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说的地方，名叫固原，我还要说的另一个地方——更小的彭阳——则属于固原的一个县。
　　固原就是古代中国的罗马。它是冷兵器时代的一个荣耀，几十万大军从甘州和凉州北上，从灵州东进，从内蒙古南下，他们只能剑指一个地方，那就是固原。
　　月光如铁的夜里，士兵口渴，鬼哭狼嚎，远处有零星的灯火闪烁，那就是固原。城墙上站满了乌鸦和猫头鹰，临近中午，人声鼎沸，牛羊如织，交易繁忙。临近傍晚，清真寺里传出梆克的声音，晚祷正式开始。
　　马拉美说：“世界的存在只是为了一本书。”那么固原的存在则是一本战书，在好斗和挑衅里逼真如铁，被尘土混杂的空气中有如旌旗在风中猎猎作响的气息。
　　但现在，固原就是被士兵丢弃在隘口的盔甲，在岁月的风尘中，被腐蚀成残片。
　　对于我来说，固原给了我热烈和轻佻，它是遥远的、明朗的、可以眺望的；而隶属于固原的彭阳给予我的则是阴郁，它是呼吸急促的、窒息的、不忍回望的。在彭阳的词语表里，大致是放羊、恐惧、病房、平凉大夫、街道夜晚喇叭里传出的海湾战争的枪声，以及另外一些来历不明的消息，它不温不火，它小是小非，某些时候，它冷静而阴鸷。而固原则不同，它之于我是归程、晚宴、朋友以及诗歌。那里出一流作家、二流知识分子、三流政治家。它坚硬奔放，它大开大阖。
　　从彭阳到固原，几十公里路，一班车半个小时就到了。彭阳切割了我的童年时代，而固原想方设法在我的成年时光中给予抚慰。
　　彭阳如同我的父亲，固原如同我的母亲。
　　现在，我远离了他们，他们也远离了我。

那个叫乃河的村子

　　那个叫乃河的村子，是我所有行程的终点。我在那里出生，并在那里成长。
　　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小村子。在我睁开眼睛有意识地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首先看到的不是食物，而是一个生锈的铁环。那个用纤细的钢筋拧成一个圈然后焊接的铁环是当民办教师的大哥从学校里拿回来的，我很快就学会了手持铁线做成的手柄，推着铁环得心应手地转弯、奔跑、加速、减速，并且穿过一些由小石子设置的障碍。这是我最早的游戏记忆。
　　差不多五岁的时候，我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滚铁环高手，人们都惊讶于我的技艺，并且在我滚着铁环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说一句：禾开姆这么攒劲啊。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赞叹声。这是我为数不多的快乐的时候，我滚着铁环，勇往直前，我能听到耳边的风声，相信那一刻，我是最单一的，就像一条线，没有分叉，我的精力全部积蓄在别人的赞叹声引发的那条单一的线上。
　　但我母亲为此常常掉泪，因为她觉得我迟早会给跑死，别人的赞叹声没法冲昏她的头脑，我的每一块因跑动而带起的小肌肉每次的跳动都重重地打在她孱弱的心脏上。但她不能阻止那些赞叹声，因而也没法阻止我的奔跑。父亲不一样，他乐意看到我这样，他是村支书，他的儿子理应滚好铁环。村子里没有人能像我那样把铁环滚到让他们有些眼花的地步。为此，父亲专门从他饱满得快要溢出来的虚荣心里挤出一顶绒线帽子，那顶帽子构成了他对我最为动情的回忆，每逢他开心的时候，他会远远地看着我说：“你那时候戴着绒线帽子，滚铁环的样子……”
　　我承认，我最早的荣耀是来源于那个铁环。

西海固大旱

　　七月流火。
　　人们整天奔波在地里、山里以及清真寺里，晚间的电视新闻里每天都是抗旱的镜头，那些口渴极了的牛和人群一样冲向送水车，我们家的两头牛平时每天起码要喝三桶水。但此刻，它们只能喝半桶，得省着。井里的水源都快找不到了，后山沟里的泉水是有点，但明显少多了。天气热得让人感觉什么都有可能蒸发，平川里没有风，我想着山顶应该是有风的，但把羊赶到山顶的时候，那些平时安静吃草的羊群一个劲地往阴凉处挤，我坐下去的时候，地上的青草不再柔软，有些会穿过裤子毫不犹豫地戳进我的肉里，疼得我一阵尖叫。
　　后山对面邻乡的沙土坡上，散落在庄稼地里的那些废掉的未长成的粮食还是放在原来的地方，烧了可以积攒些肥料，但是不能烧——那么旱的天气，只要点燃，整座山都会起火。
　　村里的人聚集起来邀请德高望重的阿訇上山求雨，骄阳下的人们都戴着白帽子，在山顶跪成一片，就像铺开了一匹悲情的白布，我远远地望着他们，从山下到山顶，再缓缓地一步三回头地回到山下。

　　往年，我们可以去后山沟里的野泉眼上，用棍子多搅和几下泉水，雨就像我们预料的那样，一下不可收拾。于是，这样的野泉构成了我们对于天气时节最为敬重和恐怖的成分，那眼野泉被搅和得肆无忌惮的那一年，暴雨下个不停，洪水甚至冲上了我们的麦场。但是这次我们到达野泉跟前时，那个往常汩汩而出的野泉如同一个看惯了岁月沧桑的老妪，到处都是口子，一点水也没有。
　　那一年的庄稼颗粒无收，祈雨的人成群走上最高的山头，把写有经文的陶瓷碗埋在那里，跪在那个像被战火烧焦的山头上。我有一阵子喜欢在那个山头躺下，往往就在那里睡着了，做了很多离奇古怪的梦。

给十二岁一把拐杖

　　我的十二岁就预示着，我得和其他从十二岁迈过去的人一样，走进斋月，封斋、开斋、礼拜。凌晨四点起床，净身，等候母亲把更早起来做好的东西端到桌子上吃，晚上站在大门西边的墙上，竖起耳朵听清真寺里传来的梆克声和喇叭里传出的诵经声，然后我就告诉家人到开斋的时间了。
　　父亲说封斋一定得心诚，坚持两天就容易了。前几天，我的确昏昏沉沉的，白天睡觉，不吃不喝的时候，日子多了些无聊，一天就有两三天那么长，长得恨不得剪掉。不敢想食物，不敢想水，一想就难受。一周之后，我习惯了斋月的程式，胃因缺少一顿饭而收缩的感觉也慢慢变淡了。
　　“树枝多了，是需要修剪的，斋月就是对人的修剪，修剪那些没用的东西。”父亲总是对我这么说，那段日子，我的确感觉自己很轻，甩掉了身上的很多包袱，我甚至能感觉到真主的旨意在我的肩膀上回荡，阳光美好，心思宁静，眼睛里全是纯的画面。也就是说，我习惯了斋月的生活，我成了一个真正成熟的穆斯林男子，我的胃，我的思想，我的行动。 　　每天晚上开完斋，净身去附近的哨码（清真寺以外的礼拜聚礼的地方）做礼拜，我们将鞋在门口摆放整齐，跪在下面垫着麦草的干净床单上，会念经的人都跪在前排，我也会念一些，跪在中间，大哥和村里的其他男子，差不多是跪在后面几排。
　　寺里派来我们村里蹲点的满拉跪在最前面。我们都跟着他念经、举意、接嘟哇，整个过程一丝不苟。偶尔也有散乱的时候，后面的几排在礼拜的过程中悉悉窣窣，次数多了，我们才知道是大哥和那些不会念多少经的人在后面用麦草挠前面一排人的脚心。
　　我是他们里面最虔诚的一个，全神贯注，动作标准，神情肃穆。

好日子

　　母亲希望我能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有份好工作，娶个漂亮的媳妇。可她去世前，我没有完成她的心愿。她去世后，我每天在风雪里拼命地蹬着自行车，从家里赶往学校。
　　自行车是用姐姐出嫁时的礼金买的，我顺理成章地接受着姐姐给我的为数不多的赠予。
　　我很想给姐姐送点什么，在我很小的时候，看见姐姐被父亲打骂时，就这样想。
　　姐姐出嫁那天，我从县城买了一瓶洗发水。骑着用她的礼金买来的飞鸽牌自行车，一路往家飞奔。
　　今天是个好日子，好日子就是把所有的苦寒暂时放下，接住迎上来的温暖的手，这温暖的手对于禾开姆来说，就是让姐姐离开这个不再温存的家。所以这一天，禾开姆是开心的，他跟着阿訇去给母亲上了坟，独自默念了一段苏尔。在禾开姆的心里，这是为母亲通报姐姐的婚讯，也是为姐姐祝福。他第一次有了这种发自内心的祈祷和祝福，每一句默念都给了他力量与热量，作为一个男人，他感受到了这种力图改变的力量。
　　好日子也还像我后来要离开村子去城市一样，把所有的许诺都兑现了。村子就像完成了一次孕育，它慢慢地一个一个与肚脐摘断直接的联系，这并非坏事，它需要新的关系来进行对话，这种新的关系必然是多义的，不像当初的一对一。
　　死去的人在生前寄予厚望，那么活着的人就应该努力地去丢弃自己的部分想法，为那些死去的人圆梦。一直以来，禾开姆都是这样想的，他严格遵从母亲的遗愿，努力念书，搭上了大学的末班车。

Tips
　　海杰与《四季平安》

　　海杰，回族，1979年生于宁夏彭阳县，现居北京，专栏作家、策展人、影像批评家、美院客座教授，是《读书》、《新周刊》、《南方周末》、《中国摄影》等报刊的撰稿人。
　　本文摘自海杰即将出版的8万多字的新书《四季平安》。这本书讲述了回族少年禾开姆的经历，“我花了10天，释放了携带13年的悲痛，失去母亲的悲痛。我力图就此卸下所有的负重，进入到对我少年时代故事发生地的祝福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