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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设金融中心的脚步开始加快。
继上海初步拟定“立法”金融中心建设后,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霍学文7月26日在北京金融业发展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北京和天津之间,正在研究京津金融一体化。
霍学文明确表示,首都金融业的定位是,北京是国家的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管理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
主中心:金融街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对未来一段时间北京金融产业发展格局做了一个规划,简称为“一主一副三新四后台”。
霍学文说,“一主”就是以金融街作为首都金融产业发展的主中心,主要是发展总部金融。“一副”是以CBD作为金融发展的副中心,主要是发展国际金融。“三新”是以海淀中关村西区作为科技金融功能区,主要发展科技金融;以东二环交通商务区为承载,主要发展产业金融功能;以丽泽金融商务区为承载主要发展新兴金融功能。“四后台”是构造四个金融后台服务区,主要是海淀的稻香湖金融服务区、朝阳金盏金融服务区、通州新城金融服务区,还有西城德胜金融服务区。
霍学文表示,通过这样的前台、后台的打造,就是为首都金融产业提供一个良好的承载空间,就金融功能区发展来讲,重点发展了金融街和CBD,这两个区域目前是非常成熟的。
“在4月30日北京市发布的《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中,就有建立京津冀、环渤海地方政府金融合作机制的专门表述。”对此,北京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梅松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京津冀金融一体化,不但能够给北京建设金融中心带来支撑,也能带动天津、河北两地的金融业进一步发展。
霍学文的另一身份是北京市金融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针对有记者提及北京与天津在发展股权投资市场方面是否会产生竞争时,霍学文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到天津注册的股权投资基金,很多总部基地是在北京的。在天津设立的一些股权投资基金,也投了很多北京的企业。我觉得这恰恰是证明两地的金融正在不断地融合。”
京津合作
这一点在梅松看来同样如此。他认为,北京集聚了国际各监管机构及主要金融机构的总部,是国内的清算结算中心,更是一个“资金洼地”;而天津又有着国家“先行先试”的政策倾斜,运作灵活,两者如果成功一体化,将带来明显的互补效应。
“从天津来看,与北京合作将会有更多资金进入天津,推动私募股权基金、柜台交易市场、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就北京而言,则可借助天津的优惠政策,弥补其创新受限这一短板。”梅松进一步解释,“从更广义角度看,如实现京津金融一体化,合作能够促进双方资源的全面合理配置,助推北京的金融业发展。”
不过,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则略为担心这将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的影响,“如果北京与天津合作成功,肯定会产生1加1大于2的效应,不但会加大对存量金融资源的吸引力,其金融资源增量也可能会大于上海等其他地区。”
据其分析,京津合作最直接的作用是,借助天津“先行先试”的优势,北京也将得以享受这一优惠,而且能够扩大其金融中心建设所需的腹地。
但奚君羊同时也指出,随着金融业市场化的进程,政治对经济参与作用的逐步减弱,长期看来,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趋势并未改变。
霍学文重申,在北京构建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规划中,也将重点放在了打造北京的产权交易所,构建环境交易所,进一步提升和发展石油交易所上,并未提及要发展证券、债券、外汇、期货等市场。
继上海初步拟定“立法”金融中心建设后,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霍学文7月26日在北京金融业发展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北京和天津之间,正在研究京津金融一体化。
霍学文明确表示,首都金融业的定位是,北京是国家的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管理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
主中心:金融街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对未来一段时间北京金融产业发展格局做了一个规划,简称为“一主一副三新四后台”。
霍学文说,“一主”就是以金融街作为首都金融产业发展的主中心,主要是发展总部金融。“一副”是以CBD作为金融发展的副中心,主要是发展国际金融。“三新”是以海淀中关村西区作为科技金融功能区,主要发展科技金融;以东二环交通商务区为承载,主要发展产业金融功能;以丽泽金融商务区为承载主要发展新兴金融功能。“四后台”是构造四个金融后台服务区,主要是海淀的稻香湖金融服务区、朝阳金盏金融服务区、通州新城金融服务区,还有西城德胜金融服务区。
霍学文表示,通过这样的前台、后台的打造,就是为首都金融产业提供一个良好的承载空间,就金融功能区发展来讲,重点发展了金融街和CBD,这两个区域目前是非常成熟的。
“在4月30日北京市发布的《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中,就有建立京津冀、环渤海地方政府金融合作机制的专门表述。”对此,北京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梅松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京津冀金融一体化,不但能够给北京建设金融中心带来支撑,也能带动天津、河北两地的金融业进一步发展。
霍学文的另一身份是北京市金融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针对有记者提及北京与天津在发展股权投资市场方面是否会产生竞争时,霍学文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到天津注册的股权投资基金,很多总部基地是在北京的。在天津设立的一些股权投资基金,也投了很多北京的企业。我觉得这恰恰是证明两地的金融正在不断地融合。”
京津合作
这一点在梅松看来同样如此。他认为,北京集聚了国际各监管机构及主要金融机构的总部,是国内的清算结算中心,更是一个“资金洼地”;而天津又有着国家“先行先试”的政策倾斜,运作灵活,两者如果成功一体化,将带来明显的互补效应。
“从天津来看,与北京合作将会有更多资金进入天津,推动私募股权基金、柜台交易市场、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就北京而言,则可借助天津的优惠政策,弥补其创新受限这一短板。”梅松进一步解释,“从更广义角度看,如实现京津金融一体化,合作能够促进双方资源的全面合理配置,助推北京的金融业发展。”
不过,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则略为担心这将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的影响,“如果北京与天津合作成功,肯定会产生1加1大于2的效应,不但会加大对存量金融资源的吸引力,其金融资源增量也可能会大于上海等其他地区。”
据其分析,京津合作最直接的作用是,借助天津“先行先试”的优势,北京也将得以享受这一优惠,而且能够扩大其金融中心建设所需的腹地。
但奚君羊同时也指出,随着金融业市场化的进程,政治对经济参与作用的逐步减弱,长期看来,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趋势并未改变。
霍学文重申,在北京构建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规划中,也将重点放在了打造北京的产权交易所,构建环境交易所,进一步提升和发展石油交易所上,并未提及要发展证券、债券、外汇、期货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