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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这样认为：直接谈论一首诗就已经足够，不必去关注一个诗人。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一个诗人首先是一个人，这个人指的是一个整体的人，他由个人成长、家庭环境、社会生活和时代命运所共同构成。就诗人王辰龙而论，他父亲在铁西区化工厂上班，母亲在铸造厂（20世纪90年代破了产）上班，父母皆为普通工人，一家三口生活在铁西区名为“工人村”的区域。工人村建筑于1952年9月23日，五个建筑群七十二幢三层砖混楼房，建筑面积99012平方米，属于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人居住区，是当时领先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住宅。王辰龙出生于此，对这个地方当然有书写的便利，可是他并不追求这样的书写特权。再则，他要避免用二元论模式所推动的写作，即通过刻意梦幻的、过分透支的过去对现在（即便现在不那么尽如人意）进行否定。他认为，这样非此即彼的写作容易造成文本的自我复制和不那么令人信服的语义空转。他的这些意识的可贵之处，在于会帮助诗人找准诗歌写作的焦点。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不关注作为诗人的王辰龙，而仅仅只关注他写的诗，是远远不够的。当代生活的碎片化需要个体写作者去整合公共资源，以形成其作品可供参照的价值共同体。当然，事实上与铁西区相关的诗歌创作也只是王辰龙全部写作的一部分。单就这一部分来讲，他想展示的是一种过程的消逝，而非言之凿凿的过去。这儿有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但诗歌创作更是对现实的重塑。
一种过程的消逝，王辰龙深刻地意识到，其实就是生命的消失。因此，他的写作实质上是基于自救。自救，是他写作《工人村与影子》的私密动机。他说，正是基于自救这一私人目的，他才和铁西区发生了诗歌意义上的关系，而非由于工业区的重要性，反之，在写作的过程中他渐渐对工业区的重要性有了体悟。因为从历史意义上讲，人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他会担心断绝了现在与过去的联系，成为来历不明的可疑之人，成为被此时此刻所困的失忆者。显然，工业区，是指铁西区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是属于时代记忆和历史记忆。王辰龙以“建筑师般的手温，把每个词都抚摸出石头的质地，以便能够构建一个立体的、可供重返与置身的文学空间”。这与其说是他在诗歌写作上的一种渴望，还不如说是他在诗歌创作上的一种卓越的实践。
因此，王辰龙以铁西区为生活原型创作的长诗《工人村与影子》，从一开始就不为写什么发愁，而为怎么写焦虑。对此，他在创作谈中自述：“倘若真写出理想中的作品（对我这样一个诗歌学徒而言，它还很遥远），它的光，应源于‘如何写’，而非‘写什么’，我渴望完成的诗，如果仅仅建基于铁西区自身，而非精湛地、准确地对人与事进行诗性的传达，它的诗歌伦理将是缺失的，终究沦为历史学、社会学或经济学的分行注释。”他谦卑地称自己为“诗歌学徒”，只能说明对于写作他是有备而来。能做到这一点的诗人，自然令人佩服。除了“如何写”，他还有另外两个意识：一是写作者的主体意识，即言说过去，但在发生机制上，有不得已而后言。这样的写作，被他描述为把年龄之雾与时代之霾交结而成的夹角视为写作的现场；这一诗学设想，在现阶段的写作实践中转化成了这样的面貌：当铁西区作为现在进行时的空间进入文本，旧日的人与事——注意又是人与事，以幽灵般的行状漂浮其中，通过新旧两种景观的重叠，对一种完整性的重建做出想象。这样的描述，有他的诗歌创作对于现实进行重塑的一个方法论。
2007年，王辰龙十九岁，他离开铁西区来到北京。至今，每年回家的时间加起来平均一个月。也许是家乡与首都的局部相似，使得他虽然离开了铁西区，但并没有产生太大的疏离感。他萌生创作《工人村与影子》也就是这两三年才开始的新事与心事。而对于他所生活其中的北京，在一篇访谈里他有过这样的讲述：“前不久，我坐1路汽车途经天安门，想起当代诗中‘广场’一词的语义变迁。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诗人们纷纷以‘延安’为蓝图，对再次被加冕为首都的北京展开了新一轮的空间想象，文本中的老城变得肥胖不堪，仿佛被汉语言歌咏的地球上只幸存这一个庞大的空城；它无人，只有革命机器的运转之声。与此同时，它却又极为枯瘦，丰满的细节和感性的赋形都因过剩而非法，只需写下‘天安门’或‘广场’，再让一轮红太阳升起就足够了。政治抒情诗声嘶力竭地讲述着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神话。”这不能说是他对国家诗人的不满，而是他对这样的写作观念保持了一种警醒。因为，他意识到了这样写作的“无人”状态。他进一步的理解是，所谓“无人”有时是指人群对空间中某种意识形态的盲从，进而丧失了反思与批判的主体性：千人一面，便是空无一人。无人，无人区，鬼城，可以对应于他记忆中的新区和旧区。他曾经生活过的工业区已经是情感体验深处的无人地带。近年来，工人村相继拆迁，只有几处老民居被保留下来，原来的工人家庭渐渐分流到新兴的商品住宅或回迁房，以陌生人为邻。以前在低矮、四五层楼高、红色砖墙的苏联式民居里，与其他家庭分享公共的走廊、厕所与厨房，这样的公共空间，已经衰落，从而留下了一些记忆片断。他想起父母和工友们在苏联式的民居里，醉醺醺地高谈阔论，其中有对厂子前途的忧虑、对个人生活的不安，不得已带有佯装成分的乐观，穿插着妙语连珠的段子，大多是荤的，时有影射性的民间意味，以此修复生活压力所造成的空洞。现在的工人村生活馆，用以展览他们消逝的生活。每次从北京回家，工厂旧址上新的楼盘、新的街道、新的商业广场，都以骤然来势更新着他的景观记忆，它们喜气洋洋地覆盖着对于幸福生活的高调许诺。但王辰龙已不在这个生活现场了，视觉上给他的一切，只是遭逢转变后的结果。一种存在的过去愈发空荡，属于他而又远离他，令人心虚与恐惧。所以，他创作长诗《工人村与影子》就是打算为这个消逝的过程留下一些抒情式的记录。同时，通过写作也可以缓解自己内心的不安，使自己不至于成为故乡的异客。而事实上，他已经是异客，这注定了长诗《工人村与影子》是一曲唱给生命流逝的挽歌！
近代诗人穆旦与昌耀，是王辰龙不时重读的诗人。就像王辰龙在写作工人村时并不是以工业区的重要性为出发点，同样的，他的诗歌写作虽然受到昌耀由书写城市空间取代高原空间的启发，但并不意味着他跟昌耀一样与左翼文学发生过关联。在王辰龙这儿，至少有着难以弥合的时差。这个时差，恰恰是我们这个物欲化的时代，众多文化断裂中一个诗歌小传统的断裂。在个人趣味上，王辰龙表示较少阅读左翼文学。而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不但是时代的主导思想，也是世界左翼文学的一部分。那一时期的中国左翼文学将自己与祖国被压迫人们的命运、与世界被压迫人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人民性和世界性是中国左翼思潮的两个鲜明的特征。左翼文学运动加速了中国文艺大众化的发展步伐，加强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联系。左翼文学对于王辰龙而言，最不能接受的，恐怕是由于过分强调文学的工具属性和阶级属性，从而忽视了其他文学力量的一些正确观点。但是，在左翼文学运动时期，城市空间里发生过什么，这是王辰龙比较关注的。20世纪20年代，城市赤贫蔓延、犯罪滋生，并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联系起来，堕落、腌臜与空虚，常被用来指控城市。上海的街道，成為整个现代中国遭受死生之痛的象征空间。它无法提供充足的、持续的工作机会，以保障平民与外来人口的日常生活，不断有人在街头暴毙。尤其在冬天，一夜严寒过后，晨晖照亮的街头总会有数以百计的尸体。左翼诗人如何表述他们体验到的都市呢？都市又如何重构诗人的写作主体意识呢？漫长的一个世纪过去了，王辰龙作为一个当代的年轻诗人，他对城市空间的感受又是怎样的呢？就长诗《工人村与影子》而言，其答案是，充满记忆的空间被新风景遮掩，已成废墟！ 王辰龙在评论诗人昌耀时认为，他把城市空间中的人群言说为纪念碑式的存在，把乞丐、盲人、破产农民等边缘者组成的人群，塑造成都市里游动的纪念碑。同样的逻辑，王辰龙在长诗《工人村与影子》里形成了自己的表意系统，它们是童年记忆里的玩具枪、糖果、竹蜻蜓、纸蛙、窜天猴、冰湖、冰锁、浮冰、欢喜佛；是生存环境里的积雪、秋老虎、伪地府、监狱、人造湖、通勤车、抽水泵、工人、游商、小二郎、厌食者、晨泳者、垂钓者、守林人、养蜂人、拾荒人、远人、山野坟墓；是居住环境里的红砖、鬼城、妖、声控灯、灯火，等等。这些词语是王辰龙的诗歌所营造出来的一个城市空间，一个记忆里人与事的活动现场。如果说我们并不能否认在社会主义时代工人村作为工业区的重要性，那么在王辰龍的诗歌表意系统里，他算是真正抓住的一个寓意丰富、意味深长的词语，那就是：钉子。在农民与工人曾经被新的权力允诺为国家的主人时，钉子就是他们的时代象征。当王辰龙见证了革命话语的失败，和物质现代性在当代中国的实际挫折之后，他写下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句：
噩梦里，一个钉子
变大变强，它让目的地脱轨
我们必须记住，是噩梦。一个钉子让一个国家强大起来，但它和美好的目的地脱轨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长诗《工人村与影子》所召唤的过去，并不意味着过去是完美无缺的世界，而是要去提示某个更好世界的可能。因此，他认为，史学的解释力，或是欲言又止，或是难以道明。当代史正被迫成为秘史，面对此情此景，能否借助诗学来承担记录秘史的职责呢？他写记忆中的体验，结巴而生涩的追忆口吻，旧时的人，旧时的事，与某个往昔时空一起复现。这样的写作，同时也呈现出了记忆本身与诗意自身之间的界限。界限内外，他捕捉的是心理遗迹和历史细节，用现代汉语实践了一种与消逝对称的抒情。用他自己的话来总结：“沈阳铁西区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也是屈辱史的起点，这想必与其他有殖民记忆的中国城市类似，追根溯源，父亲所在工厂便是日本人所建。从这一状况，到计划经济时代，再到改制后的当代，铁西区确已成为凝固着种种瞬间的历史断片，携带了剧烈而忧郁的漫长本事，可能是社会科学目光中理想的研究对象。”这样，当王辰龙试图在诗中言说过去，工业区的本事就变得极其有重量，构成了压力。这是多么的忧郁，多么巨大的忧郁：晚课、晚归、城市的晚炊。王辰龙作为一个返身无归处的记忆者，通过近景、闪回、重放、远景，就这样，影子在深处渐渐失焦。如果说，工人村是现实，那么影子正是对这个现实的重塑。
2015年5月21日
一种过程的消逝，王辰龙深刻地意识到，其实就是生命的消失。因此，他的写作实质上是基于自救。自救，是他写作《工人村与影子》的私密动机。他说，正是基于自救这一私人目的，他才和铁西区发生了诗歌意义上的关系，而非由于工业区的重要性，反之，在写作的过程中他渐渐对工业区的重要性有了体悟。因为从历史意义上讲，人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他会担心断绝了现在与过去的联系，成为来历不明的可疑之人，成为被此时此刻所困的失忆者。显然，工业区，是指铁西区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是属于时代记忆和历史记忆。王辰龙以“建筑师般的手温，把每个词都抚摸出石头的质地，以便能够构建一个立体的、可供重返与置身的文学空间”。这与其说是他在诗歌写作上的一种渴望，还不如说是他在诗歌创作上的一种卓越的实践。
因此，王辰龙以铁西区为生活原型创作的长诗《工人村与影子》，从一开始就不为写什么发愁，而为怎么写焦虑。对此，他在创作谈中自述：“倘若真写出理想中的作品（对我这样一个诗歌学徒而言，它还很遥远），它的光，应源于‘如何写’，而非‘写什么’，我渴望完成的诗，如果仅仅建基于铁西区自身，而非精湛地、准确地对人与事进行诗性的传达，它的诗歌伦理将是缺失的，终究沦为历史学、社会学或经济学的分行注释。”他谦卑地称自己为“诗歌学徒”，只能说明对于写作他是有备而来。能做到这一点的诗人，自然令人佩服。除了“如何写”，他还有另外两个意识：一是写作者的主体意识，即言说过去，但在发生机制上，有不得已而后言。这样的写作，被他描述为把年龄之雾与时代之霾交结而成的夹角视为写作的现场；这一诗学设想，在现阶段的写作实践中转化成了这样的面貌：当铁西区作为现在进行时的空间进入文本，旧日的人与事——注意又是人与事，以幽灵般的行状漂浮其中，通过新旧两种景观的重叠，对一种完整性的重建做出想象。这样的描述，有他的诗歌创作对于现实进行重塑的一个方法论。
2007年，王辰龙十九岁，他离开铁西区来到北京。至今，每年回家的时间加起来平均一个月。也许是家乡与首都的局部相似，使得他虽然离开了铁西区，但并没有产生太大的疏离感。他萌生创作《工人村与影子》也就是这两三年才开始的新事与心事。而对于他所生活其中的北京，在一篇访谈里他有过这样的讲述：“前不久，我坐1路汽车途经天安门，想起当代诗中‘广场’一词的语义变迁。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诗人们纷纷以‘延安’为蓝图，对再次被加冕为首都的北京展开了新一轮的空间想象，文本中的老城变得肥胖不堪，仿佛被汉语言歌咏的地球上只幸存这一个庞大的空城；它无人，只有革命机器的运转之声。与此同时，它却又极为枯瘦，丰满的细节和感性的赋形都因过剩而非法，只需写下‘天安门’或‘广场’，再让一轮红太阳升起就足够了。政治抒情诗声嘶力竭地讲述着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神话。”这不能说是他对国家诗人的不满，而是他对这样的写作观念保持了一种警醒。因为，他意识到了这样写作的“无人”状态。他进一步的理解是，所谓“无人”有时是指人群对空间中某种意识形态的盲从，进而丧失了反思与批判的主体性：千人一面，便是空无一人。无人，无人区，鬼城，可以对应于他记忆中的新区和旧区。他曾经生活过的工业区已经是情感体验深处的无人地带。近年来，工人村相继拆迁，只有几处老民居被保留下来，原来的工人家庭渐渐分流到新兴的商品住宅或回迁房，以陌生人为邻。以前在低矮、四五层楼高、红色砖墙的苏联式民居里，与其他家庭分享公共的走廊、厕所与厨房，这样的公共空间，已经衰落，从而留下了一些记忆片断。他想起父母和工友们在苏联式的民居里，醉醺醺地高谈阔论，其中有对厂子前途的忧虑、对个人生活的不安，不得已带有佯装成分的乐观，穿插着妙语连珠的段子，大多是荤的，时有影射性的民间意味，以此修复生活压力所造成的空洞。现在的工人村生活馆，用以展览他们消逝的生活。每次从北京回家，工厂旧址上新的楼盘、新的街道、新的商业广场，都以骤然来势更新着他的景观记忆，它们喜气洋洋地覆盖着对于幸福生活的高调许诺。但王辰龙已不在这个生活现场了，视觉上给他的一切，只是遭逢转变后的结果。一种存在的过去愈发空荡，属于他而又远离他，令人心虚与恐惧。所以，他创作长诗《工人村与影子》就是打算为这个消逝的过程留下一些抒情式的记录。同时，通过写作也可以缓解自己内心的不安，使自己不至于成为故乡的异客。而事实上，他已经是异客，这注定了长诗《工人村与影子》是一曲唱给生命流逝的挽歌！
近代诗人穆旦与昌耀，是王辰龙不时重读的诗人。就像王辰龙在写作工人村时并不是以工业区的重要性为出发点，同样的，他的诗歌写作虽然受到昌耀由书写城市空间取代高原空间的启发，但并不意味着他跟昌耀一样与左翼文学发生过关联。在王辰龙这儿，至少有着难以弥合的时差。这个时差，恰恰是我们这个物欲化的时代，众多文化断裂中一个诗歌小传统的断裂。在个人趣味上，王辰龙表示较少阅读左翼文学。而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不但是时代的主导思想，也是世界左翼文学的一部分。那一时期的中国左翼文学将自己与祖国被压迫人们的命运、与世界被压迫人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人民性和世界性是中国左翼思潮的两个鲜明的特征。左翼文学运动加速了中国文艺大众化的发展步伐，加强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联系。左翼文学对于王辰龙而言，最不能接受的，恐怕是由于过分强调文学的工具属性和阶级属性，从而忽视了其他文学力量的一些正确观点。但是，在左翼文学运动时期，城市空间里发生过什么，这是王辰龙比较关注的。20世纪20年代，城市赤贫蔓延、犯罪滋生，并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联系起来，堕落、腌臜与空虚，常被用来指控城市。上海的街道，成為整个现代中国遭受死生之痛的象征空间。它无法提供充足的、持续的工作机会，以保障平民与外来人口的日常生活，不断有人在街头暴毙。尤其在冬天，一夜严寒过后，晨晖照亮的街头总会有数以百计的尸体。左翼诗人如何表述他们体验到的都市呢？都市又如何重构诗人的写作主体意识呢？漫长的一个世纪过去了，王辰龙作为一个当代的年轻诗人，他对城市空间的感受又是怎样的呢？就长诗《工人村与影子》而言，其答案是，充满记忆的空间被新风景遮掩，已成废墟！ 王辰龙在评论诗人昌耀时认为，他把城市空间中的人群言说为纪念碑式的存在，把乞丐、盲人、破产农民等边缘者组成的人群，塑造成都市里游动的纪念碑。同样的逻辑，王辰龙在长诗《工人村与影子》里形成了自己的表意系统，它们是童年记忆里的玩具枪、糖果、竹蜻蜓、纸蛙、窜天猴、冰湖、冰锁、浮冰、欢喜佛；是生存环境里的积雪、秋老虎、伪地府、监狱、人造湖、通勤车、抽水泵、工人、游商、小二郎、厌食者、晨泳者、垂钓者、守林人、养蜂人、拾荒人、远人、山野坟墓；是居住环境里的红砖、鬼城、妖、声控灯、灯火，等等。这些词语是王辰龙的诗歌所营造出来的一个城市空间，一个记忆里人与事的活动现场。如果说我们并不能否认在社会主义时代工人村作为工业区的重要性，那么在王辰龍的诗歌表意系统里，他算是真正抓住的一个寓意丰富、意味深长的词语，那就是：钉子。在农民与工人曾经被新的权力允诺为国家的主人时，钉子就是他们的时代象征。当王辰龙见证了革命话语的失败，和物质现代性在当代中国的实际挫折之后，他写下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句：
噩梦里，一个钉子
变大变强，它让目的地脱轨
我们必须记住，是噩梦。一个钉子让一个国家强大起来，但它和美好的目的地脱轨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长诗《工人村与影子》所召唤的过去，并不意味着过去是完美无缺的世界，而是要去提示某个更好世界的可能。因此，他认为，史学的解释力，或是欲言又止，或是难以道明。当代史正被迫成为秘史，面对此情此景，能否借助诗学来承担记录秘史的职责呢？他写记忆中的体验，结巴而生涩的追忆口吻，旧时的人，旧时的事，与某个往昔时空一起复现。这样的写作，同时也呈现出了记忆本身与诗意自身之间的界限。界限内外，他捕捉的是心理遗迹和历史细节，用现代汉语实践了一种与消逝对称的抒情。用他自己的话来总结：“沈阳铁西区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也是屈辱史的起点，这想必与其他有殖民记忆的中国城市类似，追根溯源，父亲所在工厂便是日本人所建。从这一状况，到计划经济时代，再到改制后的当代，铁西区确已成为凝固着种种瞬间的历史断片，携带了剧烈而忧郁的漫长本事，可能是社会科学目光中理想的研究对象。”这样，当王辰龙试图在诗中言说过去，工业区的本事就变得极其有重量，构成了压力。这是多么的忧郁，多么巨大的忧郁：晚课、晚归、城市的晚炊。王辰龙作为一个返身无归处的记忆者，通过近景、闪回、重放、远景，就这样，影子在深处渐渐失焦。如果说，工人村是现实，那么影子正是对这个现实的重塑。
2015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