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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修正了现有研究对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概念界定不清的问题，将其分解为地理扩张和组织扩张两个侧面；利用2011—2015年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运用回归分析和参数检验方法研究跨区域经营对城市商业银行信贷结构的作用，以及风险控制水平在这一作用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就城市商业银行信贷对象集中度而言，跨区域经营中的地理扩张部分一方面通过风险控制水平的中介对其产生负向作用，另一方面亦直接对其产生负效应；而组织扩张部分则完全通过风险控制水平的中介对其造成负向影响；就城市商业银行个人贷款比例而言，跨区域经营中的地理扩张因素对其具有较强正向直接效应，而组织扩张因素则对其没有明显影响；在地理扩张对个人贷款比例产生作用的过程中，风险控制水平仅起到较小的中介作用。上述结论显示了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对其信贷结构作用过程具有“同归殊途”的复杂性，为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及监管层的监管方向提供启示。
关键词：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信贷结构；风险控制水平；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8）10-0012-10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18.10.002
一、引言
在世界范围内，区域性商业银行在许多国家的银行业中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其经营情况被广为关注；其特有的跨区域经营特征也是相关领域研究者重要的关注点之一。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城市信用社改制工作开展以来，作为区域性商业银行代表的城市商业银行已逐渐形成规模。截至2017年，已有134家城市商业银行相继成立并开展业务。随着城市商业银行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各区域间经济联系的愈发紧密，监管机构原有的区域经营管制逐渐放开，具备条件的城市商业银行开始积极向其原业务区域之外的其他地区扩展业务，并且开始以域外分行为中心铺设更多的分支机构。跨区域经营的不断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的一个重要方向；这一趋势的加深也势必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其他方面造成更多的影响。
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到以城市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银行跨区域经营策略及其对于银行自身的风险水平及资本结构等其他经营情况带来的影响。例如，孙启伟和刘天威（2009）分析了跨区域经营战略对我国上市银行绩效的影响；顾晓安和杜凤娇（2013）对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前后的风险和盈利水平变化进行探究。然而，现有研究对于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对其信贷行为影响的探讨还相对较少。少有的相关文献如王擎等（2012）更多关注跨区域经营对信贷规模、信贷扩张的作用，相对忽视了对信贷结构的探讨。实际上，作为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一个重要侧面，信贷结构描述了信贷资金在不同类别的信贷资产上的配置与配比；其中，以“向何种对象提供何种规模的贷款”这一问题为代表的按贷款对象分类的信贷结构分析，更是商业银行管理实务一直以来的重点（彭继增和吴玮，2014；江曙霞和刘忠璐，2016；刘忠燕，2014）。按照贷款组合管理理论，对于大多处于初创和成长阶段的我国城市商业银行而言，贷款客户过于集中、零售贷款比例过低的问题限制了信贷资产质量的提升（Rose和Hudgins，2012；魏晓琴和李晓霞，2011）① 。在此背景下，对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影响其信贷结构的机制进行探索，将有助于优化相关的经营和监管决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行为对信贷结构的作用是个复杂的过程；然而，由于对跨区域经营这一概念的界定缺乏细致的讨论，现有研究并不能清晰地识别上述机制。在实务中，跨区域经营一般被约定俗成地概括为城市商业银行在所在城市之外的国内其他地区开展经营活动的行为（周好文和刘飞，2010）。从徐骥（2014）及王擎等（2012）在研究中的操作看，这一概念实际上隐含了两个侧面：其一可以概括为地理扩张，反映银行在既定的总部区域之外开展经营活动的广度，体现“总部—分支”的地理特征；其二可以概括为组织扩张，描述银行组织结构下，分支机构在不同业务区域分布的强度，属于去中心化的、不包含地理特征的指标。在衡量城市商业银行的跨区域经营水平时，现有文献通常将地理距离变量与赫芬达尔指数简单相乘，把上述两个侧面综合為一个指标进行考虑。不过，这种方法虽然简化了实证设计，为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水平的综合测度和横向对比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对于其与城市商业银行其他经营行为关系的研究而言，却存在两个重要的缺陷：一方面，跨区域经营中的两个侧面可能对城市商业银行的信贷结构有着不同影响方向和路径，综合指标无法对这种复杂机制进行识别；另一方面，这种指标构建方式在空间地理领域缺乏足够的支撑，经济意义仍存在较大争议（刘春霞，2006）。因此，把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两个侧面进行分离，分别考察两者对信贷结构的作用机制也就具有理论上的必要性。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以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中的两个侧面与信贷结构中信贷对象集中度和个人贷款比例两个侧面的关系为研究问题，利用经典文献和实际经验，建构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作用于其信贷结构的概念模型；在此基础上，选取适当的变量和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对相关效应进行研究；同时，加入风险控制水平这一中介，运用参数检验等方法对上述效应的具体作用机制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从生产运作管理的角度看，分支机构实际上代表了城市商业银行“生产设施”，而信贷结构则是城市商业银行经营产出的一种体现。在生产运作过程中，生产设施设置变动因素确实会明显影响到生产的结果，但往往需要通过其他的组织因素才能够实现（陈荣秋和马士华，2017）；这也就是说，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所包含的分支机构分布因素很有可能需要通过风险控制等内部组织因素才能够最终影响到作为“生产结果”的信贷结构。基于此，综合考虑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两个侧面对信贷对象集中度和个人贷款比例影响的具体差异，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建构理论框架。 （一）跨区域经营与信贷结构
当前，专门关注银行跨区域经营与其信用结构关系的文献较为少见；大部分关于银行信贷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对信贷政策和产业结构的讨论（刘沂平，1989 ；韩瑾和韩翌飞，2011）。不过，有部分文献在分析跨区域经营与银行风险的关系时会提及跨区域经营对于信贷对象集中度的影响。Dick（2003）的研究证实，跨区域经营的发展扩大了银行的经营范围，降低了单一城市的贷款集中度，降低了银行的贷款风险，同时可以扩大银行的市场份额。理论上，为了追求更低的组合风险或是更高的边际收益，在新的业务区域设置新的机构往往能引致更多规模较小的新业务（Berger，1993；Illueca，2009）。结合经验来看，无论是地理扩张还是组织扩张，都意味着新的营业机构的设立有利于为城市商业银行提供更多的信贷对象，减少大客户的贷款占总贷款的份额，降低信贷对象集中度。基于此，可以得到研究假设H1a和H1b。
假设H1a：城市商业银行地理扩张水平对其信贷对象集中度有负向影响。
假设H1b：城市商业银行组织扩张水平对其信贷对象集中度有负向影响。
现有文献中还基本没有就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与个人贷款比例的关系展开过讨论。结合王晋忠等（2016）对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原理的总结以及姚建军（2010）对于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策略的总结来看，跨区域经营中地理扩张的部分意味着城市商业银行在总部直辖区域之外的地区进行经营；也就是说，除中心区域之外，该银行均属于本地金融市场的新进入者，而较大规模的企业和机构往往与本地的金融机构有比较稳定和密切的业务往来。因此，新进入者在市场中最先扩张的应当是个人金融服务，最先吸引的也应当为个人客户，从信贷角度来讲，即为个人信贷。而与上述机制不同，跨区域经营中的组织扩张部分强调的则是城市商业银行营业机构在组织结构上的分散性，通常代表着其在不同区域均衡发展的程度，这在理论上与个人贷款比例并无明显的联系。由此可以得到假设H1c和假设H1d。
假设H1c：城市商业银行地理扩张水平对其个人贷款比例的程度具有正效应。
假设H1d：城市商业银行组织扩张水平对其个人贷款比例不具有明显影响。
（二）跨区域经营与风险控制水平
风险控制水平指商业银行对其经营过程中可能遭受的损失和不确定性的管理能力（李献平，2011），其与银行面临风险的水平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银行面临的风险越大也就意味着风险管理的难度越大，风险控制水平也就相对越差。就跨区域经营中的地理扩张部分对风险控制水平的影响而言，早期研究认为，由于地区分散度的提高跨区域经营可以降低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风险（Lowellon，1971）；而较新的研究则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驳斥：Aguirregabiria等（2016）的研究表明，规模不同的银行进行地理扩张对风险造成的影响不同——规模大的银行进入新的区域可能会增加风险，也可能会降低风险，但规模小的企业进行地理扩张则会增加风险。实际上，地方性银行往往与当地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开展跨区域经营的银行在短时间难以与新进入地区的政府和经济实力较强的机构产生联系，新设机构不得不承担较高的外部风险来进行贷款规模的扩张，以争夺市场份额，这就会恶化风险控制的情况（Matutes和Vives，2000）。就跨区域经营中的组织扩张部分对风险控制水平的影响而言，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组织结构的分散化增强了城市商业银行运营管理上的复杂性；在进行组织扩张的同时，银行难以维持信息系统、人员结构等组织要素的稳定性，操作风险会明显增加，这就会削弱银行的风险控制水平（Baele等，2007；余献华，2017）。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研究假设H2a和H2b。
假设H2a：城市商业银行地理扩张水平对其风险控制水平具有负效应。
假设H2b：城市商业银行组织扩张水平对其风险控制水平具有负效应。
（三）风险控制水平与信贷结构
现有文献对于银行的风险控制对其信贷行为产生的影响具有基本相同的看法，即认为风险控制水平的提高将会缩减低风险—低收益贷款的发放。Park（1999）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出发，認为银行为了满足风险控制的要求，会缩减信贷规模。Furfine（2001）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由于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银行贷款增速降低。戴金平等（2008）运用我国商业银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风险控制水平的监管要求提升会导致贷款规模的下降。彭继增和吴玮（2014）发现随着风险控制水平的提升，个人贷款信用贷款比例下降。在风险控制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银行会控制其信贷规模，尤其是控制对少数大客户的贷款规模，以避免信贷风险的过度集中。与之相对应的，在风险控制水平高的情况下，银行将会愿意贷款给较大的以企业为主的大型客户；而因为企业客户往往贷款金额大，就会挤压个人信贷的占比。由此可得假设H3a和H3b。
假设H3a：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水平对信贷对象集中度具有正效应。
假设H3b：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水平对个人贷款比例具有负效应。
（四）风险控制水平的中介效应
风险控制水平作为银行的自身组织要素之一，受到银行内部经营决策和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时，风险控制水平也会通过影响贷款的发放来影响银行的信贷结构。综合前文的文献回顾内容可以认为，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发展降低了自身的风险控制水平，从而对其信贷结构产生影响；即城市商业银行的跨区域经营的两个侧面在不同程度上通过风险控制水平的中介对信贷对象集中度和个人贷款比例产生作用。由此，可以得到研究假设H4a、H4b和H4c。
假设H4a：风险控制水平在城市商业银行地理扩张作用于其信贷对象集中度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H4b：风险控制水平在城市商业银行组织扩张作用于其信贷对象集中度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H4c：风险控制水平在城市商业银行地理扩张作用于其个人贷款比例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综合上述假设，本文的理论模型见图1。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在2011—2015年内开展经营并保持存续的城市商业银行作为基础样本，基于城市商业银行的特征进行筛选，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得到57家城市商业银行共285条观测数据。此处相关指标数据提取自各银行发布的年度报告和万得、国泰安等数据库以及国家统计局、各省级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样本城市商业银行大多由城市信用社改制而来，在行政管制上经历了由严格的区域性经营管制到试点跨区经营再到全面放开的渐进过程，总体具有较强的跨区域经营特征；同时，由于开展跨区域业务的历史差异，样本城市商业银行在跨区域经营程度、信贷规模等相关指标上具有较为广泛的分布，对于总体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此外，之所以选取2011—2015年这一时间区间，一方面是考虑到在经过了前5年的初步发展期后，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各主要关注变量变动明显、易于观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一区间内涵盖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经济周期，易于识别和处理各类周期性因素在模型中的效应，进一步增强实证分析的有效性。
（二）变量选取
1. 因变量。本文主要研究按信贷对象分类的信贷结构，包括信贷对象集中度和个人贷款比例两个部分。对于信贷对象集中度，根据杨小丽和董晓林（2012）以及史肖迪（2015）在研究中的经验，考虑到信息披露上的可公度性，使用最大10家客户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代表这一变量，该变量的值越大表示信贷对象集中度越高。对于个人贷款比例，此处直接采用现有研究较为常用的个人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来描述这一变量，该值越大表示个人贷款比例越高。
2. 自变量。跨区域经营水平，包括地理扩张水平和组织扩张水平两个方面。现有研究如王擎等（2012）、徐骥（2014）等通常使用赫芬达尔指数或经过距离调整的赫芬达尔指数对跨区域经营水平进行笼统的描述；但正如文献回顾部分所分析的，其对于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相关概念界定较为模糊，没能有效地区别跨区域经营中地理扩张与组织扩张两个侧面。因此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变量建构方式基础上进行调整和修正，使用突出“总部—分支”广度特征的总部所在城市到一级分行所在城市的加权距离代表地理扩张水平，使用突出无差别的分支机构区域离散特征的赫芬达尔指数代表组织扩张水平。其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异地经营水平=i=1n[（NiNi）×Di]]
[分散经营水平=1-HHI=1-i=1n（NiNi）2]
其中，[n]代表银行设有一级分行的地区数，[Ni]代表该城市商业银行在[i]地的一级分行所管辖的分支机构数目，[Di]代表一级分行所在的城市[i]到总部所在城市的直线地理距离，若该银行仅在其注册地城市经营，则[n=1]。地理扩张水平变量的单位为千米，其值大于等于0，越大表示该银行的地理扩张水平越高；组织扩张水平的值在0—1之前，越接近1表示该银行组织扩张水平越高。
3. 中介变量。风险控制水平。现有研究如彭继增和吴玮（2014）、蔡卫星（2016）等一般使用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对银行的风险控制水平进行度量。此处考虑到资本充足率作为银行风险控制的核心指標更具综合性，能够涵盖不良贷款率等单一指标所描述的问题，选取银行按照《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的资本充足率代表银行风险控制水平，其值越大表示该银行的风险控制水平越高。
4. 控制变量。参考现有文献，对影响因变量信贷结构和中介变量风险控制水平的因素进行分析，选取净资产回报率、总资产规模、总部所在城市GDP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总资产规模指银行年度报告披露的合并报表口径总资产，以百亿元计；净资产回报率指简单计算的结果，即银行当年净利润除以权益总值；总部所在城市GDP指银行总部所在的地级市的年度GDP，以百亿元计。
（三）模型设定
模型主要探讨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水平对信贷结构的效应和风险控制水平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本文基于概念模型的建构情况，参考在现有研究中广为应用的温忠麟等（2004）总结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采用全部进入的方式对模型进行设定。
1. 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水平对信贷对象集中度的作用机制。
[CR10it=α+β1Distanceit+β2Dispersionit+λ1ROEit+λ2Assetit+λ3CityGDPit+εit] （1）
[Adequacyit=α+η1Distanceit+η2Dispersionit+λ1ROEit+λ2Assetit+λ3CityGDPit+εit] （2）
[CR10it=α+β1'Distanceit+β2'Dispersionit+γAdequacyit+λ1ROEit+λ2Assetit+λ3CityGDPit+εit] （3）
模型（1）用于检验自变量地理扩张水平和组织扩张水平对因变量信贷对象集中度的主效应，即对假设H1a和假设H1b进行验证；模型（2）用于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风险控制水平（资本充足率）的效应，即对假设H2a和假设H2b进行验证；模型（3）在控制了自变量的情况下，加入中介变量，用于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及其大小，即对假设H3a、假设H4a和假设H4b进行验证。其中，[CR10it]表示第[i]家城市商业银行在第[t]期的信贷对象集中度，[Distanceit]表示第[i]家城市商业银行在第[t]期的地理扩张水平，[Dipersionit]表示第[i]家城市商业银行在第[t]期的组织扩张水平；此外，[Adequacyit]表示第[i]家城市商业银行在第[t]期的风险控制水平，[ROEit]表示第[i]家城市商业银行在第[t]期的净资产回报率，[Assetit]表示第[i]家城市商业银行在第[t]期的总资产规模，[CityGDPit]表示第[i]家城市商业银行总部所在城市在第[t]期的GDP，[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2. 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水平对个人贷款比例的作用机制。
[PersonalLoanit=α+β1Distanceit+β2Dispersionit+λ1ROEit+λ2Assetit+λ3CityGDPit+εit] （4）
[Adequacyit=α+η1Distanceit+η2Dispersionit+λ1ROEit+λ2Assetit+λ3CityGDPit+εit] （5）
[PersonalLoanit=α+β1'Distanceit+β2'Dispersionit+γAdequacyit+λ1ROEit+λ2Assetit+λ3CityGDPit+εit] （6）
模型（4）用于检验自变量地理扩张水平和组织扩张水平对因变量个人贷款比例的主效应，即对假设H1c和假设H1d进行验证；模型（5）与模型（2）相同，用于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风险控制水平（资本充足率）的效应；模型（6）在控制了自变量的情况下，加入中介变量，用于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及其大小，即对假设H3b和假设H4c进行验证。其中，[Personalloanit]表示第[i]家城市商业银行在第[t]期的个人贷款比例，其余符号的含义与前文相同。
3. 中介效应检验及测度。当前，检验中介效应显著性的方法主要包括依次检验、Sobel检验、Freedman检验等。此处考虑到Freedman检验法计算过程难以适用于面板数据，选用依次检验法和Sobel检验法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就上述模型而言，依次检验法先分别检验[β1]和[β2]的显著性以验证主效应的成立。而后分别检验[η1]和[η2]的显著性，最后检验[γ]的显著性，若三者均显著则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即自变量能够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到因变量；若任意一个路径的一个次序的检验不显著则表明该路径的中介效应不成立。同时，在此基础上分别对[β1']和[β2']的显著性进行检验，若不显著则表明原有的主效应完全被中介变量的效应所替代，完全中介成立；Sobel检验法则是分别对[η1γ]和[η2γ]的显著性进行检验，若显著拒绝零假设则表明中介效应成立。此外，本研究还借鉴刘刚和李峰（2011）在实践中的应用，对中介效应成立的路径，应用中介效应相对值[RME=[（β-β'）/β]]测度中介的程度。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样本数据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二）回归分析
首先，此处应用豪斯曼检验对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适用性进行考察，结果显著拒绝（[p<0.0001]）随机效应；综合考虑到短面板的数据特征，以及样本银行在地区分布上较为广泛、组间差异较明显的情况，选取固定效应最小二乘方法。在此基础上，对各模型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各模型修正后的Wald检验值均在0.000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存在明显的异方差问题；各模型的Wooldridge检验值均在0.000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存在明显的序列相关问题。综合考虑上述问题以及各模型时间固定效应均不显著的情况，此处最终选用带Driscoll-Kraay标准误的个体固定效应最小二乘方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同时结合Sobel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分析。
1. 跨区域经营水平对信贷对象集中度的作用机制。
表2显示了以分析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水平对其信贷对象集中度作用过程为目的的模型（1）—模型（8）的回归结果。
模型（1）—模型（3）检验了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对其信贷对象集中度的效应及其机制。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地理扩张水平与信贷客户集中度显著负相关（[β1=-0.0008，p<0.01]），表明城市商业银行地理扩张水平对其信贷对象集中度具有负向主效应，假设H1a成立；同时，组织扩张水平对于信贷客户集中度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2=-0.2261，p<0.05]），表明城市商業银行组织扩张水平对其信贷对象集中度具有负向主效应，假设H1b成立。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地理扩张水平对于资本充足率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η1=-0.0003，]
[p<0.01]），即城市商业银行的地理扩张水平会降低其风险控制水平，假设H2a成立；同时，组织扩张水平对于资本充足率水平亦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η2=-0.1252，p<0.01]），即城市商业银行的组织扩张水平同样会降低其风险控制水平，假设H2b成立。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与其信贷客户集中度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γ=0.8981，p<0.01]），即风险控制水平的变动可能会使得银行自主地改变其信贷行为和风控要求，从而使其信贷对象集中度发生同方向的变动，假设H3a成立。
结合表3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看，依次检验的各参数检验结果均显著，这显示在地理扩张水平和组织扩张水平负向作用于信贷对象集中度的过程中，风险控制水平均起到中介作用；两条中介路径的Sobel检验值分别为-2.3905和-2.8803，均在0.0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这进一步显示了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故假设H4a和H4b成立。具体来说，相对于模型（1），在模型（3）中加入中介变量风险控制水平后，自变量系数的显著性均出现下降。其中，地理扩张水平的系数显著性由在0.0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下降至在0.0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组织扩张水平的系数显著性由在0.0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下降至不显著。这一结果显示，在城市商业银行地理扩张程度作用于其信贷对象集中度的过程中，风险控制水平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在其组织扩张程度作用于其信贷对象集中度的过程中，风险控制水平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具体计算中介效应相对值可知，前者的中介比例为60.74%，后者的中介比例为100%。总的来看，在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影响其信贷对象集中度的过程中，风险控制水平起到明显的中介作用。其中，就城市商业银行的地理扩张这一侧面的影响路径看，城市商业银行地理扩张水平的提高，即进入更多不熟悉的地区，可能会因为加剧当地市场的竞争而遭遇更多的外部风险；同时，由于掌握信息相对不全面，其在开展业务时也可能面对更高的边际风险，这都会使得风险控制水平转差。基于此，城市商业银行会主动地加强对其信贷对象集中度的控制。不过，风险控制水平在这一路径中的中介是部分的，仍有相当部分信贷集中度的降低来自地理扩张的直接效应；实际上，正如Goetz等（2016）在其研究中指出的，在新的业务区域设置分支机构总能为银行带来与原有信贷对象没有联系的新的信贷业务，这自然也就会直接降低原有的信贷对象集中度——这种效应并不以风险控制水平的变动为转移。而就组织扩张水平的影响路径来看，组织扩张水平的提高会使得机构和人员的管理更加复杂，管理内部风险的难度增大，从而使得风险控制水平转差；在此基础上，城市商业银行同样会加强对其信贷对象集中度的控制，降低信贷集中度。这一路径的中介是完全的，一方面虽然组织扩张往往也意味着分支机构的增加，但这种增加更多体现在原有业务区域分支机构的分散化上，并不一定会影响到业务结构；另一方面，在控制了地理扩张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跨区域经营对信贷对象集中度的影响已经被分离出去。综合上述原理，城市商业银行的组织扩张水平完全通过风险控制水平的通道对其信贷对象集中度造成负向影响。 2. 跨区域经营水平对个人贷款比例的作用过程。表4显示了用于分析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水平对个人贷款比例作用过程的模型（4）—模型（6）的回归结果。
模型（4）—模型（6）检验了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水平对其个人贷款比例的效应及其机制。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地理扩张水平与个人信贷占比呈显著正相关（[β1=0.0004，p<0.05]），表明城市商业银行地理扩张对其个人贷款比例具有正向主效应，假设H1c成立；而组织扩张水平对于个人信贷占比不具有显著的影响（[β2=-0.0024，p>0.10]），表明城市商业银行组织扩张对其个人贷款比例不具有明显的影响，假设H1d成立。模型（5）与前文模型（2）完全相同。模型（6）的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与其个人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γ=-0.0841，p<0.01]），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水平对其个人贷款比例造成较为明显的负向影响，假设H3b成立。
表5显示了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对其个人贷款比例影响过程中风险控制水平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其中，就城市商业银行地理扩张水平影响个人贷款比例的路径而言，依次检验结果显示风险控制水平的中介效应成立；Sobel检验值为2.4998，中介效应在0.0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假设H4c成立。相对于模型（4），模型（6）中地理扩张水平的系数显著性略有下降，但显著性水平并无变化，中介类型应为部分中介；中介效应相对值为11.62%，可见中介的程度较低。而就城市商业银行组织扩张水平影响个人贷款比例的路径而言，由于模型（4）显示组织扩张水平对个人贷款比例无显著的主效应，因此基于检验程序，并无继续就该路径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意义。综合上述结果来看，城市商业银行地理扩张水平的提高会增强贷款结构偏向个人的程度，这可能是因为个人相较企业对于新进银行的接受能力较强，或是城市商业银行在新的业务地区对个人开展宣传和放贷相对容易；在这一作用过程中，风险控制水平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但中介的比例较小。上述效应可以由以下原理进行解释：虽然个人贷款比例增加在通常情况下意味着风险的下降（许坤和苏扬，2016）；但对于进入新的地区开展业务的城市商业银行来说，出于营销的需要，新设的分支机构往往会放宽个人贷款的风险标准（张艺良，2010），因此由这种地理扩张带来的个人贷款比例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就无法被认定为银行加强风险控制的产物。
此外，就组织扩张水平而言，在控制了地理扩张的情况下，该侧面更多是反映分支机构在原有业务区域中分布的变化，与整体的贷款种类并无明显的联系；实证结果也表明，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城市商业银行在已有业务地区分散地增开新的分支机构会有助于个人信贷比例的提高，亦无从讨论风险控制水平的中介效应。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将中介变量风险控制水平的操作化指标替代为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仍使用原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由于篇幅所限，该过程不做详细列示。结果显示，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与原有实证分析中的结果基本相符，模型是稳健的。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与启示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可以得到结论如下：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对其信贷结構具有明显的作用；不过，所谓“同归殊途”，这种作用过程具有路径上的复杂性。其中，在城市商业银行的地理扩张水平和组织扩张水平对其信贷对象集中度起负向作用的过程中，风险控制水平起到不同程度的中介作用；二者对于作为中介的风险控制水平具有负向影响，而风险控制水平对于城市商业银行的信贷对象集中度具有正向影响；组织扩张水平完全通过风险控制水平的中介影响信贷对象集中度，而地理扩张水平则一部分直接作用于信贷对象集中度，另一部分通过风险控制水平的中介影响信贷对象集中度。同时，城市商业银行的地理扩张水平对其个人贷款比例具有正向作用，风险控制水平在这一路径中起到较小的部分中介作用；而组织扩张水平则对于个人贷款比例没有明显的影响。
结合现实来看，对于起始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商业银行而言，信贷对象集中度的下降和个人贷款占比的提高通常意味着信贷结构的优化。因此从表面上看，城市商业银行的跨区域经营有助于改善其信贷结构。然而，由于这一影响过程中风险控制水平中介机制的存在，这种表面上的信贷结构改善实际上暗含了许多问题；其中相当的部分其实是银行在跨区域经营导致其风险控制水平恶化后自发对冲风险的行为，而非单纯的改善。例如，上海市银监局在2016年10月对域内银行异地房贷业务风险的多次警示就佐证了风险控制水平在城市商业银行地理扩张水平影响其信贷结构这一路径中的作用。而大连银行、成都银行等诸多城市商业银行的年度报告中多有提及的机构分散造成的内部风险问题则印证了组织扩张水平影响其信贷结构的路径中风险控制水平的中介机制。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路径中，风险控制水平的中介比例并不相同。其中，组织扩张对信贷对象集中度的负向作用完全是风险控制水平降低所引致的；其带来的信贷对象集中度改善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是其导致的风险控制水平的下降。而与之不同的是，就地理扩张水平作用于信贷对象集中度和个人贷款比例的路径而言，风险控制水平只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尤其在其影响个人贷款比例的路径中——这也就是说，地理扩张水平的提高仍可以带来相当比例的单纯的信贷结构改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信贷结构改善很可能只能带来更高的边际贷款收益，而并不会明显地降低贷款组合风险。
基于上述关于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作用于其信贷结构复杂机制的研究，本文为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以及监管机构的监管方向提供了一些新的启示：
第一，对于城市商业银行整体的经营管理而言，应当注意总体的跨区域经营导致的风险管理难度加大、风险控制水平恶化的问题，对于地理扩张和组织扩张造成的不同风险进行仔细识别；同时，还应对风险控制水平降低引致的信贷对象集中度的下降和个人贷款比例的提高保持理性的认识，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作信贷结构改善的结果。 第二，具體对于意图通过跨区域经营调整信贷结构、追求更高边际收益的城市商业银行而言，在协调好风险控制问题的前提下，向更多新的业务区域拓展业务，即发展跨区域经营中地理扩张的部分是一个较优的选择；而在各区域强化分支机构分散度的组织扩张对信贷结构的变化并无直接作用，无法满足这一经营目标。
第三，就监管层的监管方向而言，应当对城市商业银行开展跨区域经营的风险问题保持足够的警惕，尤其需要对部分信贷结构方面的监管指标伴随跨区域经营水平提高的改善给予清醒地认识，对其是否属于风险控制水平恶化后银行自发的风险对冲措施加以识别，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提示。此外，对跨区域经营中组织扩张水平较高的城市商业银行，监管机构尤其应当对其信贷对象集中度变动背后的风险问题予以关注。
（二）局限性与下一步研究
本文在研究中，虽然相对现有文献使用了更为全面的样本和数据，但由于城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不完全，仍存在一定的数据残缺问题，这可能会对结论的推广造成偏差。未来可以随着信息披露水平的改善以及更多数据挖掘技术的应用，对这一问题进行修正，进一步提高研究的有效性。此外，本文主要研究了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对按信贷对象分类的信贷结构中两个侧面的影响机制，并未涉及信贷结构的其他方面以及规范分析的内容；未来对于信贷结构的其他部分以及跨区域经营与最优信贷结构关系的探讨还可以拓展更多新的研究。
注：
①根据贷款组合理论，最优信贷结构实际上是以最大化风险收益为目标的复杂规划的求解。这一问题通常不存在统一的解析解，因此不同的银行就会拥有不同的最优信贷结构数值，难以统一标准（Rose和Hudgins，2012）。从现实角度看，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普遍面临信贷对象过于集中、个人贷款比例过低的问题，因此可以在研究中简单地将城市商业银行信贷对象集中度的降低和个人贷款比例的提高视作信贷结构的优化。当然，为了使问题更加聚焦，增强研究的严谨性，本文并不会过多涉及关于最优信贷结构的规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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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信贷结构；风险控制水平；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8）10-0012-10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18.10.002
一、引言
在世界范围内，区域性商业银行在许多国家的银行业中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其经营情况被广为关注；其特有的跨区域经营特征也是相关领域研究者重要的关注点之一。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城市信用社改制工作开展以来，作为区域性商业银行代表的城市商业银行已逐渐形成规模。截至2017年，已有134家城市商业银行相继成立并开展业务。随着城市商业银行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各区域间经济联系的愈发紧密，监管机构原有的区域经营管制逐渐放开，具备条件的城市商业银行开始积极向其原业务区域之外的其他地区扩展业务，并且开始以域外分行为中心铺设更多的分支机构。跨区域经营的不断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的一个重要方向；这一趋势的加深也势必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其他方面造成更多的影响。
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到以城市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银行跨区域经营策略及其对于银行自身的风险水平及资本结构等其他经营情况带来的影响。例如，孙启伟和刘天威（2009）分析了跨区域经营战略对我国上市银行绩效的影响；顾晓安和杜凤娇（2013）对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前后的风险和盈利水平变化进行探究。然而，现有研究对于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对其信贷行为影响的探讨还相对较少。少有的相关文献如王擎等（2012）更多关注跨区域经营对信贷规模、信贷扩张的作用，相对忽视了对信贷结构的探讨。实际上，作为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一个重要侧面，信贷结构描述了信贷资金在不同类别的信贷资产上的配置与配比；其中，以“向何种对象提供何种规模的贷款”这一问题为代表的按贷款对象分类的信贷结构分析，更是商业银行管理实务一直以来的重点（彭继增和吴玮，2014；江曙霞和刘忠璐，2016；刘忠燕，2014）。按照贷款组合管理理论，对于大多处于初创和成长阶段的我国城市商业银行而言，贷款客户过于集中、零售贷款比例过低的问题限制了信贷资产质量的提升（Rose和Hudgins，2012；魏晓琴和李晓霞，2011）① 。在此背景下，对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影响其信贷结构的机制进行探索，将有助于优化相关的经营和监管决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行为对信贷结构的作用是个复杂的过程；然而，由于对跨区域经营这一概念的界定缺乏细致的讨论，现有研究并不能清晰地识别上述机制。在实务中，跨区域经营一般被约定俗成地概括为城市商业银行在所在城市之外的国内其他地区开展经营活动的行为（周好文和刘飞，2010）。从徐骥（2014）及王擎等（2012）在研究中的操作看，这一概念实际上隐含了两个侧面：其一可以概括为地理扩张，反映银行在既定的总部区域之外开展经营活动的广度，体现“总部—分支”的地理特征；其二可以概括为组织扩张，描述银行组织结构下，分支机构在不同业务区域分布的强度，属于去中心化的、不包含地理特征的指标。在衡量城市商业银行的跨区域经营水平时，现有文献通常将地理距离变量与赫芬达尔指数简单相乘，把上述两个侧面综合為一个指标进行考虑。不过，这种方法虽然简化了实证设计，为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水平的综合测度和横向对比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对于其与城市商业银行其他经营行为关系的研究而言，却存在两个重要的缺陷：一方面，跨区域经营中的两个侧面可能对城市商业银行的信贷结构有着不同影响方向和路径，综合指标无法对这种复杂机制进行识别；另一方面，这种指标构建方式在空间地理领域缺乏足够的支撑，经济意义仍存在较大争议（刘春霞，2006）。因此，把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两个侧面进行分离，分别考察两者对信贷结构的作用机制也就具有理论上的必要性。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以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中的两个侧面与信贷结构中信贷对象集中度和个人贷款比例两个侧面的关系为研究问题，利用经典文献和实际经验，建构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作用于其信贷结构的概念模型；在此基础上，选取适当的变量和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对相关效应进行研究；同时，加入风险控制水平这一中介，运用参数检验等方法对上述效应的具体作用机制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从生产运作管理的角度看，分支机构实际上代表了城市商业银行“生产设施”，而信贷结构则是城市商业银行经营产出的一种体现。在生产运作过程中，生产设施设置变动因素确实会明显影响到生产的结果，但往往需要通过其他的组织因素才能够实现（陈荣秋和马士华，2017）；这也就是说，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所包含的分支机构分布因素很有可能需要通过风险控制等内部组织因素才能够最终影响到作为“生产结果”的信贷结构。基于此，综合考虑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两个侧面对信贷对象集中度和个人贷款比例影响的具体差异，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建构理论框架。 （一）跨区域经营与信贷结构
当前，专门关注银行跨区域经营与其信用结构关系的文献较为少见；大部分关于银行信贷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对信贷政策和产业结构的讨论（刘沂平，1989 ；韩瑾和韩翌飞，2011）。不过，有部分文献在分析跨区域经营与银行风险的关系时会提及跨区域经营对于信贷对象集中度的影响。Dick（2003）的研究证实，跨区域经营的发展扩大了银行的经营范围，降低了单一城市的贷款集中度，降低了银行的贷款风险，同时可以扩大银行的市场份额。理论上，为了追求更低的组合风险或是更高的边际收益，在新的业务区域设置新的机构往往能引致更多规模较小的新业务（Berger，1993；Illueca，2009）。结合经验来看，无论是地理扩张还是组织扩张，都意味着新的营业机构的设立有利于为城市商业银行提供更多的信贷对象，减少大客户的贷款占总贷款的份额，降低信贷对象集中度。基于此，可以得到研究假设H1a和H1b。
假设H1a：城市商业银行地理扩张水平对其信贷对象集中度有负向影响。
假设H1b：城市商业银行组织扩张水平对其信贷对象集中度有负向影响。
现有文献中还基本没有就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与个人贷款比例的关系展开过讨论。结合王晋忠等（2016）对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原理的总结以及姚建军（2010）对于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策略的总结来看，跨区域经营中地理扩张的部分意味着城市商业银行在总部直辖区域之外的地区进行经营；也就是说，除中心区域之外，该银行均属于本地金融市场的新进入者，而较大规模的企业和机构往往与本地的金融机构有比较稳定和密切的业务往来。因此，新进入者在市场中最先扩张的应当是个人金融服务，最先吸引的也应当为个人客户，从信贷角度来讲，即为个人信贷。而与上述机制不同，跨区域经营中的组织扩张部分强调的则是城市商业银行营业机构在组织结构上的分散性，通常代表着其在不同区域均衡发展的程度，这在理论上与个人贷款比例并无明显的联系。由此可以得到假设H1c和假设H1d。
假设H1c：城市商业银行地理扩张水平对其个人贷款比例的程度具有正效应。
假设H1d：城市商业银行组织扩张水平对其个人贷款比例不具有明显影响。
（二）跨区域经营与风险控制水平
风险控制水平指商业银行对其经营过程中可能遭受的损失和不确定性的管理能力（李献平，2011），其与银行面临风险的水平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银行面临的风险越大也就意味着风险管理的难度越大，风险控制水平也就相对越差。就跨区域经营中的地理扩张部分对风险控制水平的影响而言，早期研究认为，由于地区分散度的提高跨区域经营可以降低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风险（Lowellon，1971）；而较新的研究则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驳斥：Aguirregabiria等（2016）的研究表明，规模不同的银行进行地理扩张对风险造成的影响不同——规模大的银行进入新的区域可能会增加风险，也可能会降低风险，但规模小的企业进行地理扩张则会增加风险。实际上，地方性银行往往与当地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开展跨区域经营的银行在短时间难以与新进入地区的政府和经济实力较强的机构产生联系，新设机构不得不承担较高的外部风险来进行贷款规模的扩张，以争夺市场份额，这就会恶化风险控制的情况（Matutes和Vives，2000）。就跨区域经营中的组织扩张部分对风险控制水平的影响而言，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组织结构的分散化增强了城市商业银行运营管理上的复杂性；在进行组织扩张的同时，银行难以维持信息系统、人员结构等组织要素的稳定性，操作风险会明显增加，这就会削弱银行的风险控制水平（Baele等，2007；余献华，2017）。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研究假设H2a和H2b。
假设H2a：城市商业银行地理扩张水平对其风险控制水平具有负效应。
假设H2b：城市商业银行组织扩张水平对其风险控制水平具有负效应。
（三）风险控制水平与信贷结构
现有文献对于银行的风险控制对其信贷行为产生的影响具有基本相同的看法，即认为风险控制水平的提高将会缩减低风险—低收益贷款的发放。Park（1999）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出发，認为银行为了满足风险控制的要求，会缩减信贷规模。Furfine（2001）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由于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银行贷款增速降低。戴金平等（2008）运用我国商业银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风险控制水平的监管要求提升会导致贷款规模的下降。彭继增和吴玮（2014）发现随着风险控制水平的提升，个人贷款信用贷款比例下降。在风险控制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银行会控制其信贷规模，尤其是控制对少数大客户的贷款规模，以避免信贷风险的过度集中。与之相对应的，在风险控制水平高的情况下，银行将会愿意贷款给较大的以企业为主的大型客户；而因为企业客户往往贷款金额大，就会挤压个人信贷的占比。由此可得假设H3a和H3b。
假设H3a：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水平对信贷对象集中度具有正效应。
假设H3b：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水平对个人贷款比例具有负效应。
（四）风险控制水平的中介效应
风险控制水平作为银行的自身组织要素之一，受到银行内部经营决策和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时，风险控制水平也会通过影响贷款的发放来影响银行的信贷结构。综合前文的文献回顾内容可以认为，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发展降低了自身的风险控制水平，从而对其信贷结构产生影响；即城市商业银行的跨区域经营的两个侧面在不同程度上通过风险控制水平的中介对信贷对象集中度和个人贷款比例产生作用。由此，可以得到研究假设H4a、H4b和H4c。
假设H4a：风险控制水平在城市商业银行地理扩张作用于其信贷对象集中度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H4b：风险控制水平在城市商业银行组织扩张作用于其信贷对象集中度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H4c：风险控制水平在城市商业银行地理扩张作用于其个人贷款比例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综合上述假设，本文的理论模型见图1。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在2011—2015年内开展经营并保持存续的城市商业银行作为基础样本，基于城市商业银行的特征进行筛选，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得到57家城市商业银行共285条观测数据。此处相关指标数据提取自各银行发布的年度报告和万得、国泰安等数据库以及国家统计局、各省级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样本城市商业银行大多由城市信用社改制而来，在行政管制上经历了由严格的区域性经营管制到试点跨区经营再到全面放开的渐进过程，总体具有较强的跨区域经营特征；同时，由于开展跨区域业务的历史差异，样本城市商业银行在跨区域经营程度、信贷规模等相关指标上具有较为广泛的分布，对于总体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此外，之所以选取2011—2015年这一时间区间，一方面是考虑到在经过了前5年的初步发展期后，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各主要关注变量变动明显、易于观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一区间内涵盖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经济周期，易于识别和处理各类周期性因素在模型中的效应，进一步增强实证分析的有效性。
（二）变量选取
1. 因变量。本文主要研究按信贷对象分类的信贷结构，包括信贷对象集中度和个人贷款比例两个部分。对于信贷对象集中度，根据杨小丽和董晓林（2012）以及史肖迪（2015）在研究中的经验，考虑到信息披露上的可公度性，使用最大10家客户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代表这一变量，该变量的值越大表示信贷对象集中度越高。对于个人贷款比例，此处直接采用现有研究较为常用的个人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来描述这一变量，该值越大表示个人贷款比例越高。
2. 自变量。跨区域经营水平，包括地理扩张水平和组织扩张水平两个方面。现有研究如王擎等（2012）、徐骥（2014）等通常使用赫芬达尔指数或经过距离调整的赫芬达尔指数对跨区域经营水平进行笼统的描述；但正如文献回顾部分所分析的，其对于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相关概念界定较为模糊，没能有效地区别跨区域经营中地理扩张与组织扩张两个侧面。因此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变量建构方式基础上进行调整和修正，使用突出“总部—分支”广度特征的总部所在城市到一级分行所在城市的加权距离代表地理扩张水平，使用突出无差别的分支机构区域离散特征的赫芬达尔指数代表组织扩张水平。其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异地经营水平=i=1n[（NiNi）×Di]]
[分散经营水平=1-HHI=1-i=1n（NiNi）2]
其中，[n]代表银行设有一级分行的地区数，[Ni]代表该城市商业银行在[i]地的一级分行所管辖的分支机构数目，[Di]代表一级分行所在的城市[i]到总部所在城市的直线地理距离，若该银行仅在其注册地城市经营，则[n=1]。地理扩张水平变量的单位为千米，其值大于等于0，越大表示该银行的地理扩张水平越高；组织扩张水平的值在0—1之前，越接近1表示该银行组织扩张水平越高。
3. 中介变量。风险控制水平。现有研究如彭继增和吴玮（2014）、蔡卫星（2016）等一般使用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对银行的风险控制水平进行度量。此处考虑到资本充足率作为银行风险控制的核心指標更具综合性，能够涵盖不良贷款率等单一指标所描述的问题，选取银行按照《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的资本充足率代表银行风险控制水平，其值越大表示该银行的风险控制水平越高。
4. 控制变量。参考现有文献，对影响因变量信贷结构和中介变量风险控制水平的因素进行分析，选取净资产回报率、总资产规模、总部所在城市GDP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总资产规模指银行年度报告披露的合并报表口径总资产，以百亿元计；净资产回报率指简单计算的结果，即银行当年净利润除以权益总值；总部所在城市GDP指银行总部所在的地级市的年度GDP，以百亿元计。
（三）模型设定
模型主要探讨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水平对信贷结构的效应和风险控制水平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本文基于概念模型的建构情况，参考在现有研究中广为应用的温忠麟等（2004）总结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采用全部进入的方式对模型进行设定。
1. 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水平对信贷对象集中度的作用机制。
[CR10it=α+β1Distanceit+β2Dispersionit+λ1ROEit+λ2Assetit+λ3CityGDPit+εit] （1）
[Adequacyit=α+η1Distanceit+η2Dispersionit+λ1ROEit+λ2Assetit+λ3CityGDPit+εit] （2）
[CR10it=α+β1'Distanceit+β2'Dispersionit+γAdequacyit+λ1ROEit+λ2Assetit+λ3CityGDPit+εit] （3）
模型（1）用于检验自变量地理扩张水平和组织扩张水平对因变量信贷对象集中度的主效应，即对假设H1a和假设H1b进行验证；模型（2）用于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风险控制水平（资本充足率）的效应，即对假设H2a和假设H2b进行验证；模型（3）在控制了自变量的情况下，加入中介变量，用于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及其大小，即对假设H3a、假设H4a和假设H4b进行验证。其中，[CR10it]表示第[i]家城市商业银行在第[t]期的信贷对象集中度，[Distanceit]表示第[i]家城市商业银行在第[t]期的地理扩张水平，[Dipersionit]表示第[i]家城市商业银行在第[t]期的组织扩张水平；此外，[Adequacyit]表示第[i]家城市商业银行在第[t]期的风险控制水平，[ROEit]表示第[i]家城市商业银行在第[t]期的净资产回报率，[Assetit]表示第[i]家城市商业银行在第[t]期的总资产规模，[CityGDPit]表示第[i]家城市商业银行总部所在城市在第[t]期的GDP，[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2. 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水平对个人贷款比例的作用机制。
[PersonalLoanit=α+β1Distanceit+β2Dispersionit+λ1ROEit+λ2Assetit+λ3CityGDPit+εit] （4）
[Adequacyit=α+η1Distanceit+η2Dispersionit+λ1ROEit+λ2Assetit+λ3CityGDPit+εit] （5）
[PersonalLoanit=α+β1'Distanceit+β2'Dispersionit+γAdequacyit+λ1ROEit+λ2Assetit+λ3CityGDPit+εit] （6）
模型（4）用于检验自变量地理扩张水平和组织扩张水平对因变量个人贷款比例的主效应，即对假设H1c和假设H1d进行验证；模型（5）与模型（2）相同，用于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风险控制水平（资本充足率）的效应；模型（6）在控制了自变量的情况下，加入中介变量，用于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及其大小，即对假设H3b和假设H4c进行验证。其中，[Personalloanit]表示第[i]家城市商业银行在第[t]期的个人贷款比例，其余符号的含义与前文相同。
3. 中介效应检验及测度。当前，检验中介效应显著性的方法主要包括依次检验、Sobel检验、Freedman检验等。此处考虑到Freedman检验法计算过程难以适用于面板数据，选用依次检验法和Sobel检验法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就上述模型而言，依次检验法先分别检验[β1]和[β2]的显著性以验证主效应的成立。而后分别检验[η1]和[η2]的显著性，最后检验[γ]的显著性，若三者均显著则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即自变量能够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到因变量；若任意一个路径的一个次序的检验不显著则表明该路径的中介效应不成立。同时，在此基础上分别对[β1']和[β2']的显著性进行检验，若不显著则表明原有的主效应完全被中介变量的效应所替代，完全中介成立；Sobel检验法则是分别对[η1γ]和[η2γ]的显著性进行检验，若显著拒绝零假设则表明中介效应成立。此外，本研究还借鉴刘刚和李峰（2011）在实践中的应用，对中介效应成立的路径，应用中介效应相对值[RME=[（β-β'）/β]]测度中介的程度。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样本数据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二）回归分析
首先，此处应用豪斯曼检验对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适用性进行考察，结果显著拒绝（[p<0.0001]）随机效应；综合考虑到短面板的数据特征，以及样本银行在地区分布上较为广泛、组间差异较明显的情况，选取固定效应最小二乘方法。在此基础上，对各模型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各模型修正后的Wald检验值均在0.000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存在明显的异方差问题；各模型的Wooldridge检验值均在0.000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存在明显的序列相关问题。综合考虑上述问题以及各模型时间固定效应均不显著的情况，此处最终选用带Driscoll-Kraay标准误的个体固定效应最小二乘方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同时结合Sobel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分析。
1. 跨区域经营水平对信贷对象集中度的作用机制。
表2显示了以分析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水平对其信贷对象集中度作用过程为目的的模型（1）—模型（8）的回归结果。
模型（1）—模型（3）检验了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对其信贷对象集中度的效应及其机制。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地理扩张水平与信贷客户集中度显著负相关（[β1=-0.0008，p<0.01]），表明城市商业银行地理扩张水平对其信贷对象集中度具有负向主效应，假设H1a成立；同时，组织扩张水平对于信贷客户集中度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2=-0.2261，p<0.05]），表明城市商業银行组织扩张水平对其信贷对象集中度具有负向主效应，假设H1b成立。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地理扩张水平对于资本充足率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η1=-0.0003，]
[p<0.01]），即城市商业银行的地理扩张水平会降低其风险控制水平，假设H2a成立；同时，组织扩张水平对于资本充足率水平亦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η2=-0.1252，p<0.01]），即城市商业银行的组织扩张水平同样会降低其风险控制水平，假设H2b成立。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与其信贷客户集中度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γ=0.8981，p<0.01]），即风险控制水平的变动可能会使得银行自主地改变其信贷行为和风控要求，从而使其信贷对象集中度发生同方向的变动，假设H3a成立。
结合表3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看，依次检验的各参数检验结果均显著，这显示在地理扩张水平和组织扩张水平负向作用于信贷对象集中度的过程中，风险控制水平均起到中介作用；两条中介路径的Sobel检验值分别为-2.3905和-2.8803，均在0.0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这进一步显示了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故假设H4a和H4b成立。具体来说，相对于模型（1），在模型（3）中加入中介变量风险控制水平后，自变量系数的显著性均出现下降。其中，地理扩张水平的系数显著性由在0.0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下降至在0.0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组织扩张水平的系数显著性由在0.0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下降至不显著。这一结果显示，在城市商业银行地理扩张程度作用于其信贷对象集中度的过程中，风险控制水平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在其组织扩张程度作用于其信贷对象集中度的过程中，风险控制水平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具体计算中介效应相对值可知，前者的中介比例为60.74%，后者的中介比例为100%。总的来看，在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影响其信贷对象集中度的过程中，风险控制水平起到明显的中介作用。其中，就城市商业银行的地理扩张这一侧面的影响路径看，城市商业银行地理扩张水平的提高，即进入更多不熟悉的地区，可能会因为加剧当地市场的竞争而遭遇更多的外部风险；同时，由于掌握信息相对不全面，其在开展业务时也可能面对更高的边际风险，这都会使得风险控制水平转差。基于此，城市商业银行会主动地加强对其信贷对象集中度的控制。不过，风险控制水平在这一路径中的中介是部分的，仍有相当部分信贷集中度的降低来自地理扩张的直接效应；实际上，正如Goetz等（2016）在其研究中指出的，在新的业务区域设置分支机构总能为银行带来与原有信贷对象没有联系的新的信贷业务，这自然也就会直接降低原有的信贷对象集中度——这种效应并不以风险控制水平的变动为转移。而就组织扩张水平的影响路径来看，组织扩张水平的提高会使得机构和人员的管理更加复杂，管理内部风险的难度增大，从而使得风险控制水平转差；在此基础上，城市商业银行同样会加强对其信贷对象集中度的控制，降低信贷集中度。这一路径的中介是完全的，一方面虽然组织扩张往往也意味着分支机构的增加，但这种增加更多体现在原有业务区域分支机构的分散化上，并不一定会影响到业务结构；另一方面，在控制了地理扩张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跨区域经营对信贷对象集中度的影响已经被分离出去。综合上述原理，城市商业银行的组织扩张水平完全通过风险控制水平的通道对其信贷对象集中度造成负向影响。 2. 跨区域经营水平对个人贷款比例的作用过程。表4显示了用于分析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水平对个人贷款比例作用过程的模型（4）—模型（6）的回归结果。
模型（4）—模型（6）检验了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水平对其个人贷款比例的效应及其机制。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地理扩张水平与个人信贷占比呈显著正相关（[β1=0.0004，p<0.05]），表明城市商业银行地理扩张对其个人贷款比例具有正向主效应，假设H1c成立；而组织扩张水平对于个人信贷占比不具有显著的影响（[β2=-0.0024，p>0.10]），表明城市商业银行组织扩张对其个人贷款比例不具有明显的影响，假设H1d成立。模型（5）与前文模型（2）完全相同。模型（6）的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与其个人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γ=-0.0841，p<0.01]），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水平对其个人贷款比例造成较为明显的负向影响，假设H3b成立。
表5显示了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对其个人贷款比例影响过程中风险控制水平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其中，就城市商业银行地理扩张水平影响个人贷款比例的路径而言，依次检验结果显示风险控制水平的中介效应成立；Sobel检验值为2.4998，中介效应在0.0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假设H4c成立。相对于模型（4），模型（6）中地理扩张水平的系数显著性略有下降，但显著性水平并无变化，中介类型应为部分中介；中介效应相对值为11.62%，可见中介的程度较低。而就城市商业银行组织扩张水平影响个人贷款比例的路径而言，由于模型（4）显示组织扩张水平对个人贷款比例无显著的主效应，因此基于检验程序，并无继续就该路径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意义。综合上述结果来看，城市商业银行地理扩张水平的提高会增强贷款结构偏向个人的程度，这可能是因为个人相较企业对于新进银行的接受能力较强，或是城市商业银行在新的业务地区对个人开展宣传和放贷相对容易；在这一作用过程中，风险控制水平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但中介的比例较小。上述效应可以由以下原理进行解释：虽然个人贷款比例增加在通常情况下意味着风险的下降（许坤和苏扬，2016）；但对于进入新的地区开展业务的城市商业银行来说，出于营销的需要，新设的分支机构往往会放宽个人贷款的风险标准（张艺良，2010），因此由这种地理扩张带来的个人贷款比例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就无法被认定为银行加强风险控制的产物。
此外，就组织扩张水平而言，在控制了地理扩张的情况下，该侧面更多是反映分支机构在原有业务区域中分布的变化，与整体的贷款种类并无明显的联系；实证结果也表明，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城市商业银行在已有业务地区分散地增开新的分支机构会有助于个人信贷比例的提高，亦无从讨论风险控制水平的中介效应。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将中介变量风险控制水平的操作化指标替代为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仍使用原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由于篇幅所限，该过程不做详细列示。结果显示，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与原有实证分析中的结果基本相符，模型是稳健的。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与启示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可以得到结论如下：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对其信贷结構具有明显的作用；不过，所谓“同归殊途”，这种作用过程具有路径上的复杂性。其中，在城市商业银行的地理扩张水平和组织扩张水平对其信贷对象集中度起负向作用的过程中，风险控制水平起到不同程度的中介作用；二者对于作为中介的风险控制水平具有负向影响，而风险控制水平对于城市商业银行的信贷对象集中度具有正向影响；组织扩张水平完全通过风险控制水平的中介影响信贷对象集中度，而地理扩张水平则一部分直接作用于信贷对象集中度，另一部分通过风险控制水平的中介影响信贷对象集中度。同时，城市商业银行的地理扩张水平对其个人贷款比例具有正向作用，风险控制水平在这一路径中起到较小的部分中介作用；而组织扩张水平则对于个人贷款比例没有明显的影响。
结合现实来看，对于起始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商业银行而言，信贷对象集中度的下降和个人贷款占比的提高通常意味着信贷结构的优化。因此从表面上看，城市商业银行的跨区域经营有助于改善其信贷结构。然而，由于这一影响过程中风险控制水平中介机制的存在，这种表面上的信贷结构改善实际上暗含了许多问题；其中相当的部分其实是银行在跨区域经营导致其风险控制水平恶化后自发对冲风险的行为，而非单纯的改善。例如，上海市银监局在2016年10月对域内银行异地房贷业务风险的多次警示就佐证了风险控制水平在城市商业银行地理扩张水平影响其信贷结构这一路径中的作用。而大连银行、成都银行等诸多城市商业银行的年度报告中多有提及的机构分散造成的内部风险问题则印证了组织扩张水平影响其信贷结构的路径中风险控制水平的中介机制。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路径中，风险控制水平的中介比例并不相同。其中，组织扩张对信贷对象集中度的负向作用完全是风险控制水平降低所引致的；其带来的信贷对象集中度改善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是其导致的风险控制水平的下降。而与之不同的是，就地理扩张水平作用于信贷对象集中度和个人贷款比例的路径而言，风险控制水平只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尤其在其影响个人贷款比例的路径中——这也就是说，地理扩张水平的提高仍可以带来相当比例的单纯的信贷结构改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信贷结构改善很可能只能带来更高的边际贷款收益，而并不会明显地降低贷款组合风险。
基于上述关于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作用于其信贷结构复杂机制的研究，本文为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以及监管机构的监管方向提供了一些新的启示：
第一，对于城市商业银行整体的经营管理而言，应当注意总体的跨区域经营导致的风险管理难度加大、风险控制水平恶化的问题，对于地理扩张和组织扩张造成的不同风险进行仔细识别；同时，还应对风险控制水平降低引致的信贷对象集中度的下降和个人贷款比例的提高保持理性的认识，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作信贷结构改善的结果。 第二，具體对于意图通过跨区域经营调整信贷结构、追求更高边际收益的城市商业银行而言，在协调好风险控制问题的前提下，向更多新的业务区域拓展业务，即发展跨区域经营中地理扩张的部分是一个较优的选择；而在各区域强化分支机构分散度的组织扩张对信贷结构的变化并无直接作用，无法满足这一经营目标。
第三，就监管层的监管方向而言，应当对城市商业银行开展跨区域经营的风险问题保持足够的警惕，尤其需要对部分信贷结构方面的监管指标伴随跨区域经营水平提高的改善给予清醒地认识，对其是否属于风险控制水平恶化后银行自发的风险对冲措施加以识别，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提示。此外，对跨区域经营中组织扩张水平较高的城市商业银行，监管机构尤其应当对其信贷对象集中度变动背后的风险问题予以关注。
（二）局限性与下一步研究
本文在研究中，虽然相对现有文献使用了更为全面的样本和数据，但由于城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不完全，仍存在一定的数据残缺问题，这可能会对结论的推广造成偏差。未来可以随着信息披露水平的改善以及更多数据挖掘技术的应用，对这一问题进行修正，进一步提高研究的有效性。此外，本文主要研究了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对按信贷对象分类的信贷结构中两个侧面的影响机制，并未涉及信贷结构的其他方面以及规范分析的内容；未来对于信贷结构的其他部分以及跨区域经营与最优信贷结构关系的探讨还可以拓展更多新的研究。
注：
①根据贷款组合理论，最优信贷结构实际上是以最大化风险收益为目标的复杂规划的求解。这一问题通常不存在统一的解析解，因此不同的银行就会拥有不同的最优信贷结构数值，难以统一标准（Rose和Hudgins，2012）。从现实角度看，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普遍面临信贷对象过于集中、个人贷款比例过低的问题，因此可以在研究中简单地将城市商业银行信贷对象集中度的降低和个人贷款比例的提高视作信贷结构的优化。当然，为了使问题更加聚焦，增强研究的严谨性，本文并不会过多涉及关于最优信贷结构的规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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