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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治精英的研究虽在后期传入中国，但政治精英文化却贯穿中国整个历史长河之中，本文通过探讨政治精英的意涵及其在我国历史发展中的表现，分析我国政治精英与人民群众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与人民群众齐心协力才能凝聚民族力量，使我们国家走向繁荣富强，同时也必须通过加强政治精英与人民群众关系和谐发展的有效措施才能实现国家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政治精英；人民群众；相辅相成
一、政治精英的意涵及其历史发展
1936年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心理学家哈罗德·D.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的一部早期的代表作《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中，作者紧密联系历史和现实事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的出现、罗斯福新政，以逻辑实证主义为理论基础，采用实证科学的方法和经验理论，提出“政治學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所谓权势人物，就是在可以取得的价值（如尊重、安全、收入）中获取最多的那些人。取得价值最多的人是精英，其余的人是群众。”[1]指出社会分为精英和群众，表明了自己对于“精英”的观点。
对于国家政治精英的研究虽在后期才传入中国，有了“政治精英”的说法，但是，政治精英文化却贯穿于整个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无论上至夏商周朝代的奴隶制国家政权，还是从秦朝开始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亦或是当今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是由一批政治精英组成的具有执政能力的一个群体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域）的领导管理。从夏商周朝代不断完备和发展的宗法制，到西周的分封制，贵族统治阶层内部形成森严的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分区域负责进行政治治理，管理各地方事务。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制度，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辅佐皇帝处理全国事务，九卿即奉常、廷尉、治粟内史、典客、郎中令、少府、卫尉、太仆、宗正，各部门都有自己的职责，掌管不同部门事务。隋唐至清代一直采用三省六部制度，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指吏部、户部、礼部 、兵部、刑部、工部。每部各辖四司，共为二十四司，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相互牵制，标志着封建政治制度的成熟，直至清代封建统治达到巅峰状态。在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政体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表明，中国历朝历代乃至如今都是由一个政治精英团体为领导阶级来进行政治领导管理。
从古至今，中国各个时期选举政治精英的制度也各不相同，在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中涉及到中国历朝历代的精英选拔制度[2]，比如夏、商、周时期盛行世卿世禄制，世卿世禄制是一种世袭制，它的特点是王权与族权统一。秦朝是按军功授爵，选贤用能，打破了奴隶主贵族世袭爵位的制度，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增强。两汉时期建立了一整套选举政治精英的选官制度，分为察举制和征辟制。察举制即选举，是一种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以“乡举里选” 为依据，注重乡里舆论。征辟制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注重门第出身。唐朝以后直至清代，实行科举制选拔政治精英，科举制选拔出了一大批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众多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诗人、学者、教育家、科学家、外交家等等，如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颜真卿、柳公权、白居易，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朱熹、包拯等等文化名人都是出自状元、进土和举人之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英，选官标准由家世、财产、门第逐渐发展到才学。直至当代中国社会，采用公务员考试来选拔政治精英，凭借个人能力大小任职，我国对公务员的素质要求比较高，对公务员录用的公正性和公开性也格外强调，虽然政治精英贯穿中国历代政治，但至今仍然没有一套完全统一的，一致认可的精英标准。
二、我国政治精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分析
（一）“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
我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选拔政治精英的标准是通过中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公务员”一词为外来词，从英文“civilservant”翻译而来，原意为“文职服务员”，有人译作“公务员”、“文职公务员”等等。美国称为“政府雇员”；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称“文官”，战后改称为“公务员”；法国直接称为“公务员”；联邦德国称为“联邦公务员”。当今世界，许多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都纷纷仿效英美等国，建立起自己的公务员制度，把政府中从事公务活动的人员称为“公务员”。中国国家公务员指在我国政府中行使国家行政权利、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公务员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公务员的录用是通过公平公正的公务员考试，侧重于考察考生的政治敏感度、政策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注重德才兼备，我国普通的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国家的公务员考试成为国家公职人员，成为国家的政治精英[3]。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完善和革新公务员制度，一系列措施不仅提高了公务员的整体素质，同时也改变了公务员的知识结构和公众服务的能力，时刻体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实施以来，源源不断的为我们国家从人民群众中选拔出各式各样的政治精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古代选拔政治精英制度最为典型的则为唐代科举制，科举制不论出身，不论贫富，平民、商人、官宦子弟等等都可参加，为政府从民间选拔政治精英，科举制经过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层层选拔，保证政治精英的质量。童试不分年龄，合格后为“秀才”，童试合格后才可参加科举考试。乡试由秀才参加，考取后成为“举人”，取得会试资格，会试合格后进入殿试，又称御试，由皇帝亲自选拔，前三名便是被大家所熟知的状元、榜眼、探花。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比如唐初名相房玄龄，18岁时考取进士，跟随唐太宗李世民平定天下，出入生死，备尝创国立业之艰辛，他时刻不忘创业之难，警钟长鸣，力戒骄奢淫逸，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幸福安定。这表明，我国从古至今对于政治精英采用选贤用能的方式，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有益于国家的繁荣富强，社会的稳定和谐，采用公平的方式选拔精英，有利于调动全国有志之士和饱读诗书的英年才俊的满腔热情，同时有利于为国家发掘出更多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才。 （二） 政治精英与人民群众：相辅相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在同中央党校第48期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员座谈时强调，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时刻把人民群众装在心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亲身体验群众疾苦，亲耳聆听群众呼声，察实情、办实事、求实效。要畅通联系群众渠道，建立方便群众反映问题的制度和平台，第一时间听到群众的声音。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话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重要性，人民群众与政治精英之间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贾思楠主编的《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1915-1976》中有一篇内容是毛泽东主席走进北京市郊区鱼池村张振家“作客”，并对村里百姓亲切慰问，注重与群众之间的沟通[4]。2014年广东省委办公厅印发文件将直接联系群众全覆盖、常态化、制度化，并将南海区为首个试点，经过三个多月的时间，南海全区176名镇街领导干部建立了250个村居和23个外来人口集中区驻班点，接待群众8851人次，收到问题5506条，其中现场解决问题1064条。我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与人民群众联系，保障民生，为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懈努力。2016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张家口市慰问困难群众，让我们看到习总书记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对人民群众的关心。时刻秉着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带领着中国人民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使国家更加繁荣富强，实现中国梦。
唐太宗在《论政体》一文中说：“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即统治者如船，老百姓如水，水既能让船安稳地航行，也能将船推翻吞没，沉于水中。所以就要求我们的政治精英正确处理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相辅相成，才能促进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国家才能走向繁荣、富强，历史上无数惨痛的经历告诫着我们这一道理。秦朝统一六国却仅仅只统治了15年，秦朝建立之后实施暴政，赋税沉重，兵役和徭役繁重，法律严酷，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百姓民不聊生。随后出身农家的刘邦揭竿而起，入关灭秦，建立汉朝，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另一个辉煌的时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领导者应时刻谨记历史留下的教训。元朝统治者残酷剥削汉族群众，民族压迫十分严重，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农民纷纷揭竿而起，朱元璋领导起义军反抗元朝，并取得胜利，建立明朝，朱元璋出身贫穷，所以深知百姓疾苦，其在位期间，下令农民归耕，奖励垦荒；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组织各地农民兴修水利；大力提倡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和果木作物等等措施来保障民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和爱护。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政治精英应时刻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把群众装心里，深入基层，亲身体验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亲耳聆听群众内心真实的呼声，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促进社会和谐，与人民群众拧成一股绳，撸起袖子加油干，使我们整个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所以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三、 加强政治精英与人民群众关系和谐发展的有效措施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着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5]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一段话，字字体现着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温暖着全国亿万人民群众，实现伟大的中国梦需要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国家的发展，需要整个民族团结一心、齐心协力，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加强政治精英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有效措施：
首先，提高政治精英与人民群众的沟通能力。消除官员“养老式工作态度”（指工作状态像是养老院中退休老人的生活一样，形容一种闲散的工作方式和态度），不作为意识，禁止失职、渎职、懒职的行为发生，同时考察政治精英与人民群众实际问题的落实情况。俗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国公务员是经过考试选拔的政治精英，应该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做造福一方的好官，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6]。2014年海南省深入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整治庸懒散奢贪，经过监督检查以来，陆续查处系列案件，万宁市15名“不干事、不担事”的公职人员被立案审查。今年1月份，重庆巴南区人社局明察暗访，局纪委会同政工科不定期开展明察暗访，查干部到岗情况、在岗状态、工作实绩，定期通报，使暗访时刻处在“进行时”。昆明市纪委集中整治全市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在贯彻落实决策部署，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等工作中存在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行为，从而破除“庸懒散”，提振“精气神”。懒政带给人民群众的危害之大并不逊于贪腐，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政府“懒政”新闻频有发生，比如“贵州毕节五名儿童冬夜命丧垃圾箱”事件，河北沧县张官屯乡小朱庄的地下水污染事件，山东滨州学院宿舍盗窃案5000名学生采血验DNA事件，百姓含冤多年上访事件等等，都是官员“懒政”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危害的除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更危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动摇的是整个国家的稳定，整个民族的发展。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采取强制措施保证公职人员工作质量，加大监管力度，完善监督体制，增加设置举报系统以及处置条例。据调查发现，几年前我国很多地方派出所人员办事拖沓，推诿，甚至居民补办身份证都要送礼才得以办成，工作人员态度恶劣至极，时常需看其脸色办事，经常出现对人民群众苛刻刁难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根据群众反映，在派出所门口贴示举报电话，加强监管体系，使得工作人员再不敢向人民群众索要贿赂，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办好本职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不敢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铲除腐败现象的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贪污腐败案件不断更新，我国政府提倡的“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正努力实践，比如：“甘肃省国土厅原副厅长张国华贪污腐败被判无期徒刑”，“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受贿4002万余元人民币”，“情妇门”事件，“博山一村书记贪污补偿款”事件等等。我国反腐倡廉行动仍在火力展开，部门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等等一系列的监督体系正在不断完善，增加了政府的公信力以及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7]。 最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广大政治精英应身体力行的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人民群众树立起优秀典范作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染群众，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整个民族的凝聚力。
四、对中国政治发展前景的展望
由于我国特殊的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这批政治精英在不断摸索中，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属于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断修改完善，才有了今天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社会的和谐安定，基础设施建设成绩显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8]。同样，今天的我们也必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偉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杨昌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 张宏伟.公务员聘任制的实践探索与制度建构.中国行政管理.2014（2）.
[4] 贾思楠编.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1915-1976.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
[5]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
[6] 繆国书，许慧慧.公务员职业倦怠现象探析--基于双因素理论的视角.中国行政管理.2012（5）.
[7] 陈国权.政治监督：形态、功能及理论阐释.政治学研究.1998（4）.
[8] 杨凤城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程向仅（1992-），女，山东菏泽人，曲阜师范大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
关键词：政治精英；人民群众；相辅相成
一、政治精英的意涵及其历史发展
1936年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心理学家哈罗德·D.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的一部早期的代表作《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中，作者紧密联系历史和现实事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的出现、罗斯福新政，以逻辑实证主义为理论基础，采用实证科学的方法和经验理论，提出“政治學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所谓权势人物，就是在可以取得的价值（如尊重、安全、收入）中获取最多的那些人。取得价值最多的人是精英，其余的人是群众。”[1]指出社会分为精英和群众，表明了自己对于“精英”的观点。
对于国家政治精英的研究虽在后期才传入中国，有了“政治精英”的说法，但是，政治精英文化却贯穿于整个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无论上至夏商周朝代的奴隶制国家政权，还是从秦朝开始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亦或是当今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是由一批政治精英组成的具有执政能力的一个群体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域）的领导管理。从夏商周朝代不断完备和发展的宗法制，到西周的分封制，贵族统治阶层内部形成森严的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分区域负责进行政治治理，管理各地方事务。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制度，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辅佐皇帝处理全国事务，九卿即奉常、廷尉、治粟内史、典客、郎中令、少府、卫尉、太仆、宗正，各部门都有自己的职责，掌管不同部门事务。隋唐至清代一直采用三省六部制度，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指吏部、户部、礼部 、兵部、刑部、工部。每部各辖四司，共为二十四司，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相互牵制，标志着封建政治制度的成熟，直至清代封建统治达到巅峰状态。在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政体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表明，中国历朝历代乃至如今都是由一个政治精英团体为领导阶级来进行政治领导管理。
从古至今，中国各个时期选举政治精英的制度也各不相同，在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中涉及到中国历朝历代的精英选拔制度[2]，比如夏、商、周时期盛行世卿世禄制，世卿世禄制是一种世袭制，它的特点是王权与族权统一。秦朝是按军功授爵，选贤用能，打破了奴隶主贵族世袭爵位的制度，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增强。两汉时期建立了一整套选举政治精英的选官制度，分为察举制和征辟制。察举制即选举，是一种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以“乡举里选” 为依据，注重乡里舆论。征辟制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注重门第出身。唐朝以后直至清代，实行科举制选拔政治精英，科举制选拔出了一大批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众多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诗人、学者、教育家、科学家、外交家等等，如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颜真卿、柳公权、白居易，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朱熹、包拯等等文化名人都是出自状元、进土和举人之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英，选官标准由家世、财产、门第逐渐发展到才学。直至当代中国社会，采用公务员考试来选拔政治精英，凭借个人能力大小任职，我国对公务员的素质要求比较高，对公务员录用的公正性和公开性也格外强调，虽然政治精英贯穿中国历代政治，但至今仍然没有一套完全统一的，一致认可的精英标准。
二、我国政治精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分析
（一）“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
我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选拔政治精英的标准是通过中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公务员”一词为外来词，从英文“civilservant”翻译而来，原意为“文职服务员”，有人译作“公务员”、“文职公务员”等等。美国称为“政府雇员”；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称“文官”，战后改称为“公务员”；法国直接称为“公务员”；联邦德国称为“联邦公务员”。当今世界，许多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都纷纷仿效英美等国，建立起自己的公务员制度，把政府中从事公务活动的人员称为“公务员”。中国国家公务员指在我国政府中行使国家行政权利、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公务员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公务员的录用是通过公平公正的公务员考试，侧重于考察考生的政治敏感度、政策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注重德才兼备，我国普通的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国家的公务员考试成为国家公职人员，成为国家的政治精英[3]。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完善和革新公务员制度，一系列措施不仅提高了公务员的整体素质，同时也改变了公务员的知识结构和公众服务的能力，时刻体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实施以来，源源不断的为我们国家从人民群众中选拔出各式各样的政治精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古代选拔政治精英制度最为典型的则为唐代科举制，科举制不论出身，不论贫富，平民、商人、官宦子弟等等都可参加，为政府从民间选拔政治精英，科举制经过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层层选拔，保证政治精英的质量。童试不分年龄，合格后为“秀才”，童试合格后才可参加科举考试。乡试由秀才参加，考取后成为“举人”，取得会试资格，会试合格后进入殿试，又称御试，由皇帝亲自选拔，前三名便是被大家所熟知的状元、榜眼、探花。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比如唐初名相房玄龄，18岁时考取进士，跟随唐太宗李世民平定天下，出入生死，备尝创国立业之艰辛，他时刻不忘创业之难，警钟长鸣，力戒骄奢淫逸，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幸福安定。这表明，我国从古至今对于政治精英采用选贤用能的方式，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有益于国家的繁荣富强，社会的稳定和谐，采用公平的方式选拔精英，有利于调动全国有志之士和饱读诗书的英年才俊的满腔热情，同时有利于为国家发掘出更多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才。 （二） 政治精英与人民群众：相辅相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在同中央党校第48期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员座谈时强调，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时刻把人民群众装在心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亲身体验群众疾苦，亲耳聆听群众呼声，察实情、办实事、求实效。要畅通联系群众渠道，建立方便群众反映问题的制度和平台，第一时间听到群众的声音。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话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重要性，人民群众与政治精英之间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贾思楠主编的《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1915-1976》中有一篇内容是毛泽东主席走进北京市郊区鱼池村张振家“作客”，并对村里百姓亲切慰问，注重与群众之间的沟通[4]。2014年广东省委办公厅印发文件将直接联系群众全覆盖、常态化、制度化，并将南海区为首个试点，经过三个多月的时间，南海全区176名镇街领导干部建立了250个村居和23个外来人口集中区驻班点，接待群众8851人次，收到问题5506条，其中现场解决问题1064条。我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与人民群众联系，保障民生，为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懈努力。2016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张家口市慰问困难群众，让我们看到习总书记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对人民群众的关心。时刻秉着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带领着中国人民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使国家更加繁荣富强，实现中国梦。
唐太宗在《论政体》一文中说：“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即统治者如船，老百姓如水，水既能让船安稳地航行，也能将船推翻吞没，沉于水中。所以就要求我们的政治精英正确处理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相辅相成，才能促进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国家才能走向繁荣、富强，历史上无数惨痛的经历告诫着我们这一道理。秦朝统一六国却仅仅只统治了15年，秦朝建立之后实施暴政，赋税沉重，兵役和徭役繁重，法律严酷，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百姓民不聊生。随后出身农家的刘邦揭竿而起，入关灭秦，建立汉朝，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另一个辉煌的时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领导者应时刻谨记历史留下的教训。元朝统治者残酷剥削汉族群众，民族压迫十分严重，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农民纷纷揭竿而起，朱元璋领导起义军反抗元朝，并取得胜利，建立明朝，朱元璋出身贫穷，所以深知百姓疾苦，其在位期间，下令农民归耕，奖励垦荒；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组织各地农民兴修水利；大力提倡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和果木作物等等措施来保障民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和爱护。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政治精英应时刻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把群众装心里，深入基层，亲身体验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亲耳聆听群众内心真实的呼声，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促进社会和谐，与人民群众拧成一股绳，撸起袖子加油干，使我们整个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所以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三、 加强政治精英与人民群众关系和谐发展的有效措施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着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5]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一段话，字字体现着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温暖着全国亿万人民群众，实现伟大的中国梦需要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国家的发展，需要整个民族团结一心、齐心协力，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加强政治精英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有效措施：
首先，提高政治精英与人民群众的沟通能力。消除官员“养老式工作态度”（指工作状态像是养老院中退休老人的生活一样，形容一种闲散的工作方式和态度），不作为意识，禁止失职、渎职、懒职的行为发生，同时考察政治精英与人民群众实际问题的落实情况。俗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国公务员是经过考试选拔的政治精英，应该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做造福一方的好官，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6]。2014年海南省深入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整治庸懒散奢贪，经过监督检查以来，陆续查处系列案件，万宁市15名“不干事、不担事”的公职人员被立案审查。今年1月份，重庆巴南区人社局明察暗访，局纪委会同政工科不定期开展明察暗访，查干部到岗情况、在岗状态、工作实绩，定期通报，使暗访时刻处在“进行时”。昆明市纪委集中整治全市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在贯彻落实决策部署，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等工作中存在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行为，从而破除“庸懒散”，提振“精气神”。懒政带给人民群众的危害之大并不逊于贪腐，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政府“懒政”新闻频有发生，比如“贵州毕节五名儿童冬夜命丧垃圾箱”事件，河北沧县张官屯乡小朱庄的地下水污染事件，山东滨州学院宿舍盗窃案5000名学生采血验DNA事件，百姓含冤多年上访事件等等，都是官员“懒政”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危害的除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更危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动摇的是整个国家的稳定，整个民族的发展。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采取强制措施保证公职人员工作质量，加大监管力度，完善监督体制，增加设置举报系统以及处置条例。据调查发现，几年前我国很多地方派出所人员办事拖沓，推诿，甚至居民补办身份证都要送礼才得以办成，工作人员态度恶劣至极，时常需看其脸色办事，经常出现对人民群众苛刻刁难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根据群众反映，在派出所门口贴示举报电话，加强监管体系，使得工作人员再不敢向人民群众索要贿赂，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办好本职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不敢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铲除腐败现象的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贪污腐败案件不断更新，我国政府提倡的“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正努力实践，比如：“甘肃省国土厅原副厅长张国华贪污腐败被判无期徒刑”，“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受贿4002万余元人民币”，“情妇门”事件，“博山一村书记贪污补偿款”事件等等。我国反腐倡廉行动仍在火力展开，部门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等等一系列的监督体系正在不断完善，增加了政府的公信力以及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7]。 最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广大政治精英应身体力行的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人民群众树立起优秀典范作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染群众，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整个民族的凝聚力。
四、对中国政治发展前景的展望
由于我国特殊的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这批政治精英在不断摸索中，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属于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断修改完善，才有了今天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社会的和谐安定，基础设施建设成绩显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8]。同样，今天的我们也必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偉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杨昌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 张宏伟.公务员聘任制的实践探索与制度建构.中国行政管理.2014（2）.
[4] 贾思楠编.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1915-1976.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
[5]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
[6] 繆国书，许慧慧.公务员职业倦怠现象探析--基于双因素理论的视角.中国行政管理.2012（5）.
[7] 陈国权.政治监督：形态、功能及理论阐释.政治学研究.1998（4）.
[8] 杨凤城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程向仅（1992-），女，山东菏泽人，曲阜师范大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