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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独立出版机构阿米巴Amiba发起了一个名为“中国册子”的纪录片计划，由众多大陆独立出版机构合作完成中国首部关于独立出版的纪录片，真实呈现了中国独立出版的存在和生存方式。这一部纪录片于2012年12月的广州时代美术馆的“独立之光——2012广州独立出版物展”中播放。
不仅是这场“独立之光”展览对国内外的不同形态的出版物做了梳理和展示，十月的北京设计周中的“本能PAPER INSTINCT——独立出版/人/展览”也侧重对视觉、创意类独立出版物做了展示，今年的广州书墟也设置了与独立出版相关的活动。
这些独立出版作品，在这一年，不觉间成为了媒体和艺术机构的关注点。
据说，自古登堡印刷术开启了自主出版的风潮之后，达达艺术家为分享各自艺术作品和理念而印制的刊物成为了独立出版物的鼻祖。
1917年，伦纳德·伍尔夫为了满足妻子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爱好和需求，创办了霍加斯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他们在倫敦的居所，开始围着打字机，照着手工教材，在餐桌上手工印制了第一件作品，31页的《两个故事》。当然，一开始纯粹是爱好，后来却由出版社变成为企业，成为两人的经济来源。而且后来相继出版了艾略特等人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这或许是大家所熟知的较早较具体的一例“独立出版”。
在中国，独立出版的兴起应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如果不去把古代文人自印文集的习惯也追溯成是一种独立出版的话）。《星火》、《今天》、《非非》等民间诗刊都是在当时的诗歌热潮中被催生的。时至今日，诗人印制诗集，看起来仍然占有独立出版物的很大部分。
两岸四地的出版环境差异，对于“独立出版”的定义其实略有差异。相比港澳地区和台湾地区的小型出版社/独立出版社，大陆的独立机构更贴近霍加斯出版社早期的手工作坊式样貌：有一个人或者两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出资，一起做选题、责编、排版，以极低的成本来打印、手工装订成册；到后期，若是有圈内人喜爱，则多制作几本相赠，或者放在独立书店售卖。所以，不但数量有限，而且无法发行，只能成为“内部交流”的册子，谈不上“出版”二字，顶多“制作”而已。本专题未免繁琐，统一以“独立出版”名之。
不过，相同的是，无论大陆地区，港澳和台湾地区，两岸四地的独立出版各具特色。如关注诗歌的不是出版基金、黑哨、坏蛋出版计划；推动纯文学的副本制作；推动和探索更有意义的写作的泼先生；着力于iOS电子自主出版方向的香港“梦出版”，如蔡仕伟关注和记录民间濒临失传手工艺所做的《首抄本》和《守艺人》；台湾蘑菇Booday、厦门《玩生活》和《salt》等生活类杂志；台湾White Fungus、香港RMM （Readymade Magazine） 等艺术杂志，以及《黑纸》、《速写》、Goooodie、台湾下北沢世代等各种形式，在文学、实验性文本、摄影、漫画等诸多面向的涉及，在阅读体验和出版的实验探索，在这一刻，主流出版和电子出版的逼仄感似乎从未出现过。
两岸四地的出版环境差异，对于“独立出版”的定义其实略有差异。相比港澳地区和台湾地区的小型出版社/独立出版社，大陆的独立机构更贴近霍加斯出版社早期的手工作坊式样貌：有一个人或者两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出资，一起做选题、责编、排版，以极低的成本来打印、手工装订成册；到后期，若是有圈内人喜爱，则多制作几本相赠，或者放在独立书店售卖。所以，不但数量有限，而且无法发行，只能成为“内部交流”的册子，谈不上“出版”二字，顶多“制作”而已。本专题未免繁琐，统一以“独立出版”名之。
不过，相同的是，无论大陆地区，港澳和台湾地区，两岸四地的独立出版各具特色。如关注诗歌的不是出版基金、黑哨、坏蛋出版计划；推动纯文学的副本制作；推动和探索更有意义的写作的泼先生；着力于iOS电子自主出版方向的香港“梦出版”，如蔡仕伟关注和记录民间濒临失传手工艺所做的《首抄本》和《守艺人》；台湾蘑菇Booday、厦门《玩生活》和《salt》等生活类杂志；台湾White Fungus、香港RMM （Readymade Magazine） 等艺术杂志，以及《黑纸》、《速写》、Goooodie、台湾下北沢世代等各种形式，在文学、实验性文本、摄影、漫画等诸多面向的涉及，在阅读体验和出版的实验探索，在这一刻，主流出版和电子出版的逼仄感似乎从未出现过。
这些独立出版机构并不与主流出版社冲突，而恰恰成为一种互补。就像不是出版基金的周琦所说，做诗歌的初衷除了个人兴趣，是为了弥补主流出版无法大量出版诗集的缺陷。而且，这些“小而美好”的出版物在这些年也吸引了不少出版业者的关注，彼此间有了合作。比如副本制作此前与广东人民合作出版了几部小说集和诗集；假杂志也将于今年同广西师范大学理想国合作一本杂志书。
冯俊华说，无论独立出版或是主流出版，“出版本身是一个传播形式，首先要做的是传播推广作品和作者，这才是出版本质性的东西。”所以无关乎独立出版或是主流出版，无关乎任何一种出版形态的价值和优越感，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它们是平等的。独立出版物甚至以更小众的品位，更偏向的角度，强调了某一种文化上的独立和多元文化的建构。
不仅是这场“独立之光”展览对国内外的不同形态的出版物做了梳理和展示，十月的北京设计周中的“本能PAPER INSTINCT——独立出版/人/展览”也侧重对视觉、创意类独立出版物做了展示，今年的广州书墟也设置了与独立出版相关的活动。
这些独立出版作品，在这一年，不觉间成为了媒体和艺术机构的关注点。
据说，自古登堡印刷术开启了自主出版的风潮之后，达达艺术家为分享各自艺术作品和理念而印制的刊物成为了独立出版物的鼻祖。
1917年，伦纳德·伍尔夫为了满足妻子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爱好和需求，创办了霍加斯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他们在倫敦的居所，开始围着打字机，照着手工教材，在餐桌上手工印制了第一件作品，31页的《两个故事》。当然，一开始纯粹是爱好，后来却由出版社变成为企业，成为两人的经济来源。而且后来相继出版了艾略特等人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这或许是大家所熟知的较早较具体的一例“独立出版”。
在中国，独立出版的兴起应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如果不去把古代文人自印文集的习惯也追溯成是一种独立出版的话）。《星火》、《今天》、《非非》等民间诗刊都是在当时的诗歌热潮中被催生的。时至今日，诗人印制诗集，看起来仍然占有独立出版物的很大部分。
两岸四地的出版环境差异，对于“独立出版”的定义其实略有差异。相比港澳地区和台湾地区的小型出版社/独立出版社，大陆的独立机构更贴近霍加斯出版社早期的手工作坊式样貌：有一个人或者两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出资，一起做选题、责编、排版，以极低的成本来打印、手工装订成册；到后期，若是有圈内人喜爱，则多制作几本相赠，或者放在独立书店售卖。所以，不但数量有限，而且无法发行，只能成为“内部交流”的册子，谈不上“出版”二字，顶多“制作”而已。本专题未免繁琐，统一以“独立出版”名之。
不过，相同的是，无论大陆地区，港澳和台湾地区，两岸四地的独立出版各具特色。如关注诗歌的不是出版基金、黑哨、坏蛋出版计划；推动纯文学的副本制作；推动和探索更有意义的写作的泼先生；着力于iOS电子自主出版方向的香港“梦出版”，如蔡仕伟关注和记录民间濒临失传手工艺所做的《首抄本》和《守艺人》；台湾蘑菇Booday、厦门《玩生活》和《salt》等生活类杂志；台湾White Fungus、香港RMM （Readymade Magazine） 等艺术杂志，以及《黑纸》、《速写》、Goooodie、台湾下北沢世代等各种形式，在文学、实验性文本、摄影、漫画等诸多面向的涉及，在阅读体验和出版的实验探索，在这一刻，主流出版和电子出版的逼仄感似乎从未出现过。
两岸四地的出版环境差异，对于“独立出版”的定义其实略有差异。相比港澳地区和台湾地区的小型出版社/独立出版社，大陆的独立机构更贴近霍加斯出版社早期的手工作坊式样貌：有一个人或者两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出资，一起做选题、责编、排版，以极低的成本来打印、手工装订成册；到后期，若是有圈内人喜爱，则多制作几本相赠，或者放在独立书店售卖。所以，不但数量有限，而且无法发行，只能成为“内部交流”的册子，谈不上“出版”二字，顶多“制作”而已。本专题未免繁琐，统一以“独立出版”名之。
不过，相同的是，无论大陆地区，港澳和台湾地区，两岸四地的独立出版各具特色。如关注诗歌的不是出版基金、黑哨、坏蛋出版计划；推动纯文学的副本制作；推动和探索更有意义的写作的泼先生；着力于iOS电子自主出版方向的香港“梦出版”，如蔡仕伟关注和记录民间濒临失传手工艺所做的《首抄本》和《守艺人》；台湾蘑菇Booday、厦门《玩生活》和《salt》等生活类杂志；台湾White Fungus、香港RMM （Readymade Magazine） 等艺术杂志，以及《黑纸》、《速写》、Goooodie、台湾下北沢世代等各种形式，在文学、实验性文本、摄影、漫画等诸多面向的涉及，在阅读体验和出版的实验探索，在这一刻，主流出版和电子出版的逼仄感似乎从未出现过。
这些独立出版机构并不与主流出版社冲突，而恰恰成为一种互补。就像不是出版基金的周琦所说，做诗歌的初衷除了个人兴趣，是为了弥补主流出版无法大量出版诗集的缺陷。而且，这些“小而美好”的出版物在这些年也吸引了不少出版业者的关注，彼此间有了合作。比如副本制作此前与广东人民合作出版了几部小说集和诗集；假杂志也将于今年同广西师范大学理想国合作一本杂志书。
冯俊华说，无论独立出版或是主流出版，“出版本身是一个传播形式，首先要做的是传播推广作品和作者，这才是出版本质性的东西。”所以无关乎独立出版或是主流出版，无关乎任何一种出版形态的价值和优越感，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它们是平等的。独立出版物甚至以更小众的品位，更偏向的角度，强调了某一种文化上的独立和多元文化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