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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越来越接近于欧美国家，城市生活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主流。那么，我个人认为城市写作也会逐渐成为未来中国人文学写作的主流。文学的发展变化永远是跟随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形成的。文学的发展不是靠几个作家推动的，文学更不可能自发地进行文体流变，他不是孤立的，甚至不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学科，文学从来就是附在社会变化上的学科。“文变染乎世情”，文学的变化就是世道人心变化的结果。
关键词：文学;城市;北京写作
文学与城市的关系，这个题目如果搁在80年代会是一个小题目。因为那时中国有一半多的人生活在乡村，跟城市绝缘。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我们走在街上基本看不到一个纯粹的生活在乡村的人。很多人的户口是农村户口，但是他的生活轨迹和生活方式已经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生活没有关系了。
根据社科院发布的《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报告白皮书》，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越来越接近于欧美国家，城市生活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主流。那么，我个人认为城市写作也会逐渐成为未来中国人写作的主流。
乡土文学曾经是一个中国当代文学中相当重要的范畴，甚至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乡土文学被认为是文学正宗，但是，未来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了。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发问，一二十年之后我們还能看到纯粹的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文学吗？
这不仅是一个文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发展问题。
文学的发展变化永远是跟随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形成的。文学的发展不是靠几个作家推动的，文学更不可能自发地进行文体流变，它不是孤立的，甚至不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学科，文学从来就是附在社会变化上的学科。“文变染乎世情”，文学的变化就是世道人心变化的结果。当我们谈到一个文学命题、一些关于文学的看法时，其实都不止在谈文学，而是在讨论我们对生活、对社会、对世界的看法。
我是出生并生长于在20世纪80年代的，如果把我空投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城市，纽约、东京、首尔，我都不会觉得陌生，可是，如果从北京城向外开车50公里，把我扔在郊区的一个村子里，我可能会觉得特别陌生。这种情况不是好，也不是坏，它就是一个客观现实。我们只能是依据生活变化的客观现实来考虑我们的文学问题。这不是谁愿意或者谁不愿意的问题，这是一个无奈的事情，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变成城市人口，可是谁又能阻止呢？在80年代的小说中，主人公想要办个“农转非”的户口还要行贿，还要走后门，到今天，在一些地区已经完全反过来，得费尽周章才能办“非转农”。
我们今天的农村生活、农村户口和纯粹的农村人已经变成一种稀缺资源，14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在主动或被动地变成或正在变成城市人口。80年代，在北京，谁家住楼房就很了不起，因为他家是干部，老百姓才住平房;今天再到北京市区去问，谁家不住楼房啊？顶有钱的主儿才住得起平房。这就是时代的变化，这就叫“文变染乎世情”。
中国大片的国土正在变成城市，中国的文学写作也逐渐地变成城市写作。那些真正有乡村经历的作家正在逐渐老去，乡村写作以后会越来越少。与我同龄的作家中，几乎看不到谁在写乡村小说，而90后的作者中就更少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单调、越来越没劲。20岁是校园生活，30岁是打工生活，40岁是单位、家庭生活，一辈子可能就这么三四种生活，而这三四种生活14亿中国人都在过的。对于大多数的作家来说，这是先天的局限、是巨大的困难。14亿人只有一种生活，14亿人去写一个题材。这个题材得有多难写，这个题材得有多没劲？就像一块口香糖已经被10个人嚼过，第11个人还要嚼的时候真是会嚼吐了。
这背后有两方面问题，一是作家发掘生活的能力太低，很难从寻常生活中看出不寻常的东西;二是我们的生活的确太雷同。
回头去看80年代和50年代。
80年代，很多曾经不能书写的禁区可以触碰了，但是有权力写不等于有能力写，实际上，中国人能写的东西变得越来越窄了。
再看50年代，那个时代作家的生活经历特别丰富，里面有种过地的、有做过工的、有打过仗的等等。我特别羡慕那些老作家，早年觉得“十七年文学”没劲，“十七年文学”不好看，说“十七年文学”都是禁锢思想，哪有？认真地做一下对比，反而是今天的文学在固步自封。
过去，人的生活阅历是开放的、波澜壮阔的、高度戏剧化的，是适合于文学写作的;今天，我们的生活是禁闭、萎缩、固化的生活，也许，今天的生活真的不适合写作。
如今的某些文艺青年动不动就笑话《红旗谱》，瞧不起《暴风骤雨》，看不上《创业史》，其实那些老作家都是打过仗，练过武的。柳青在农村和农民兄弟同吃同睡同劳动，写《红岩》的罗广斌真坐过渣滓洞的牢，而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是乏味的、单调的。
回到城市生活的话题，在曾经乡下人看城里人的语境中，城市是可怕的、丰富的、繁荣的，是欲望横流的。50年代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讲一对革命夫妻在革命成功之后从农村来到城市里干事业，丈夫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作祟看不上老婆了，可后来老婆和领导一块挽救了这个丈夫。
但是今天的城市生活是什么样子呢？现在，我在北京过着无比单调无聊的生活。早上工作，中午吃饭，下午打卡，下班回家吃饭、看书、睡觉，每天都这样。恰恰是现代生活把我们给规矩死了，让我们变得极其无聊、乏味，说到底是我们的精神世界萎缩干瘪了。
我们写作时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所感兴趣的东西别人也会感兴趣，不要认为自己拥有多么值得写的东西，不要认为自己那点小感慨就是有意义和值得抒发的， 14亿人过的日子都跟你一样，你所出的东西就是别人嚼过10遍的口香糖。
城市与城市：从来都是不平等的。
我在杂志社看稿子时经常会发现一个状况。投稿的作者明明来自四面八方，但他们所写的城市的质感一模一样。 为什么这些小说里的城市那么千篇一律，那么缺乏变化，那么缺乏特色？
比如，河北省某市就在北京和天津之间，我往返两地时经常从那路过。在这座城市的介绍里一定会说，“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光荣传统的城市，同时也是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现代化大都市”。可咱们中国的每一座三四线城市都是这么介绍的，它有什么特别吗？它的历史传统、人文底蕴大家有兴趣去了解吗？假如你不是一个当地人，多半可能没兴趣，如果不是路过，我也可能没兴趣，这就是中国城市残酷的地方。
中国5000年的历史，哪块黄土不埋人？哪里的历史不悠久？哪里不是底蕴丰厚？
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城市都是大家不想去了解的城市，这是一个残酷但客观的事实，而且城市正在变得更加千篇一律。其实，中国任何一个中小城市都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市要舒适繁荣，可它在文学意义上就是写不出什么意思。
但是，有些城市不一样，比如北京、广州、天津、苏州、南京、武汉。不过，很遗憾，这样本身就能赋予作者非常多寫作资源的城市并不多。假如一个作者生活在这种城市很好，万幸，那就偷着乐吧。万一没有生活在这样的城市，不是说你不能写作了，只是你不能像陆文夫、叶兆言、老舍这样地去写作，你得想别的办法。
并不是说城市越大或者城市越繁荣、越有钱就越有写作价值，还要看一座城市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比如石家庄比保定大，但保定更像小说里的城市，更适合出作家，再比如深圳和广州，发展水平差不多，但是广州更像文学城市，深圳不像。
当然，还有一些城市本来就是特殊的，像北京和上海，全国人民都在盯着他们看，这里的日常生活就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聚焦点。所以在北京或者上海的作家，天生占有更多文学资源。不过，先天上的优势往往也意味着先天上的难度。所有人都看得见北京，更多的人了解北京。如果写北京写得不够真、功力不够，全国人民都会给你挑错。北京不是某个作家的地盘，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
说到底，文学资源是相对公平的，如果能得便宜，也就得付出代价。
虽然城市之间有不同，但作家不论生活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或者说根本不屑于写。
比如，现在有很多90后的北京青年作家就不再写北京特殊的东西，转而专门去写北京普遍化的东西。不管这样写对不对、该不该，至少他们想从前人写作的套路里跳出来。
为什么要跳出来，按部就班不好吗？
一个地方出了大作家之后，这个地方当然会以此为荣，但是之后就会陷入漫长的焦虑——谁也不知道第二个大作家在哪儿，比如，大部分的北京作家永远面临着和老舍比较的问题。但是，大多数作家都不可能沿着老舍的路径达到老舍的高度。
这有两个原因：
首先，谁在前面谁就永远是标杆;第二，后面北京的作家的境界真的不如老舍。老舍除了关心北京之外还关心整个国家、整个时代、整个民族最焦点的问题。老舍之所以是老舍，是因为他写胡同生活？是因为他写拉洋车？是因为他写虎妞？不是，都不是。
老舍之所以是老舍，是因为他写的东西是当时中国人最感兴趣、最关切和最贴心、贴肉的痛苦，老舍是通过一个城市写一个国家、一个时代。
有个说法叫“小处入手，大处着眼”。什么叫“小处入手，大处着眼”？老舍就叫“小处入手，大处着眼”。《骆驼祥子》写的是阶级问题，当时中国最大的矛盾就是阶级矛盾;《四世同堂》写的是亡国灭种之恨，当时中国最大的焦虑就是国家会不会灭亡;《离婚》写的是民族的劣根性，当时有点见识的中国人都会深恨自己的劣根性。老舍把北京这座城市写尽了，但他又没有止步于北京，他写的是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在那个时代的焦点问题。
再比如后来的北京作家王朔，他写的东西和老舍完全不同，一眼看去，作品全是写大院子弟打架、泡妞，好像不入流的垃圾青春小说，可在这些东西背后，王朔所写的是“世道变了”，中国从一个革命政治的社会进入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而两个社会之间的断裂转换在北京体现得最明显，因为北京是政治中心，后来又变成了经济中心。在我个人看来，王朔的视野真的跟老舍差不多，作品跟老舍异曲同工，都是用一个时代的城市写出一个国家的风口浪尖。他们的写作都带有明显的社会性。
从个人角度，我可以明确地说，相对于个人性的写作，我就是喜欢社会性的写作，我就是不喜欢个人性写作。一个作家的写作视野应该是社会性的，他不能只是关心自己心里的那点小犹豫、小苦恼、小卖弄，他同时得操心点不着边的事。
有时候，操心点不沾边的事儿还真就是个挺可贵的品质。
作者单位：《当代》杂志社
关键词：文学;城市;北京写作
文学与城市的关系，这个题目如果搁在80年代会是一个小题目。因为那时中国有一半多的人生活在乡村，跟城市绝缘。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我们走在街上基本看不到一个纯粹的生活在乡村的人。很多人的户口是农村户口，但是他的生活轨迹和生活方式已经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生活没有关系了。
根据社科院发布的《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报告白皮书》，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越来越接近于欧美国家，城市生活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主流。那么，我个人认为城市写作也会逐渐成为未来中国人写作的主流。
乡土文学曾经是一个中国当代文学中相当重要的范畴，甚至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乡土文学被认为是文学正宗，但是，未来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了。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发问，一二十年之后我們还能看到纯粹的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文学吗？
这不仅是一个文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发展问题。
文学的发展变化永远是跟随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形成的。文学的发展不是靠几个作家推动的，文学更不可能自发地进行文体流变，它不是孤立的，甚至不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学科，文学从来就是附在社会变化上的学科。“文变染乎世情”，文学的变化就是世道人心变化的结果。当我们谈到一个文学命题、一些关于文学的看法时，其实都不止在谈文学，而是在讨论我们对生活、对社会、对世界的看法。
我是出生并生长于在20世纪80年代的，如果把我空投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城市，纽约、东京、首尔，我都不会觉得陌生，可是，如果从北京城向外开车50公里，把我扔在郊区的一个村子里，我可能会觉得特别陌生。这种情况不是好，也不是坏，它就是一个客观现实。我们只能是依据生活变化的客观现实来考虑我们的文学问题。这不是谁愿意或者谁不愿意的问题，这是一个无奈的事情，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变成城市人口，可是谁又能阻止呢？在80年代的小说中，主人公想要办个“农转非”的户口还要行贿，还要走后门，到今天，在一些地区已经完全反过来，得费尽周章才能办“非转农”。
我们今天的农村生活、农村户口和纯粹的农村人已经变成一种稀缺资源，14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在主动或被动地变成或正在变成城市人口。80年代，在北京，谁家住楼房就很了不起，因为他家是干部，老百姓才住平房;今天再到北京市区去问，谁家不住楼房啊？顶有钱的主儿才住得起平房。这就是时代的变化，这就叫“文变染乎世情”。
中国大片的国土正在变成城市，中国的文学写作也逐渐地变成城市写作。那些真正有乡村经历的作家正在逐渐老去，乡村写作以后会越来越少。与我同龄的作家中，几乎看不到谁在写乡村小说，而90后的作者中就更少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单调、越来越没劲。20岁是校园生活，30岁是打工生活，40岁是单位、家庭生活，一辈子可能就这么三四种生活，而这三四种生活14亿中国人都在过的。对于大多数的作家来说，这是先天的局限、是巨大的困难。14亿人只有一种生活，14亿人去写一个题材。这个题材得有多难写，这个题材得有多没劲？就像一块口香糖已经被10个人嚼过，第11个人还要嚼的时候真是会嚼吐了。
这背后有两方面问题，一是作家发掘生活的能力太低，很难从寻常生活中看出不寻常的东西;二是我们的生活的确太雷同。
回头去看80年代和50年代。
80年代，很多曾经不能书写的禁区可以触碰了，但是有权力写不等于有能力写，实际上，中国人能写的东西变得越来越窄了。
再看50年代，那个时代作家的生活经历特别丰富，里面有种过地的、有做过工的、有打过仗的等等。我特别羡慕那些老作家，早年觉得“十七年文学”没劲，“十七年文学”不好看，说“十七年文学”都是禁锢思想，哪有？认真地做一下对比，反而是今天的文学在固步自封。
过去，人的生活阅历是开放的、波澜壮阔的、高度戏剧化的，是适合于文学写作的;今天，我们的生活是禁闭、萎缩、固化的生活，也许，今天的生活真的不适合写作。
如今的某些文艺青年动不动就笑话《红旗谱》，瞧不起《暴风骤雨》，看不上《创业史》，其实那些老作家都是打过仗，练过武的。柳青在农村和农民兄弟同吃同睡同劳动，写《红岩》的罗广斌真坐过渣滓洞的牢，而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是乏味的、单调的。
回到城市生活的话题，在曾经乡下人看城里人的语境中，城市是可怕的、丰富的、繁荣的，是欲望横流的。50年代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讲一对革命夫妻在革命成功之后从农村来到城市里干事业，丈夫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作祟看不上老婆了，可后来老婆和领导一块挽救了这个丈夫。
但是今天的城市生活是什么样子呢？现在，我在北京过着无比单调无聊的生活。早上工作，中午吃饭，下午打卡，下班回家吃饭、看书、睡觉，每天都这样。恰恰是现代生活把我们给规矩死了，让我们变得极其无聊、乏味，说到底是我们的精神世界萎缩干瘪了。
我们写作时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所感兴趣的东西别人也会感兴趣，不要认为自己拥有多么值得写的东西，不要认为自己那点小感慨就是有意义和值得抒发的， 14亿人过的日子都跟你一样，你所出的东西就是别人嚼过10遍的口香糖。
城市与城市：从来都是不平等的。
我在杂志社看稿子时经常会发现一个状况。投稿的作者明明来自四面八方，但他们所写的城市的质感一模一样。 为什么这些小说里的城市那么千篇一律，那么缺乏变化，那么缺乏特色？
比如，河北省某市就在北京和天津之间，我往返两地时经常从那路过。在这座城市的介绍里一定会说，“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光荣传统的城市，同时也是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现代化大都市”。可咱们中国的每一座三四线城市都是这么介绍的，它有什么特别吗？它的历史传统、人文底蕴大家有兴趣去了解吗？假如你不是一个当地人，多半可能没兴趣，如果不是路过，我也可能没兴趣，这就是中国城市残酷的地方。
中国5000年的历史，哪块黄土不埋人？哪里的历史不悠久？哪里不是底蕴丰厚？
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城市都是大家不想去了解的城市，这是一个残酷但客观的事实，而且城市正在变得更加千篇一律。其实，中国任何一个中小城市都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市要舒适繁荣，可它在文学意义上就是写不出什么意思。
但是，有些城市不一样，比如北京、广州、天津、苏州、南京、武汉。不过，很遗憾，这样本身就能赋予作者非常多寫作资源的城市并不多。假如一个作者生活在这种城市很好，万幸，那就偷着乐吧。万一没有生活在这样的城市，不是说你不能写作了，只是你不能像陆文夫、叶兆言、老舍这样地去写作，你得想别的办法。
并不是说城市越大或者城市越繁荣、越有钱就越有写作价值，还要看一座城市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比如石家庄比保定大，但保定更像小说里的城市，更适合出作家，再比如深圳和广州，发展水平差不多，但是广州更像文学城市，深圳不像。
当然，还有一些城市本来就是特殊的，像北京和上海，全国人民都在盯着他们看，这里的日常生活就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聚焦点。所以在北京或者上海的作家，天生占有更多文学资源。不过，先天上的优势往往也意味着先天上的难度。所有人都看得见北京，更多的人了解北京。如果写北京写得不够真、功力不够，全国人民都会给你挑错。北京不是某个作家的地盘，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
说到底，文学资源是相对公平的，如果能得便宜，也就得付出代价。
虽然城市之间有不同，但作家不论生活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或者说根本不屑于写。
比如，现在有很多90后的北京青年作家就不再写北京特殊的东西，转而专门去写北京普遍化的东西。不管这样写对不对、该不该，至少他们想从前人写作的套路里跳出来。
为什么要跳出来，按部就班不好吗？
一个地方出了大作家之后，这个地方当然会以此为荣，但是之后就会陷入漫长的焦虑——谁也不知道第二个大作家在哪儿，比如，大部分的北京作家永远面临着和老舍比较的问题。但是，大多数作家都不可能沿着老舍的路径达到老舍的高度。
这有两个原因：
首先，谁在前面谁就永远是标杆;第二，后面北京的作家的境界真的不如老舍。老舍除了关心北京之外还关心整个国家、整个时代、整个民族最焦点的问题。老舍之所以是老舍，是因为他写胡同生活？是因为他写拉洋车？是因为他写虎妞？不是，都不是。
老舍之所以是老舍，是因为他写的东西是当时中国人最感兴趣、最关切和最贴心、贴肉的痛苦，老舍是通过一个城市写一个国家、一个时代。
有个说法叫“小处入手，大处着眼”。什么叫“小处入手，大处着眼”？老舍就叫“小处入手，大处着眼”。《骆驼祥子》写的是阶级问题，当时中国最大的矛盾就是阶级矛盾;《四世同堂》写的是亡国灭种之恨，当时中国最大的焦虑就是国家会不会灭亡;《离婚》写的是民族的劣根性，当时有点见识的中国人都会深恨自己的劣根性。老舍把北京这座城市写尽了，但他又没有止步于北京，他写的是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在那个时代的焦点问题。
再比如后来的北京作家王朔，他写的东西和老舍完全不同，一眼看去，作品全是写大院子弟打架、泡妞，好像不入流的垃圾青春小说，可在这些东西背后，王朔所写的是“世道变了”，中国从一个革命政治的社会进入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而两个社会之间的断裂转换在北京体现得最明显，因为北京是政治中心，后来又变成了经济中心。在我个人看来，王朔的视野真的跟老舍差不多，作品跟老舍异曲同工，都是用一个时代的城市写出一个国家的风口浪尖。他们的写作都带有明显的社会性。
从个人角度，我可以明确地说，相对于个人性的写作，我就是喜欢社会性的写作，我就是不喜欢个人性写作。一个作家的写作视野应该是社会性的，他不能只是关心自己心里的那点小犹豫、小苦恼、小卖弄，他同时得操心点不着边的事。
有时候，操心点不沾边的事儿还真就是个挺可贵的品质。
作者单位：《当代》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