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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大片《2012》给2009年划上了一个惊悚的注脚，尽管年初岁末的奥巴马能源新政和哥本哈根大会略显虎头蛇尾，但还是引起了全球对气候问题更广泛的关注，切实加强控制气候和环境变化已成为各国政府必须面对的课题。事实上，各国政府更看重的是在环境主题下国际权力的重组，因为能否构建有利于自己的国际规则直接决定着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如同对诺亚方舟席位的争夺。突然之间，只有数年历史的碳交易及其衍生品备受关注，相关金融产品的规模急剧扩大，甚至有望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商品交易产品。面对热炒的“低碳”经济新秩序，面对庞大的“碳金融”市场，深入的研究无论对主权政府还是金融机构都非常必要。毕竟，毫不夸张地说，这场碳排放权的较量将关乎国家的兴衰。
“全球变暖导致人类毁灭”曾经显得那样的遥远，但是现在，狼真的来了！而且气候问题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有深远的影响，“低碳模式”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秩序。
气候变化扭转世界政经格局
国际谈判上演“三国演义”
联合国于1990年启动了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先后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这两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协议。前者要求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安全水平，而后者则对发达国家规定了具体的减排目标（表1）。
各国在减排量和时机选择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产生了三个主要的利益集团：
激进的“欧盟集团”包括所有欧盟国家，由于缺少化石能源，开发替代能源较早，技术领先、减排成本低。除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期减排目标外，还单方面提出更苛刻的目标：2020年以前温室气体总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20%。
举棋不定的“伞形集团”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发达国家，普遍是碳排放大国，从自身经济、资源和技术水平来看，减排意愿并不迫切，且担心对本国经济产生冲击，因而反对立即采取减排措施。
不承诺减排的“七十七国集团＋中国”认为过去一百年的全球变暖主要是发达国家造成的，不应由发展中国家买单，主张“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带头减排，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复杂的是，同一阵营内的态度也不同，身处“伞形集团”的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立场已经动摇，第三阵营中的岛屿国家则对某些“盟友”的“不积极”颇有微词。
总之，所有国家都在寻求对自己最有利的路子。
哥本哈根会议未成正果
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规格很高，85个国家首脑和192个环境部长参加。会议原本期望通过新的议定书取代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如未达成一致，那么在《京都议定书》之后将没有一个公认的约束文件，遏制全球变暖的行动会遭到重挫。因此，此次会议被喻为是“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然而，雷声大雨点小，与会各国的方案和目标分歧很大（表2）。
除了减排目标存在较大分歧之外，各国对于2050年全球减排量的分担、资金问题（发展中国家希望发达国家提供长期援助）、技术支持与监督（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支持，而发达国家要求进行“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监督）、《京都议定书》延续等核心问题也是争执不下。
欧盟美国谁执牛耳
发达国家普遍对碳减排持积极态度，纷纷把降低碳依赖程度的经济增长模式作为长远战略，极力推进高能效、核能、可再生能源、碳封存技术。
欧盟国家率先签署《京都议定书》确立先发优势，并通过下阶段的减排目标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期望重塑全球金融中心（现有规则下主要以欧元结算），并重新主导全球贸易格局（对国际贸易征收碳税等），也重新成为全球技术输出中心（事实上很多欧盟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出口低碳技术）。
美国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但通过奥巴马的“绿色新政”提出不同的减排方案，其争夺全球气候谈判新秩序主导权的野心彰显无遗。
市场价格机制促进减排
全世界范围的碳减排是一个复杂的博弈。一种实施思路是采取法规、税收、监管等政府强制性手段，但制度设计将极为复杂；另一种思路是政府制定总体目标，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推动全社会的减排，发挥个体能动性以优化总体利益。缘于第二种思路的碳交易称为“总量限制与交易”机制。
在该机制下，权威部门通过发放（或拍卖）凭证，将碳排放权分配给排放碳的经济个体。不同国家、行业和企业的减排效率和成本各不相同，碳排放权凭证的交易降低了总体社会成本，对交易双方都有利，创造了价值。
为了满足减排指标，国家和企业还可以投资于减排项目抵免其减排义务。发达国家的减排成本往往高于发展中国家，便向后者购买减排指标或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项目，这种双赢的合作促进了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兴起。目前，碳排放的交易对象主要是温室气体的排放量（Allowance）和减排信用额（Credit）。
强制性碳减排市场
《京都议定书》允许缔约方在国外实现减排，并计入本国的减排指标。该框架下形成了三种机制：国际排放贸易机制（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ing，IET）、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和联合履行机制（Joint Implementation，JI）（表3）。
自愿性碳减排市场
除了强制性交易机制，还存在公益性或营利性团体代理碳交易和实施碳减排，具备法律约束力的自愿市场，称为“自愿性碳减排市场”。
不过，自愿性减排不必像《京都议定书》那样必须符合严格的标准才能获得认证，这就导致缺乏透明度，减排效果的计算方法和价格难以规范，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鉴于此，一些标准被陆续开发出来，例如CDM和JI的黄金标准、自愿减排项目的黄金标准、自愿碳标准（VCS）等。自愿减排市场的发展速度很快，国际气候组织估计2010年该市场会增至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碳排放权价格因子
“物以稀为贵”，碳排放权的价格也取决于市场供需。欧盟排放交易机制（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于2005年开始碳排放权凭证的交易后，凭证价格平稳升至2006年4月的每吨30欧元的峰值；当年5月，一些成员国将会给本国企业极为宽松额度的传闻，使该凭证价格一泻千里，暴跌至每吨10欧元以下，2007年3月跌至每吨1.2欧元，9月更跌至每吨0.1欧元，至此，欧盟不得不大幅收紧交易总额度。
展望未来，碳排放权的价格将依赖于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制定的减排目标、各种减排措施和减排技术的成本、气候、宏观经济以及能源价格等多种因素。
碳金融市场迅速膨胀
碳排放权交易催生了“碳金融”市场，这个市场覆盖所有涉及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包括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银行贷款以及相关的金融业务和类似期权与期货的衍生产品。
2005年，在京都议定书生效以后，随着全球市场的形成，碳交易规模迅速扩大。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全球碳交易价值为110亿美元，2008年升至1180亿美元。随着能源结构的调整，未来的碳交易甚至可能超过石油市场。
碳交易定价权争夺激烈
碳市场竞争焦点是争夺定价权。面对美国的挑战，欧盟的碳排放交易量和交易额仍居全球首位。为此，欧盟先后成立了北方电力、未来电力、欧洲能源等多家交易所。
美国凭借在金融、信息和法律领域的综合优势，积极争夺碳交易的控制权。2003年，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CCX）成立，对六种温室气体减排进行交易；2004年又建立了欧洲气候交易所（European Climate Exchange，ECX）；2005年与印度商品交易所达成伙伴关系；2006年成立加拿大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MCEX）；2008年1月，纽约泛欧交易所与法国国有银行信托投资银行Caisse des Dépts合建了Blue Next交易所。
欧美还在碳交易的信用评级、衍生品领域进行拓展，推动组建碳交易评级机构。2008年，纽约泛欧交易所（NYSE Euronext）推出低碳100欧洲指数。
另外，西方交易所正积极布局中国市场。2008年9月，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天津市政府以及中石油母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合作建立天津排放权交易所。2009年6月，Blue Next与北京环境交易所（CBEEX）达成战略伙伴关系。
国际金融机构强势介入
碳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从最初的主权国家和公共事业向私有企业以及金融机构扩展。
金融机构目前主要进行交易中介和直接投资。除配额交易和金融产品设计外，投资银行还以更直接的方式介入碳交易市场。高盛参股了气候交易所公司，并且将欧洲气候交易所纳入其交易系统。美国银行（BOA）成为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会员，也是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和欧洲气候交易所的会员，并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入股了气候交易所公司。
中国准备好了吗？
一夜之间，“低碳”成了流行语，在中国尽人皆知。但是，我们面对的或许是一场没有准备的政治经济战争。
尽管IPCC的报告称人类活动对全球变暖的影响占90%以上，但仍有科学家认为全球变暖只是阶段性的，太阳黑子才是决定因素，“碳减排”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精心策划的圈套，其真正企图是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处于不利位置的仍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科学证据还是政治预谋，毕竟全球政治的博弈趋势已经形成，低碳经济成为全球新的增长模式已无法阻挡。
目前，中国已是第一大碳排放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尚未完成，对低附加值制造业的严重依赖、能源消费增长过快以及能源结构不合理的局面仍将长期存在，碳排放总量仍将快速增长。根据科技部的预测，即便中国采取积极措施，也要2030年以后才能见顶。
中国面临太多的问题。在京津沪成立的环境权益交易所和武汉、长沙、杭州、昆明等地的类似交易所一样只能围绕二氧化硫排放、节能减排指标等做文章，自主的碳市场还基本为零。由于对国际碳金融规则缺乏研究，难以与全球交易机制对接；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能力不足，国际化不够；再加之还存在监督、监测、评估、标准等系列支撑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国内短期尚难形成规模化的碳交易市场，碳金融游戏仍被国外主导。身处价值链底层的背后隐藏着巨额的损失。
在后续的国际谈判中，中国将承担更大的国际压力，到2020年在2005年水平上消减碳密度40-45%是中国政府的无奈决定。这是国际政治博弈的结果，但也是机遇，只有加速实现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才能实现目标，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不至过于被动。
翻看硬币的两面，全球气候变化给中国的崛起带来巨大的阻力，也带来机遇。中国需要深入分析碳金融市场的机制与规律，完善国内监督、监测、评估、标准等体系，量化各环节的显性和隐性成本，并大力开发节能减排的新技术。
作者供职于威士曼资本集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市场研究中心和ValueOptima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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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导致人类毁灭”曾经显得那样的遥远，但是现在，狼真的来了！而且气候问题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有深远的影响，“低碳模式”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秩序。
气候变化扭转世界政经格局
国际谈判上演“三国演义”
联合国于1990年启动了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先后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这两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协议。前者要求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安全水平，而后者则对发达国家规定了具体的减排目标（表1）。
各国在减排量和时机选择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产生了三个主要的利益集团：
激进的“欧盟集团”包括所有欧盟国家，由于缺少化石能源，开发替代能源较早，技术领先、减排成本低。除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期减排目标外，还单方面提出更苛刻的目标：2020年以前温室气体总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20%。
举棋不定的“伞形集团”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发达国家，普遍是碳排放大国，从自身经济、资源和技术水平来看，减排意愿并不迫切，且担心对本国经济产生冲击，因而反对立即采取减排措施。
不承诺减排的“七十七国集团＋中国”认为过去一百年的全球变暖主要是发达国家造成的，不应由发展中国家买单，主张“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带头减排，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复杂的是，同一阵营内的态度也不同，身处“伞形集团”的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立场已经动摇，第三阵营中的岛屿国家则对某些“盟友”的“不积极”颇有微词。
总之，所有国家都在寻求对自己最有利的路子。
哥本哈根会议未成正果
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规格很高，85个国家首脑和192个环境部长参加。会议原本期望通过新的议定书取代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如未达成一致，那么在《京都议定书》之后将没有一个公认的约束文件，遏制全球变暖的行动会遭到重挫。因此，此次会议被喻为是“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然而，雷声大雨点小，与会各国的方案和目标分歧很大（表2）。
除了减排目标存在较大分歧之外，各国对于2050年全球减排量的分担、资金问题（发展中国家希望发达国家提供长期援助）、技术支持与监督（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支持，而发达国家要求进行“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监督）、《京都议定书》延续等核心问题也是争执不下。
欧盟美国谁执牛耳
发达国家普遍对碳减排持积极态度，纷纷把降低碳依赖程度的经济增长模式作为长远战略，极力推进高能效、核能、可再生能源、碳封存技术。
欧盟国家率先签署《京都议定书》确立先发优势，并通过下阶段的减排目标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期望重塑全球金融中心（现有规则下主要以欧元结算），并重新主导全球贸易格局（对国际贸易征收碳税等），也重新成为全球技术输出中心（事实上很多欧盟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出口低碳技术）。
美国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但通过奥巴马的“绿色新政”提出不同的减排方案，其争夺全球气候谈判新秩序主导权的野心彰显无遗。
市场价格机制促进减排
全世界范围的碳减排是一个复杂的博弈。一种实施思路是采取法规、税收、监管等政府强制性手段，但制度设计将极为复杂；另一种思路是政府制定总体目标，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推动全社会的减排，发挥个体能动性以优化总体利益。缘于第二种思路的碳交易称为“总量限制与交易”机制。
在该机制下，权威部门通过发放（或拍卖）凭证，将碳排放权分配给排放碳的经济个体。不同国家、行业和企业的减排效率和成本各不相同，碳排放权凭证的交易降低了总体社会成本，对交易双方都有利，创造了价值。
为了满足减排指标，国家和企业还可以投资于减排项目抵免其减排义务。发达国家的减排成本往往高于发展中国家，便向后者购买减排指标或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项目，这种双赢的合作促进了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兴起。目前，碳排放的交易对象主要是温室气体的排放量（Allowance）和减排信用额（Credit）。
强制性碳减排市场
《京都议定书》允许缔约方在国外实现减排，并计入本国的减排指标。该框架下形成了三种机制：国际排放贸易机制（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ing，IET）、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和联合履行机制（Joint Implementation，JI）（表3）。
自愿性碳减排市场
除了强制性交易机制，还存在公益性或营利性团体代理碳交易和实施碳减排，具备法律约束力的自愿市场，称为“自愿性碳减排市场”。
不过，自愿性减排不必像《京都议定书》那样必须符合严格的标准才能获得认证，这就导致缺乏透明度，减排效果的计算方法和价格难以规范，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鉴于此，一些标准被陆续开发出来，例如CDM和JI的黄金标准、自愿减排项目的黄金标准、自愿碳标准（VCS）等。自愿减排市场的发展速度很快，国际气候组织估计2010年该市场会增至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碳排放权价格因子
“物以稀为贵”，碳排放权的价格也取决于市场供需。欧盟排放交易机制（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于2005年开始碳排放权凭证的交易后，凭证价格平稳升至2006年4月的每吨30欧元的峰值；当年5月，一些成员国将会给本国企业极为宽松额度的传闻，使该凭证价格一泻千里，暴跌至每吨10欧元以下，2007年3月跌至每吨1.2欧元，9月更跌至每吨0.1欧元，至此，欧盟不得不大幅收紧交易总额度。
展望未来，碳排放权的价格将依赖于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制定的减排目标、各种减排措施和减排技术的成本、气候、宏观经济以及能源价格等多种因素。
碳金融市场迅速膨胀
碳排放权交易催生了“碳金融”市场，这个市场覆盖所有涉及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包括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银行贷款以及相关的金融业务和类似期权与期货的衍生产品。
2005年，在京都议定书生效以后，随着全球市场的形成，碳交易规模迅速扩大。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全球碳交易价值为110亿美元，2008年升至1180亿美元。随着能源结构的调整，未来的碳交易甚至可能超过石油市场。
碳交易定价权争夺激烈
碳市场竞争焦点是争夺定价权。面对美国的挑战，欧盟的碳排放交易量和交易额仍居全球首位。为此，欧盟先后成立了北方电力、未来电力、欧洲能源等多家交易所。
美国凭借在金融、信息和法律领域的综合优势，积极争夺碳交易的控制权。2003年，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CCX）成立，对六种温室气体减排进行交易；2004年又建立了欧洲气候交易所（European Climate Exchange，ECX）；2005年与印度商品交易所达成伙伴关系；2006年成立加拿大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MCEX）；2008年1月，纽约泛欧交易所与法国国有银行信托投资银行Caisse des Dépts合建了Blue Next交易所。
欧美还在碳交易的信用评级、衍生品领域进行拓展，推动组建碳交易评级机构。2008年，纽约泛欧交易所（NYSE Euronext）推出低碳100欧洲指数。
另外，西方交易所正积极布局中国市场。2008年9月，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天津市政府以及中石油母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合作建立天津排放权交易所。2009年6月，Blue Next与北京环境交易所（CBEEX）达成战略伙伴关系。
国际金融机构强势介入
碳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从最初的主权国家和公共事业向私有企业以及金融机构扩展。
金融机构目前主要进行交易中介和直接投资。除配额交易和金融产品设计外，投资银行还以更直接的方式介入碳交易市场。高盛参股了气候交易所公司，并且将欧洲气候交易所纳入其交易系统。美国银行（BOA）成为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会员，也是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和欧洲气候交易所的会员，并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入股了气候交易所公司。
中国准备好了吗？
一夜之间，“低碳”成了流行语，在中国尽人皆知。但是，我们面对的或许是一场没有准备的政治经济战争。
尽管IPCC的报告称人类活动对全球变暖的影响占90%以上，但仍有科学家认为全球变暖只是阶段性的，太阳黑子才是决定因素，“碳减排”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精心策划的圈套，其真正企图是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处于不利位置的仍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科学证据还是政治预谋，毕竟全球政治的博弈趋势已经形成，低碳经济成为全球新的增长模式已无法阻挡。
目前，中国已是第一大碳排放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尚未完成，对低附加值制造业的严重依赖、能源消费增长过快以及能源结构不合理的局面仍将长期存在，碳排放总量仍将快速增长。根据科技部的预测，即便中国采取积极措施，也要2030年以后才能见顶。
中国面临太多的问题。在京津沪成立的环境权益交易所和武汉、长沙、杭州、昆明等地的类似交易所一样只能围绕二氧化硫排放、节能减排指标等做文章，自主的碳市场还基本为零。由于对国际碳金融规则缺乏研究，难以与全球交易机制对接；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能力不足，国际化不够；再加之还存在监督、监测、评估、标准等系列支撑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国内短期尚难形成规模化的碳交易市场，碳金融游戏仍被国外主导。身处价值链底层的背后隐藏着巨额的损失。
在后续的国际谈判中，中国将承担更大的国际压力，到2020年在2005年水平上消减碳密度40-45%是中国政府的无奈决定。这是国际政治博弈的结果，但也是机遇，只有加速实现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才能实现目标，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不至过于被动。
翻看硬币的两面，全球气候变化给中国的崛起带来巨大的阻力，也带来机遇。中国需要深入分析碳金融市场的机制与规律，完善国内监督、监测、评估、标准等体系，量化各环节的显性和隐性成本，并大力开发节能减排的新技术。
作者供职于威士曼资本集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市场研究中心和ValueOptima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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