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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印度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其发展在中国和世界引起了普遍关注。本文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从中国高校学生对中印关系的认知程度这一角度出发，展开问卷调查，并对所收集的信息做统计分析，从新的视角观察中印关系的现状及前景，以供关心中印关系的学者参考。
一 引言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印度对南亚及东南亚的影响越来越引人注目。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印两国之间的联系曾长期中断，相互了解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令人欣慰的是，最近20年来，两国关系呈良性发展的势头。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两国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两国开展了“中印友好年”活动，2007年又组织了“印度一中国旅游年”。中印之间的了解有所加深，但是这并未使存在于两国政府及民间的互不信任和疑虑完全消除。这种状态显然与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所建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不相适应的。基于这种认知，中国学者做了许多很有意义的研究和探索，并取得了大量成果。然而，大多数研究性文章主要侧重于对政府间层面的考察，而对两国大众彼此认知与理解程度的考察却少之又少。为此，2007年3～5月，笔者在上海、长沙和成都组织问卷调查，从中国未来社会精英阶层——中国高校学生如何认知与理解印度及中印关系这一角度出发，以上述背景为参考和评价的基点，对存在于中印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做了定量研究分析，从新的视角客观展现了中印交流的效果与缺陷，并得出了一些颇有意义的结果。
二 问卷设计与说明
(一)调查目的
本文调查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考察中国高校学生对印度及中印关系历史与现状的认知程度，来理解和观察高校学生对中印关系中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判断，找出中印关系未来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
(二)调查对象
考虑到目前中印关系的现状。我们以中国高校在校生这一阶层为研究对象。其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校学生获得信息速度比较快，有较高的知识水平，他们对印度和中印关系的认识和评价将在很大程度上引领民意的走向。研究对象的抽取采用了分层抽样的方法，对上海、长沙和成都三地12所高校进行抽样。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城市的高校是基于区域平衡和样本代表性的原则。在地理位置分布上，它们分别处于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能够体现整体的代表性。在高校选择上，采用重点高校与非重点高校，师范类高校与非师范类高校，综合性高校与专业性高校相结合的原则。上海的高校有：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长沙的高校有：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和长沙理工大学；成都的高校有：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和西南民族大学。通过对这种平衡分布和代表性原则的应用，可以提高研究的效度和信度。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上海、长沙和成都三个城市的部分高校进行问卷调查，并对收集的信息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在问卷设计上，笔者依据研究目的有针对性地提出14个问题(有单选和多选两种形式)。这些问题由浅入深，旨在对印度和中印关系中的基本问题和热点问题进行考察。问卷设计完成后，笔者随机抽取30名学生进行测试，并与受访者进行交流，对有疑义或可能产生误导的问题进行修改和重新排序。问卷收集后，笔者根据研究目的对问题进行了重新归类和整理，并采用莱科标度(Likert Scale)对部分问题进行赋值量化，通过加权计算得出指数，确定指数意义。考虑到政治话题的特殊性及相关性，在分析中一般采用对样本结构性和差异性(特别是地区差异)选择分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描述统计。
三 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样本基本情况
1、性别结构：男生539人，占62.1％；女生329人，占37.9％。
2、教育程度：大专学生31人，占3.6％；本科学生598人，占68.9％；硕士生210人，占24.2％；博士生29人，占3.3％。
3、问卷回收率：调查共发放问卷900份，回收868份，回收率为96.4％。上海、长沙、成都各发放问卷300份。上海回收290份，其中男生186人，占64.1％；女生104人，占35.9％。长沙回收285份，其中男生176人，占61.8％；女生109人，占38.2％。成都回收293份，其中男生177人，占60.4％；女生116人，占39.6％。
(二)样本分析
调查样本共计14个问题(有单项选择和多项选择两种，其中，多项选择由于可以多选，故各选项的频次总和大于总人数)，分三个部分进行归纳。通过对样本结构性提问的选择分布和不同组别选择的差异分析，得出以下分析结果。
1、对印度和中印关系的了解
(1)对印度的了解程度
如表1所示，在对印度了解程度的结构性提问的选择分布中，有81.5％的人选择了解不多，而选择非常了解和了解的仅占15.5％，了解程度指数为2.13；在不同组别选择的差异分析上，上海选择非常了解和了解的占到20％，长沙和成都分别占到13％和13.7％，相较而言，上海分别高出其他两个城市7.0和6.3个百分点，了解程度指数高出0.08点。从整體趋势上看，三地对印度的了解程度不高。
(2)对印度历史上及当前的印度政治领袖人物的了解情况调查中，由于本题是多选，各频次之和要大于实际总人数。
从图1中，我们可以发现，从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创始人圣雄甘地和建国后的首任总理尼赫鲁到现任总理曼·辛格，高校学生对印度政治人物的了解呈下降趋势。其中了解圣雄甘地的人数最高有694人次；了解印度现任总理曼·辛格的最低，仅占175人次，占总人数的20.2％；另有98人缺省，占11.3％。这说明，我国高校学生对印度国内政治的了解程度偏低，其在中国高校学生中的影响力不大，基本处在不被关注的范围。
(3)关于中印1962年边界冲突了解程度的提问
从表2中可以看出，不同组别之间，特别是沿海城市与内地对中印边界冲突的了解程度有所差别，上海有7.9％的学生对中印边界非常了解，而中部城市长沙仅有2.5％，即使靠近南亚的西部地区也只有5.5％；与此相应的是，对“了解”选项的选择，上海占44.1％，长沙与成都只有30.5％和33.8％，分别相差13.6和10.3个百分点；而西部城市成都在“非常了解”和“了解”的选项上又比中部城市长沙分别高出3.0和3.3个百分点。因此，从整体上看，沿海城市、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对中印边界问题的了解程度呈两边高中间低的态势。
(4)在对印度哪些经济产业有竞争力的判断上，有652人次选择的是印度的IT业，排在所有候选产业的第一位， 占总人数的75.1％；排在第二位的是文化产业，251人次，占总人数的28.9％；排在第三、四位的分别是印度的纺织业和生物制药，各占总人数的11.1％和10.1％；选择钢铁业的占总人数的9.8％，认为是其他产业或无法判断的有75人次，占总人数的8.6％。高校学生的这一认知判断与近年来媒体对印度IT业的广泛报道有一定相关性。
(5)有关印度和中印关系的信息来源。从广播电视上获得信息的有476人次，占总人数的54.8％；420人次选择报刊杂志，占48.4％；399人次选择书籍(包括教科书)，占46％；369人次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占42.5％；另外，还有83人次通过其他方式了解印度，占9.6％。(本题为多选)
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地区组别差异明显。上海的学生通过互联网和广播电视了解印度的比率分别高于综合比率5.4和5.2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的使用分别高于长沙和成都8.6和7.6个百分点，而上海通过书籍和报刊杂志获得印度信息的比率比其他地区的比率低。这说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对学生获得信息的渠道有一定影响。
(6)在对印度的哪些方面感兴趣的选择中，不同性别组的学生有着不同的兴趣和关注点。如表4所示，与女生相较而言，男生对印度的军事、软件和政治经济的关注比较多，分别多出42.8、28.9和9.7个百分点；女生在印度景点、文化和电影方面的兴趣分别高出男生37.6、30.8和16.6个百分点。从整体上看，关注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印度的文化、景点和军事。
(7)对去印度旅游或学习的渴求程度的回答
从表5中可以直观地看到，对去印度旅游或学习持“一般”态度的人占到43.9％，另外，有21.8％的学生持“冷淡”或“非常冷淡”的态度。这些数据显示，学生对去印度旅游或学习的渴望度还比较低，主流态度的热度不高。因此，从这一侧面可以窥探印度在中国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2、对中印两国关系的评价与态度
(1)对目前的中印关系的评价方面，认为中印关系目前非常友好和友好的分别有1人和162人，两项合计占18.8％；而认为两国关系一般的有600人，占69.1％；认为不友好和敌对的共计105人，占12.1％。通过地区分组对比发现，三地对中印关系的评价和判断趋向一致。
(2)在回答中印关系的重要程度的选择上，有120人和525人分别选择非常重要和重要，两项合计占74.3％；选择“一般”的有188人，占21.7％；认为中印关系在中国外交政策中应处于不重要和很不重要的总计30人，占3.4％；另有5人缺省，占0.6％。
通过不同组别加权分析，三地的重要性指数意义均为“重要”，但三地的分值稍有差别，靠近南亚的西部地区的重要性指数比中部和东部高出0.12和0.24点。在差异性选择上，成都有67.2％的人认为中印关系重要，比上海高出15.1个百分点。有4.1％和4.6％的上海和长沙高校学生认为中印关系不重要，而成都仅有1.4％的学生持此观点。从整体上看，主流判断认为中印关系在中国外交政策中应该处于重要位置，这与图2所示的对中印关系的评价出现矛盾，由此暴露出中印关系存在的尴尬局面，即中印关系是重要的，但双边关系的现状却很平淡。
(3)在如何看待印度企业进驻中国市场的判断中，有74人持非常欢迎的态度，占8.5％，412人表示欢迎，占47.5％，两项合计占56％；认为无所谓的有287人，占33.1％；持不欢迎态度的有79人，占9.1％；16人坚决抵制印度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占1.8％。统计说明，中国高校学生对印度企业进驻中国的主流态度是积极的。但从高达33.1％的中间人群和10.9％的反对者看，很大一部分中国高校学生对印度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持保留态度。
3、对中印关系前景的看法
(1)对目前和未来发展中印关系的最大障碍的判断上，选择人次最多的是中印边界问题，有686人次，占总人数的79％；其次是“西藏问题，有”330人次，占总人数的38％；选择相互竞争的有260人次，占总人数的30％；选择印巴关系的有127人，仅占总人数的14.6％；无法判断和缺省的有6人，占总人数的0.7％。这说明，在未来中印双边关系发展中，边界问题是最主要的障碍；而“西藏问题”也被认为是会阻碍中印关系的较重要一点。在统计数字中，印度比较关心的印巴问题，并未被认为是发展中印关系的最大障碍，其频次在总人数中的比例远远低于中印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
(2)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选择上，高校学生对中国应该采取的政策和立场的判断比较明确。有1人选择妥协，仅占0.1％；482人选择寻求互谅互让，占55.5％；认为无法判断的有7人，占0.8％；选择维持现状的有58人，占6.7％；坚持寸土必争的有320人，占36.9％。
通过地区分组的差异分析，我们发现一些颇有意思的趋势。在“互谅互让”选项中，上海、长沙和成都呈递减趋势，上海最高，达61.7％，比最低的成都高出14.6个百分点；而“寸土必争”选项的趋势恰好相反，上海比成都低了8.2个百分点。这说明经济联系较多的地区在对待中印边界问题的处理上，更倾向于建设性的理性的解决方式。从整体上看，高校学生的主流态度是寻求互谅互让(占55.6％)，这与我国的睦邻友好政策是相符合的。随着中印关系的良性互动和友好发展，并不排除支持互谅互让的比例有增长的可能。
(3)中國对印度争取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采取政策的选择。
在关于印度“入常”问题上，有237人认为中国应全力支持和支持，占26.2％，其中全力支持的仅占1.2％。有159人选择无所谓，占18.3％；选择不支持和坚决抵制的分别占43.4％和11.5％，两项合计占54.9％，共计477人；另外，缺省5人，占0.6％。从这一比例可以看出，有超过半数的高校学生并不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从综合指数意义来看，关于印度的“入常”问题，基本持不反对也不支持的态度。
(4)印度会不会超过中国呢?很多专家学者对中印两国经济进行了比较，但对于印度能否超过中国未能定论。中国高校学生怎样看待印度的发展呢，在未来20年，印度能超过中国吗?通过统计发现，只有1.0％的学生认为印度在20年内能超过中国，加上认为有可能的23.7％，两项共计24.7％；与此相对，认为不能的占到40.4％，认为绝无可能的高达26.7％，两项合计67.1％；另外有近8.1％的人没有想过印度会超过中国。这说明中国高校学生一方面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另一方面也说明高校学生不认为印度是中国的强大竞争对手。
四 小结
本项调查分析的对象总体属于中国在读高校学生；问 卷虽然有许多不足，但由于地域上涉及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且经济发展程度以及与印度交往的频繁程度各不相同，因而从整体上看能够代表全国高校学生对印度及中印关系的认知程度。另外，高校学生文化程度较高，接受信息也比较快。他们对印度的了解和对中印关系的评价将极大地影响中国新生代的价值取向，并在相当程度上代表和引领中国的民意和未来走势。因此，深刻了解中国高校学生对印度和中印关系的认知、心态以及他们对有关问题的判断，必将有助于把握中印关系的走向。
由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爆发，中印关系随之陷入长期冷淡阶段，中印两国的民间交流也随之中断。因此，中国高校学生对印度的了解不多(占81.5％)，不同地区之间对印度的了解程度虽稍有差别，但总体上趋于一致。另外，他们对印度的了解主要集中在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而对印度的国内政治的关注明显不足。从统计数字看，大多数中国高校学生对印度政治的了解还停留在印度反帝反殖运动的时代，而对近几十年来印度政治走向不甚了解。这不仅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侧重有关；同时也能从中看出，中国高校学生对印度及中印关系的了解和判断受大众媒体的影响较大。因此，在这种相互了解不多的状态下，有超过65％的高校学生对赴印度旅游或学习从未想过、不想或根本不感兴趣。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近年来中印两国结成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不相适应的。
高校学生对中印关系现状的评价和判断还是比较理性的。在评价中印关系现状的问题上，有大约69.1％的学生认为中印关系很一般，即处在非敌非友的平淡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印关系不重要，因为有74.3％的高校学生认为中印关系非常重要和重要，另有56％的高校学生对印度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持非常欢迎和欢迎的态度。因此，从这些数据还可以看出，中印關系的现状与高校学生心目中的理想状态相差甚远。于是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中印关系很一般，却又很重要。因此，提升中印关系在两国民众中的形象，使平淡的现状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之间达成某种程度的平衡，应成为当务之急。
中印边界问题仍将是中印关系的绊脚石，同时也是导致两国关系之间的重要性与现状的不对称的主要因素。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在中国外交政策“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友好政策的推动下，有55.6％的中国高校学生更趋向于寻求互谅互让的方式解决；但不容忽视的是，仍有高达36.8％的高校学生持寸土必争的观点。另外，在是否支持印度“人常”的政策判断上，竟有54.9％的高校学生不支持和坚决抵制。这与56％的高校学生对印度企业进驻中国持欢迎和非常欢迎的态度相较，形成极大的反差。这种反差代表着两国心理的某种不平衡，一方面是经济联系发展的迅速与政治联系的滞后产生的不平衡；一方面是中国一贯淡化中印矛盾冲突与印度的敌视宣传和对中国企业采取的不平等政策而产生的心理不平衡。这种心理的不平衡又导致中国高校学生对印度外交政策的走向持不信任和怀疑态度。这一点可以从38％的人把“西藏问题”作为中印关系的主要障碍而得到印证。因此，中印两国的这种不平衡，影响了中国民众对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同时也会影响中国对印度“人常”的支持度(有54.9％的人持不支持和坚决抵制的态度，非常支持和支持的仅占26.2％)。
总之，通过这次问卷调查，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高校学生对崛起中的大国印度的认知程度。同时，从问卷的统计中，也可看出他们对中印之间存在问题的反应，以及他们对问题的态度和判断。中印两国都是文明古国，两国的友好相处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从这一角度看，笔者认为，边界问题并不是两国关系的必然障碍，两国目前要做的也不是迅速提出某种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案；双方如何建立互信，如何消除心理上的不平衡，才是首要问题。另外，加强两国民间交往，增强中印两国民众间的相互了解及在两国开展友好交流，应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关键。因此，本次问卷调查如能促进中印之间相互了解，也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一 引言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印度对南亚及东南亚的影响越来越引人注目。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印两国之间的联系曾长期中断，相互了解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令人欣慰的是，最近20年来，两国关系呈良性发展的势头。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两国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两国开展了“中印友好年”活动，2007年又组织了“印度一中国旅游年”。中印之间的了解有所加深，但是这并未使存在于两国政府及民间的互不信任和疑虑完全消除。这种状态显然与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所建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不相适应的。基于这种认知，中国学者做了许多很有意义的研究和探索，并取得了大量成果。然而，大多数研究性文章主要侧重于对政府间层面的考察，而对两国大众彼此认知与理解程度的考察却少之又少。为此，2007年3～5月，笔者在上海、长沙和成都组织问卷调查，从中国未来社会精英阶层——中国高校学生如何认知与理解印度及中印关系这一角度出发，以上述背景为参考和评价的基点，对存在于中印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做了定量研究分析，从新的视角客观展现了中印交流的效果与缺陷，并得出了一些颇有意义的结果。
二 问卷设计与说明
(一)调查目的
本文调查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考察中国高校学生对印度及中印关系历史与现状的认知程度，来理解和观察高校学生对中印关系中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判断，找出中印关系未来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
(二)调查对象
考虑到目前中印关系的现状。我们以中国高校在校生这一阶层为研究对象。其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校学生获得信息速度比较快，有较高的知识水平，他们对印度和中印关系的认识和评价将在很大程度上引领民意的走向。研究对象的抽取采用了分层抽样的方法，对上海、长沙和成都三地12所高校进行抽样。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城市的高校是基于区域平衡和样本代表性的原则。在地理位置分布上，它们分别处于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能够体现整体的代表性。在高校选择上，采用重点高校与非重点高校，师范类高校与非师范类高校，综合性高校与专业性高校相结合的原则。上海的高校有：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长沙的高校有：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和长沙理工大学；成都的高校有：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和西南民族大学。通过对这种平衡分布和代表性原则的应用，可以提高研究的效度和信度。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上海、长沙和成都三个城市的部分高校进行问卷调查，并对收集的信息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在问卷设计上，笔者依据研究目的有针对性地提出14个问题(有单选和多选两种形式)。这些问题由浅入深，旨在对印度和中印关系中的基本问题和热点问题进行考察。问卷设计完成后，笔者随机抽取30名学生进行测试，并与受访者进行交流，对有疑义或可能产生误导的问题进行修改和重新排序。问卷收集后，笔者根据研究目的对问题进行了重新归类和整理，并采用莱科标度(Likert Scale)对部分问题进行赋值量化，通过加权计算得出指数，确定指数意义。考虑到政治话题的特殊性及相关性，在分析中一般采用对样本结构性和差异性(特别是地区差异)选择分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描述统计。
三 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样本基本情况
1、性别结构：男生539人，占62.1％；女生329人，占37.9％。
2、教育程度：大专学生31人，占3.6％；本科学生598人，占68.9％；硕士生210人，占24.2％；博士生29人，占3.3％。
3、问卷回收率：调查共发放问卷900份，回收868份，回收率为96.4％。上海、长沙、成都各发放问卷300份。上海回收290份，其中男生186人，占64.1％；女生104人，占35.9％。长沙回收285份，其中男生176人，占61.8％；女生109人，占38.2％。成都回收293份，其中男生177人，占60.4％；女生116人，占39.6％。
(二)样本分析
调查样本共计14个问题(有单项选择和多项选择两种，其中，多项选择由于可以多选，故各选项的频次总和大于总人数)，分三个部分进行归纳。通过对样本结构性提问的选择分布和不同组别选择的差异分析，得出以下分析结果。
1、对印度和中印关系的了解
(1)对印度的了解程度
如表1所示，在对印度了解程度的结构性提问的选择分布中，有81.5％的人选择了解不多，而选择非常了解和了解的仅占15.5％，了解程度指数为2.13；在不同组别选择的差异分析上，上海选择非常了解和了解的占到20％，长沙和成都分别占到13％和13.7％，相较而言，上海分别高出其他两个城市7.0和6.3个百分点，了解程度指数高出0.08点。从整體趋势上看，三地对印度的了解程度不高。
(2)对印度历史上及当前的印度政治领袖人物的了解情况调查中，由于本题是多选，各频次之和要大于实际总人数。
从图1中，我们可以发现，从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创始人圣雄甘地和建国后的首任总理尼赫鲁到现任总理曼·辛格，高校学生对印度政治人物的了解呈下降趋势。其中了解圣雄甘地的人数最高有694人次；了解印度现任总理曼·辛格的最低，仅占175人次，占总人数的20.2％；另有98人缺省，占11.3％。这说明，我国高校学生对印度国内政治的了解程度偏低，其在中国高校学生中的影响力不大，基本处在不被关注的范围。
(3)关于中印1962年边界冲突了解程度的提问
从表2中可以看出，不同组别之间，特别是沿海城市与内地对中印边界冲突的了解程度有所差别，上海有7.9％的学生对中印边界非常了解，而中部城市长沙仅有2.5％，即使靠近南亚的西部地区也只有5.5％；与此相应的是，对“了解”选项的选择，上海占44.1％，长沙与成都只有30.5％和33.8％，分别相差13.6和10.3个百分点；而西部城市成都在“非常了解”和“了解”的选项上又比中部城市长沙分别高出3.0和3.3个百分点。因此，从整体上看，沿海城市、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对中印边界问题的了解程度呈两边高中间低的态势。
(4)在对印度哪些经济产业有竞争力的判断上，有652人次选择的是印度的IT业，排在所有候选产业的第一位， 占总人数的75.1％；排在第二位的是文化产业，251人次，占总人数的28.9％；排在第三、四位的分别是印度的纺织业和生物制药，各占总人数的11.1％和10.1％；选择钢铁业的占总人数的9.8％，认为是其他产业或无法判断的有75人次，占总人数的8.6％。高校学生的这一认知判断与近年来媒体对印度IT业的广泛报道有一定相关性。
(5)有关印度和中印关系的信息来源。从广播电视上获得信息的有476人次，占总人数的54.8％；420人次选择报刊杂志，占48.4％；399人次选择书籍(包括教科书)，占46％；369人次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占42.5％；另外，还有83人次通过其他方式了解印度，占9.6％。(本题为多选)
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地区组别差异明显。上海的学生通过互联网和广播电视了解印度的比率分别高于综合比率5.4和5.2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的使用分别高于长沙和成都8.6和7.6个百分点，而上海通过书籍和报刊杂志获得印度信息的比率比其他地区的比率低。这说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对学生获得信息的渠道有一定影响。
(6)在对印度的哪些方面感兴趣的选择中，不同性别组的学生有着不同的兴趣和关注点。如表4所示，与女生相较而言，男生对印度的军事、软件和政治经济的关注比较多，分别多出42.8、28.9和9.7个百分点；女生在印度景点、文化和电影方面的兴趣分别高出男生37.6、30.8和16.6个百分点。从整体上看，关注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印度的文化、景点和军事。
(7)对去印度旅游或学习的渴求程度的回答
从表5中可以直观地看到，对去印度旅游或学习持“一般”态度的人占到43.9％，另外，有21.8％的学生持“冷淡”或“非常冷淡”的态度。这些数据显示，学生对去印度旅游或学习的渴望度还比较低，主流态度的热度不高。因此，从这一侧面可以窥探印度在中国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2、对中印两国关系的评价与态度
(1)对目前的中印关系的评价方面，认为中印关系目前非常友好和友好的分别有1人和162人，两项合计占18.8％；而认为两国关系一般的有600人，占69.1％；认为不友好和敌对的共计105人，占12.1％。通过地区分组对比发现，三地对中印关系的评价和判断趋向一致。
(2)在回答中印关系的重要程度的选择上，有120人和525人分别选择非常重要和重要，两项合计占74.3％；选择“一般”的有188人，占21.7％；认为中印关系在中国外交政策中应处于不重要和很不重要的总计30人，占3.4％；另有5人缺省，占0.6％。
通过不同组别加权分析，三地的重要性指数意义均为“重要”，但三地的分值稍有差别，靠近南亚的西部地区的重要性指数比中部和东部高出0.12和0.24点。在差异性选择上，成都有67.2％的人认为中印关系重要，比上海高出15.1个百分点。有4.1％和4.6％的上海和长沙高校学生认为中印关系不重要，而成都仅有1.4％的学生持此观点。从整体上看，主流判断认为中印关系在中国外交政策中应该处于重要位置，这与图2所示的对中印关系的评价出现矛盾，由此暴露出中印关系存在的尴尬局面，即中印关系是重要的，但双边关系的现状却很平淡。
(3)在如何看待印度企业进驻中国市场的判断中，有74人持非常欢迎的态度，占8.5％，412人表示欢迎，占47.5％，两项合计占56％；认为无所谓的有287人，占33.1％；持不欢迎态度的有79人，占9.1％；16人坚决抵制印度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占1.8％。统计说明，中国高校学生对印度企业进驻中国的主流态度是积极的。但从高达33.1％的中间人群和10.9％的反对者看，很大一部分中国高校学生对印度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持保留态度。
3、对中印关系前景的看法
(1)对目前和未来发展中印关系的最大障碍的判断上，选择人次最多的是中印边界问题，有686人次，占总人数的79％；其次是“西藏问题，有”330人次，占总人数的38％；选择相互竞争的有260人次，占总人数的30％；选择印巴关系的有127人，仅占总人数的14.6％；无法判断和缺省的有6人，占总人数的0.7％。这说明，在未来中印双边关系发展中，边界问题是最主要的障碍；而“西藏问题”也被认为是会阻碍中印关系的较重要一点。在统计数字中，印度比较关心的印巴问题，并未被认为是发展中印关系的最大障碍，其频次在总人数中的比例远远低于中印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
(2)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选择上，高校学生对中国应该采取的政策和立场的判断比较明确。有1人选择妥协，仅占0.1％；482人选择寻求互谅互让，占55.5％；认为无法判断的有7人，占0.8％；选择维持现状的有58人，占6.7％；坚持寸土必争的有320人，占36.9％。
通过地区分组的差异分析，我们发现一些颇有意思的趋势。在“互谅互让”选项中，上海、长沙和成都呈递减趋势，上海最高，达61.7％，比最低的成都高出14.6个百分点；而“寸土必争”选项的趋势恰好相反，上海比成都低了8.2个百分点。这说明经济联系较多的地区在对待中印边界问题的处理上，更倾向于建设性的理性的解决方式。从整体上看，高校学生的主流态度是寻求互谅互让(占55.6％)，这与我国的睦邻友好政策是相符合的。随着中印关系的良性互动和友好发展，并不排除支持互谅互让的比例有增长的可能。
(3)中國对印度争取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采取政策的选择。
在关于印度“入常”问题上，有237人认为中国应全力支持和支持，占26.2％，其中全力支持的仅占1.2％。有159人选择无所谓，占18.3％；选择不支持和坚决抵制的分别占43.4％和11.5％，两项合计占54.9％，共计477人；另外，缺省5人，占0.6％。从这一比例可以看出，有超过半数的高校学生并不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从综合指数意义来看，关于印度的“入常”问题，基本持不反对也不支持的态度。
(4)印度会不会超过中国呢?很多专家学者对中印两国经济进行了比较，但对于印度能否超过中国未能定论。中国高校学生怎样看待印度的发展呢，在未来20年，印度能超过中国吗?通过统计发现，只有1.0％的学生认为印度在20年内能超过中国，加上认为有可能的23.7％，两项共计24.7％；与此相对，认为不能的占到40.4％，认为绝无可能的高达26.7％，两项合计67.1％；另外有近8.1％的人没有想过印度会超过中国。这说明中国高校学生一方面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另一方面也说明高校学生不认为印度是中国的强大竞争对手。
四 小结
本项调查分析的对象总体属于中国在读高校学生；问 卷虽然有许多不足，但由于地域上涉及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且经济发展程度以及与印度交往的频繁程度各不相同，因而从整体上看能够代表全国高校学生对印度及中印关系的认知程度。另外，高校学生文化程度较高，接受信息也比较快。他们对印度的了解和对中印关系的评价将极大地影响中国新生代的价值取向，并在相当程度上代表和引领中国的民意和未来走势。因此，深刻了解中国高校学生对印度和中印关系的认知、心态以及他们对有关问题的判断，必将有助于把握中印关系的走向。
由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爆发，中印关系随之陷入长期冷淡阶段，中印两国的民间交流也随之中断。因此，中国高校学生对印度的了解不多(占81.5％)，不同地区之间对印度的了解程度虽稍有差别，但总体上趋于一致。另外，他们对印度的了解主要集中在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而对印度的国内政治的关注明显不足。从统计数字看，大多数中国高校学生对印度政治的了解还停留在印度反帝反殖运动的时代，而对近几十年来印度政治走向不甚了解。这不仅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侧重有关；同时也能从中看出，中国高校学生对印度及中印关系的了解和判断受大众媒体的影响较大。因此，在这种相互了解不多的状态下，有超过65％的高校学生对赴印度旅游或学习从未想过、不想或根本不感兴趣。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近年来中印两国结成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不相适应的。
高校学生对中印关系现状的评价和判断还是比较理性的。在评价中印关系现状的问题上，有大约69.1％的学生认为中印关系很一般，即处在非敌非友的平淡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印关系不重要，因为有74.3％的高校学生认为中印关系非常重要和重要，另有56％的高校学生对印度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持非常欢迎和欢迎的态度。因此，从这些数据还可以看出，中印關系的现状与高校学生心目中的理想状态相差甚远。于是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中印关系很一般，却又很重要。因此，提升中印关系在两国民众中的形象，使平淡的现状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之间达成某种程度的平衡，应成为当务之急。
中印边界问题仍将是中印关系的绊脚石，同时也是导致两国关系之间的重要性与现状的不对称的主要因素。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在中国外交政策“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友好政策的推动下，有55.6％的中国高校学生更趋向于寻求互谅互让的方式解决；但不容忽视的是，仍有高达36.8％的高校学生持寸土必争的观点。另外，在是否支持印度“人常”的政策判断上，竟有54.9％的高校学生不支持和坚决抵制。这与56％的高校学生对印度企业进驻中国持欢迎和非常欢迎的态度相较，形成极大的反差。这种反差代表着两国心理的某种不平衡，一方面是经济联系发展的迅速与政治联系的滞后产生的不平衡；一方面是中国一贯淡化中印矛盾冲突与印度的敌视宣传和对中国企业采取的不平等政策而产生的心理不平衡。这种心理的不平衡又导致中国高校学生对印度外交政策的走向持不信任和怀疑态度。这一点可以从38％的人把“西藏问题”作为中印关系的主要障碍而得到印证。因此，中印两国的这种不平衡，影响了中国民众对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同时也会影响中国对印度“人常”的支持度(有54.9％的人持不支持和坚决抵制的态度，非常支持和支持的仅占26.2％)。
总之，通过这次问卷调查，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高校学生对崛起中的大国印度的认知程度。同时，从问卷的统计中，也可看出他们对中印之间存在问题的反应，以及他们对问题的态度和判断。中印两国都是文明古国，两国的友好相处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从这一角度看，笔者认为，边界问题并不是两国关系的必然障碍，两国目前要做的也不是迅速提出某种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案；双方如何建立互信，如何消除心理上的不平衡，才是首要问题。另外，加强两国民间交往，增强中印两国民众间的相互了解及在两国开展友好交流，应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关键。因此，本次问卷调查如能促进中印之间相互了解，也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