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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认识晚清中国西学东渐过程的逻辑是西学东渐史的一大热点。熊月之先生继学界的普遍说法后，提出一番独特的见解，其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一书中将西学东渐的过程分为四大阶段，认为西学东渐的逻辑是对真善美的认识和追求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西学东渐；西学东渐史；晚清中国；真善美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8--02
导言：
熊月之先生的著作——《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是研究西方学术文化传播到代表东方文明的中国这段历史的佳作。作者在前人的研究之上，利用传播学的知识，将研究的视野放在了“西学”的主要内容及其传播过程，进而探索“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的关系。
一、《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的写作意图及主要观点
经过对前人研究的综述，熊认为学界“对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这一课题的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1]，其主要表现在：1、史料的挖掘、整理还有很大缺失；2、西书内容待进一步理清；3、对社会影響的研究相当薄弱；4、对于晚清西学传播的全过程缺乏综合研究。
熊月之先生将西学东渐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11年—1842年。该阶段的特点是：传教士活动的影响没有达到中国内地，传播者没有盛气凌人的气势，受传对象也没有被压挨欺的心理，传、受双方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文化交流在相对正常的状态下进行。
第二阶段是1843—1860年，该阶段晚清西学传播史上的新阶段。其特点是：1、通商口岸成为传播基地；2、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科学著作；3、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主动了解、吸收西学的趋势；4、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参加译书工作。
第三阶段是1860—1900年。该阶段的特点是：1、传播机构多种多样；2、政府创办译书机构：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等“在被动开放的形势下作出的顺乎时代潮流的反应”[2]；3、翻译西书量多面广，影响也广泛深远；4、上海成为译书中心；5、西学影响逐渐扩大到社会基础。
第四阶段是1900—1911年，此时留日热潮骤然而生，西学传播的内容、方式也因此改变。该阶段西学传播的特点主要是：1、从日本转口输入的西学数量急剧增长，成为主要部分；2、这一阶段所译的西书到达高峰；3、译书从多到少的顺序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4、影响深入；5、近代中国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代翻译人才。
二、《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各章内容简介
全书便是围绕着这四个历史阶段利用传播学的知识来分析了影响西学东渐的因素：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传播媒介，译书方式，译书机构，论述了国人接受西学的五大主题：了解世界—求强求富—救亡图存—民主革命—科学启蒙。
全书共十九章。第一章，回溯明末清初西学传播情况及其对晚清的影响。作者认为这时期西学传播的影响局限于士大夫阶层中具有一定专业基础的部分人；西学发生影响的区域局限于传教士活动频繁的地区；随着传教士被逐，西学影响也随之消退。
述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在南洋及广州等地的传播西学情况及特点。作者认为1842年以前，传教士所传布的西学内容总体上比较零散，内容也不十分丰富，但对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知识分子了解西方、了解世界有一定启发作用。
第三至第四章，述鸦片战争以后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学传播的内容、影响。在该阶段作者分别论述了鸦片战争后，香港、广州、福州和厦门在开阜以后传教事业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上海逐渐超越广州成为传播西学的主要阵地。此外，作者也关注到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面对陌生的世界作出的反应，包括他们与西学的关系，以及他们研究西学的时代与社会意义。
第五至第八章，述作为传播载体的新式学校包括教会学校与西学传播的关系。作者认为以教会学校在对于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还详细介绍了以京师同文馆、广方言馆和格致书院为代表的中国新式学堂的创立与沿革，深刻的分析了三个新式学堂各自的不足与特点，以及各个学校之间的差异及其原因。
第九至第十章，述传播载体——报刊与西学传播的关系。作者详细论述了19世纪60年代至二十几初晚清出现的几种报刊的创立与沿革，内容与栏目，影响与作用；尤其着重介绍了《万国公报》的内容及其价值。认为报刊作为西学传播最重要的媒介，最能从其刊登的内容中反映出当时中国人对西学知识的接受和掌握程度。
第十一至第十三章，述传播载体——出版机构与西学传播关系。作者按性质将西学传播的主要传播机构分为三大系统，分别是教会主持的，政府官办的和民间商办的，并分别论述这三种不同性质的出版机构在出版书籍时所选择的侧重点、特色和社会影响。
第十四至十六章，主要论述了傅兰雅、李提摩太和林乐知三名传教士的生平和在华传教经历，成就和影响，对传教士在华传播西学的作用作了客观且深刻的分析与评价。第十七章述20世纪西学传播情况，对通过日本转口输入西学的内容与影响着墨较多。
第十八章，介绍了传播主体——中国翻译西书的译才及其主要的翻译作品和影响，认为“严复翻译西学原著，在近代西学东渐史上有着特殊的价值和重要的地位。”[3]林纾翻译西洋小说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第十九章，综论西学传入以后的中国社会的几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反应。作者分别介绍了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说，将其视为“调和说”，将全面排距西方文化的反应视为偏激之见，并对其产生之原因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作者认为人们对于西学称呼的变化：夷学—西学—新学，“正好折射出西学东渐这一百年中，中国社会对西学情感的演变过程。”[4]
在最后一部分，熊先生对西学传播的过程作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总结。作者认为晚清知识分子之所以会对坚船利炮、声光化电的认识先于议会制度，生产工具等表层文化易于传播，价值观念等深层文化难于传播是基于对真善美认识和追求的逻辑。因为辨明真善美与假丑恶需要时间，判断真假所需的时间最短，人们只需在实践中就能分清优劣和对错，因此客观成分最大；辨别善恶美丑受人们的文化素养、历史背景影响较大，所需时间较长，主观成分较大。故“中国吸收西学的步伐之所以沿着物资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阶梯拾级而上，就是因为这三类文化的可比性越来越低，比较、鉴别所需的时间越来越长。”[5]此外，作者在回答为什么对物质层面的认识先于对精神层面的认识这个问题时，提出在西学东渐的历史上，有时器物层面的东西也带有精神层面的因素，“有时对西学接受的过程是一个整体的过程，并非仅仅按照器物、制度、精神三个程序。”[6]胡林翼看到长江中的外国船炮，震惊之余口吐鲜血，他就不止是看到坚船利炮，而是看到了背后的文化，因此这是一个综合性过程。一把手术刀，一艘轮船，往往代表一种文化。
三、总结
该书初版于1994年，出版后曾引起学界研究西学东渐史很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与反应，是西学东渐研究的一部著作，书中一些可取之处得到很多人的肯定与认可，同时也得到很多专家学者中肯的建议，可见熊先生这部著作的读者之多，影响之广。
今日有幸拜读先生之著作（修订版），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专业的学术素养和“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毅力令人钦佩，尤其是先生在接受他人意见和本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后，在修订版中又作出了一些努力，即一是纠正一些史实错误与释读不当之处，二是稍微补充了一些内容，如《大英国统志》、《辨学启蒙》等，三是大事记中增加了一些西书出版信息；四是增加了一些图片，但整个结构没有变动，内容也没有太大的改动。
通过作者不懈的努力与深厚的学术功底，将西学东渐的过程与晚清社会间的关系尽可能的梳理出来，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从全书十九章内容观之，在本书中也能看出作者所做出的努力，一是尽可能地阅读西书，弄清西学传播的来龙去脉，包括翻译了多少西书、谁翻译的、翻译原由、翻译方式、传播渠道、传播数量与传播影响；二是尽可能解决中国社会对西学的反应，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是比较难的。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很多拓展，也提出了一些客观的见解，但作者还自谦地说“还有很多有待充实与完善之处”。[7]
作者在这本书中耗费出巨大的心力和精力，全书内容丰富，资料详实，并且作者在查找西书方面做出更进一步的努力和挖掘，其精神值得后人们学习。
注释：
[1]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
[2]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页。
[3]第568页。
[4]第591页。
[5]第598页。
[6]第687页。
[7]第686页。
关键词：西学东渐；西学东渐史；晚清中国；真善美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8--02
导言：
熊月之先生的著作——《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是研究西方学术文化传播到代表东方文明的中国这段历史的佳作。作者在前人的研究之上，利用传播学的知识，将研究的视野放在了“西学”的主要内容及其传播过程，进而探索“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的关系。
一、《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的写作意图及主要观点
经过对前人研究的综述，熊认为学界“对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这一课题的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1]，其主要表现在：1、史料的挖掘、整理还有很大缺失；2、西书内容待进一步理清；3、对社会影響的研究相当薄弱；4、对于晚清西学传播的全过程缺乏综合研究。
熊月之先生将西学东渐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11年—1842年。该阶段的特点是：传教士活动的影响没有达到中国内地，传播者没有盛气凌人的气势，受传对象也没有被压挨欺的心理，传、受双方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文化交流在相对正常的状态下进行。
第二阶段是1843—1860年，该阶段晚清西学传播史上的新阶段。其特点是：1、通商口岸成为传播基地；2、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科学著作；3、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主动了解、吸收西学的趋势；4、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参加译书工作。
第三阶段是1860—1900年。该阶段的特点是：1、传播机构多种多样；2、政府创办译书机构：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等“在被动开放的形势下作出的顺乎时代潮流的反应”[2]；3、翻译西书量多面广，影响也广泛深远；4、上海成为译书中心；5、西学影响逐渐扩大到社会基础。
第四阶段是1900—1911年，此时留日热潮骤然而生，西学传播的内容、方式也因此改变。该阶段西学传播的特点主要是：1、从日本转口输入的西学数量急剧增长，成为主要部分；2、这一阶段所译的西书到达高峰；3、译书从多到少的顺序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4、影响深入；5、近代中国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代翻译人才。
二、《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各章内容简介
全书便是围绕着这四个历史阶段利用传播学的知识来分析了影响西学东渐的因素：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传播媒介，译书方式，译书机构，论述了国人接受西学的五大主题：了解世界—求强求富—救亡图存—民主革命—科学启蒙。
全书共十九章。第一章，回溯明末清初西学传播情况及其对晚清的影响。作者认为这时期西学传播的影响局限于士大夫阶层中具有一定专业基础的部分人；西学发生影响的区域局限于传教士活动频繁的地区；随着传教士被逐，西学影响也随之消退。
述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在南洋及广州等地的传播西学情况及特点。作者认为1842年以前，传教士所传布的西学内容总体上比较零散，内容也不十分丰富，但对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知识分子了解西方、了解世界有一定启发作用。
第三至第四章，述鸦片战争以后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学传播的内容、影响。在该阶段作者分别论述了鸦片战争后，香港、广州、福州和厦门在开阜以后传教事业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上海逐渐超越广州成为传播西学的主要阵地。此外，作者也关注到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面对陌生的世界作出的反应，包括他们与西学的关系，以及他们研究西学的时代与社会意义。
第五至第八章，述作为传播载体的新式学校包括教会学校与西学传播的关系。作者认为以教会学校在对于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还详细介绍了以京师同文馆、广方言馆和格致书院为代表的中国新式学堂的创立与沿革，深刻的分析了三个新式学堂各自的不足与特点，以及各个学校之间的差异及其原因。
第九至第十章，述传播载体——报刊与西学传播的关系。作者详细论述了19世纪60年代至二十几初晚清出现的几种报刊的创立与沿革，内容与栏目，影响与作用；尤其着重介绍了《万国公报》的内容及其价值。认为报刊作为西学传播最重要的媒介，最能从其刊登的内容中反映出当时中国人对西学知识的接受和掌握程度。
第十一至第十三章，述传播载体——出版机构与西学传播关系。作者按性质将西学传播的主要传播机构分为三大系统，分别是教会主持的，政府官办的和民间商办的，并分别论述这三种不同性质的出版机构在出版书籍时所选择的侧重点、特色和社会影响。
第十四至十六章，主要论述了傅兰雅、李提摩太和林乐知三名传教士的生平和在华传教经历，成就和影响，对传教士在华传播西学的作用作了客观且深刻的分析与评价。第十七章述20世纪西学传播情况，对通过日本转口输入西学的内容与影响着墨较多。
第十八章，介绍了传播主体——中国翻译西书的译才及其主要的翻译作品和影响，认为“严复翻译西学原著，在近代西学东渐史上有着特殊的价值和重要的地位。”[3]林纾翻译西洋小说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第十九章，综论西学传入以后的中国社会的几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反应。作者分别介绍了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说，将其视为“调和说”，将全面排距西方文化的反应视为偏激之见，并对其产生之原因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作者认为人们对于西学称呼的变化：夷学—西学—新学，“正好折射出西学东渐这一百年中，中国社会对西学情感的演变过程。”[4]
在最后一部分，熊先生对西学传播的过程作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总结。作者认为晚清知识分子之所以会对坚船利炮、声光化电的认识先于议会制度，生产工具等表层文化易于传播，价值观念等深层文化难于传播是基于对真善美认识和追求的逻辑。因为辨明真善美与假丑恶需要时间，判断真假所需的时间最短，人们只需在实践中就能分清优劣和对错，因此客观成分最大；辨别善恶美丑受人们的文化素养、历史背景影响较大，所需时间较长，主观成分较大。故“中国吸收西学的步伐之所以沿着物资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阶梯拾级而上，就是因为这三类文化的可比性越来越低，比较、鉴别所需的时间越来越长。”[5]此外，作者在回答为什么对物质层面的认识先于对精神层面的认识这个问题时，提出在西学东渐的历史上，有时器物层面的东西也带有精神层面的因素，“有时对西学接受的过程是一个整体的过程，并非仅仅按照器物、制度、精神三个程序。”[6]胡林翼看到长江中的外国船炮，震惊之余口吐鲜血，他就不止是看到坚船利炮，而是看到了背后的文化，因此这是一个综合性过程。一把手术刀，一艘轮船，往往代表一种文化。
三、总结
该书初版于1994年，出版后曾引起学界研究西学东渐史很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与反应，是西学东渐研究的一部著作，书中一些可取之处得到很多人的肯定与认可，同时也得到很多专家学者中肯的建议，可见熊先生这部著作的读者之多，影响之广。
今日有幸拜读先生之著作（修订版），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专业的学术素养和“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毅力令人钦佩，尤其是先生在接受他人意见和本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后，在修订版中又作出了一些努力，即一是纠正一些史实错误与释读不当之处，二是稍微补充了一些内容，如《大英国统志》、《辨学启蒙》等，三是大事记中增加了一些西书出版信息；四是增加了一些图片，但整个结构没有变动，内容也没有太大的改动。
通过作者不懈的努力与深厚的学术功底，将西学东渐的过程与晚清社会间的关系尽可能的梳理出来，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从全书十九章内容观之，在本书中也能看出作者所做出的努力，一是尽可能地阅读西书，弄清西学传播的来龙去脉，包括翻译了多少西书、谁翻译的、翻译原由、翻译方式、传播渠道、传播数量与传播影响；二是尽可能解决中国社会对西学的反应，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是比较难的。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很多拓展，也提出了一些客观的见解，但作者还自谦地说“还有很多有待充实与完善之处”。[7]
作者在这本书中耗费出巨大的心力和精力，全书内容丰富，资料详实，并且作者在查找西书方面做出更进一步的努力和挖掘，其精神值得后人们学习。
注释：
[1]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
[2]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页。
[3]第568页。
[4]第591页。
[5]第598页。
[6]第687页。
[7]第6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