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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神木》作为刘庆邦的中篇小说，荣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尤其是在2003年由导演李扬拍成电影并屡次获奖后受到更多关注，篇幅不长的文本却寓意颇深。本文着力挖掘作品所表现出的人性的丰富性及其所引起的对于人和社会的反思，并由此来探讨作者刘庆邦如何将文学希望和力量带入现实，彰显文学在当代的意义。
关键词：刘庆邦 《神木》 人性
刘庆邦自1978年写作，三十多年来，发表了五百多万字的作品。纵观刘庆邦的作品，一半是乡土，一半是矿区。这是通向他记忆深处两条幽深的隧道，一条被他命名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另一条则沿着相反的方向延伸，被命名为“人与自然的抗争”。沿着后者的创作道路，刘庆邦写成了中篇小说《神木》。整篇小说故事不甚离奇，在平静细致的叙述中，却深深撼动了我们的心灵底线。不只是因作品中孕育的现实力量，更是其于现实中展示的作者对于人性的深入考究。
一、人性之恶 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同一种身份，即农村的外出务工者。他们迫于生计的艰难，背井离乡，背着行囊游走于各个煤矿单位，辛勤劳动却未得到应有的回报，甚至还会被无情自私的窖主坑害。唐朝阳和宋金明也是这样的身份，但一直赚不到钱，偶然机会干起了打闷棍的买卖。二人在顺利完成了第一桩生意后，可谓是成了真正的“地下工作者”。从初遇唐朝霞到将其迫害致死，二人处心积虑、步步为营：火车站附近，唐宋二人在一处小饭店里坐着，四只眼睛却不住地向人群中睃寻，嘴里有味无味地咀嚼着四条腿动物的杂碎。一旦对象出现在视野范围之内，就立刻兴奋起来。这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唐宋二人的眼中，成了“四条腿的动物”，失去了所有独属于人的属性，成为单纯赚钱的工具。其次，宋金明的精心伪装、刻意接近，漫不经心后的良苦用心，“钓”人可谓是轻车熟路，目标元清平终于心甘情愿地同他们踏上了不归之路。元清平的无知和软弱本应在同时天涯沦落人的唐宋二人这里得到同情和怜悯，可是弱者和弱者的相遇，竟也上演起了弱肉强食的场面来，人本应有的恻隐之心在他们这里，已被金钱的诱惑所吞噬。当然，演出的序幕才刚刚拉开，表演的舞台从火车站转移到了偏远的煤矿，而欣赏者由元清平一人变为了他和煤矿老板俩人。编造虚假经历，尽心竭力挖煤装车，唐朝阳对哥哥唐朝霞爱护有加，让工友甚至是心存疑虑的窖主也深信不疑。然而，在热情和亲密的背后，是二人精心策划的计谋。最后，唐朝霞就被害死在了地窖下，死状令人触目惊心。甚至此时，二人还觉得，“当铁镐和点子的头颅接触时，头颅发出的是一声闷响，一点也不好听”，这里留下的只有对生命的漠视和生命结束时的泰然。生命在人性泯灭了的二人的眼中经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唯一考量的尺度就是金钱，《神木》对人性中的“恶”的生动细致的描述，唐宋二人真假面目频繁转换，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二、人性之善 元凤鸣完全不同于唐宋二人，他不谙世事、纯洁善良。迫于家境贫寒，他早早就外出务工。从某种程度来说，他是作为个体人的一个道德尺度，是小说中至善任务的代表。作家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年幼青涩却又厚道真诚、淳朴善良的形象。第一个特写场景中，元凤鸣以一个学生模样出现在镜头中，他目光固定地瞅着一处，不敢看人也不多说话，完全是学生的表情，他肩上的书包更证实了这点。在王明君和张敦厚交谈时，他也从不会掩饰和隐藏自己的想法，同俩人相比，他始终在本色出演，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而这一切皆源于他的自发性，这在这个污浊混沌的社会更为弥足珍贵。因此，和王明君生活的这段时间，他的纯真无邪才渐渐撼动了这颗冷酷的心灵，使王明君开始犹疑不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元凤鸣身上所拥有的善良就是神性的体现，而神性就是圣洁性的拯救。于是，才有了“二叔”人性的复苏，有了饭店老板娘热情的照顾。因此，元凤鸣尽管离罪恶之线很近，仍能坚守自己。很显然，人性之善是本文着力彰显的一种意义，刘庆邦曾做出如下解释：“我虚构的一条主要线索就是安排了一个高中生去寻父，通过这个虚构的情节把整部小说带动起来，而有了这个高中生就给人心一点希望，因为高中生是非常纯洁的，他的心灵没有受到污染，拿他和那两个罪犯进行比较，结果使其中一个良心发现，以此来尽量发现人类一些向善的因素……希望人们变得善良。”{1}
三、善与恶边缘的挣扎 王明君作为张敦厚的同伙，也是一个噬钱如命的变异人，为何在最后他又会杀死张敦厚（遇到第三个点子后唐朝阳改的姓名）后自杀呢？这样的结局并非一蹴而就，王明君由恶向善的转变经历了一个过程，通过文本就能发现，同样的作案背景下，有些因子已经发生了变化。
首先，赵上河回家时，别人指出他脸色不好，这是赵上河内心不安的外显；随后，在邻居赵铁军的妻子提到“死”后，他马上敏感性地皱了一下眉头，遂觉得此话不吉利；而妻子和支书的话也影响了赵上河，使他产生了放弃的念头。其次，环境的变化也是一个因素，赵上河回到家乡，没有城市的尔虞我诈和坑蒙拐骗，农村依然是一个落后却又质朴的地方，赵上河的心理防线定会松弛下来；另外，村口儿子女儿迎接赵上河的一幕及夫妻间聊天的画面也表明赵上河生活在一个完整而温暖的家庭，这是莫大的心理抚慰。
当然，思想的挣扎并未直接使赵上河停止行动，他继续同李西民开始了第四桩生意，只不过这次本该顺利完成的计划出现了波折。从一方面看，王明君从未放弃杀害点子的念头，如果顺利进行，王风也必死无疑。令事情出现转折的原因就在于王明君给人的错觉，他似乎真的不想杀死王风，所以开壶，送行吃饭一次次地变成了延长叙事节奏的借口，他一次次的犹豫，必然会让同伙的张敦厚怀疑。到这里，就能为王明君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了。对象元凤鸣是个孩子，作案者王明君内心起了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波澜，作案者张敦厚同他在思想方面出现了分化。所以，俩人开始别有用心地设计对方，本是“志同道合”的搭档之间出现了信任危机。虽然促成结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可以证实，王明君的人性开始复苏了。这个彷徨于善恶两极之间的灵魂在内外力的综合作用下，开始由“恶”向“善”转变，但其程度是有节制的，如同人类进化的过程，懵懵懂懂，但持续不断。 四、人性的现实维度 解读文本时我们还会发现，作者在表现人性复杂，揭示人性变迁，进行形而上思考的同时，还会立足当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斑斓”的社会图景：讨钱的乞丐，搔首弄姿的小姐，形形色色不正当的消费服务，算卦取名字等等，无所不有、无处不在，充斥着畸形发展的社会。通常，社会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即是物质财富的累积，个人若想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必须是在拥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而事实上，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就意味着每个人所获取的资料是不均等的，甚至有人连基本的生存权利也没有，这就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性的分裂，使人陷入了社会生存同自身主体性的张力之中，赵上河和李西民也是如此。
如果说人的存在是在社会和自我之间找到平衡点，那么单从人性的本身去解读人物就有失偏颇。在社会法则不尽合理的情况下，健康的人性就必然会有所损耗。《神木》中，从农村走出来的李西民和赵上河，小餐馆的服务员以及元凤鸣都面临着同样威胁，在多种可能性中，不同的结局都含着各自的悲哀和无奈。赵上河和李西民选择被社会同化，可是双双结束了生命，无论出于主动还是被迫，说明单纯以社会性作为生存的准则是行不通的；同样，元凤鸣始终以纯真无邪的本性存在，但最后却仍是两手空空，背着行囊而无处安放自己。仅仅以社会性或是人性某一单一的尺度作为行为准则，未必能在此立足。当然，也并未因此就肯定赵上河和李西民那种惨绝人寰的杀戮。任何时候，以威胁和损害他人为自己谋取利益都是不可取的。
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社会的反思，在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背后，到底丢失了什么？从而导致了人性的缺失和扭曲以及生存价值的错位。卢风曾在一篇反思现代性危机的文章中说：“现代性的价值导向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现代性误导了大众，使大众相信，只有一种实现自我价值和获得社会认同的途径，那便是努力赚钱，尽情消费。”{2}刘庆邦以人性和社会性为两个维度来理解现实，正如刘成勇所言，“刘庆邦笔下的人性是以现代价值对传统人性伦理改造的结果。这种人性观的确立，既使人性具有一种恒定的历史生命力，同时也将人性变异导向对社会现实的思考”{3}。在当今这个不平衡甚至存有极端的社会中，个人应该如何存在？刘庆邦从人性坚守的方面对人自身提出拷问时，对社会也提出了质疑。
文学作品从来就不是孤独的存在，早在新文学建设初期，周作人就要求文学要关注“社会‘人生诸问题’，尤其是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并且“将新文学的本质界定为‘重新发现人的一种手段，根本目标在于助成人性健康的发展’”。{4}刘庆邦也是如此，他以自身的经历为基础，始终本色出演，以底层人的眼光来打量底层人的世界，多年的农民、矿工和记者生活，使他对这两个角色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十分熟悉，尤其是矿工恶劣的工作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导致的人性变迁、人的异化和人性的缺失，更使他感慨颇深。但物质困顿、生存的压力，不能成为道德缺失的借口，此时，文学作品就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5}
{1} 刘庆邦：《红煤：矿工的眼泪[EB/OL]》，《雅虎读书》2006年第3期。
{2} 杜维明：《卢风·现代性与物欲的释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 刘成勇：《向人性的深处开掘——刘庆邦小说的人性主题》，《周口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7期。
{4} 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 刘庆邦：《民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作 者：马 静，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郭子君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刘庆邦 《神木》 人性
刘庆邦自1978年写作，三十多年来，发表了五百多万字的作品。纵观刘庆邦的作品，一半是乡土，一半是矿区。这是通向他记忆深处两条幽深的隧道，一条被他命名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另一条则沿着相反的方向延伸，被命名为“人与自然的抗争”。沿着后者的创作道路，刘庆邦写成了中篇小说《神木》。整篇小说故事不甚离奇，在平静细致的叙述中，却深深撼动了我们的心灵底线。不只是因作品中孕育的现实力量，更是其于现实中展示的作者对于人性的深入考究。
一、人性之恶 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同一种身份，即农村的外出务工者。他们迫于生计的艰难，背井离乡，背着行囊游走于各个煤矿单位，辛勤劳动却未得到应有的回报，甚至还会被无情自私的窖主坑害。唐朝阳和宋金明也是这样的身份，但一直赚不到钱，偶然机会干起了打闷棍的买卖。二人在顺利完成了第一桩生意后，可谓是成了真正的“地下工作者”。从初遇唐朝霞到将其迫害致死，二人处心积虑、步步为营：火车站附近，唐宋二人在一处小饭店里坐着，四只眼睛却不住地向人群中睃寻，嘴里有味无味地咀嚼着四条腿动物的杂碎。一旦对象出现在视野范围之内，就立刻兴奋起来。这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唐宋二人的眼中，成了“四条腿的动物”，失去了所有独属于人的属性，成为单纯赚钱的工具。其次，宋金明的精心伪装、刻意接近，漫不经心后的良苦用心，“钓”人可谓是轻车熟路，目标元清平终于心甘情愿地同他们踏上了不归之路。元清平的无知和软弱本应在同时天涯沦落人的唐宋二人这里得到同情和怜悯，可是弱者和弱者的相遇，竟也上演起了弱肉强食的场面来，人本应有的恻隐之心在他们这里，已被金钱的诱惑所吞噬。当然，演出的序幕才刚刚拉开，表演的舞台从火车站转移到了偏远的煤矿，而欣赏者由元清平一人变为了他和煤矿老板俩人。编造虚假经历，尽心竭力挖煤装车，唐朝阳对哥哥唐朝霞爱护有加，让工友甚至是心存疑虑的窖主也深信不疑。然而，在热情和亲密的背后，是二人精心策划的计谋。最后，唐朝霞就被害死在了地窖下，死状令人触目惊心。甚至此时，二人还觉得，“当铁镐和点子的头颅接触时，头颅发出的是一声闷响，一点也不好听”，这里留下的只有对生命的漠视和生命结束时的泰然。生命在人性泯灭了的二人的眼中经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唯一考量的尺度就是金钱，《神木》对人性中的“恶”的生动细致的描述，唐宋二人真假面目频繁转换，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二、人性之善 元凤鸣完全不同于唐宋二人，他不谙世事、纯洁善良。迫于家境贫寒，他早早就外出务工。从某种程度来说，他是作为个体人的一个道德尺度，是小说中至善任务的代表。作家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年幼青涩却又厚道真诚、淳朴善良的形象。第一个特写场景中，元凤鸣以一个学生模样出现在镜头中，他目光固定地瞅着一处，不敢看人也不多说话，完全是学生的表情，他肩上的书包更证实了这点。在王明君和张敦厚交谈时，他也从不会掩饰和隐藏自己的想法，同俩人相比，他始终在本色出演，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而这一切皆源于他的自发性，这在这个污浊混沌的社会更为弥足珍贵。因此，和王明君生活的这段时间，他的纯真无邪才渐渐撼动了这颗冷酷的心灵，使王明君开始犹疑不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元凤鸣身上所拥有的善良就是神性的体现，而神性就是圣洁性的拯救。于是，才有了“二叔”人性的复苏，有了饭店老板娘热情的照顾。因此，元凤鸣尽管离罪恶之线很近，仍能坚守自己。很显然，人性之善是本文着力彰显的一种意义，刘庆邦曾做出如下解释：“我虚构的一条主要线索就是安排了一个高中生去寻父，通过这个虚构的情节把整部小说带动起来，而有了这个高中生就给人心一点希望，因为高中生是非常纯洁的，他的心灵没有受到污染，拿他和那两个罪犯进行比较，结果使其中一个良心发现，以此来尽量发现人类一些向善的因素……希望人们变得善良。”{1}
三、善与恶边缘的挣扎 王明君作为张敦厚的同伙，也是一个噬钱如命的变异人，为何在最后他又会杀死张敦厚（遇到第三个点子后唐朝阳改的姓名）后自杀呢？这样的结局并非一蹴而就，王明君由恶向善的转变经历了一个过程，通过文本就能发现，同样的作案背景下，有些因子已经发生了变化。
首先，赵上河回家时，别人指出他脸色不好，这是赵上河内心不安的外显；随后，在邻居赵铁军的妻子提到“死”后，他马上敏感性地皱了一下眉头，遂觉得此话不吉利；而妻子和支书的话也影响了赵上河，使他产生了放弃的念头。其次，环境的变化也是一个因素，赵上河回到家乡，没有城市的尔虞我诈和坑蒙拐骗，农村依然是一个落后却又质朴的地方，赵上河的心理防线定会松弛下来；另外，村口儿子女儿迎接赵上河的一幕及夫妻间聊天的画面也表明赵上河生活在一个完整而温暖的家庭，这是莫大的心理抚慰。
当然，思想的挣扎并未直接使赵上河停止行动，他继续同李西民开始了第四桩生意，只不过这次本该顺利完成的计划出现了波折。从一方面看，王明君从未放弃杀害点子的念头，如果顺利进行，王风也必死无疑。令事情出现转折的原因就在于王明君给人的错觉，他似乎真的不想杀死王风，所以开壶，送行吃饭一次次地变成了延长叙事节奏的借口，他一次次的犹豫，必然会让同伙的张敦厚怀疑。到这里，就能为王明君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了。对象元凤鸣是个孩子，作案者王明君内心起了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波澜，作案者张敦厚同他在思想方面出现了分化。所以，俩人开始别有用心地设计对方，本是“志同道合”的搭档之间出现了信任危机。虽然促成结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可以证实，王明君的人性开始复苏了。这个彷徨于善恶两极之间的灵魂在内外力的综合作用下，开始由“恶”向“善”转变，但其程度是有节制的，如同人类进化的过程，懵懵懂懂，但持续不断。 四、人性的现实维度 解读文本时我们还会发现，作者在表现人性复杂，揭示人性变迁，进行形而上思考的同时，还会立足当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斑斓”的社会图景：讨钱的乞丐，搔首弄姿的小姐，形形色色不正当的消费服务，算卦取名字等等，无所不有、无处不在，充斥着畸形发展的社会。通常，社会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即是物质财富的累积，个人若想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必须是在拥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而事实上，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就意味着每个人所获取的资料是不均等的，甚至有人连基本的生存权利也没有，这就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性的分裂，使人陷入了社会生存同自身主体性的张力之中，赵上河和李西民也是如此。
如果说人的存在是在社会和自我之间找到平衡点，那么单从人性的本身去解读人物就有失偏颇。在社会法则不尽合理的情况下，健康的人性就必然会有所损耗。《神木》中，从农村走出来的李西民和赵上河，小餐馆的服务员以及元凤鸣都面临着同样威胁，在多种可能性中，不同的结局都含着各自的悲哀和无奈。赵上河和李西民选择被社会同化，可是双双结束了生命，无论出于主动还是被迫，说明单纯以社会性作为生存的准则是行不通的；同样，元凤鸣始终以纯真无邪的本性存在，但最后却仍是两手空空，背着行囊而无处安放自己。仅仅以社会性或是人性某一单一的尺度作为行为准则，未必能在此立足。当然，也并未因此就肯定赵上河和李西民那种惨绝人寰的杀戮。任何时候，以威胁和损害他人为自己谋取利益都是不可取的。
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社会的反思，在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背后，到底丢失了什么？从而导致了人性的缺失和扭曲以及生存价值的错位。卢风曾在一篇反思现代性危机的文章中说：“现代性的价值导向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现代性误导了大众，使大众相信，只有一种实现自我价值和获得社会认同的途径，那便是努力赚钱，尽情消费。”{2}刘庆邦以人性和社会性为两个维度来理解现实，正如刘成勇所言，“刘庆邦笔下的人性是以现代价值对传统人性伦理改造的结果。这种人性观的确立，既使人性具有一种恒定的历史生命力，同时也将人性变异导向对社会现实的思考”{3}。在当今这个不平衡甚至存有极端的社会中，个人应该如何存在？刘庆邦从人性坚守的方面对人自身提出拷问时，对社会也提出了质疑。
文学作品从来就不是孤独的存在，早在新文学建设初期，周作人就要求文学要关注“社会‘人生诸问题’，尤其是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并且“将新文学的本质界定为‘重新发现人的一种手段，根本目标在于助成人性健康的发展’”。{4}刘庆邦也是如此，他以自身的经历为基础，始终本色出演，以底层人的眼光来打量底层人的世界，多年的农民、矿工和记者生活，使他对这两个角色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十分熟悉，尤其是矿工恶劣的工作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导致的人性变迁、人的异化和人性的缺失，更使他感慨颇深。但物质困顿、生存的压力，不能成为道德缺失的借口，此时，文学作品就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5}
{1} 刘庆邦：《红煤：矿工的眼泪[EB/OL]》，《雅虎读书》2006年第3期。
{2} 杜维明：《卢风·现代性与物欲的释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 刘成勇：《向人性的深处开掘——刘庆邦小说的人性主题》，《周口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7期。
{4} 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 刘庆邦：《民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作 者：马 静，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郭子君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