如此。他们都成为间接呈现林芳精神世界的切入点，其人物的“行动元”功能远远大于“角色功能”，或者说，其人物形象的自塑功能被忽略不计，但在此过程中，其本身的存在成了一个有意味的形式。
　　从整体上看，《花里》采用第三人称外聚焦式讲述视角，叙述富于节制，以客观、冷静的语调讲述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故事，而在局部，以直接引语（即人物对话）和讲述视角的灵活转换来呈现人、事、物及其关系的细部样态。这是“艺术真实”对“生活真实”做出规定和要求的必然结果。如何达成两类“真实”观的统一呢？《花里》频繁使用外聚焦（整体）与内聚焦视点（局部）的轮转互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讲述语式上的综合。当讲述语式不再单一，而是趋向综合，叙述便进入外视角所无法充分表达的生活细部和人物内心。这样的讲述是有效的。比如，结尾三段分别以林芳+叙述者、叙述者+林芳、“街上的人”+叙述者为讲述视角，从不同侧面展现主人翁在“前我”与“新我”之间的分裂式意识流动及自我形象。这赋予小说以更多的文学意蕴，唯其如此，讲述才变得真实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