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红楼摇篮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黄浦江畔的渔阳里，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已经诞生了。两个月后，离紫禁城不远的沙滩北大红楼，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呱呱坠地。
1920年8月，在上海躲避直皖军阀战乱的张国焘回到北京，给李大钊带来陈独秀的口信：“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9月中旬，为了迎接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张申府来到上海，住在陈独秀家。他们二人“探讨党的组织建设工作”，一致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收到党内来”。9月下旬，张申府返回北京，“把见到陈独秀的全部情况告诉了大钊同志。他非常高兴，而且赞同陈独秀关于建党问题的意见”。他们决定在北京大学开展建党工作。
发展谁呢？他们首先想发展刘清扬。刘清扬是天津人，五四运动中表现很积极，是一位学生领袖，很能干。9月底，李大钊、张申府“在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准备吸收她入党。她不干，没有发展”。究其原因，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刘清扬和张国焘有感情上的沟壑。五四运动时期，刘清扬和马骏代表天津学生，张国焘代表北京学生，出席全国各界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在一起工作。在五四运动接近结束的时候，张国焘向她提出恋爱的要求。由于觉悟社社员约定“不过早考虑个人问题”，加上刘清扬觉得张国焘“思想狭隘，既不善于团结人，又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就严肃地拒绝了他。因为张国焘在小组里，怕他再纠缠，刘清扬委婉地拒绝了李大钊的邀请。1921年初，在法国巴黎，张申府发展刘清扬加入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
言归正传。1920年10月，下南洋募捐的张国焘风尘仆仆地回到北京。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北大红楼东南角的李大钊办公室，秘密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北京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北大红楼诞生了。
工人有了娘家人
上海滩原有不少鱼目混珠的工会，有的受国民党掌控、有的被青洪帮幕后操纵，工会成员净是“穿长褂”的，“穿短衣”的工人并不多。工人们迫切需要有个真正能替自己说话的娘家人。
1920年10月3日下午5点到7点，上海造船厂、电灯厂、东洋纱厂等70多名工人代表，在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召开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陈独秀等6人以来宾身份出席大会。江南造船厂工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第一名工人党员——李中担任临时主席，报告工会发起宗旨是“谋本会会员的利益，除本会会员的痛苦”。大会推举陈独秀为经募处主任，李杰、吕树仁等为办事员，将临时会所设在西门路泰康里41号。
为什么叫机器工会呢？因为上海产业革命已经兴起，与码头工人等卖苦力的不同，机器工人有技术，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因此成为工会首要团结的群体。
11月21日下午3点，上海机器工会在凤阳路186号上海公学举行成立大会，会员、各工会代表及来宾近千人出席，孙中山、陈独秀等社会知名人士到会祝贺，并发表演说。不久，创办了工会刊物《机器工人》、开办了英文义务夜校，会员、非会员都可参加，每晚教课两小时，不收学费。
自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第一个工会组织诞生了，工人阶级有了真正的娘家人。
“饿乡”访“赤都”
济南大明湖畔，新月初升，草棚屋顶的小酒馆，灯光灰暗。一位50多岁、穿长衫的教书先生，举起小酒盅，向对面着西装、戴眼镜的文弱小伙子缓缓说道：“现在世界交通便利，几万里的远路，也不算什么生离死别，只要你自己不要忘记自己的职务……你仔肩很重呵！”
穿长衫的叫瞿世玮，在原山东乐陵知县王璞生家当家庭教师;着西装的叫瞿秋白，应北京《晨报》邀请，就要远赴苏俄采访。父子这一别，不知何年再相见。
1920年10月16日清晨，前门东站，瞿秋白同李宗武、俞颂华等告别亲朋好友，经天津、长春、哈尔滨、满洲里，12月16日，冒着漫天大雪，告别祖国进入西伯利亚。直到1921年1月25日，列车才抵达莫斯科。
作为《晨报》特派记者，瞿秋白在《晨報》陆续发表了《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等30多篇报道，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苏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内容，让中国读者初步了解世上第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也看到中国的希望所在。
瞿秋白聆听了列宁的演讲，第一次生动地向中国读者描述了他的风采。1921年6月22日到7月1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瞿秋白见到列宁，传神地写道：“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1921年11月7日，在莫斯科第三电力劳工工厂，瞿秋白又见到了列宁：“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
后来，瞿秋白将“自非饿乡至饿乡”及在苏俄的所见所闻、心路历程，汇编成《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和杂记《赤都心史》。有人想当然地以为饿乡是俄乡之误。其实不然，瞿秋白的寓意极其深邃。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外有帝国主义的干涉封锁，内有白匪军的叛乱，艰难困苦，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余粮收集制，似乎成了饿乡。但在瞿秋白看来，苏俄物质上的饿是暂时的，在精神上则是“红艳艳光明鲜丽的”。中国“虽有香甜的食物，轻软的被褥，也只值得昏昏酣睡，醒来黑地里摸索着吃喝罢了”。他到饿乡来，就是“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1922年12月21日，瞿秋白随陈独秀启程回国。1923年1月13日，抵达北京。饿乡之行，使瞿秋白从一个消极的避世主义者成功转变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作者简介：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二级巡视员）
责任编辑 / 金蕾蕾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黄浦江畔的渔阳里，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已经诞生了。两个月后，离紫禁城不远的沙滩北大红楼，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呱呱坠地。
1920年8月，在上海躲避直皖军阀战乱的张国焘回到北京，给李大钊带来陈独秀的口信：“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9月中旬，为了迎接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张申府来到上海，住在陈独秀家。他们二人“探讨党的组织建设工作”，一致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收到党内来”。9月下旬，张申府返回北京，“把见到陈独秀的全部情况告诉了大钊同志。他非常高兴，而且赞同陈独秀关于建党问题的意见”。他们决定在北京大学开展建党工作。
发展谁呢？他们首先想发展刘清扬。刘清扬是天津人，五四运动中表现很积极，是一位学生领袖，很能干。9月底，李大钊、张申府“在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准备吸收她入党。她不干，没有发展”。究其原因，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刘清扬和张国焘有感情上的沟壑。五四运动时期，刘清扬和马骏代表天津学生，张国焘代表北京学生，出席全国各界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在一起工作。在五四运动接近结束的时候，张国焘向她提出恋爱的要求。由于觉悟社社员约定“不过早考虑个人问题”，加上刘清扬觉得张国焘“思想狭隘，既不善于团结人，又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就严肃地拒绝了他。因为张国焘在小组里，怕他再纠缠，刘清扬委婉地拒绝了李大钊的邀请。1921年初，在法国巴黎，张申府发展刘清扬加入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
言归正传。1920年10月，下南洋募捐的张国焘风尘仆仆地回到北京。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北大红楼东南角的李大钊办公室，秘密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北京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北大红楼诞生了。
工人有了娘家人
上海滩原有不少鱼目混珠的工会，有的受国民党掌控、有的被青洪帮幕后操纵，工会成员净是“穿长褂”的，“穿短衣”的工人并不多。工人们迫切需要有个真正能替自己说话的娘家人。
1920年10月3日下午5点到7点，上海造船厂、电灯厂、东洋纱厂等70多名工人代表，在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召开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陈独秀等6人以来宾身份出席大会。江南造船厂工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第一名工人党员——李中担任临时主席，报告工会发起宗旨是“谋本会会员的利益，除本会会员的痛苦”。大会推举陈独秀为经募处主任，李杰、吕树仁等为办事员，将临时会所设在西门路泰康里41号。
为什么叫机器工会呢？因为上海产业革命已经兴起，与码头工人等卖苦力的不同，机器工人有技术，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因此成为工会首要团结的群体。
11月21日下午3点，上海机器工会在凤阳路186号上海公学举行成立大会，会员、各工会代表及来宾近千人出席，孙中山、陈独秀等社会知名人士到会祝贺，并发表演说。不久，创办了工会刊物《机器工人》、开办了英文义务夜校，会员、非会员都可参加，每晚教课两小时，不收学费。
自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第一个工会组织诞生了，工人阶级有了真正的娘家人。
“饿乡”访“赤都”
济南大明湖畔，新月初升，草棚屋顶的小酒馆，灯光灰暗。一位50多岁、穿长衫的教书先生，举起小酒盅，向对面着西装、戴眼镜的文弱小伙子缓缓说道：“现在世界交通便利，几万里的远路，也不算什么生离死别，只要你自己不要忘记自己的职务……你仔肩很重呵！”
穿长衫的叫瞿世玮，在原山东乐陵知县王璞生家当家庭教师;着西装的叫瞿秋白，应北京《晨报》邀请，就要远赴苏俄采访。父子这一别，不知何年再相见。
1920年10月16日清晨，前门东站，瞿秋白同李宗武、俞颂华等告别亲朋好友，经天津、长春、哈尔滨、满洲里，12月16日，冒着漫天大雪，告别祖国进入西伯利亚。直到1921年1月25日，列车才抵达莫斯科。
作为《晨报》特派记者，瞿秋白在《晨報》陆续发表了《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等30多篇报道，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苏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内容，让中国读者初步了解世上第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也看到中国的希望所在。
瞿秋白聆听了列宁的演讲，第一次生动地向中国读者描述了他的风采。1921年6月22日到7月1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瞿秋白见到列宁，传神地写道：“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1921年11月7日，在莫斯科第三电力劳工工厂，瞿秋白又见到了列宁：“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
后来，瞿秋白将“自非饿乡至饿乡”及在苏俄的所见所闻、心路历程，汇编成《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和杂记《赤都心史》。有人想当然地以为饿乡是俄乡之误。其实不然，瞿秋白的寓意极其深邃。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外有帝国主义的干涉封锁，内有白匪军的叛乱，艰难困苦，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余粮收集制，似乎成了饿乡。但在瞿秋白看来，苏俄物质上的饿是暂时的，在精神上则是“红艳艳光明鲜丽的”。中国“虽有香甜的食物，轻软的被褥，也只值得昏昏酣睡，醒来黑地里摸索着吃喝罢了”。他到饿乡来，就是“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1922年12月21日，瞿秋白随陈独秀启程回国。1923年1月13日，抵达北京。饿乡之行，使瞿秋白从一个消极的避世主义者成功转变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作者简介：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二级巡视员）
责任编辑 / 金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