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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底，一个普通的早晨，清风徐徐。
西安，知名律师杨云标，西装革履，大口吃过早餐，夹着公文包，快步跨入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广州，艺术家欧宁，踱进敞亮的会议室，一个新的策展主题和细节，正等待他与同事商讨和落实。北京，某大学年轻讲师石嫣，面带微笑，翩然走上讲台，讲授现代有机农业的浪潮与思路。厦门，某国企高管邱建生，端坐在办公桌前，专注地翻阅着公司的报表和文件。台北，东吴大学物理系教授郭中一，精神矍铄，向台下的学子们讲解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其实，以上的一幕幕情景并没有真实发生。在踏入命运的岔路口之前，这些场景可能天天重复；之后，这些知识精英或先或后走出办公室和讲堂，踏上了一条营造乡村之路。6月的炎炎夏日，本刊记者在青山下，绿水旁，见证了他们的自由与努力、幸福与迷茫。
“独我瞥见了新的生机”
台湾的大学教授，晏阳初的隔代知音，不约而同，在安徽和福建的故乡开始了另一段人生。别人看见了凋蔽，他们拥有着幸福。
从合肥市区出发，一路往西50公里，过了官亭拐到铭传乡，曲折的水泥小道继续延伸，在一面30度的山坡前，水泥路面戛然而止，转上一条砖道，豁然看到一个叫小团山的招牌，上面注释着英文“HILLTOPHERB FARM”（香草农庄）。
小团山海拔130米，两边隆起，中间凹下去，像把太师椅。这地界是台湾巡抚刘铭传当年练兵的场所，后来变成采石场，再往后无人问津便成了荒山。如今，桑叶如盖，香草遍野。郭中一从小径上走过来，亮堂堂的光脑门，一头乱发向后飘散，微笑着，用浓重的台湾口音说，“我的父亲在这里出生，所以这里是我的故乡。”
郭中一生长在台北，原东吴大学物理系教授。2004年，他当选为台北合肥同乡会理事长。“从小我填籍贯，都要写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但合肥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那年年中，郭中一便和妻子、留美教育学硕士庄惠瑛来到肥西县铭传乡考察。
郭中一和台湾的一群学者朋友想做农场的念头由来已久，但台湾地窄人稠，农地很难取得，最终选择了安徽。当地政府抛出了很有吸引力的橄榄枝。2006年，郭中一带着几位台湾合伙人到铭传乡选点，选了4个地方，相距不远，打算各有分工。因还有教职，他签了投资意向书后就返回台湾。
次年夏天，郭中一的妻子庄惠瑛辞掉工作，带着两个儿子搬来合肥打前站，这才发现4个点已被转手给了乡长的亲友，政府另外给了荒凉的小团山。股东们对当地官员的背信之举甚为愤怒，但考虑到荒地零污染，且不会与农民争地，因而把地租了下来。
直到2009年，郭中一终于辞职，倾注全副心力经营小团山。关于辞职当农夫的缘由，郭中一说起文艺界流传的一则轶事：美学大师桑塔雅那在哈佛讲课，忽然瞥见窗外迎春花开，于是边走出教室边说：“我无法完成那个句子，因为我刚想起我与春天有约。”从此去而不返，潜心著述，终于完成系列的美学经典。郭中一则说自己的教学事业，在现今学界、教育界的积弊之下再难展身手，恰好遇到了小团山这个机缘。
从合肥向北前进220多公里，穿过庄稼丰茂的江淮平原，可达阜阳市郊外20多里的三合镇，镇西3公里处的南塘村村头，屹立着一栋白色三层小楼，乃是南塘村合作社综合楼。村中土生土长的“著名农民”杨云标正在这里和村民开会。
时光倒回1998年，25岁的杨云标从西北政法学院（今西北政法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南塘村，打算专心备考律师资格证。没想到，每天都有伸冤无门的村民向法律专业出身的他反映：村镇干部贪污腐败，工作方式粗暴，找种种借口罚款、打人、收提留。乡村腐化暗流涌动，杨云标揪心不已，他决定发挥专业优势为民请命。
2000年10月，不知道是杨云标的哪封举报信起了作用，调查组来到村里，查明村支书、村主任和文书等人共贪污挪用公款七万多元。村干部被集体撤职，三合镇党委书记、镇长等人均受到处分。从此，找杨云标寻求法律援助的人更多了。每天忙着听农民们控诉，帮他们写材料，出谋划策。杨云标以维权为起点的乡建之路，就这样开始了。
2002年8月，杨云标作为惟一的农民代表，受邀在一个叫做“中国乡村建设论坛”的活动中发言。邀请杨云标的人，是他的同龄人邱建生。邱建生给杨云标留下的印象是朴实、温和，但邱建生自认为是叛逆分子。祖辈务农的他，1995年大学毕业后入职一家国企。大量的阅读思考，以及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的众多社会不公现象，让他试图寻找一条让乡村和农民生活得更有尊严的出路。
偶然的机会，他接触了《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晏阳初是著名的平民教育家与乡村建设倡导者，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在国内开展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践。持续不断的战争使他的乡建努力终被蹉跎，时空流转，那本书给在苦闷中的邱建生以启示。
1997年，邱建生辞职，到北大和北师大旁听政治学和教育学课程，他渴望找到志同道合者，回农村践行晏阳初未竟的事业。寻找并不如意，直到2001年他策划了一套“乡村建设丛书”，在约稿时认识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其后，邱建生到了温铁军任总编的《中国改革》杂志社担任编辑。
在本职的编辑工作以外，邱建生筹建了“中国乡村建设论坛”和晏阳初研究会，举办有关沙龙，并积极参与支农调研项目部的活动。邱建生找到当年晏阳初工作过的翟城村，筹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带着办一所以培养乡村建设人才为己任的学校的想法，他反复去找温铁军寻求支持，开始几次都被拒绝，最后温铁军才终于同意。正因为这件事，温铁军曾笑称他从三农研究到乡村建设实践是被邱建生拉下水的。
2003年7月19日，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成立。翟城村锣鼓震天，彩旗飘扬。艺术家欧宁关注到了这个新事物，并且阅读了晏阳初的传记以及一些乡村治理的历史和专著，然后他决定到各地农村去看看。他选择了诗友左靖的家乡安徽，他们一起去拜访诗友郑小光和寒玉。四位“文艺青年”的这次相逢，让一个落寞的乡村，后来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找到自信、找回尊严
从维权到建设，都是为了乡村生活更美好更有尊严。具有亲和力的文化和艺术，成为返乡者开始乡建实践的切入点。
按照郭中一最初的设想，小团山将建成为一个“生态农庄”。养鸡，盖房子。为了养地，种上绿肥植物，固氮肥土、改善土质，并利用生活废水、厨房垃圾发酵的有机肥逐渐少量施肥。原有杂树、杂草，悉数留下任其滋长，以做小动物的栖息地。
既是生态农庄，就禁用杀虫剂和农药。夏日蚊虫飞舞，房子周围种的各种香草，弥漫清香，使蚊虫大减。把香草种到蔬菜和果树边上，也能防止虫害。经过数年培育，小团山上共种植四十多种香草，迷迭香、罗勒、薰衣草等成为农庄的经济支柱，一亩地可收获五百公斤香草，每公斤市价可达二十多元。香草还被制成各种盆景、香草枕头、香草包或提炼成精油等，每件售价从几十到数百元。以香草为烹调原料制成的各种美味，也成为自家招牌。小团山正式被定名为“香草农庄”。
山下有片一百多亩的鱼塘，原先塘水乌黑，怪味扑鼻，鱼的品质不好。郭中一租到手后，清除淤污泥并清空杂鱼，消毒后重新蓄水，种上蓼草等吸肥能力强的植物，塘边自生出数种净水植物。郭中一还把有机香草拿来喂鱼，采取低密度饲养模式，收获的鱼肉鲜美，也能卖出高价。
水土逐步恢复后，郭中一从台湾引进了名叫“越光米”的珍贵稻种，亩产成品350斤左右，卖15元一斤，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远比靠化肥农药收获亩产800斤左右杂交稻米利润高。因为发现这种无公害水稻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郭中一便在周边乡亲们中推广。
为了化解与当地的隔阂，郭氏夫妇主动提出免费教村民小孩学英语、照顾村里患病的独居老人。村民慢慢对他们建立起了信任和尊重。周末，来自周边学校的孩子都会赶到小团山学习英语。几年下来，孩子越来越多，分成了程度不同的几个班。到了暑假，就开办夏令营。
从上海移居乡村的诗人郑小光和寒玉，把一栋空置的徽州民宅巧加改造而成“猪栏酒吧”，吸引到参观者络绎不绝，不仅有当地村民，还有政府官员。当地人意识到自己的老房子是一笔看不见的巨大财富，开始着手保护。因政府重视，“中法乡村旅游合作项目”落户黄山市，“猪栏酒吧”被作为一个考察点。欧宁和左靖经过一番深思，在郑小光和寒玉的成果基础上推出了艺术家下乡的“碧山计划”。
2011年欧宁在碧山村买了一幢徽派旧民居，决定在此地扎根，随后自筹资金，在碧山村策划组织了第一届的“碧山丰年庆”。8月26日—28日，声势浩大的“碧山丰年庆”活动，借用农村丰收庆典的形式，邀请了各地的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和当地的工匠、艺人合作，在名为“黟县百工”的民艺调研的基础上，创作出一些传统工艺和生活用品的当代版，并在村里的祠堂和旧粮仓展出，同时播映农村纪录片和剧情片，举办碧山村和徽州地区历史文献的展览、乡建同仁交流会、农产品市集等。因为反响不错，欧宁的团队获得了当地政府委托的2012黟县国际摄影节的组织策划工作，与第二届“碧山丰年庆”同期举行。
“传统的艺术家是去采风，去农村是索取灵感，但我们强调的是艺术家们到农村奉献。比如黟县百工项目，就是对民间的手工艺做普查，针对有关项目，艺术家们提供包装，进行激活与再生。”欧宁强调“碧山计划”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帮传统手工艺者走出山村、找到买家，为此他们专门请了一些艺术家为本土传统工艺进行设计创新。“比如有一种渔亭糕，我们在举行丰年庆的时候，为渔亭糕重新设计了新的模板，制造出来的渔亭糕更有艺术气息，更容易吸引消费者购买。”
欧宁和左靖还出资建造了一个铜像，其代表的人物是出生于碧山村的汪达之，其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学生，曾担任晓庄师范在苏北的特约中心学校新安小学的校长。铜像放在碧山村的村口，目的是帮村民找到自我认同感。
总结过去两年举办过的“碧山丰年庆”，欧宁认为乡建的核心不是文化和艺术，而是经济和政治。但是文化和艺术是很容易进入的点，因为文化艺术有亲和力，再加上自己的工作背景，所以就先开始从文化艺术入手。慢慢地，希望将来能够通过积累的资源和能力，实现一种以村民为主体的经济模式，让他们直接分享，直接成为主体。
如何让传统的乡村自治重新焕发活力，杨云标一直在试验，且同样以文化活动为切入口。杨云标采取的路径，是“以文艺促进参与，以参与促进合作，以合作促进互助，以互助促进发展”。他组织成立了南塘村农民维权协会、老年协会、兴农合作社、文艺宣传队、三合青年爱乡联谊会等，如此设计涵盖了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的目标是每一个方面都要让农民找到自信、找回尊严。
杨云标得到过诸多褒奖，在他看来，2003年度获得南塘村“新乡村建设奖”是他的一个标志性转变：“以前我们主要是在做对抗性的维权，后来更多的是在从事建设性的工作。”在与外界越来越多的联系中，他受到启示—我们是为了生活更美好，而不是为了抗争。
吹拉弹唱、划旱船、打快板那些消失已久的表演项目重新回到南塘村头，甚至连农村政策也都编成民谣。“我们用文艺的方式将农民组织起来，让他们在公共空间里去享受公共生活，从自娱自乐到形成合作文化，建立人与人的沟通交流。”早几年，南塘村率先引入罗伯特议事规则，希望强调每个人之间的平等沟通，让村民们学会民主辩论与表决。杨云标说，南塘村的公共生活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2005年，杨云标开始做农民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项目。这已成为南塘合作社最主要的利润来源，市盈率达到7%，至今南塘村的贷款没有出现一笔坏账。2010年初，合作社开始创办股份制酒厂，向村里的老人家讨教酿酒古法，以自产的高粱酿造纯粮食酒，如今已实现盈利。打工的人离开村子，很多土地被闲置，合作社就把地租下来，代为耕种。
南塘村曾尝试做过有机农业，但并没有做起来，现在只保留了两亩的试验田。在北京通州区西集镇马坊村，顶着清华博士后、CSA发起人等“明星光环”的80后女孩石嫣却将有机农业做得有声有色。石嫣的导师就是温铁军，她是第一个公费到美国“务农”的中国博士，曾在明尼苏达州的“地升农场”，专门研究一种新型农场经营模式—“社区支持农业”（CSA）。 CSA模式的要义就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风险共担。石嫣回国后，恰好导师温铁军发起的公益机构“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在北京西郊凤凰岭下有一块刚承包下来的200亩的土地，就给她辟出20亩。石嫣把那块地称为“小毛驴”市民农园，开始在国内践行CSA模式。人民大学产学研基地的性质，温铁军和石嫣的声誉都增加了客户的信任度。“小毛驴”开张时，恰逢国内毒奶粉事件刚刚平息，会员吸纳发展得很快，靠种菜创造一百多万元的年销售收入。
像耶稣和甘地一样去爱
日本和美国的有机农业模式与经验，台湾社区大学的成熟与完善，都可以作为一种参照，让乡建精英们看到自己的内外困境和可能的出路。
2010年，杨云标去台湾一个村子访问交流，发现当地村民在做一个名为“共同厨房”的活动，就是村里每家人都轮流做东，其他人带饭菜来做东的人家里一起吃饭。他开始觉得这种做法挺形式主义，有些无聊，但参与了几次之后，发现一个桌子吃饭才真是拉近感情的最好方法，可以毫无距离地交流沟通，建立信任关系。也因为此，那个村子里的人际关系非常友善。杨云标以自己的家族为例子来介绍，他们弟兄5个在每年母亲生日时，都召集所有的儿孙后辈给老人做寿，设计一些抽奖、互动节目、游戏，大家欢聚一堂，久而久之，感情非常深厚，他们也被村里人公认为当地最团结的家族之一。这样的经验也被他尝试着在村中推广。
为了重建公共生活，合作社组织的常规活动相当丰富，但最让杨云标头疼的是参加者都是老人们，缺乏年轻的新鲜血液。村里90%的年轻人都外出务工，如何留住他们，杨云标花了一番心思。利用春节期间，他组织各种活动，除了唱歌、玩游戏、搞抽奖，还有座谈会、读书会等。他希望用感性的方式加强大家的交流，加深对家乡的认识；希望用实际行动告诉年轻人，除了喝酒打牌，家乡还可以一起营造共同的精神生活。当然，要留住在外收入不菲的年轻人，更关键的是能够提供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从这个目的出发，合作社开办了酒厂、互助社、农资等创收项目。
利用闲暇或出差时间，欧宁到过翟城村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走访邱建生在福建的工作基地，参加温铁军主持的“生态文明与乡土文化的复兴”研讨会，去台湾接触在那里从事农村运动的知识分子，反复研究各种关于中国农村的论述，观看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的农村纪录片，阅读印度作家Arundhati Roy反对水坝建设和支持农民抗争的文章，到泰国清迈去观察过艺术家Rirkrit Tiravanija和Kamin Lertchaiprasert在农村的 “土地计划”在他的感受中，清迈那些组织乡村建设实践的艺术家太自我，每年在种水稻的时候，艺术家们才雇用附近农民来耕种。试验田基本上与当地乡村没有太大关系，离他所理解的乡村建设有很大差距。
对于“碧山计划”的具体实践，欧宁介绍，“黟县当地的历史资源太多了，而本地人的处理方式却非常低端、非常浪费。我们想利用我们的艺术家资源，请设计师来跟农民合作开发新的产品，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设计交给当地人，让他们自己去筹款成立公司，我们不收任何费用。我们还可以用我们的社会关系，帮他们建立网络，希望能创造一些工作机会，让那些在城里打工的人回去。同时，也希望能促成大城市里的一些知识分子去农村居住，让农村的生产生活重新活跃起来。”在他的年度日程中，每年大概会有半年的时间在碧山。
在完整的碧山计划中，未来还包括游学营、 碧山书局等项目。“我们做过诗歌课，2011年请诗人来给农村的孩子讲诗，在祠堂里面。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因为诗人没有具体教学经验，语言没办法跟小孩对接，尤其是农村小孩。”
欧宁把自己买下的大院叫做水牛学院。“以后我会跟美国、丹麦、荷兰的一些大学，在这里办夏季课程。他们带外国学生来，在这边住，然后我们发展本地导师，跟他们一起研究关于这个地方很多的课题，比如健康、环保，农村经济、社区营造等等，我们一起来合作，包括出书。”
石嫣与欧宁一样头脑清醒。虽然“小毛驴”成功了，石嫣却看到“小毛驴”已经变形，在其模式中，“到农场劳动的农民是雇来的，替人打工，工资不高，谈不上受益，也不是CSA的主体。”最终，她决心第二次创业，保证要让农民受益。石嫣和团队成员探讨，觉得日本的“守护大地协会”值得借鉴，其拥有38年有机农业经营经验，年营业额达150多亿日元（超过10亿元人民币），致力于推动消费者与生产者建立共同购买系统，增进彼此的信任和支持，实现多方共赢，可持续和发展。2012年8月29日，中国版“守护大地协会”—石嫣的新农业计划“分享收获”，开始给会员配送蔬菜。
“无论是从社会价值还是商业模式上，只有农户真正接受健康生产，消费者愿意‘费力’地相信农户并与农户相互提携，这个事业才真正具有社会和商业价值。”石嫣表示，希望农民通过“分享收获”得到合理的收入、尊严和信任。
凭借在“小毛驴”的经验积累，石嫣如今对于如何招募会员已经烂熟于心，她已经建设了网站和通过微博等形式进行快速扩张，目前已有四百多户会员。对于下一步的计划，石嫣希望能让更多农户加入分享收获，希望能将乡村建设和社区农业结合得更多。目前，有25个年轻人每天都生活和工作在北京郊区，他们的梦想是做未来的“新农夫”，在乡村生活同时又在乡村获得一份稳定的生活来源，共同创建一个社区，而连接城乡的CSA模式，无疑就是他们这个梦想的切入点。
“像卢梭一样思考，像晏阳初一样行动，像耶稣和甘地一样去爱。”这是邱建生的一句座右铭。作家梁鸿在《行动在大地》中描述了邱建生的“近况”—他参与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关闭了、海南乡建实验区停滞了；2008年，邱建生在福建的福前、国仁建立了新的乡建基地，2011年，基地的资金链又断了；他又团结多方努力建立了培田社区大学不管是出书、办网站、组织沙龙、筹办研究会还是创办乡建学院或者基金会，邱建生一直都在围绕着晏阳初的教育理念做乡村建设。在邱建生看来，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教育是乡建系统中重要的内容，是最重要的社会改良工具之一，做任何长期的事情必然涉及教育。” 对台湾社区大学的参访，让他启发良多。“我们举办的社区大学的运作始终在第一阶段，即社区动员的层面上徘徊，没有能力往上走一个台阶，即课程平台的建设上来。在台湾举办社大的过程中找到一种参照，就会看到我们的内外困境和可能的出路。”
台湾的廖嘉展、颜新珠夫妇颇让邱建生感动，他们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即夫唱妇随或妇唱夫随从台北回到了家乡桃米村，从带领村民去发现“桃米之光”青蛙开始，培养社区的青蛙导游，在培训中加入人文方面的内容，形成初步的社区凝聚力，使社区逐步在生态环境保育、人文生态的保育等方面达成共识，从而形成社区发展的良性循环，也增加了社区收入。民宿，景点设计，都凝聚了廖嘉展团队和社区居民的匠心。在桃米的社区营造过程中，还形成了一个村民组成的建筑施工队，除了桃米村各种景观工程的设计施工外，外地的也来请他们。桃米村独特的产业发展起来后，人们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可以发展家庭生计，甚至外出务工者，也开始回到家乡。
“建立在保护环境基础上的生计共同体，自然就可以把此前因为生存竞争关系形成的社区紧张给消解掉，人心变得温柔起来，社区的冷漠状态也就融化了。”邱建生回想起在桃米村中漫步的感受，二十年间那里发生的美好故事，简直是青蛙变王子的一个典型。而这也是他期冀在自己的家乡可以成真的一个梦想。
“用石头煮出天下最好喝的汤”
政府的态度、资金短缺、农村青年的缺位—乡村建设中的三大隐忧如何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条路能走多远。
“12年前，我们抗争维权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只要不搞维权，搞经济文化建设，就支持我们。后来，我们开始搞经济、文化建设，他继续打击、报复、丑化我们去年，我们和北京工友之家搞‘劳动者之歌’演唱会，他说北京团体敏感，如果我们自己搞就支持我们，然后他就去威胁酒店不能给我们场地用。今年，我们自己搞敬老文化节，他躲在阴暗里，给我们编织魔鬼的帽子。”5月的一天夜里，失眠的杨云标在微博上写下了自己12年来探索村庄治理的某种境遇。
从之前的维权领袖，到乡村建设的积极分子，杨云标抚今忆昔，他觉得当年的维权过程不可或缺，彼时环境恶劣，如果不奋起抗争，生存都成问题。但维权的“后遗症”，就是他被当地官员习惯地当成“破坏分子”，尽管虽然现在与政府关系已经有所改善。
在举办敬老文化节之前，杨云标亲自上门去邀请朱镇长参加，领导当面答应，但最终却食言了。记者联系朱镇长，试着请他评价杨云标在当地的乡建实践，其不置可否。
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村西头的田埂上，总会出现杨云标跑步的身影。有时，他会放慢脚步，思索南塘村的未来。周围的乡村一片宁静，他的心头掠过几丝迷茫。政府的态度、资金短缺、农村青年的缺位—南塘村建设中的三大隐忧如何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条乡村建设的路能走多远。
邱建生也有清晨在村头跑步或散步的习惯，他对杨云标的心情深有同感。面对曾经的失败，邱建生淡然微笑。他有一句话时常用来自勉，也是他的目标：自由的人在自由的土地上幸福地生活。他坚信，国家的元气在民间，中国的根深植于中国的乡村社会。
在欧宁看来，邱建生是为温铁军打前站的，奋战在乡村建设第一线。温铁军高屋建瓴，属于理论框架总指挥。他们跟农民打交道很有经验，主力是经济合作，发展合作社，办社区大学都做得非常好。虽然也做文艺，但那是他们的弱项。“我们在文化艺术方面更强，有很多国际资源。举办第一届碧山丰年庆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大中华地区包括台湾、香港的艺术家们，第二届我们邀请的嘉宾涵盖北美地区、欧洲和亚洲。碧山虽然是一个小乡村，但是它连接着全世界的智慧力量。”
在欧宁与邱建生的多次交流中，他曾有一个提议，互相交换工作：邱建生到碧山村工作几个月，欧宁去培田工作几个月。邱建生欣然应允，但还没来得及兑现。欧宁邀请石嫣到过碧山，本来想让她给村民讲课的，但后来因故取消了。石嫣也邀请欧宁到“分享收获”的田间参观，但由于太忙，欧宁未曾成行。
与同道者们的交流，加上亲身参与实践，欧宁更深体会到乡村建设的困难。“首先，乡村建设作为一种民间自发运动，它的空间非常有限，能否获得合法性和更大的社会空间，取决于它与政治的微妙关系。其次，乡村建设需要资金支持，投靠资本，或依附政权，都与它的独立态度相悖，靠动员民智民力，其路漫漫，需要长时间坚持。我们目前的办法，是靠承接各种大型艺术展览和活动的策划工作，把碧山的工作列入它的参展项目，通过这样分享它的预算，或用自己的工作酬劳投入，或动员朋友捐助，但可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长久的方法。”
对于资金的筹集问题，欧宁最期待的方法是能够设立一个基金会，从而实现持续供血。“如果每年做大型活动，我总是可以筹到款的。但是，我觉得不能老做大型活动，因为那不是我们的本意。”
欧宁在隐隐担心的另一种情形是，随着碧山计划的影响力日增，碧山村变得和附近的旅游景区一样人头攒动车流滚滚，那将是他卖掉房子离开的时候。“这个度很难控制。用力太猛，媒体报道太多，来的人越来越多，结果这个地方就被游客给毁坏了。但是不做，村民觉得你的工作没什么成效。他们很想让村子出名，把经济发展做起来。但我最担心的是，经济发展起来的时候，主体不是他们，他们最后被驱赶出去。”
欧宁引用鲁迅讲过的黑屋子，来比喻乡村建设中未知或已知的困难。“总得有个人去叫几下。社会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但是如果因为困难而放弃这种小的实践，那这个社会就是铁板一块，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变动。所以不要因为个人力量的微弱就否定个人力量的努力。所有的努力最后都是要开花结果的，但不知道要多久，我就是这样一种信念。我知道困难，也知道它不是一般的困难；但坐以待毙和知难而退都不是我的性格，我还是要做。”
郭中一原本只计划投入四千多万元的小生意，如今已经扩大到了一个多亿。对于自己和小团山的未来，郭中一说起一个关于石头汤的故事：一个士兵战后身无分文走进一个村庄，说我有一块石头，能煮出天下最好喝的汤来。喊了很多遍没有人理他。终于有人说我们试试看吧，于是拿来柴禾、铁锅和水。煮了一会儿，士兵尝了尝说，味道很不错，但有点儿油和盐就会更好。于是有人拿来了油和盐。士兵又尝了尝，说有点青菜就会更好，再有点儿肉的话就好极了村里每个人都做出了一点贡献，最后就真的煮出了天下最好喝的汤。
最后，郭中一淡淡地说：“我只是最初的那一块石头，创造一个平台。”
西安，知名律师杨云标，西装革履，大口吃过早餐，夹着公文包，快步跨入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广州，艺术家欧宁，踱进敞亮的会议室，一个新的策展主题和细节，正等待他与同事商讨和落实。北京，某大学年轻讲师石嫣，面带微笑，翩然走上讲台，讲授现代有机农业的浪潮与思路。厦门，某国企高管邱建生，端坐在办公桌前，专注地翻阅着公司的报表和文件。台北，东吴大学物理系教授郭中一，精神矍铄，向台下的学子们讲解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其实，以上的一幕幕情景并没有真实发生。在踏入命运的岔路口之前，这些场景可能天天重复；之后，这些知识精英或先或后走出办公室和讲堂，踏上了一条营造乡村之路。6月的炎炎夏日，本刊记者在青山下，绿水旁，见证了他们的自由与努力、幸福与迷茫。
“独我瞥见了新的生机”
台湾的大学教授，晏阳初的隔代知音，不约而同，在安徽和福建的故乡开始了另一段人生。别人看见了凋蔽，他们拥有着幸福。
从合肥市区出发，一路往西50公里，过了官亭拐到铭传乡，曲折的水泥小道继续延伸，在一面30度的山坡前，水泥路面戛然而止，转上一条砖道，豁然看到一个叫小团山的招牌，上面注释着英文“HILLTOPHERB FARM”（香草农庄）。
小团山海拔130米，两边隆起，中间凹下去，像把太师椅。这地界是台湾巡抚刘铭传当年练兵的场所，后来变成采石场，再往后无人问津便成了荒山。如今，桑叶如盖，香草遍野。郭中一从小径上走过来，亮堂堂的光脑门，一头乱发向后飘散，微笑着，用浓重的台湾口音说，“我的父亲在这里出生，所以这里是我的故乡。”
郭中一生长在台北，原东吴大学物理系教授。2004年，他当选为台北合肥同乡会理事长。“从小我填籍贯，都要写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但合肥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那年年中，郭中一便和妻子、留美教育学硕士庄惠瑛来到肥西县铭传乡考察。
郭中一和台湾的一群学者朋友想做农场的念头由来已久，但台湾地窄人稠，农地很难取得，最终选择了安徽。当地政府抛出了很有吸引力的橄榄枝。2006年，郭中一带着几位台湾合伙人到铭传乡选点，选了4个地方，相距不远，打算各有分工。因还有教职，他签了投资意向书后就返回台湾。
次年夏天，郭中一的妻子庄惠瑛辞掉工作，带着两个儿子搬来合肥打前站，这才发现4个点已被转手给了乡长的亲友，政府另外给了荒凉的小团山。股东们对当地官员的背信之举甚为愤怒，但考虑到荒地零污染，且不会与农民争地，因而把地租了下来。
直到2009年，郭中一终于辞职，倾注全副心力经营小团山。关于辞职当农夫的缘由，郭中一说起文艺界流传的一则轶事：美学大师桑塔雅那在哈佛讲课，忽然瞥见窗外迎春花开，于是边走出教室边说：“我无法完成那个句子，因为我刚想起我与春天有约。”从此去而不返，潜心著述，终于完成系列的美学经典。郭中一则说自己的教学事业，在现今学界、教育界的积弊之下再难展身手，恰好遇到了小团山这个机缘。
从合肥向北前进220多公里，穿过庄稼丰茂的江淮平原，可达阜阳市郊外20多里的三合镇，镇西3公里处的南塘村村头，屹立着一栋白色三层小楼，乃是南塘村合作社综合楼。村中土生土长的“著名农民”杨云标正在这里和村民开会。
时光倒回1998年，25岁的杨云标从西北政法学院（今西北政法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南塘村，打算专心备考律师资格证。没想到，每天都有伸冤无门的村民向法律专业出身的他反映：村镇干部贪污腐败，工作方式粗暴，找种种借口罚款、打人、收提留。乡村腐化暗流涌动，杨云标揪心不已，他决定发挥专业优势为民请命。
2000年10月，不知道是杨云标的哪封举报信起了作用，调查组来到村里，查明村支书、村主任和文书等人共贪污挪用公款七万多元。村干部被集体撤职，三合镇党委书记、镇长等人均受到处分。从此，找杨云标寻求法律援助的人更多了。每天忙着听农民们控诉，帮他们写材料，出谋划策。杨云标以维权为起点的乡建之路，就这样开始了。
2002年8月，杨云标作为惟一的农民代表，受邀在一个叫做“中国乡村建设论坛”的活动中发言。邀请杨云标的人，是他的同龄人邱建生。邱建生给杨云标留下的印象是朴实、温和，但邱建生自认为是叛逆分子。祖辈务农的他，1995年大学毕业后入职一家国企。大量的阅读思考，以及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的众多社会不公现象，让他试图寻找一条让乡村和农民生活得更有尊严的出路。
偶然的机会，他接触了《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晏阳初是著名的平民教育家与乡村建设倡导者，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在国内开展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践。持续不断的战争使他的乡建努力终被蹉跎，时空流转，那本书给在苦闷中的邱建生以启示。
1997年，邱建生辞职，到北大和北师大旁听政治学和教育学课程，他渴望找到志同道合者，回农村践行晏阳初未竟的事业。寻找并不如意，直到2001年他策划了一套“乡村建设丛书”，在约稿时认识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其后，邱建生到了温铁军任总编的《中国改革》杂志社担任编辑。
在本职的编辑工作以外，邱建生筹建了“中国乡村建设论坛”和晏阳初研究会，举办有关沙龙，并积极参与支农调研项目部的活动。邱建生找到当年晏阳初工作过的翟城村，筹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带着办一所以培养乡村建设人才为己任的学校的想法，他反复去找温铁军寻求支持，开始几次都被拒绝，最后温铁军才终于同意。正因为这件事，温铁军曾笑称他从三农研究到乡村建设实践是被邱建生拉下水的。
2003年7月19日，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成立。翟城村锣鼓震天，彩旗飘扬。艺术家欧宁关注到了这个新事物，并且阅读了晏阳初的传记以及一些乡村治理的历史和专著，然后他决定到各地农村去看看。他选择了诗友左靖的家乡安徽，他们一起去拜访诗友郑小光和寒玉。四位“文艺青年”的这次相逢，让一个落寞的乡村，后来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找到自信、找回尊严
从维权到建设，都是为了乡村生活更美好更有尊严。具有亲和力的文化和艺术，成为返乡者开始乡建实践的切入点。
按照郭中一最初的设想，小团山将建成为一个“生态农庄”。养鸡，盖房子。为了养地，种上绿肥植物，固氮肥土、改善土质，并利用生活废水、厨房垃圾发酵的有机肥逐渐少量施肥。原有杂树、杂草，悉数留下任其滋长，以做小动物的栖息地。
既是生态农庄，就禁用杀虫剂和农药。夏日蚊虫飞舞，房子周围种的各种香草，弥漫清香，使蚊虫大减。把香草种到蔬菜和果树边上，也能防止虫害。经过数年培育，小团山上共种植四十多种香草，迷迭香、罗勒、薰衣草等成为农庄的经济支柱，一亩地可收获五百公斤香草，每公斤市价可达二十多元。香草还被制成各种盆景、香草枕头、香草包或提炼成精油等，每件售价从几十到数百元。以香草为烹调原料制成的各种美味，也成为自家招牌。小团山正式被定名为“香草农庄”。
山下有片一百多亩的鱼塘，原先塘水乌黑，怪味扑鼻，鱼的品质不好。郭中一租到手后，清除淤污泥并清空杂鱼，消毒后重新蓄水，种上蓼草等吸肥能力强的植物，塘边自生出数种净水植物。郭中一还把有机香草拿来喂鱼，采取低密度饲养模式，收获的鱼肉鲜美，也能卖出高价。
水土逐步恢复后，郭中一从台湾引进了名叫“越光米”的珍贵稻种，亩产成品350斤左右，卖15元一斤，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远比靠化肥农药收获亩产800斤左右杂交稻米利润高。因为发现这种无公害水稻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郭中一便在周边乡亲们中推广。
为了化解与当地的隔阂，郭氏夫妇主动提出免费教村民小孩学英语、照顾村里患病的独居老人。村民慢慢对他们建立起了信任和尊重。周末，来自周边学校的孩子都会赶到小团山学习英语。几年下来，孩子越来越多，分成了程度不同的几个班。到了暑假，就开办夏令营。
从上海移居乡村的诗人郑小光和寒玉，把一栋空置的徽州民宅巧加改造而成“猪栏酒吧”，吸引到参观者络绎不绝，不仅有当地村民，还有政府官员。当地人意识到自己的老房子是一笔看不见的巨大财富，开始着手保护。因政府重视，“中法乡村旅游合作项目”落户黄山市，“猪栏酒吧”被作为一个考察点。欧宁和左靖经过一番深思，在郑小光和寒玉的成果基础上推出了艺术家下乡的“碧山计划”。
2011年欧宁在碧山村买了一幢徽派旧民居，决定在此地扎根，随后自筹资金，在碧山村策划组织了第一届的“碧山丰年庆”。8月26日—28日，声势浩大的“碧山丰年庆”活动，借用农村丰收庆典的形式，邀请了各地的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和当地的工匠、艺人合作，在名为“黟县百工”的民艺调研的基础上，创作出一些传统工艺和生活用品的当代版，并在村里的祠堂和旧粮仓展出，同时播映农村纪录片和剧情片，举办碧山村和徽州地区历史文献的展览、乡建同仁交流会、农产品市集等。因为反响不错，欧宁的团队获得了当地政府委托的2012黟县国际摄影节的组织策划工作，与第二届“碧山丰年庆”同期举行。
“传统的艺术家是去采风，去农村是索取灵感，但我们强调的是艺术家们到农村奉献。比如黟县百工项目，就是对民间的手工艺做普查，针对有关项目，艺术家们提供包装，进行激活与再生。”欧宁强调“碧山计划”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帮传统手工艺者走出山村、找到买家，为此他们专门请了一些艺术家为本土传统工艺进行设计创新。“比如有一种渔亭糕，我们在举行丰年庆的时候，为渔亭糕重新设计了新的模板，制造出来的渔亭糕更有艺术气息，更容易吸引消费者购买。”
欧宁和左靖还出资建造了一个铜像，其代表的人物是出生于碧山村的汪达之，其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学生，曾担任晓庄师范在苏北的特约中心学校新安小学的校长。铜像放在碧山村的村口，目的是帮村民找到自我认同感。
总结过去两年举办过的“碧山丰年庆”，欧宁认为乡建的核心不是文化和艺术，而是经济和政治。但是文化和艺术是很容易进入的点，因为文化艺术有亲和力，再加上自己的工作背景，所以就先开始从文化艺术入手。慢慢地，希望将来能够通过积累的资源和能力，实现一种以村民为主体的经济模式，让他们直接分享，直接成为主体。
如何让传统的乡村自治重新焕发活力，杨云标一直在试验，且同样以文化活动为切入口。杨云标采取的路径，是“以文艺促进参与，以参与促进合作，以合作促进互助，以互助促进发展”。他组织成立了南塘村农民维权协会、老年协会、兴农合作社、文艺宣传队、三合青年爱乡联谊会等，如此设计涵盖了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的目标是每一个方面都要让农民找到自信、找回尊严。
杨云标得到过诸多褒奖，在他看来，2003年度获得南塘村“新乡村建设奖”是他的一个标志性转变：“以前我们主要是在做对抗性的维权，后来更多的是在从事建设性的工作。”在与外界越来越多的联系中，他受到启示—我们是为了生活更美好，而不是为了抗争。
吹拉弹唱、划旱船、打快板那些消失已久的表演项目重新回到南塘村头，甚至连农村政策也都编成民谣。“我们用文艺的方式将农民组织起来，让他们在公共空间里去享受公共生活，从自娱自乐到形成合作文化，建立人与人的沟通交流。”早几年，南塘村率先引入罗伯特议事规则，希望强调每个人之间的平等沟通，让村民们学会民主辩论与表决。杨云标说，南塘村的公共生活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2005年，杨云标开始做农民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项目。这已成为南塘合作社最主要的利润来源，市盈率达到7%，至今南塘村的贷款没有出现一笔坏账。2010年初，合作社开始创办股份制酒厂，向村里的老人家讨教酿酒古法，以自产的高粱酿造纯粮食酒，如今已实现盈利。打工的人离开村子，很多土地被闲置，合作社就把地租下来，代为耕种。
南塘村曾尝试做过有机农业，但并没有做起来，现在只保留了两亩的试验田。在北京通州区西集镇马坊村，顶着清华博士后、CSA发起人等“明星光环”的80后女孩石嫣却将有机农业做得有声有色。石嫣的导师就是温铁军，她是第一个公费到美国“务农”的中国博士，曾在明尼苏达州的“地升农场”，专门研究一种新型农场经营模式—“社区支持农业”（CSA）。 CSA模式的要义就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风险共担。石嫣回国后，恰好导师温铁军发起的公益机构“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在北京西郊凤凰岭下有一块刚承包下来的200亩的土地，就给她辟出20亩。石嫣把那块地称为“小毛驴”市民农园，开始在国内践行CSA模式。人民大学产学研基地的性质，温铁军和石嫣的声誉都增加了客户的信任度。“小毛驴”开张时，恰逢国内毒奶粉事件刚刚平息，会员吸纳发展得很快，靠种菜创造一百多万元的年销售收入。
像耶稣和甘地一样去爱
日本和美国的有机农业模式与经验，台湾社区大学的成熟与完善，都可以作为一种参照，让乡建精英们看到自己的内外困境和可能的出路。
2010年，杨云标去台湾一个村子访问交流，发现当地村民在做一个名为“共同厨房”的活动，就是村里每家人都轮流做东，其他人带饭菜来做东的人家里一起吃饭。他开始觉得这种做法挺形式主义，有些无聊，但参与了几次之后，发现一个桌子吃饭才真是拉近感情的最好方法，可以毫无距离地交流沟通，建立信任关系。也因为此，那个村子里的人际关系非常友善。杨云标以自己的家族为例子来介绍，他们弟兄5个在每年母亲生日时，都召集所有的儿孙后辈给老人做寿，设计一些抽奖、互动节目、游戏，大家欢聚一堂，久而久之，感情非常深厚，他们也被村里人公认为当地最团结的家族之一。这样的经验也被他尝试着在村中推广。
为了重建公共生活，合作社组织的常规活动相当丰富，但最让杨云标头疼的是参加者都是老人们，缺乏年轻的新鲜血液。村里90%的年轻人都外出务工，如何留住他们，杨云标花了一番心思。利用春节期间，他组织各种活动，除了唱歌、玩游戏、搞抽奖，还有座谈会、读书会等。他希望用感性的方式加强大家的交流，加深对家乡的认识；希望用实际行动告诉年轻人，除了喝酒打牌，家乡还可以一起营造共同的精神生活。当然，要留住在外收入不菲的年轻人，更关键的是能够提供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从这个目的出发，合作社开办了酒厂、互助社、农资等创收项目。
利用闲暇或出差时间，欧宁到过翟城村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走访邱建生在福建的工作基地，参加温铁军主持的“生态文明与乡土文化的复兴”研讨会，去台湾接触在那里从事农村运动的知识分子，反复研究各种关于中国农村的论述，观看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的农村纪录片，阅读印度作家Arundhati Roy反对水坝建设和支持农民抗争的文章，到泰国清迈去观察过艺术家Rirkrit Tiravanija和Kamin Lertchaiprasert在农村的 “土地计划”在他的感受中，清迈那些组织乡村建设实践的艺术家太自我，每年在种水稻的时候，艺术家们才雇用附近农民来耕种。试验田基本上与当地乡村没有太大关系，离他所理解的乡村建设有很大差距。
对于“碧山计划”的具体实践，欧宁介绍，“黟县当地的历史资源太多了，而本地人的处理方式却非常低端、非常浪费。我们想利用我们的艺术家资源，请设计师来跟农民合作开发新的产品，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设计交给当地人，让他们自己去筹款成立公司，我们不收任何费用。我们还可以用我们的社会关系，帮他们建立网络，希望能创造一些工作机会，让那些在城里打工的人回去。同时，也希望能促成大城市里的一些知识分子去农村居住，让农村的生产生活重新活跃起来。”在他的年度日程中，每年大概会有半年的时间在碧山。
在完整的碧山计划中，未来还包括游学营、 碧山书局等项目。“我们做过诗歌课，2011年请诗人来给农村的孩子讲诗，在祠堂里面。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因为诗人没有具体教学经验，语言没办法跟小孩对接，尤其是农村小孩。”
欧宁把自己买下的大院叫做水牛学院。“以后我会跟美国、丹麦、荷兰的一些大学，在这里办夏季课程。他们带外国学生来，在这边住，然后我们发展本地导师，跟他们一起研究关于这个地方很多的课题，比如健康、环保，农村经济、社区营造等等，我们一起来合作，包括出书。”
石嫣与欧宁一样头脑清醒。虽然“小毛驴”成功了，石嫣却看到“小毛驴”已经变形，在其模式中，“到农场劳动的农民是雇来的，替人打工，工资不高，谈不上受益，也不是CSA的主体。”最终，她决心第二次创业，保证要让农民受益。石嫣和团队成员探讨，觉得日本的“守护大地协会”值得借鉴，其拥有38年有机农业经营经验，年营业额达150多亿日元（超过10亿元人民币），致力于推动消费者与生产者建立共同购买系统，增进彼此的信任和支持，实现多方共赢，可持续和发展。2012年8月29日，中国版“守护大地协会”—石嫣的新农业计划“分享收获”，开始给会员配送蔬菜。
“无论是从社会价值还是商业模式上，只有农户真正接受健康生产，消费者愿意‘费力’地相信农户并与农户相互提携，这个事业才真正具有社会和商业价值。”石嫣表示，希望农民通过“分享收获”得到合理的收入、尊严和信任。
凭借在“小毛驴”的经验积累，石嫣如今对于如何招募会员已经烂熟于心，她已经建设了网站和通过微博等形式进行快速扩张，目前已有四百多户会员。对于下一步的计划，石嫣希望能让更多农户加入分享收获，希望能将乡村建设和社区农业结合得更多。目前，有25个年轻人每天都生活和工作在北京郊区，他们的梦想是做未来的“新农夫”，在乡村生活同时又在乡村获得一份稳定的生活来源，共同创建一个社区，而连接城乡的CSA模式，无疑就是他们这个梦想的切入点。
“像卢梭一样思考，像晏阳初一样行动，像耶稣和甘地一样去爱。”这是邱建生的一句座右铭。作家梁鸿在《行动在大地》中描述了邱建生的“近况”—他参与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关闭了、海南乡建实验区停滞了；2008年，邱建生在福建的福前、国仁建立了新的乡建基地，2011年，基地的资金链又断了；他又团结多方努力建立了培田社区大学不管是出书、办网站、组织沙龙、筹办研究会还是创办乡建学院或者基金会，邱建生一直都在围绕着晏阳初的教育理念做乡村建设。在邱建生看来，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教育是乡建系统中重要的内容，是最重要的社会改良工具之一，做任何长期的事情必然涉及教育。” 对台湾社区大学的参访，让他启发良多。“我们举办的社区大学的运作始终在第一阶段，即社区动员的层面上徘徊，没有能力往上走一个台阶，即课程平台的建设上来。在台湾举办社大的过程中找到一种参照，就会看到我们的内外困境和可能的出路。”
台湾的廖嘉展、颜新珠夫妇颇让邱建生感动，他们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即夫唱妇随或妇唱夫随从台北回到了家乡桃米村，从带领村民去发现“桃米之光”青蛙开始，培养社区的青蛙导游，在培训中加入人文方面的内容，形成初步的社区凝聚力，使社区逐步在生态环境保育、人文生态的保育等方面达成共识，从而形成社区发展的良性循环，也增加了社区收入。民宿，景点设计，都凝聚了廖嘉展团队和社区居民的匠心。在桃米的社区营造过程中，还形成了一个村民组成的建筑施工队，除了桃米村各种景观工程的设计施工外，外地的也来请他们。桃米村独特的产业发展起来后，人们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可以发展家庭生计，甚至外出务工者，也开始回到家乡。
“建立在保护环境基础上的生计共同体，自然就可以把此前因为生存竞争关系形成的社区紧张给消解掉，人心变得温柔起来，社区的冷漠状态也就融化了。”邱建生回想起在桃米村中漫步的感受，二十年间那里发生的美好故事，简直是青蛙变王子的一个典型。而这也是他期冀在自己的家乡可以成真的一个梦想。
“用石头煮出天下最好喝的汤”
政府的态度、资金短缺、农村青年的缺位—乡村建设中的三大隐忧如何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条路能走多远。
“12年前，我们抗争维权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只要不搞维权，搞经济文化建设，就支持我们。后来，我们开始搞经济、文化建设，他继续打击、报复、丑化我们去年，我们和北京工友之家搞‘劳动者之歌’演唱会，他说北京团体敏感，如果我们自己搞就支持我们，然后他就去威胁酒店不能给我们场地用。今年，我们自己搞敬老文化节，他躲在阴暗里，给我们编织魔鬼的帽子。”5月的一天夜里，失眠的杨云标在微博上写下了自己12年来探索村庄治理的某种境遇。
从之前的维权领袖，到乡村建设的积极分子，杨云标抚今忆昔，他觉得当年的维权过程不可或缺，彼时环境恶劣，如果不奋起抗争，生存都成问题。但维权的“后遗症”，就是他被当地官员习惯地当成“破坏分子”，尽管虽然现在与政府关系已经有所改善。
在举办敬老文化节之前，杨云标亲自上门去邀请朱镇长参加，领导当面答应，但最终却食言了。记者联系朱镇长，试着请他评价杨云标在当地的乡建实践，其不置可否。
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村西头的田埂上，总会出现杨云标跑步的身影。有时，他会放慢脚步，思索南塘村的未来。周围的乡村一片宁静，他的心头掠过几丝迷茫。政府的态度、资金短缺、农村青年的缺位—南塘村建设中的三大隐忧如何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条乡村建设的路能走多远。
邱建生也有清晨在村头跑步或散步的习惯，他对杨云标的心情深有同感。面对曾经的失败，邱建生淡然微笑。他有一句话时常用来自勉，也是他的目标：自由的人在自由的土地上幸福地生活。他坚信，国家的元气在民间，中国的根深植于中国的乡村社会。
在欧宁看来，邱建生是为温铁军打前站的，奋战在乡村建设第一线。温铁军高屋建瓴，属于理论框架总指挥。他们跟农民打交道很有经验，主力是经济合作，发展合作社，办社区大学都做得非常好。虽然也做文艺，但那是他们的弱项。“我们在文化艺术方面更强，有很多国际资源。举办第一届碧山丰年庆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大中华地区包括台湾、香港的艺术家们，第二届我们邀请的嘉宾涵盖北美地区、欧洲和亚洲。碧山虽然是一个小乡村，但是它连接着全世界的智慧力量。”
在欧宁与邱建生的多次交流中，他曾有一个提议，互相交换工作：邱建生到碧山村工作几个月，欧宁去培田工作几个月。邱建生欣然应允，但还没来得及兑现。欧宁邀请石嫣到过碧山，本来想让她给村民讲课的，但后来因故取消了。石嫣也邀请欧宁到“分享收获”的田间参观，但由于太忙，欧宁未曾成行。
与同道者们的交流，加上亲身参与实践，欧宁更深体会到乡村建设的困难。“首先，乡村建设作为一种民间自发运动，它的空间非常有限，能否获得合法性和更大的社会空间，取决于它与政治的微妙关系。其次，乡村建设需要资金支持，投靠资本，或依附政权，都与它的独立态度相悖，靠动员民智民力，其路漫漫，需要长时间坚持。我们目前的办法，是靠承接各种大型艺术展览和活动的策划工作，把碧山的工作列入它的参展项目，通过这样分享它的预算，或用自己的工作酬劳投入，或动员朋友捐助，但可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长久的方法。”
对于资金的筹集问题，欧宁最期待的方法是能够设立一个基金会，从而实现持续供血。“如果每年做大型活动，我总是可以筹到款的。但是，我觉得不能老做大型活动，因为那不是我们的本意。”
欧宁在隐隐担心的另一种情形是，随着碧山计划的影响力日增，碧山村变得和附近的旅游景区一样人头攒动车流滚滚，那将是他卖掉房子离开的时候。“这个度很难控制。用力太猛，媒体报道太多，来的人越来越多，结果这个地方就被游客给毁坏了。但是不做，村民觉得你的工作没什么成效。他们很想让村子出名，把经济发展做起来。但我最担心的是，经济发展起来的时候，主体不是他们，他们最后被驱赶出去。”
欧宁引用鲁迅讲过的黑屋子，来比喻乡村建设中未知或已知的困难。“总得有个人去叫几下。社会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但是如果因为困难而放弃这种小的实践，那这个社会就是铁板一块，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变动。所以不要因为个人力量的微弱就否定个人力量的努力。所有的努力最后都是要开花结果的，但不知道要多久，我就是这样一种信念。我知道困难，也知道它不是一般的困难；但坐以待毙和知难而退都不是我的性格，我还是要做。”
郭中一原本只计划投入四千多万元的小生意，如今已经扩大到了一个多亿。对于自己和小团山的未来，郭中一说起一个关于石头汤的故事：一个士兵战后身无分文走进一个村庄，说我有一块石头，能煮出天下最好喝的汤来。喊了很多遍没有人理他。终于有人说我们试试看吧，于是拿来柴禾、铁锅和水。煮了一会儿，士兵尝了尝说，味道很不错，但有点儿油和盐就会更好。于是有人拿来了油和盐。士兵又尝了尝，说有点青菜就会更好，再有点儿肉的话就好极了村里每个人都做出了一点贡献，最后就真的煮出了天下最好喝的汤。
最后，郭中一淡淡地说：“我只是最初的那一块石头，创造一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