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文砖是我国古代宫殿建筑和墓葬建筑的重要原料，由于铭文砖含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往往成为我国考古学、墓葬制度、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铭文砖上的铭文，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铭刻文字，同时也是研究古代书法艺术演变、书法风格形成的第一手资料，与甲骨文、金文、玺印文字等书法样式一样，作为铭刻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书法演变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铭文砖是通过摹印、刻划、书写方式创造出来的一种书法艺术形式，是我国书法艺术特有的形式之一。在铭文砖中，我国自战国以来直至五代、两宋以来的书风几乎都有充分的反映，可以说是一部从没有断裂的“中国古代书法史”。尤其出自民间刻工之手的砖文，其所具有的强烈的个性特点，清秀、朴素、自然、率意之美，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本文从铭文砖的历史沿革、砖文分类、书体演变、风格特点等几方面，试对这一问题略作阐述。
　　
　　一、“铭文砖”的历史沿革
　　
　　根据考古发掘资料，铭文砖最早出现在战国晚期，发展、鼎盛于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以后，由于历史、社会的原因，铭文砖艺术急剧衰落下去。铭文砖从萌芽到急剧衰落，经过了将近一千八百余年的时间。根据铭文砖的发展状况，我们将铭文砖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即、萌芽期、发展期、高峰期、衰落期。春秋晚期至秦朝灭亡，为铭文砖的萌芽期；汉代为铭文砖的发展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铭文砖发展的高峰期；隋唐、五代两宋，为铭文砖的急剧衰落期。
　　
　　1、萌芽期
　　春秋晚期至秦朝灭亡为铭文砖的萌芽期。此一时期，在秦、齐等地区都曾发掘出土模印、刻写铭文砖。考古工作者在邹城出土带有刻写文字的铭文砖，这是目前已发现的比较早的铭文砖。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秦都咸阳亦出土了大约一百余块战国晚期以来的铭文砖，制作时间主要集中在秦孝公时期至秦灭亡时期这一阶段。这批铭文文字简约，多为“物勒工名”砖文，在书法形式上尚有陶泥、玺印影响的痕迹。到了秦朝，也出现了十几字的铭文砖：“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毋饥人”铭文砖，即是这一时期重要的铭文砖遗存，体现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
　　


　　
　　2、发展期
　　两汉时期是铭文砖逐步进入强盛发展的历史时期。全国各地先后都有此一时期铭文砖的出土。西汉时期，主要集中在大型宫殿遗址，墓葬出土则并不多见。如陕西西安建章宫遗址出土的“延年益寿，与天相侍，日月同光”砖，陕西韩城芝川扶荔宫遗址出土“夏阳扶荔宫令壁与天地无极”铭文砖以及“夏”、“阳宫”残字砖以及陕西淳化甘泉宫遗址出土的铭文砖等，都是大型宫殿建筑遗址上的重要发现。西汉早期出土铭文砖基本上为“物勒工名”砖、吉语砖，西汉中期以后，纪年砖这一铭文砖形制开始出现，如河南商水扶苏故城出土的汉昭帝时期的“元平”，即为地面建筑所用的有年号的铭文砖。东汉时期，铭文砖出土的数量急剧增多，其中大多集中分布在墓葬用砖中，这与当时墓葬制度的变化有相当大的关系，由于东汉改变了以竖穴式墓坑为横穴式的墓葬形制，这一墓葬形制的根本性改变，为大量墓葬用砖的出现提供了社会基础，铭文砖的大量出现，也就应运而生。目前发现最早的东汉墓葬纪年砖为四川峨眉出土的东汉初年“建武十四年砖”、“建武十九年砖”。东汉以来，这一形制的铭文砖一直获得不断地发展，在墓葬中被大量使用，到南北朝时期仍然有大量的出土，直到隋唐以后才逐渐减少、消失。这一时期，其他形制的铭文砖在东汉时期也陆续开始出现，如墓志砖、随意刻写砖等。1964年发掘河南偃师西大郊村东汉洛阳邢徒墓522座，共出土103(永元十五年)—125(延光四年)年间铭文砖820余块，为在残砖上的隶书阴刻文字，是继石刻、简牍之外目前发现数量最多的一批东汉书法资料之一。这批刑徒砖记载了管理刑徒的管理机构、刑徒姓名、刑名、刑徒所在的郡县狱所、刑徒的技能、死亡日期等。1973年——1977年、1982年，考古工作者又在安徽亳州曹操宗族墓发掘出土了东汉晚期铭文砖457块，亦是这一时期铭文砖最为重要的发现，为研究东汉晚期书法的演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3、高峰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铭文砖高度发展的历史时期。此一时期，全国各地都有铭文砖的出土，由于审美观念和地域文化特点的不尽相同，此一时期出土的铭文砖呈现出更加丰富的风格变化，将铭文砖书法艺术带到更加崭新的境地。这一时期，各类铭文砖形制均已出现，墓志砖、纪年砖、买地券、纪年、吉语、物勒工名以及随意刻写类等铭文砖形已经出现，是铭文砖形制发展最为齐全的时期。铭文砖的书体也出现更加丰富的变化，篆、隶、章草、楷书、行草书等诸种书体并存，铭文砖上的铭文数字上也进一步增多，出现了几十字到上百字、数百字的长篇巨制。此一时期铭文砖尤以江苏南京等地区出土的最为典型，在一些六朝大、中型墓葬中前后出土了东晋、南朝的墓志铭文砖共达数十方，代表了此一时期铭文砖发展的最高水平，为六朝书法的演变，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实物资料。
　　
　　4、急剧衰落期
　　隋唐、五代、两宋时期是铭文砖的急剧衰落期。铭文砖的急剧衰落期延续的时间比较长，经历了从581年——1279年将近700年的时间。这一时期虽然不时有铭文砖的出土，但无论就数量还是书法艺术成就，已经无法与高峰时期发掘出土的铭文砖相比。由于社会意识、文化观念的变化等原因，铭文砖开始从墓葬艺术、建筑艺术中逐渐退出。这一时期发现比较典型的铭文砖，则是五代末期、宋朝初年浙江黄岩灵石寺塔铭文砖。1987年浙江黄岩灵石寺塔大修，清理五代末、宋初文物时，共发现铭文砖66块。这批铭文砖来自当地民间书手所为，书法水平不一，有些书写的线条质量很高，具有很深的书法造诣，有些则显得古朴稚拙，显然为一般民间工匠所为。更让人注意的是，其中也保留了一块女性书写人书写的铭文砖：“当寺僧绍宗号记，令比丘尼八茂记之”，一位名为八茂的比丘尼不经意间留下了自己的书法作品。这也许是我们所能知道的最早的女性书法作品之一。此外，镇江等地也出土了一些宋代摹印铭文砖，则不多作论述了。
　　


　　
　　二、铭文砖的分类
　　
　　铭文砖书写内容非常丰富，约有书信、歌谣、记事、官职、姓名、纪年等。按照书写的不同内容，我们可以大致将他们分为五个类型，即：“物勒工名”砖、吉语砖、纪年砖、墓志砖、信笔随意书写砖。题跋铭文砖等。兹分别介绍如下：
　　
　　1、“物勒工名”砖
　　铭文砖中，有一部分文字是工匠的姓名、造砖的官署机构名称和地名。这是我国古代“物勒工名”的传统，在铭文砖中这一形制出现的最早，在战国时期的铭文砖中都有所发现。书写的目的在于保证工程质量和落实责任，但也由之留下了古代工匠和官署机构的名称以及砖的产地名号，如陕西咸阳始皇陵出土的“左右司空印”、“右司空 印”、“大水”、“宫水印”、“登宫水”、“安乐”、“宫屯”等有字长方形条砖，多为官署、官职、人名、物名等文字。安徽和县出土的西晋“周明造作”砖、河北正定出土的前燕“元熙四年……奉……造陶砖五万枚……”砖、1953年江苏宜兴出土的“议曹朱选将功吏砖杨春功杨普作”铭文砖以及南京燕子矶徐家村六朝早期墓出土的“丹阳郡”、“丹阳”砖等，均是此类铭文砖，这一类铭文砖文字逐渐呈现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趋势。
　　
　　2、吉语砖
　　在铭文砖中，尚有一部分吉语砖，这一类砖多用于宫殿建筑和墓葬建筑之中，吉语砖最早出土于秦、汉建筑遗址中，如秦代“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毋饥人”铭文砖，西安建章宫遗址出土的“延年益寿，与天相侍，日月同光”砖，书法古朴，笔势劲秀，韩城芝川扶荔宫遗址带字纹残砖“夏阳扶荔宫令壁与天地无极”以及“夏”、“阳宫”残字砖等，则布局饱满，笔画圆润醇厚，劲健有力，成为铭文砖中的精品。
　　东汉以来，吉语类铭文砖在墓葬中开始大量出现，“大吉祥”、“宜子孙”、“千秋万世”等吉语次第出现，三国时吴地“万岁不败”、“万岁”吉文出现最多。此一时期出土的吉语砖尚有：陕西甘泉宫出土“长乐未央”铭文砖、内蒙古出土西汉“长乐未央”铭文砖、1955年杭州铁佛寺“富贵长乐大吉”铭文砖、南京地区出土六朝早期“大吉祥白福昌”铭文砖、吉林好太王陵出土“愿太王(391——412年在位)陵安如山、固如岳”铭文砖、“保固乾坤相毕”铭文砖、辽宁盖县出土“叹曰死者魂归棺椁无妄飞扬而无忧万岁之后乃复会”反书阳文隶书铭文砖等等。
　　在吉文砖中，还有流行题写墓主人姓名的姓氏砖，以表祈福之意，如南京出土三国“陈少珍万世砖”、1964年南京出土“吴兴阳羡人”砖、1957年南京出土东晋“泰元九年(384)三月任兴”砖，1976年宜兴出土“江宁周令关内侯”砖、 广东肇庆市坪石岗出土“苍梧广信侯也” 砖等，都是这一类型的砖文，有些激文砖并不单独出现，而是在纪年砖中随纪年在砖文中一同出现。
　　
　　3、纪年砖
　　在铭文砖中，最常见的铭文砖多为纪年铭文砖，全国各地都有数量不少的出土，以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南方地区出土最为集中。纪年砖虽然仅寥寥几字，但在铭文砖中却出土数量最多，是字体变化最为丰富的铭文砖种类。
　　两汉时期出土的纪年砖有：山东兖州嵫山出土永元十年一十七年(98——105)纪年砖、浙江上虞蒿坝东汉永初三年(109年)墓纪年砖、陕西旬阳延光八年纪年砖(122——125)、1993年浙江安吉县东汉永和二年(137)汉墓文字砖铭、辽宁盖县永和五年(140)纪年砖，广西灵山县东汉熹平五年(176年)纪年砖。此外尚出土没有明确纪年的汉代铭文砖：宁夏盐池张家场东汉精美铭文砖、陕西安康长岭铭文砖、湖北宜昌前坪包金头1984年东汉墓纪年砖(铭文砖出土56块)、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郊塔步秃村汉城遗址带字方砖、广东番禺屏山东汉墓铭文砖等。
　　


　　三国两晋以来出现的铭文砖主要有：浙江金华三国墓甘露二年(257年)纪年砖、南京孙吴五凤元年纪年砖(买地券)、南京出土东吴永安四年失名大女砖刻地券、云南姚安阳派水库西晋墓泰始二年(266年)、咸宁元年(275年)、四年(278年)纪年砖、西晋太康二年(281年)纪年砖、“庚寅岁”纪年砖、湖南资兴太康六年(285年)纪年砖、1993年浙江安吉县西晋太康六年(285年)、安徽和县出土西晋太康九年(288年)纪年砖、1973年浙江衢县节路村西晋元康八年(298年)纪年砖、1989年浙江余姚太康八年(287年)纪年砖、1976年江苏宜兴西晋永宁二年(302年)纪年砖、广东肇庆市坪石岗东晋泰宁三年(325年)纪年砖、广东始兴县老虎岭古墓(群)晋咸康元年(335年)和咸和四年(329年)纪年砖、1987年湖北枝江拽车庙东晋墓永和元年(345年)纪年砖、行书、隶书铭文砖、1996年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永和十一年(355年)纪年砖及铭文砖、广东英德、连阳南齐建武四年(497年)纪年砖、江西清江靠开皇十六年(596年)铭文砖，浙江嵊县大业二年(606年)铭文砖等。此外尚出土没有明确纪年的铭文砖：陕西西安北郊三桥附近十六国时期砖铭、陕西成阳头道塬十六国“丁好思大”砖、广东揭阳东晋墓纪年砖以及陕西句阳等地东汉至六朝以来的纪年砖等等。
　　这一类铭文砖，多以隶书为主，到后来则隶楷相杂，部分也有草书或楷书的体例。并且愈到后来，楷书、行书体例愈多，隶书的笔意逐渐减少，体现了两汉篆隶书体向隋唐楷行书体的演化历程。
　　
　　4、墓志砖
　　这一类铭文砖，主要出土于东晋、南朝时期。但从考古发掘资料看，墓志铭文砖早在东汉晚期就已经出现了，如1992年洛阳发掘出土东汉后期的孝女墓志铭文砖，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墓志铭文砖。1964年南京出土的西晋永宁二年(302年)“侯君年七十三薨”砖等，也已经具备了后来墓志铭文砖的一些形制特点，可以看作后来墓志铭文砖的雏形。由于西晋时期朝廷禁碑政策的制订，社会上立碑的风气受到抑制，制作墓志逐渐代替碑碣成为墓葬建筑的一个重要样式，尤其东晋以后的南方地区，最为典型。这一时期，南京、镇江、马鞍山、溧阳等地出土东晋、南朝以来墓志铭文砖达30余方，从中可见此一时期墓志铭文砖发展的繁盛，墓志铭文砖由之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书法载体之一。墓志铭文砖的出现，将铭文砖艺术带进新的境界之中。此一时期已出土的墓志铭文砖主要有：
　　南京郭家山出土东晋咸和四年(329年)温峤墓志(隶楷体)
　　1958年南京老虎山出土东晋永和元年(345)颜谦妇刘氏墓志(楷隶体)
　　1963年镇江东郊出土东晋升平元年(357)刘剋墓志(隶楷体)
　　1965年南京象山出土东晋王闽之升平二年(358)墓志(隶楷体)1965年南京南京象山出土东晋升平三年(359)王丹虎墓志(隶楷体)
　　1955年南京赵士岗出土东晋太和元年(366)卞氏王夫人墓志(隶楷体)
　　1998年南京仙鹤山出土东晋太和元年(366)高崧墓志(楷隶体)
　　1976年安徽马鞍山出土东晋太元元年(376年)孟府君墓志(隶楷体)
　　1999年南京吕家山出土东晋升平元年(357)李缉墓志(隶书)
　　1966年南京出土南朝周叔宣母黄氏夫人墓志(楷隶书)
　　1966年在南京人台山发掘出土东晋太元十七年(392)夏金虎墓志(楷书体)
　　1972年溧阳出土东晋太元廿一廿(396)谢琰夫妇墓志(楷隶体)
　　1986年南京司家山出土义熙二年(406)谢温墓志(隶楷体)
　　1986年南京司家山出土义熙三年(407)谢球墓志(隶楷体)
　　1986年南京司家山出土义熙十二年(416)出土谢球妻王德光墓志(隶楷体)…… 　　东晋、六朝墓志的撰写者多为当时名家，虽然早期一些著名的书法家没有参与到书写墓志铭上来，但执笔撰写墓志铭的书法家当为当时的高手则是可以肯定的，而且有不少为当时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士。到了晚期的萧梁时代，皇室贵族墓志，已经由当时著名的文人来写则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如文学家沈约、谢眺、任昉等，都写过不少的墓志铭。由这些名家捉笔作文，那么，墓志的书写者必然为当时的书法名家，甚至就是作者本人亦有可能。建国后出土的不少南朝墓志，笔法精湛，具有很高的书法水平，成为六朝书法的代表为人们所重视。在六朝南方石刻碑碣比较稀少的前提下，数量较多的南朝墓志铭文砖的出土，为此一时期书法的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5、信笔随意书写砖
　　这一类铭文砖多出于监工或制砖工匠之手，或者是抒发自己的苦闷、悲愤、压抑心情的随意书写，或者为各砖顺序的编号。这类铭文砖大多信手所书，不拘体势，往往呈现出简便流利的书法特点；又由于多为率性而作，没有矫饰和拘谨的成分，个性分明，更具有自如抒情的意味，因而常常为人们带来新鲜的审美感受。全国各地出土的这一类铭文砖大约有：咸阳市纵刻阴文“百五十”隶书砖，1957年广州沙河镇狮子岗出土晋建兴四年(316年)墓出土草体“右”字砖，安徽亳县曹操宗族墓出土铭文砖中的部分铭文，临沂出土“张”字文字砖及六朝南京地区出土的砖工编号砖，江苏南京、丹阳等地区出土的行、草书砖、浙江黄岩发现的五代行书砖、草书砖等，都是这一类型的铭文砖。1965年丹阳南朝齐胡桥萧道生修安陵出土的“左狮子上行第十三”、“大虎上行四十三”等阴刻铭文砖，均以硬物作笔，于未干砖上刻画作书而成，两侧被挤压而隆起的泥痕，都宛然可见，作者出手迅捷，极见迅疾流丽之美，是这一类铭文砖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6、题跋铭文砖
　　在文字砖中，尚有一类铭文砖需值得注意，即题跋铭文砖的出现。这一形式，在东汉就已经出现了，如东汉固城升仙画像砖中即作有“艳云是白虎，圩琪入时，自文亘日升”十六字题跋，文字淳朴雄健，为典型的汉代隶书。六朝出土的竹林七贤及荣启期大型拼镶画像砖上，亦有八人题名。这一铭文在画像砖中出现，使人很容易意识到中国绘画题跋当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宋代以来中国绘画题画诗文的传统形制，早在两汉、六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此外，尚有买地券铭文砖等其他形制的铭文砖，亦是铭文砖的一个特殊种类，在南方六朝墓葬中也不少出土。
　　
　　三、从“铭文砖”书法看“书体”的演变
　　
　　铭文砖同其他遗存石刻碑碣相比，有着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一是地区分布广，在全国各地几乎都有铭文砖的出土；二是遗存的数量多，全国各地出土的铭文砖恐怕不下数百万块。三是覆盖的年代密，自战国晚期至六朝，几乎每一历史时期都有铭文砖的出土，尤其东汉晚期自六朝时期，更为集中；四是书手分布的社会阶层复杂，书写铭文砖，既有上层著名书法家的参与，也有中、下级文士、书吏、粗通文墨的匠人参与，因而书体千差万别，风格多样，这就为我们多层次进行铭文砖书法研究提供了必备的第一手资料。由于战国晚期以来铭文砖的书写一直没有中断，因而从不同时期的铭文砖书体中更能直接反映书体不断改变、风格不断变化的历史，更能清楚地知晓书法的嬗变历史过程，这显然是铭文砖极具价值与意义之所在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铭文砖从发轫到鼎盛这一历史阶段，则是我国书体发生变化、定型的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体几乎都在这一个历史时期出现，与铭文砖的出现几乎同时发生。从这一角度上说，铭文砖在中国书法史、文字字体变化的研究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从小篆向隶书书体的转变(隶变)战国晚期是大篆向规整化的秦小篆转变的时期，这是篆书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我们从早期的铭文砖中可以看到这一现象。汉代是隶书盛行的时代，也有篆书、篆隶、章草、今草、行草体的使用，主流则是隶书的出现并占据主导的地位，这在铭文砖上也有明确的表现。汉代早期铭文砖尚有篆书的遗意，但隶体书法基本上已经占据主流了。
　　篆书向隶书转变，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加以实现的，第一种途径是从草篆向草隶过度，经过规范化而出现隶书。西汉初期，草篆体书法便已经开始出现，洛阳出土汉初八年的“西周砖廓”铭文砖，是典型的草篆体书法，这是篆书草率化向新书体的转变，从用笔和结体上均可以看到从篆书向隶书转变的痕迹。第二种途径是缪隶的出现。将小篆的用笔变圆转为方折，通过用笔的简化，把篆书书体演化为缪隶，即篆隶，而后逐渐演化为新的书体：隶书。缪隶是一种介乎篆、隶之间的书体，早在西汉初期，篆隶体书法(缪隶体)书体便已经开始出现，经过不断地演化最终成为标准的隶书。如夏阳抚荔宫铭文砖以及“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吉语铭文砖，尚有篆书的影响，为缪隶体书法，而西汉出土的“元平元”铭文砖，则为典型的隶书书体。由此可以看出，至少在公元前74年，在缪隶体的基础上，隶书已经相当地成熟和完善了。
　　从篆书、隶书向章草、行书、今草的转变
　　草隶、章草的出现。草隶体、章草体书法的出现，来自于快速笔法的运用。这在草篆书体出现的时代就已经具备了这一可能出现的条件，无论是隶书的初成时期，还是隶书成熟后的草化时期，都有草隶书体的出现。这一草隶体使用的时间非常长，不仅在汉代出土的铭文砖上有草隶体书体的出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早期的一些铭文砖，也仍未脱离隶书笔意，亦属于草隶的范畴，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咸宁四年吕氏砖、“廿百枚”、“百廿”铭文砖、“独孤良良”铭文砖、“咸宁五年廿七月”铭文砖、“元康九年中山将魏妻”铭文砖、“卢奴民”铭文砖等，都是草隶，从中可见隶书向草书转化的迹象。在草隶体书法的基础上，章草开始出现。东汉以来，章草书体进一步流行开来，东汉后期，出现了章草书体的铭文砖，从中反映出章草出现的痕迹。
　　行书的出现。东汉时期，也是行书、今草的草创时期，这些书体，都出现在铭文砖中。行书书体出现的时间比较早，大约在东汉中、晚期，民间就已经有行书书体的流行。铭文砖“延熹七年纪雨”上的铭文，即是隶书草率化后出现的新书体。曹操宗族墓出土的铭文砖，也反映出这一新书体的出现，“无想俱然之”偶带波磔的行书体，明显从隶书转化而来，这是隶书在楷化过程中出现的妍美婉约的行书字体。安徽亳县曹操宗族墓所处的时代，正是桓帝、灵帝在位的东汉末期，这一时期正是诸种书体并列、高度变化的时代，曹操宗族墓集中出土的数百块铭文砖，几乎包括了所有的书体，出现不少的简化字，其中不乏行书书体的出现，如“当奈何”、“平仓”二字，已是相当成熟的行书书体了。
　　今草书的出现。除章草外，今草书体在东、汉中晚期也已经出现，刑徒砖、曹操宗族墓出土的一 些铭文砖上都有今草书体的字体出现。如曹操宗族墓出土的“为将奈何，吾真愁坏”为典型的今草书体，“顷不想见”、“为将奈何，吾真愁坏”、“为了素矢梨文为蒙恩将报接”等已经具备今草的雏形。东汉晚期，习草书几乎到了举国若狂的地步，赵壹《非草书》对时下流风进行的猛烈抨击，也从反面反映出此一时期草书书法的突进和更加自觉。张怀璀评论张芝创今草书体时说：“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张芝生活的时代，显然已经是草书进入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了，而后才有三国两晋以来今草书体集大成时代的出现。
　　东晋、南朝时期，行、草书有了很大的发展。1987年湖北枝江拽车庙东晋永和元年墓出土行书铭文砖，“咸宁四年周伯孙”砖(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安徽凤台出土，西晋咸宁四年)，为典型的今草书体。1984年江苏句容出土刘宋元嘉十六年(439)草字砖“城关人每委积”、“次我惜迟后出之”，笔画流畅，已备今草风范，梁·萧融墓砖平面所划“张承世师”四字亦是非常典型的草书字体。南京、丹阳南朝拼镶画像砖背面的阴刻编号文字，当为工匠所作，笔画刚劲质朴，书体在今草、章草之间，亦是比较成熟的行草书体。可以说，发展自南朝后期、隋唐之际，行、草书也到了高度成熟的历史时期了，这些在铭文砖中基本上都有明确的反映。
　　
　　3、从隶书到楷书的转变
　　在隶书的形成、发展、演变中已经孕育着楷书的某些要素，西汉时期，楷书书体就已经有所萌发。但楷书真正酝酿而成为一种可以使用的字体，显然是东汉晚期以后的事情，直至三国两晋以后，才作为一种主要的书体被使用。东汉晚期，除隶书继续使用外，楷书书体频频出现，楷书的雏形已经具备。我们从曹操宗族墓出土的铭文砖可以窥见这一历史进展的些微信息。“为曹侯作壁”、“人谓壁作乐，作壁正独苦”、“仓天乃死”等少数章草有些已经与楷书接近，“河间明府”砖，则基本上是楷书书体。也就是说，至迟到东汉晚期，楷书书体这一新的书体，在铭文砖上已经出现，预示着下一阶段这一新书体高峰时刻的到来。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楷书书体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名家辈出，钟繇、皇象、卫璀、索靖、陆机、王羲之、王献之、王僧虔、萧子云等，都是著名的书法家。这一时期，亦是从隶书向楷书书体变化的主要历史时期，书体继续向楷书转变，在上层社会，楷书、行草书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书体。这一时期虽然仍出现行书、隶书、楷书杂糅的迹象，有不少铭文砖尚带隶书的意味即所谓隶楷体、楷隶体书法，但已经基本上是以楷书书写方式为主流的历史时期了，楷法大为完备。从铭文砖上看，东晋中叶太元以后至刘宋初年，隶书尚存，但楷书已经基本成熟；刘宋中叶以后，楷书已经占据主流地位，到了六朝末期的梁代，几乎基本上为楷书书体了。铭文砖楷书书法，相对于东晋时期高度成熟的文人楷书书法而言，有某种滞后现象。铭文砖书法楷化历史过程的完成，比文人翰札书法要滞后大约一百余年的时间，直到刘宋后期才完全楷化。毕竟铭文砖书法同当时名家的书写有一定的差距，不能仅从铭文砖书法单方面分析楷书发展演变的历史状况，而应结合文献纪录和其他遗存实物来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对楷书书体的演变有接近历史事实的认识和判断。但从出土这一时期的铭文砖上，我们却大致可以看到楷书演变的一些脉络，当是可以肯定的。同东汉末年曹氏宗族墓出土的楷书体铭文砖相比较，东吴“五凤元年”地券砖铭文中出现的楷书，仅仅几十年的时间，在笔法技巧上已经有里很大的进步，无名作者对笔法和结构的掌握非常熟练，能于同样大小的砖上写出书法风格一致的楷体，其技法之掌握之娴熟，殊让人惊讶。东晋、六朝时期陆续出土的诸王及其他姓氏的墓志铭文砖，早期隶书兼楷书较多，许多笔画有不少带有隶书成分，如“颜谦妇刘氏墓志”、“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等均属于这一书体，颜谦妇刘氏墓志中的“颜”、“刘”、“年”等字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楷书字体了。1965年南齐丹阳胡桥萧道生修安陵出土的“急斧砖”铭、“急鸭舌砖”铭、“小鸭舌砖”铭，亦在楷、隶之间，字体谨严方整，丰润端正，从这些铭文砖中均可看出此一时期书体发展的基本倾向。1960年南京西善桥宫山南朝墓出土《竹林七贤及荣启期》大型镶拼画像砖阳刻楷书题名，是高度成熟的楷书书体，已经达到极高的书法水准，是六朝楷书书体的典型代表。六朝晚期，尤其是萧梁时代，一些文学家沈约、谢胱、任防等，都曾进行墓志的撰写，名家的参与，对于墓志铭文砖整体水平的提高，显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隋唐楷书的进一步整和、发展、完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从铭文砖上可以清晰看到书体的变化，每一书体从开始形成到确立其主导地位，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新书体的出现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在旧有的书体上演变而来，是为了快速书写而进行简化的结果，或者是简化旧有书体的笔划，或者是旧有书体的草率化，以后经过不断地规范、修整和认同，逐渐成为新的占据主导地位的通行书体，作为新的文化因素和审美观念的载体而存在。不断规范化后的新书体不断走向成熟和高峰，但也往往因过分程式化而丧失内在发展的驱动力最终又不得不为更新的书体所代替。从篆书书体向隶书书体以及楷书书体、行草书书体的演化即是如此。当然，旧书体在新书体占据主流的历史时期，在一些场合也仍然使用，或者在新书体中或多或少作为一种组成元素而在，或者仍然以自己的形式出现，与新的书体共同作为书写的载体存在。各种书体的次第出现，由之构成了波澜壮阔的书法演化的历史画卷。
　　
　　四、“铭文砖”的书法风格
　　
　　铭文砖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特有的艺术风格特征。虽然造成铭文砖艺术风格的原因有多种，比如书体的不同、不同时代的审美风尚不同、地域文化特征的不同、书写方式的不同(摹印、刻划、墨笔书写)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书写者的文化水平和禀赋才情的不同等，都会对铭文砖书法风格的形成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形成铭文砖不同的风格特点。但铭文砖书法风格的形成、发展和演化，也有合乎规律的发展轨迹。从整体上看，铭文砖书法风格大致经历了从粗犷、古朴、稚拙向精微雅致发展的一系列阶段，并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性风格特点。如三国吴地出土的铭文砖，由于留存了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的楚文化与吴文化、越文化巫风成分的文化特征，因而具有典型的南方本土文化特征，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书风迥异于其他地区。在地域性分化发展的格局中，又以南方和北方两大风格发育得最为完善和典型。北方形成以阳刚雄强为主调的壮美风格特征，趋向于雄浑壮阔的境界追求，表现出北方文化壮阔、博大、刚健的精神风貌；南方则形成潇洒飘逸为主调的优美风格特征，趋向于秀丽典雅的意境风范， 表现出南方文化特有的精细、微妙、细腻的精神特点。此一分化发展的特征，在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和南方最具有代表性，北方的刚健粗犷特征与南方的潇洒秀丽特征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区域，这两种风格也呈现出交叉、浑融的发展态势，这在铭文砖上都有所表现。
　　汉代铭文砖主要为汉隶书体，各地出土的纪年砖亦多为隶书书体，这一时期铭文砖多以严谨整饬为基本特征，体现出汉代隶书浑穆朴茂、雄健恣睢的艺术风貌，有着两汉博大雄浑的精神气象。陕西韩城出土的扶荔宫铭文砖、洛阳出土的东汉后期孝女“黄君法行孝女晨芍”墓志铭文砖，无不朴茂古拙、雄健挺拔、沉稳凝重，有着粗犷、奔放的精神格调。一些随意书写体铭文砖也具有坚质雄健、劲挺的精神格调，显然是这一时期特定的时代气息和隶书书法特有的结体特征所造成的，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即使如此，这一时期也不乏阴柔秀美格调铭文砖的出现。由于大多数铭文砖多为下层社会人员书写，是这些阶层人员真实思想情感的自然流露，因而多呈现出率真质朴、草率潇洒、恣肆不羁的书风特点，个性强烈鲜明、自然清新，其反映出来的个性特征往往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魏晋以来，是楷书、行、草书开始占据主流的时期，由于魏晋玄学的影响，社会追求清丽秀美的审美风神，对于铭文砖书法风格的形成，自然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从而带来阴柔秀美、简便流动风格面貌的出现。这一时期早期的砖文书法多少仍存有隶书形质，有着精整方劲、凝重浑穆的风格特点，南朝刘宋元嘉以后至陈朝，则在粗犷严整的基础上向文雅秀逸的方向发展。如东晋时期的李缉墓志、李篡墓志书法虽然尚有质朴古拙、稚拙古厚的特点，但此一时期大多数铭文砖在章法布局上已经趋向简疏，呈现出疏朗遒劲、妍美流丽、秀整典雅的风范，潇洒飘逸、疏朗秀逸已经成为整个时代的审美风格特征。这在铭文砖上亦都有所显现，如南京出土的东晋卞氏王夫人墓志的疏放遒媚、劲利峻整、镇江市博物馆藏刘宋时期的“城关人每委积城关”砖的飘逸疏郎、藻丽多姿、1960年南京西善桥宫山南朝墓出土竹林七贤及荣启期大型镶拼画像砖上阳刻题名文字的疏朗散逸、峻挺清劲，均是如此。显然，楷书书体、行草书体的确立也进一步加速了方整古雅、空灵秀逸这一风格的形成，给人以妍美婉约、洗练劲爽之感。
　　


　　此外，此一时期民间无名书手、刻工所作铭文砖多呈现出质朴清新、刚健坚挺、自如放逸的格调，具有上层书法家不具备的精神特质。诸如此一时期出土的买地券以及许多刻勒工名类铭文砖等，多为具有一定文化和书法素养的中下级府吏或民间专有师承的工匠、专职神职人员所书写，往往呈现出质朴古拙、自然真率之美，亦不乏宕逸玄奥、奇诡怪诞的格调，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五、有关“铭文砖”的书写者及其民间书风与主导书风的互动关系
　　
　　1、“铭文砖”的书写者
　　铭文砖的书写者可以为两类，一类为著名的书法家或上层文士，一类为社会中、下层人士，而以社会中下层人士占主要部分。
　　文人士大夫参与铭文砖的书写设计，与工匠合作制作铭文砖，历史上并不少见，如西汉大型宫殿遗址出土的铭文砖，往往用字规范，书风严整，显然为当时宫廷士大夫阶层人士所书，并交有造砖工匠模制烧造而成。西晋时期，文人也参与了铭文砖的书写，如“左棻(左贵嫔)墓志铭文砖”虽不能肯定是左思为其妹妹所书，但为当时文人所书无疑。六朝时期，著名画家戴逵，人评其画“情韵连绵，风趣巧拔。善图贤圣，百工所范”，他的绘画作品往往被作为“百工”的范本用于器物上的图绘，在丹阳发掘南齐景帝陵所发现的陵墓砖画，即被专家认为是根据戴逵的粉本制作的。此一时期出土几幅“竹林七贤”砖画上的阳刻题跋，虽然不能肯定为戴逵所书，但至少是著名文士的题跋有制砖工匠模刻而成则是可以肯定的。至于沈约、谢朓、任昉等人撰述墓志，历史也有所记载，至于是否直接书写有工匠刻制不能肯定，但从兹可以知道，当时文人士大夫参与墓志制作，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铭文砖的发展演变，上层文人士大夫也以自己的智慧和高超的书法艺术参与了铭文砖演进的历史进程。
　　已经发掘出土的铭文砖，绝大多数为社会中、下层人士所为。书写铭文砖的书手、刻工也往往多为中、下层政府官员、工匠等，如成阳发掘出土的秦代铭文砖、偃师发掘出土的东汉刑徒砖、曹操宗族墓葬出土的东汉晚期铭文砖等，均是如此。砖文书写者或为从事管理的中下层官员，或者为直接参与营造的人员之手，其中包括犯罪服刑的中、下级官员、制砖工匠等，曹操宗族墓葬出土的东汉晚期铭文砖所题“东部督王炽”、“别驾从事王左”、“掾史丁永豪”砖文，即为后世留下了书者的姓名、曾任的官职级别等。六朝出土的不少铭文砖也多为当时的工匠所为。
　　2、从“铭文砖”看民间书法与上层书法的内在关系铭文砖含有丰富的书法艺术发展嬗变的信息，从中既可以看出上层主导书风发展变化的历史脉络，也可以深切感受到民间书法演化的大致趋向。尤其是上层书法与民间书风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铭文砖中更能鲜明地体现出来。
　　早期铭文砖，由于多为政府专职机构的管理人员所书，以物勒工名和吉语砖为主，书法严整，上层社会主导的审美因素在这类铭文砖中占据主导地位。当然，在铭文砖的历史沿革中，上层文人士大夫阶风交流。民间书法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上层书法的一些影响，来整和自己的书写思路，如一些著名书法家的书法、文人书法往往为“百工”所范，“百工”有意识地吸收上层书法的素养，致力于铭文砖的撰写，这显然是上层书法对民间书法的直接而积极的影响。上层书写人员和下层民间书手彼此影响、促进，二者共同推进了中国书法的进展，这在铭文砖上也都有着直接、间接的反映。
　　
　　六、结论
　　
　　综上所述，铭文砖大致经历了从春秋晚期到秦朝的萌芽初始阶段、两汉的渐趋发展阶段、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鼎盛阶段和隋唐以后急剧衰落阶段四个历史时期。作为书法的铭文砖，主要来自于考古发掘所得，因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最初的文化信息、历史信息和最为原始的书法原貌。在我国书体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为我们认识古人的书法内涵、精神特征，提供了第一手较为系统、完备的资料，因而铭文砖书法在书法研究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在书法创作中也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作为铭刻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铭文砖，以自身特有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质而确立了自己在书法文化序列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