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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近郊秘密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选址在国外召开党代会。
1927年7月15日，党的五大闭幕两个月，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
这时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党员2.6万余人。
1927年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5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8月，党中央召开八七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中央临时政治局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常委，瞿秋白为主席。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中国革命进入党独立领导创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党先后发动和组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近百次武装起义，创建农村根据地。但是，这时的革命形势依然处于低潮。然而，中共中央没有认清形势。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使“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1928年4月，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
在此前后，在如何认识当前的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党内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
党的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由于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不久，当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1928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所以，经报请共产国际同意，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关于党的六大会址，是在莫斯科近郊一座旧式贵族庄园，而具体到村镇名称曾有“兹维尼果罗德镇”（位于莫斯科西北部）和“五一村”（位于莫斯科南部）两种说法。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参加六大的许多当事人，如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蔡和森、王若飞等，在回忆六大时，只简单地说在莫斯科召开，或者说在莫斯科近郊召开，而没有说明详细地名。就是记述较为详细的张国焘，也只说了个大概。他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记不得六大会址的名字了，过去属于贵族地主的庄园，虽已陈旧，但还可以看出一些富丽堂皇的痕迹，附近还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零落落的农舍，阡陌葱绿，呈现着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
关于“兹维尼果罗德镇”说，最早出自盛岳所著《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这本书是1971年在美国出版的，盛岳在“中山大学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章中专门谈到六大会址。书中写道：
一个出席党的六大的东方共大学生回忆说，大会会址是在塞列布若耶，是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不远的一座乡间别墅。这座乡间别墅原来是沙皇时代一个地主的财产，它的名字的意思是“银色别墅”，因其白墙在阳光下光耀夺目而得此名。
盛岳于1926年至1930年由中共北京市委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1934年，他在上海被捕后叛变，全国解放前夕逃往海外。《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是近40年后写的。他在书中也称，不得不大部分依靠他的记忆，“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我的记忆也靠不住”。
后经努力，终于找到了3份能够明确证明党的六大在莫斯科五一村召开的原始档案文献：《米夫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周恩来在党的六大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记录》《布哈林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这3份档案落款都是“莫斯科州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时间是六大召开期间。
六大是在秘密情况下召开的，当时，当地居民知道中国人在开会，后来知道是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么一件大事发生在自己所在的村庄，村民们感到很自豪。他们还说，五一村曾是苏联克格勃的保密区，外人无法进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很好，这恐怕也是党的六大选择在这里召开的重要原因。
六大代表怎样安全地到达莫斯科？这在中苏两国断绝外交关系，中国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国民党到处捕杀共产党人的情况下，是一个难题。
为了保证代表们安全抵莫，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参加大会的准备工作，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洛蜀莫夫具体负责保证代表们旅途安全。他们和中共临时中央密切配合，在哈尔滨和满洲里等地安排地下交通站，接送代表们过境。
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各省出席六大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先后到达上海。中共中央将代表们编成若干小组，或乘苏联商船到海参崴，然后从那里过境，改乘火车赴莫斯科;或乘船去大连，在大连转乘火车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北上满洲里，从那里偷越国境进入苏联，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因为苏联商船较少，多数代表都是走上海-大连-哈尔滨-满洲里的路线。走这条路线危险重重，经常会遇到国民党军警特务和日本警察暗探的跟踪盘查，应对不力即有被捕的危险。
周恩来夫妇的经历颇具代表性。邓颖超曾专门撰写《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一文，对此进行了详细回忆。那是1928年5月初，他们夫妇扮作古董商人，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大连。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廳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周恩来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又问做生意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周恩来回答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周恩来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这几个人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到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周恩来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对于这些人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镇定沉着地一一作了回答。
经过这么一番盘查，日本警察仍没有完全消除怀疑。在周恩来夫妇乘火车到长春途中，仍有日本便衣警察跟踪。邓颖超回忆说：“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也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我后来才知道的）。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对付过去了。”
两度遇险后，周恩来、邓颖超终于辗转来到哈尔滨，与李立三等人会合，乘火车到达满洲里。在苏联人的帮助下，他们成功越过国境，到达莫斯科。
历时一个多月，到6月中旬，代表们历经千辛万苦，大都安全抵达莫斯科。
（摘自党建读物出版社《党代会历史细节》）
1927年7月15日，党的五大闭幕两个月，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
这时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党员2.6万余人。
1927年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5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8月，党中央召开八七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中央临时政治局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常委，瞿秋白为主席。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中国革命进入党独立领导创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党先后发动和组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近百次武装起义，创建农村根据地。但是，这时的革命形势依然处于低潮。然而，中共中央没有认清形势。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使“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1928年4月，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
在此前后，在如何认识当前的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党内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
党的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由于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不久，当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1928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所以，经报请共产国际同意，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关于党的六大会址，是在莫斯科近郊一座旧式贵族庄园，而具体到村镇名称曾有“兹维尼果罗德镇”（位于莫斯科西北部）和“五一村”（位于莫斯科南部）两种说法。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参加六大的许多当事人，如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蔡和森、王若飞等，在回忆六大时，只简单地说在莫斯科召开，或者说在莫斯科近郊召开，而没有说明详细地名。就是记述较为详细的张国焘，也只说了个大概。他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记不得六大会址的名字了，过去属于贵族地主的庄园，虽已陈旧，但还可以看出一些富丽堂皇的痕迹，附近还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零落落的农舍，阡陌葱绿，呈现着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
关于“兹维尼果罗德镇”说，最早出自盛岳所著《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这本书是1971年在美国出版的，盛岳在“中山大学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章中专门谈到六大会址。书中写道：
一个出席党的六大的东方共大学生回忆说，大会会址是在塞列布若耶，是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不远的一座乡间别墅。这座乡间别墅原来是沙皇时代一个地主的财产，它的名字的意思是“银色别墅”，因其白墙在阳光下光耀夺目而得此名。
盛岳于1926年至1930年由中共北京市委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1934年，他在上海被捕后叛变，全国解放前夕逃往海外。《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是近40年后写的。他在书中也称，不得不大部分依靠他的记忆，“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我的记忆也靠不住”。
后经努力，终于找到了3份能够明确证明党的六大在莫斯科五一村召开的原始档案文献：《米夫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周恩来在党的六大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记录》《布哈林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这3份档案落款都是“莫斯科州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时间是六大召开期间。
六大是在秘密情况下召开的，当时，当地居民知道中国人在开会，后来知道是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么一件大事发生在自己所在的村庄，村民们感到很自豪。他们还说，五一村曾是苏联克格勃的保密区，外人无法进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很好，这恐怕也是党的六大选择在这里召开的重要原因。
六大代表怎样安全地到达莫斯科？这在中苏两国断绝外交关系，中国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国民党到处捕杀共产党人的情况下，是一个难题。
为了保证代表们安全抵莫，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参加大会的准备工作，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洛蜀莫夫具体负责保证代表们旅途安全。他们和中共临时中央密切配合，在哈尔滨和满洲里等地安排地下交通站，接送代表们过境。
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各省出席六大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先后到达上海。中共中央将代表们编成若干小组，或乘苏联商船到海参崴，然后从那里过境，改乘火车赴莫斯科;或乘船去大连，在大连转乘火车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北上满洲里，从那里偷越国境进入苏联，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因为苏联商船较少，多数代表都是走上海-大连-哈尔滨-满洲里的路线。走这条路线危险重重，经常会遇到国民党军警特务和日本警察暗探的跟踪盘查，应对不力即有被捕的危险。
周恩来夫妇的经历颇具代表性。邓颖超曾专门撰写《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一文，对此进行了详细回忆。那是1928年5月初，他们夫妇扮作古董商人，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大连。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廳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周恩来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又问做生意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周恩来回答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周恩来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这几个人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到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周恩来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对于这些人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镇定沉着地一一作了回答。
经过这么一番盘查，日本警察仍没有完全消除怀疑。在周恩来夫妇乘火车到长春途中，仍有日本便衣警察跟踪。邓颖超回忆说：“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也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我后来才知道的）。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对付过去了。”
两度遇险后，周恩来、邓颖超终于辗转来到哈尔滨，与李立三等人会合，乘火车到达满洲里。在苏联人的帮助下，他们成功越过国境，到达莫斯科。
历时一个多月，到6月中旬，代表们历经千辛万苦，大都安全抵达莫斯科。
（摘自党建读物出版社《党代会历史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