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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初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过渡期，这一特殊的背景，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小说界文化生态的变化，作者群读者群的变化，以及新文学的异军突起。而这些结果直接促使了社会、言情小说走向合流。整合后的社会言情小说在创作与叙事模式上都呈现了独特的形态。
【关键词】：言情小说；社会小说；整合诱因；整合形态
一、引言
在新文学产生以前，通俗小说曾是小说的正宗，创作队伍和作品也相当壮大。现代通俗小说由清朝以降的通俗小说、人情小说、狭邪小说、谴责小说等类型发展成为社会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历史小说、侦探小说等对传统小说的传承与拓展。
言情小说一直在通俗小说中处于顶峰的位置，到了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的哀情、怨情、惨情、艳情等等写情类小说更是开始疯狂的蔓延、发展。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也正是在这时候确立下了不可忽视的地位。辛亥革命兴起，欧风东渐，自由主义之风开始吹向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玉梨魂》和《孽冤镜》正是发出了大众对被压制下婚姻的呐喊。《玉梨魂》甚至“再版三版至无数版，竟销三十万册。”翻开《礼拜六》杂志，迎面而来是长篇累牍的“哀情”、“惨情”、“凄清”、“怨情”，很快就因为过于单调而被人厌倦，人们已经意识到了不可以不言社会。
同一时期，社会小说也开始步入通俗小说的行列。社会小说由于社会环境的剧变，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兴革命、西方文明的涌入，社会小说不再是明清代表的“世情书”以及“讽刺小说”，而是开始纵向解剖反映社会原貌。李涵秋的《广陵潮》真正把社会小说推向“社会言情”小说的行列。《广陵潮》在叙事手法上不单单是单一的描述、叙事，而是融入儿女之情、家庭琐事，他没有将辛亥革命与庚子之变这些背景作为前台的表现内容，并没有像之前的社会小说作为描述主体。所以说，这部作品开创了正宗意义上的社会言情小说。
二、现代言情小说与社会小说整合的诱因
（一）文化形态发生变化
民国初年，政局动荡不安，社会制度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一直难以得到确立。封建帝制的终结和西方自由民主之风的涌入，使老中国儿女们虽然开始呼吸到了制度自由之风，也伴随着与封建传统的猛烈碰撞。小说已经不再是供人简单的消遣、娱乐的媒介，它更是作为社会问题反映的工具。所以不仅仅是文人的觉悟，更是读者们的需求。严重的社会问题与读者们感官上的需求强烈的激发了作者们的创作欲望。因此，客观的社会条件是言情小说与社会小说走向合流的第一推动力。合流后的二者在
（二）小说家与读者群发生变化
由于中国的特殊环境，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所谓的职业作家。而且由于民国初年萧条的经济状况，很多出版业不得不依靠政府支持。但是，仍有很多文人拒绝向政府索要经济支持。张恨水所工作的《世界晚报》就曾倡导“不论何时何地，绝不拿政府一分津贴，完全站在中立地位”，要实现真正的“自我喉舌”和“社会大众的喉舌”办报理念。因此，很多文人要以读者的口味作为自己的取悦的标准。由于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读者们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一份子，作家们随着作者的口味，及时改变创作方针。
读者群在民国初年也发生了很多显著的变化，读者从传统意义上的学堂文人，变成了新教育下的新兴以学生为主的读者。由于学生，多是年轻人，并且又有充满城市气息的特点，有开始追求自由的精神向往。学生读者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直接的言情，需要融入对社会的关心、对社会问题的探究，才会让读者读之有味。人们不仅要求“趣味性”，同时还要求“深意性”。作者们为了追求市场效益的最大化，将读者兴趣最大化作为自己写作的动力。所以很多社会言情小说做到了“发乎情，止乎礼”，将读者兴趣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
（三）五四新文学的异军突起
在20世纪20年代初，研究人生问题为主的文学研究会的很多作者纷纷发文抨击鸳鸯蝴蝶派的旧思想、旧文风。甚至常常在文中点名礼拜六派的愚腐和陈旧。茅盾把“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视为通俗文学在“思想上的一个最大错误”。因此，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外部原因在冲击着通俗文学的构架。通俗小说界也一直力图在理论上寻找自己生存发展的依据以及探求写作上的新突破。以《小说月报》的全面革新作为标志，现代通俗小说跨入了30年代中期的成熟期，从这一时期开始，现代通俗小说创作与新文学的創作并驾齐驱，都在不同的读者群中获得了稳定的地位和丰硕的成果。
三、言情小说与社会小说整合的形态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两者在写作手法、情节设置、小说主要阐明的主题和人物形象的以及时代的共通性都在形成整合甚至达到交融的状态。尽管通俗文学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表达方式，但是在本质上依然走向整合的趨势。言情小说与社会小说已经不是鸳鸯蝴蝶派的专属。不仅仅有他们为代表的市民通俗文学，还有部分海派文学的代表，比如叶灵芝的《时代姑娘》《永久的女性》等作品，甚至后来开始融汇中西、超越雅俗的张爱玲、无名氏。多元的作品形态都为了通俗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给读者带来了更加多元的阅读感受。
（一）言情创作于写实之上，实现雅俗融合
正如范柏群先生在《毕倚虹评传》中所说，“因为言情者是在社会中谈情说爱，所以大多言情小说都涉及若干社会的侧面。而在通俗文学领域中，写社会小说者，也难免不包涵若干言情片段。”
张恨水是三、四十年代社会言情小说的集大成者。经过自觉的改革，创立了具有现代性的章回小说体式。张恨水的代表作《金粉世家》甚至常常被评论者拿来与《红楼梦》、《家》作比较，《金粉世家》所揭示的人性深度也可见一斑。张恨水虚构了京城总理金家七少爷金燕西与寒门百姓冷清秋的悲剧爱情故事。虽然故事纯属虚构，但是现实生活中京城确实有四大豪门家族，这些具有现实性的巧合另读者浮想联翩，在被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吸引的同时，也具有充满巧合的“猎奇性”。与普通的通俗作品不同的是，《金粉世家》不仅仅着眼于不平等身份下爱情的悲剧，更着眼于大家庭的腐朽过程，过渡时期官僚的封建性与资产阶级性共存的现象以及根深蒂固的富家子弟的封建纨绔性。小说从最开始给读者们充满道德的理想，到最后被现实无情摧残的伤痛。这也是《金粉世家》成为社会言情小说典型作品的原因。
40年代初的一部社会言情小说，来自秦瘦鸥的《秋海棠》。小说揭露了军阀的荒淫残暴，控诉了戏剧艺人在旧社会所受的欺凌屈辱。作者描写秋海棠与罗湘绮的爱情以及他和军阀侄子袁绍文之间的友谊作了美化；而对于京剧艺人在旧社会的心酸遭遇----成名时不得不依附权贵，落魄时潦倒不堪，写得非常真实动人。作品不仅仅将感情寄托在主人公艰难的爱情上，更在背后有着深深的爱国之情。秦瘦鸥将主人公的感情和命运与国家的安危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再是单纯缠绵悱恻的男女之情。这深化爱国情怀的主题与当时充满忧患意识的学生为主的读者群契合。
（二）“才子与名妓”叙事模式的继承与变革
在很多描写洋场生活的社会言情小说中，“才子”与“青楼名妓”的关系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叙事模式。张恨水的《春明外史》与李涵秋的《广陵潮》中就有大量的这类描写，但是小说依然没有丢弃对社会小说的侧重。
张恨水《春明外史》中的杨杏云与妓女梨云的故事，就主要体现了对这一模式的继承。这部作品继承了清末狭邪小说《花月痕》的故事构架，男主人公从传统书生变成了现代的记者，但是才子式的多情书生的本质并没有太多变化，由于社会制度的严酷，人性的压制，两对多情的鸳鸯鸟最后纷纷做了殉命鸟。虽然在叙述细节上不同，但是故事整体的脉络和情感是一致的。
而李涵秋的《广陵潮》便是对这一叙事模式的革新。在情感方式的表达上，男主人公云麟更具有人格的立体性，是一个比之前社会言情小说更为复杂的“才子”。男主人公云麟与妓女红珠的关系，不再是拯救与帮助的地位不对等，而是红珠在多次危难中拯救云麟。一向地位高尚的读书人与地位低下的风尘女子在这里彻底的颠倒过来。并且，在李涵秋的笔下，云麟在很多细节上表现出了小市民意识与利己的世俗读书人。这与小说中传统士子身上的清雅脱俗、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大相径庭。
参考文献：
[1]范柏群，徐斯年等《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下）》[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3月
[2]钱理群，温儒敏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
[3]王雁雁《张恨水<金粉世家>的平民视角》[J].现代文学，2007年1月
【关键词】：言情小说；社会小说；整合诱因；整合形态
一、引言
在新文学产生以前，通俗小说曾是小说的正宗，创作队伍和作品也相当壮大。现代通俗小说由清朝以降的通俗小说、人情小说、狭邪小说、谴责小说等类型发展成为社会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历史小说、侦探小说等对传统小说的传承与拓展。
言情小说一直在通俗小说中处于顶峰的位置，到了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的哀情、怨情、惨情、艳情等等写情类小说更是开始疯狂的蔓延、发展。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也正是在这时候确立下了不可忽视的地位。辛亥革命兴起，欧风东渐，自由主义之风开始吹向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玉梨魂》和《孽冤镜》正是发出了大众对被压制下婚姻的呐喊。《玉梨魂》甚至“再版三版至无数版，竟销三十万册。”翻开《礼拜六》杂志，迎面而来是长篇累牍的“哀情”、“惨情”、“凄清”、“怨情”，很快就因为过于单调而被人厌倦，人们已经意识到了不可以不言社会。
同一时期，社会小说也开始步入通俗小说的行列。社会小说由于社会环境的剧变，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兴革命、西方文明的涌入，社会小说不再是明清代表的“世情书”以及“讽刺小说”，而是开始纵向解剖反映社会原貌。李涵秋的《广陵潮》真正把社会小说推向“社会言情”小说的行列。《广陵潮》在叙事手法上不单单是单一的描述、叙事，而是融入儿女之情、家庭琐事，他没有将辛亥革命与庚子之变这些背景作为前台的表现内容，并没有像之前的社会小说作为描述主体。所以说，这部作品开创了正宗意义上的社会言情小说。
二、现代言情小说与社会小说整合的诱因
（一）文化形态发生变化
民国初年，政局动荡不安，社会制度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一直难以得到确立。封建帝制的终结和西方自由民主之风的涌入，使老中国儿女们虽然开始呼吸到了制度自由之风，也伴随着与封建传统的猛烈碰撞。小说已经不再是供人简单的消遣、娱乐的媒介，它更是作为社会问题反映的工具。所以不仅仅是文人的觉悟，更是读者们的需求。严重的社会问题与读者们感官上的需求强烈的激发了作者们的创作欲望。因此，客观的社会条件是言情小说与社会小说走向合流的第一推动力。合流后的二者在
（二）小说家与读者群发生变化
由于中国的特殊环境，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所谓的职业作家。而且由于民国初年萧条的经济状况，很多出版业不得不依靠政府支持。但是，仍有很多文人拒绝向政府索要经济支持。张恨水所工作的《世界晚报》就曾倡导“不论何时何地，绝不拿政府一分津贴，完全站在中立地位”，要实现真正的“自我喉舌”和“社会大众的喉舌”办报理念。因此，很多文人要以读者的口味作为自己的取悦的标准。由于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读者们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一份子，作家们随着作者的口味，及时改变创作方针。
读者群在民国初年也发生了很多显著的变化，读者从传统意义上的学堂文人，变成了新教育下的新兴以学生为主的读者。由于学生，多是年轻人，并且又有充满城市气息的特点，有开始追求自由的精神向往。学生读者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直接的言情，需要融入对社会的关心、对社会问题的探究，才会让读者读之有味。人们不仅要求“趣味性”，同时还要求“深意性”。作者们为了追求市场效益的最大化，将读者兴趣最大化作为自己写作的动力。所以很多社会言情小说做到了“发乎情，止乎礼”，将读者兴趣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
（三）五四新文学的异军突起
在20世纪20年代初，研究人生问题为主的文学研究会的很多作者纷纷发文抨击鸳鸯蝴蝶派的旧思想、旧文风。甚至常常在文中点名礼拜六派的愚腐和陈旧。茅盾把“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视为通俗文学在“思想上的一个最大错误”。因此，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外部原因在冲击着通俗文学的构架。通俗小说界也一直力图在理论上寻找自己生存发展的依据以及探求写作上的新突破。以《小说月报》的全面革新作为标志，现代通俗小说跨入了30年代中期的成熟期，从这一时期开始，现代通俗小说创作与新文学的創作并驾齐驱，都在不同的读者群中获得了稳定的地位和丰硕的成果。
三、言情小说与社会小说整合的形态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两者在写作手法、情节设置、小说主要阐明的主题和人物形象的以及时代的共通性都在形成整合甚至达到交融的状态。尽管通俗文学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表达方式，但是在本质上依然走向整合的趨势。言情小说与社会小说已经不是鸳鸯蝴蝶派的专属。不仅仅有他们为代表的市民通俗文学，还有部分海派文学的代表，比如叶灵芝的《时代姑娘》《永久的女性》等作品，甚至后来开始融汇中西、超越雅俗的张爱玲、无名氏。多元的作品形态都为了通俗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给读者带来了更加多元的阅读感受。
（一）言情创作于写实之上，实现雅俗融合
正如范柏群先生在《毕倚虹评传》中所说，“因为言情者是在社会中谈情说爱，所以大多言情小说都涉及若干社会的侧面。而在通俗文学领域中，写社会小说者，也难免不包涵若干言情片段。”
张恨水是三、四十年代社会言情小说的集大成者。经过自觉的改革，创立了具有现代性的章回小说体式。张恨水的代表作《金粉世家》甚至常常被评论者拿来与《红楼梦》、《家》作比较，《金粉世家》所揭示的人性深度也可见一斑。张恨水虚构了京城总理金家七少爷金燕西与寒门百姓冷清秋的悲剧爱情故事。虽然故事纯属虚构，但是现实生活中京城确实有四大豪门家族，这些具有现实性的巧合另读者浮想联翩，在被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吸引的同时，也具有充满巧合的“猎奇性”。与普通的通俗作品不同的是，《金粉世家》不仅仅着眼于不平等身份下爱情的悲剧，更着眼于大家庭的腐朽过程，过渡时期官僚的封建性与资产阶级性共存的现象以及根深蒂固的富家子弟的封建纨绔性。小说从最开始给读者们充满道德的理想，到最后被现实无情摧残的伤痛。这也是《金粉世家》成为社会言情小说典型作品的原因。
40年代初的一部社会言情小说，来自秦瘦鸥的《秋海棠》。小说揭露了军阀的荒淫残暴，控诉了戏剧艺人在旧社会所受的欺凌屈辱。作者描写秋海棠与罗湘绮的爱情以及他和军阀侄子袁绍文之间的友谊作了美化；而对于京剧艺人在旧社会的心酸遭遇----成名时不得不依附权贵，落魄时潦倒不堪，写得非常真实动人。作品不仅仅将感情寄托在主人公艰难的爱情上，更在背后有着深深的爱国之情。秦瘦鸥将主人公的感情和命运与国家的安危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再是单纯缠绵悱恻的男女之情。这深化爱国情怀的主题与当时充满忧患意识的学生为主的读者群契合。
（二）“才子与名妓”叙事模式的继承与变革
在很多描写洋场生活的社会言情小说中，“才子”与“青楼名妓”的关系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叙事模式。张恨水的《春明外史》与李涵秋的《广陵潮》中就有大量的这类描写，但是小说依然没有丢弃对社会小说的侧重。
张恨水《春明外史》中的杨杏云与妓女梨云的故事，就主要体现了对这一模式的继承。这部作品继承了清末狭邪小说《花月痕》的故事构架，男主人公从传统书生变成了现代的记者，但是才子式的多情书生的本质并没有太多变化，由于社会制度的严酷，人性的压制，两对多情的鸳鸯鸟最后纷纷做了殉命鸟。虽然在叙述细节上不同，但是故事整体的脉络和情感是一致的。
而李涵秋的《广陵潮》便是对这一叙事模式的革新。在情感方式的表达上，男主人公云麟更具有人格的立体性，是一个比之前社会言情小说更为复杂的“才子”。男主人公云麟与妓女红珠的关系，不再是拯救与帮助的地位不对等，而是红珠在多次危难中拯救云麟。一向地位高尚的读书人与地位低下的风尘女子在这里彻底的颠倒过来。并且，在李涵秋的笔下，云麟在很多细节上表现出了小市民意识与利己的世俗读书人。这与小说中传统士子身上的清雅脱俗、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大相径庭。
参考文献：
[1]范柏群，徐斯年等《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下）》[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3月
[2]钱理群，温儒敏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
[3]王雁雁《张恨水<金粉世家>的平民视角》[J].现代文学，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