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的时候，校门口常有个老婆婆卖毛桃。毛桃分红、绿两种颜色泡在两只小瓦罐里，红的是甜味，绿的是咸味，五分钱两个。我们常常去买，金花鼠一样咔嚓咔嚓地啃着，常把手和嘴唇染成鲜艳的红和绿。
　　 班主任是个凶悍的中年女性，有一天下午她来班里巡视了一下，突然声色俱厉地叫我站出去，伸出食指戳着我的腮说：“你看你搞成什么样子！人不人鬼不鬼！”我不明就里，眼泪哗一下就流了下来。后来在办公室的镜子里，我看见自己从嘴唇到下巴绿汪汪的一片，才想起上学路上吃过老婆婆的毛桃。班主任用干硬的毛巾蘸了茶水，狠狠地擦着，我又痛又不敢叫，满眼的泪，满眼白亮似沸水的阳光。
　　 “天下哪个女生像你这样？”她咬牙切齿地说，“少有！”这大概不光是对我把自己弄得青面獠牙的评价，也是对我以往种种大逆不道行状的总结。
　　 我和男生一起打弹子，拍洋画；我在班上模仿武林中人“封”了一批堂主、帮主，还发明了一套手语以备上课打暗号；我把腿塞进课桌抽屉，结果老师叫我发言时来不及站起，连人带桌轰然倾倒；我还在纸条即将被班主任截获的当口，迅即把它塞进嘴里，吃掉。
　　 这样的女孩大概真是少有啊，但我还是在心里大声回答：“有的！阿彻也和我一样！”
　　 《窗边的阿彻》里的女孩阿彻。我最爱的朋友阿彻。自从妈妈给我买了这本书以后，我就把阿彻当成了另一个自己。我和她的共同点如下：
　　{1} 阿彻和我都不是乖孩子，她甚至比我还过分一百倍：老师讲课时她只顾忙着大声和屋檐下的燕子讲话；一节课之内把课桌盖板啪哒啪哒掀起、关上无数次；上课时站在教室窗口邀请化妆广告队（一种巡回表演顺便做广告的队伍）来演出……所以，一年级上了没多久，阿彻就被学校开除了。呵呵，我不管怎样还没落到这种地步吧。不过，如果这里也有像“巴学园”一样的学校，我一定会主动向校长请求：开除我吧！然后背上书包头也不回地直奔那里。
　　 巴学园，就是阿彻后来的新学校，教室全都是由旧电车车厢改装的。这所学校没有固定的课表，每天要完成的课程都写在黑板上，自己想先从哪个学科开始都可以；也没有固定的座位，爱和哪个同学坐就和哪个同学坐；运动会的项目希奇古怪，奖品则是一堆蔬菜；学生们在校园里都有属于自己的私密角落……和阿彻一样，我也喜欢巴学园。
　　{2} 阿彻和我都是马大哈。她慌慌张张地把钱包掉进了厕所；她看见路中间莫名其妙地盖着一张报纸就好奇地往上一跳，谁知下面是掏粪工掏了一半的粪池；她在放学路上爬上一个沙堆，却不料沙子底下是没有拌匀的石灰浆，结果陷在里面动弹不得；大家一起演戏，阿彻却常常搞不清状况，总是在演到挨打的剧情时还手，最后只好退出剧团，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校园里跳自编的芭蕾舞……而我，和阿彻有得一拼：把土豆当红薯煮了一大锅土豆甜汤；在妈妈的指导下总算缝好了布娃娃的新衣服，却在最后剪断线头时因为得意过度一剪子剪掉了半根针……
　　 阿彻那只掉进厕所的钱包虽然没有装钱，却是她最心爱的东西。她拿来了校工的大勺子，绕到厕所后面的粪池开始掏粪，决心要找回钱包。小小的女孩挥舞着笨重的大粪勺，干得满头大汗。上课铃响了，可是阿彻看着自己掏出来的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的粪，实在不甘心放弃，就继续奋战。这时，小林校长背着手散步路过这里，看见她正在掏粪，就问：“干什么呢？”阿彻连歇一下的工夫也舍不得，边干边回答说：“我的钱包掉到厕所里去了。”“噢，”校长说，“弄完了，别忘了把掏出来的东西全倒回坑里去。”然后走开了。这个校长可真是酷，他太理解小孩的心理了。阿彻总是能得到谅解，而我的错误多半会遭到一顿臭骂。
　　{3} 阿彻和我都是废话篓子。去巴学园报名时，小林校长把椅子搬到阿彻面前说：“好，说说吧，什么都行，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吧。”阿彻一听说什么都可以，立刻心花怒放，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刚才来时坐的电车跑得可快啦；以前那个学校的班主任女老师长得可漂亮啦；流鼻涕时，她总喜欢往里吸，妈妈骂了才赶紧擦掉……就这样，她东拉西扯地说了整整四个小时，而小林校长也认认真真地倾听了四个小时！最后，校长站起来，用温暖的大手抚摸着阿彻的头说：“好吧，从现在起，你就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了。”
　　 不幸的是，不会有大人耐心地听我说什么，他们永远匆匆忙忙，在他们眼里，我永远是带来麻烦的小屁孩。其实，我淘气归淘气，却会把大片的西瓜留给爸妈，也会在同桌因为考试不及格掉眼泪时小心翼翼地塞给她一块不算干净的手帕。
　　 感谢妈妈虽然没耐心听我唠叨，却慧眼独具地把阿彻介绍给了我。小林校长见到阿彻时总是说：“你本来是个好孩子嘛！”每逢这时，阿彻总是笑着、蹦着回答说：“是的，我是个好孩子！”
　　 我没能遇到一个把“你是个好孩子”这一点大声告诉我的小林校长。我们的校长兼任我们班的地理老师，上课的时候他只会照着课本用没有抑扬顿挫的声音一个劲地读书，有时候插一句：“这段画线。”我们在书上大段大段地画着线，考试的时候把画线部分背熟了就行。这么百无聊赖的地理课实在没有办法让小孩子长久地集中注意力，有一次我就玩起了一个挂窗帘用的铜环，把它戴在无名指上，告诉同桌：“这是林涛送我的结婚戒指。”林涛是那时我喜欢的男生。这句话恰好被校长听见了。下课后他把我拎进办公室，勒令我写500字以上的检查，罪名不仅有“上课说话”，还有“思想复杂”。我在白纸上写：“我思想复杂……”然后拿回家让父母签字，以证明他们已经了解了我这个重大错误并且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可是，在巴学园，低年级的男生和女生一起游泳可以不穿泳衣。因为小林校长认为，男孩子和女孩子之间，特别地划一道线是不好的，硬要把生理特征上的不同隐藏起来也没什么必要。他常常对孩子们讲：“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美丽的。”
　　 第一遍看《窗边的阿彻》时我也忍不住怀疑：世界上真的存在过这样自由宽松的学校，这样善解人意的校长吗？然而我看到了书脊上的作者名字：黑柳彻子。书中有一节专门提到，阿彻的大名叫彻子，但是爸爸和她自己都更喜欢“阿彻”。彻子。阿彻。于是我坚信书中的一切都是不容置疑的真实。如果它是一个梦，那一定也是一个真实的梦。
　　 虽然，这样的梦境也许注定要被残酷的现实生活敲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的打响，阿彻宁静的生活也被打破了，她不得不离开巴学园的电车教室和小林校长，和父母一起辗转在逃难的路上；但是，如果世界上曾有过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包容孩子的调皮淘气，存放他们所有天真的梦想；如果有过阿彻那样如梦似幻的童年，人生之路必定会变得非同寻常吧。
　　
　　黑柳彻子
　　
　　 记述巴学园的往事，是我长期以来最大的一个心愿。在此，首先请允许我对阅读本书的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所写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没有任何虚构。而且难得的是，这一桩桩往事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本书《一言为定》那一节里写过，我曾和小林校长约定：“长大后，我也要来巴学园当老师。”这是促使我提笔的又一个原因。尽管这个诺言未能实现，但我想，至少应该把这样一件事详细告诉给读者，即曾经有过一位小林校长，他对孩子们曾怀有多么深厚的爱，以及他是怎样教育孩子的。
　　 校长常常对我说那句话：“阿彻真是个好孩子啊！”他迄今为止给了我多么大的鼓舞，简直是不可估量的。我想，假如我没进巴学园，也没遇见小林校长的话，恐怕我的一言一行都会被贴上“坏孩子”的标签，背上自卑的包袱，直至在无所适从中长大成人吧！
　　 大约五年前，在朝日电视台的“奈良和早晨表演”节目里有一项内容叫“会面”，当时就来了一位妇女，原来就是把我开除的那所学校的我们隔壁那个班的班主任老师。听了这位老师的话，我大吃了一惊。她是这样说的：
　　 “彻子当时是隔壁那班的学生。正上课时，我有事要到教员室去，就让学生们自习。当我来到走廊时，几乎每天都见到彻子在走廊里罚站。而且我每次路过她身旁时，彻子都要把我叫住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老师，我被罚站了，可这是为什么呀？’‘我干了什么坏事了吗？’‘老师讨厌化妆广告宣传员吗？’这些问题，当时使我感到很为难。所以，以后即使又要到教员室去，也要先打开门看看，如果彻子正在被罚站，我就不出去了。”
　　 我们这些当年巴学园的学生们，根本不分哪个年级，直到现在，每年都在十一月三日（令人怀念的举办那美好运动会的日子）借用九品佛寺的房子欢聚一堂，度过那欢乐的一天。虽然大家都是四十出头或将近五十岁的拖儿带女的人了，但相处时仍和儿时一样，仍使用“小彻子”或“大荣同学”之类的称呼。这也是小林校长留给我们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