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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帝国主义的扩张为传统的自然学者创造了新的研究机会，他们出钱出力，为20世纪的学术奠定了基础。
《“小猎犬”号游记》出版于1839年，风行一时，为达尔文在通俗文化市场上赢得了声名。事实上，在这一年的1月底，他当选了皇家学会会员；2月当选动物学会会员。而从前一年起，他已是伦敦地质学会荣誉秘书。所以29岁的达尔文，已跻身“名流”之林，让专家学者和知识大众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有谁能想到，当年达尔文在父亲眼中是个“很平凡的孩子，智力简直在普通水平之下”呢！父亲担心他不务正业，唯恐他“玷辱”家门！
当然，达尔文随“小猎犬”号出航五年的经历是关键。这次航行不仅是达尔文人生的转折点，也是现代生物学的里程碑。在出航之前，达尔文已受过当时英国最好的自然史训练，剑桥大学德高望重的植物学家韩斯洛、地质学家赛吉卫，都是他的业师。他登上“小猎犬”号后，漂洋过海，勘察异域，徜徉在大自然的胸怀之中，可谓是上穷碧落、下钻黄泉。这样的磨炼，在达尔文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毋庸多言。但是达尔文受邀登上“小猎犬”号，还有别的方面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是英国海军有自然学者随舰传统，其次是达尔文受邀的背景，以及学术研究的社会基础。
自 然 学 者
19世纪的英国，事实上是自然科学的“后进”国。例如法国的临床医学、德国的生物医学当时都已有重大的突破，英国与美国的有志青年都到巴黎或德国大学深造。但是为什么是英国人达尔文提出了生物进化论，而不是法国、德国的学者呢？这里就必须谈谈英国的自然史传统与自然学者了。
自然史本来与历史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关联，它的本意是“自然志”或“自然研究”。到了18世纪，由于地质学、古生物学的发展，“地球、自然有一个发展的历史”这个观念才逐渐在学界兴起，“自然志”这时自然地就转变成自然史了。自然学者就是研究自然史的学者。
《“小猎犬”号游记》可以当作19世纪初期英国自然史的一个标本。其中包括地质、地貌的观察，古生物、现生物的分布与描述，甚至对各地土著的人类学观察。从自然史衍生出的学问如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分类学、生物地理学、生态学、人类学，是其中的大宗。读者可以发现，它们都是《“小猎犬”号游记》的主要内容，也是达尔文发展进化论的主要资料。同时，由于自然史颇为笼统，在科学中反而是最平易近人的。自然史著作一直是通俗科学读物中的主流，在达官贵人、名媛淑女、知识大众之间，是重要的社交话题。
当然，自然史并不只是学究的事业、风雅的装饰。自然学者收集的资料，对帝国殖民与扩张是战略与战术的情报。英国的军舰上，随舰外科医师兼任官方的自然学者。英国在19世纪已经建立了海上霸权。英国军舰航行四海，通行无阻，为自然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英国虽然在生物医学(或微观生物学)方面落后欧洲诸国，但在宏观生物学方面却有突破。达尔文本人不用说了，当年他身边的“年轻党羽”，如解剖学家赫胥黎、植物学家虎克，都曾在军舰上担任外科医师。说英国的进化生物学是在大洋异域打造的，并不夸张。
绅 士 学 者
但是，达尔文不是英国海军聘用的随舰自然学者，他是舰长的私人旅伴，必须负担一切开销，包括在船上的伙食。例如船资就要500英镑，置办随身装备，非钱莫办，例如望远镜花了5英镑，一只来福枪50英镑，还有显微镜等等（赫胥黎1846年年底出航时，薪资每月不过11英镑，1845年达尔文出售《“小猎犬”号游记》的版权，也才得到150英镑）。估计达尔文在将近5年的航程中，花费超过1000英镑。那么，为什么“小猎犬”号的舰长有这个需求？他凭什么相信能找到这么一位旅伴？什么样的人会接受这样的邀请？
当时，费兹罗是“小猎犬”号的舰长。1826年~1830年间，“小猎犬”号第一次到南美洲测绘海岸，舰长中途自杀，由费兹罗代行舰长职务。费兹罗出身贵族，舅舅担任过外交部长，与国王乔治四世和威灵顿公爵有深厚交情。费兹罗对自然史也极有兴趣。“小猎犬”号这次测量南美海岸的任务失败了，他奉命在返航期间收集一切自然史资料。归途中，费兹罗造访了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在这儿，他遇见了大概过着最原始生活的印第安人。他们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中，几乎不着寸缕，居住的是茅草篷。费兹罗在这儿收集了四个原住民上船，回到伦敦。他出资“改造”他们，教他们学习文明信仰、礼仪、农牧技能，期望有朝一日这几个人回到他们祖先的家园，传布文明的福音，担任大英帝国的贸易买办。“小猎犬”号能再度到南美测绘海岸，可能是费兹罗的亲人游说海军部的结果。这样，他就可以亲自押运他的实验品返乡了。
这回出航，费兹罗已升任舰长。他想带上船的，不只是那几位已受文明洗礼的火地岛人，还有一位私人旅伴。为什么？根据英国海军当时的传统，舰长与属下不仅在指挥体系上有上下级之别，在社会空间上也隔离开来。例如，舰长在自己的舱房中独自进餐，与属下绝无私交。费兹罗出身贵族，更疏远了他与属下的距离。在远洋航行漫长的旅途中，舰长过的是孤独的生活，非有坚忍刚毅的性格不足以担当。“小猎犬”号前任舰长在任务中途自杀，费兹罗收拾残局，想必感触良多。
更让费兹罗担心的是，他的血液中也许流着“易于疯狂”的遗传因子。1822年，费兹罗的舅舅就是在外交部长的位子上自杀的，据说是因为受不了巨大的工作、政治压力。他在自杀之前已有“精神崩溃”的征兆。身边若有一位旅伴，平日共餐、谈话，可以缓解寂寞郁闷，放松因为工作而绷紧的神经。这位旅伴最起码的条件，就是出身不能太差，必须与费兹罗的社会阶层相当。达尔文生于绅士家族，又是剑桥毕业生，等于已经拿到了进入上流社会的“护照”。因此达尔文登上“小猎犬”号，是当费兹罗的旅伴，而不是船上的自然学者。“小猎犬”号上已有随舰外科医生，他才是舰上的自然学者。不过此人与费兹罗、达尔文两人都处不来，出航不久就告病求退，让日后达尔文得以用“‘小猎犬’号随舰自然学者”的身份写作《“小猎犬”号游记》，这并非费兹罗的初衷。
达尔文登上“小猎犬”号的“阶级考量”，也反映在达尔文父亲的态度上。起初他反对儿子应征，理由中并不包括“不事生产、花费浩繁”。他担心的主要是达尔文从来就没安定下来过，唯恐从小不务正业的儿子，漂洋过海之后更难安分守己；钱不是问题。
但是费兹罗征募旅伴的“广告词”中，的确列出了这个职位的好处：到南美、南太平洋从事自然史调查的机会。事实上“小猎犬”号并不缺自然学者，舰上已有一位官派的，舰长也是个自然学者。可是“舰长的自费旅伴”这样的职位，别说没钱免谈，即使有钱的人，平白无故也不会去，当然得有“好处”。自然史调查的机会，在当时的确是个值得下海的理由。例如独立想出天择理论的华莱士，由于家贫，到南美和马来群岛调查、采集自然标本，他就是借钱付船资，再以出售标本的收入偿付。至于上流社会的人士，学术研究一直都是阶级的装饰品，自然史学者这个头衔，可是很受尊敬的。达尔文的舅舅（后来成了岳父），就是以这个理由说服了他父亲让他上船。换言之，对于上流社会人士，即使坐食家产、不事生产，仍须“务正业”，而自然史研究是正业。
在英语世界里，职业科学家大概要到19世纪下半叶才出现。在达尔文随“小猎犬”号出航前后，不仅科学家这个词才刚铸造出来，并不流行，而且靠科学研究维生的机会也绝无仅有。当年学术研究的动力是维持门第，家产是学术的燃料。
《“小猎犬”号游记》出版于1839年，风行一时，为达尔文在通俗文化市场上赢得了声名。事实上，在这一年的1月底，他当选了皇家学会会员；2月当选动物学会会员。而从前一年起，他已是伦敦地质学会荣誉秘书。所以29岁的达尔文，已跻身“名流”之林，让专家学者和知识大众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有谁能想到，当年达尔文在父亲眼中是个“很平凡的孩子，智力简直在普通水平之下”呢！父亲担心他不务正业，唯恐他“玷辱”家门！
当然，达尔文随“小猎犬”号出航五年的经历是关键。这次航行不仅是达尔文人生的转折点，也是现代生物学的里程碑。在出航之前，达尔文已受过当时英国最好的自然史训练，剑桥大学德高望重的植物学家韩斯洛、地质学家赛吉卫，都是他的业师。他登上“小猎犬”号后，漂洋过海，勘察异域，徜徉在大自然的胸怀之中，可谓是上穷碧落、下钻黄泉。这样的磨炼，在达尔文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毋庸多言。但是达尔文受邀登上“小猎犬”号，还有别的方面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是英国海军有自然学者随舰传统，其次是达尔文受邀的背景，以及学术研究的社会基础。
自 然 学 者
19世纪的英国，事实上是自然科学的“后进”国。例如法国的临床医学、德国的生物医学当时都已有重大的突破，英国与美国的有志青年都到巴黎或德国大学深造。但是为什么是英国人达尔文提出了生物进化论，而不是法国、德国的学者呢？这里就必须谈谈英国的自然史传统与自然学者了。
自然史本来与历史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关联，它的本意是“自然志”或“自然研究”。到了18世纪，由于地质学、古生物学的发展，“地球、自然有一个发展的历史”这个观念才逐渐在学界兴起，“自然志”这时自然地就转变成自然史了。自然学者就是研究自然史的学者。
《“小猎犬”号游记》可以当作19世纪初期英国自然史的一个标本。其中包括地质、地貌的观察，古生物、现生物的分布与描述，甚至对各地土著的人类学观察。从自然史衍生出的学问如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分类学、生物地理学、生态学、人类学，是其中的大宗。读者可以发现，它们都是《“小猎犬”号游记》的主要内容，也是达尔文发展进化论的主要资料。同时，由于自然史颇为笼统，在科学中反而是最平易近人的。自然史著作一直是通俗科学读物中的主流，在达官贵人、名媛淑女、知识大众之间，是重要的社交话题。
当然，自然史并不只是学究的事业、风雅的装饰。自然学者收集的资料，对帝国殖民与扩张是战略与战术的情报。英国的军舰上，随舰外科医师兼任官方的自然学者。英国在19世纪已经建立了海上霸权。英国军舰航行四海，通行无阻，为自然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英国虽然在生物医学(或微观生物学)方面落后欧洲诸国，但在宏观生物学方面却有突破。达尔文本人不用说了，当年他身边的“年轻党羽”，如解剖学家赫胥黎、植物学家虎克，都曾在军舰上担任外科医师。说英国的进化生物学是在大洋异域打造的，并不夸张。
绅 士 学 者
但是，达尔文不是英国海军聘用的随舰自然学者，他是舰长的私人旅伴，必须负担一切开销，包括在船上的伙食。例如船资就要500英镑，置办随身装备，非钱莫办，例如望远镜花了5英镑，一只来福枪50英镑，还有显微镜等等（赫胥黎1846年年底出航时，薪资每月不过11英镑，1845年达尔文出售《“小猎犬”号游记》的版权，也才得到150英镑）。估计达尔文在将近5年的航程中，花费超过1000英镑。那么，为什么“小猎犬”号的舰长有这个需求？他凭什么相信能找到这么一位旅伴？什么样的人会接受这样的邀请？
当时，费兹罗是“小猎犬”号的舰长。1826年~1830年间，“小猎犬”号第一次到南美洲测绘海岸，舰长中途自杀，由费兹罗代行舰长职务。费兹罗出身贵族，舅舅担任过外交部长，与国王乔治四世和威灵顿公爵有深厚交情。费兹罗对自然史也极有兴趣。“小猎犬”号这次测量南美海岸的任务失败了，他奉命在返航期间收集一切自然史资料。归途中，费兹罗造访了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在这儿，他遇见了大概过着最原始生活的印第安人。他们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中，几乎不着寸缕，居住的是茅草篷。费兹罗在这儿收集了四个原住民上船，回到伦敦。他出资“改造”他们，教他们学习文明信仰、礼仪、农牧技能，期望有朝一日这几个人回到他们祖先的家园，传布文明的福音，担任大英帝国的贸易买办。“小猎犬”号能再度到南美测绘海岸，可能是费兹罗的亲人游说海军部的结果。这样，他就可以亲自押运他的实验品返乡了。
这回出航，费兹罗已升任舰长。他想带上船的，不只是那几位已受文明洗礼的火地岛人，还有一位私人旅伴。为什么？根据英国海军当时的传统，舰长与属下不仅在指挥体系上有上下级之别，在社会空间上也隔离开来。例如，舰长在自己的舱房中独自进餐，与属下绝无私交。费兹罗出身贵族，更疏远了他与属下的距离。在远洋航行漫长的旅途中，舰长过的是孤独的生活，非有坚忍刚毅的性格不足以担当。“小猎犬”号前任舰长在任务中途自杀，费兹罗收拾残局，想必感触良多。
更让费兹罗担心的是，他的血液中也许流着“易于疯狂”的遗传因子。1822年，费兹罗的舅舅就是在外交部长的位子上自杀的，据说是因为受不了巨大的工作、政治压力。他在自杀之前已有“精神崩溃”的征兆。身边若有一位旅伴，平日共餐、谈话，可以缓解寂寞郁闷，放松因为工作而绷紧的神经。这位旅伴最起码的条件，就是出身不能太差，必须与费兹罗的社会阶层相当。达尔文生于绅士家族，又是剑桥毕业生，等于已经拿到了进入上流社会的“护照”。因此达尔文登上“小猎犬”号，是当费兹罗的旅伴，而不是船上的自然学者。“小猎犬”号上已有随舰外科医生，他才是舰上的自然学者。不过此人与费兹罗、达尔文两人都处不来，出航不久就告病求退，让日后达尔文得以用“‘小猎犬’号随舰自然学者”的身份写作《“小猎犬”号游记》，这并非费兹罗的初衷。
达尔文登上“小猎犬”号的“阶级考量”，也反映在达尔文父亲的态度上。起初他反对儿子应征，理由中并不包括“不事生产、花费浩繁”。他担心的主要是达尔文从来就没安定下来过，唯恐从小不务正业的儿子，漂洋过海之后更难安分守己；钱不是问题。
但是费兹罗征募旅伴的“广告词”中，的确列出了这个职位的好处：到南美、南太平洋从事自然史调查的机会。事实上“小猎犬”号并不缺自然学者，舰上已有一位官派的，舰长也是个自然学者。可是“舰长的自费旅伴”这样的职位，别说没钱免谈，即使有钱的人，平白无故也不会去，当然得有“好处”。自然史调查的机会，在当时的确是个值得下海的理由。例如独立想出天择理论的华莱士，由于家贫，到南美和马来群岛调查、采集自然标本，他就是借钱付船资，再以出售标本的收入偿付。至于上流社会的人士，学术研究一直都是阶级的装饰品，自然史学者这个头衔，可是很受尊敬的。达尔文的舅舅（后来成了岳父），就是以这个理由说服了他父亲让他上船。换言之，对于上流社会人士，即使坐食家产、不事生产，仍须“务正业”，而自然史研究是正业。
在英语世界里，职业科学家大概要到19世纪下半叶才出现。在达尔文随“小猎犬”号出航前后，不仅科学家这个词才刚铸造出来，并不流行，而且靠科学研究维生的机会也绝无仅有。当年学术研究的动力是维持门第，家产是学术的燃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