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晋斋”为北宋书画家米芾的斋号，因其收藏了谢安、王羲之、王献之三位晋代名流的书法真迹而得名。米芾取书迹入石，惜原石遭兵火而残毁，后南宋葛祐之据火前善本重新摹刻。我们今天所见的《宝晋斋法帖》是曹之格于南宋宝祜二年(1254)至咸淳五年(1269)依据米芾残石，以及家藏的晋人名帖汇刻而成，其父曹士冕系南宋大收藏家，所著《法帖谱系》乃宋代帖学权威之作。现藏上海图书馆的十卷本《宝晋斋法帖》是当前公认的宋拓全本。
　　今年西泠印社春拍将上拍的这部《宝晋斋法帖》五卷皆取王羲之书，收录有《乐毅论》《黄庭经》《曹娥碑》《十七帖》《破羌帖》等名帖，内有明代陈继儒、董其昌、清代王鸿绪藏印及题跋，皆断之为“宋拓”。清乾隆间孔继涑得此帖，将其刻入《玉虹鉴真帖》，诸家题跋亦一并镌于卷末。此帖流传有绪，镌刻、拓印精良，品相端好，装帧古雅，堪称业界难得一遇的佳帖。
　　据题跋可知，此帖原为明嘉靖礼部尚书陆树声的家藏之物，后归诸同郡陈继儒。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松江华亭人。少颖异，与董其昌齐名，博学多通，颇受徐阶、陆树声、王世贞、王锡爵等当朝显贵之雅重，三吴名士争欲得为师友。然而，这位名震寰宇的瑰奇之士，年未三十，便结隐小昆山，屡征不就。杜门著述之余，喜藏碑帖书画，与贤达名流亦多往来，董其昌特为其筑“来仲楼”。崇祯三年六月廿五日，董其昌与陈继儒同游金沙虞园，在江南第一闲旷萧远之地，赏玩佳帖，此乐何极!
　　陈继儒身后数十年间，此帖由族人精心保管，后其弟携至京城，被时任副都御使的施维翰收之案头。康熙乙丑(1685)秋，陈继儒的华亭同乡王鸿绪见先达所藏墨宝，以重金购得，并重装成册。王鸿绪(1645--1723)，初名度心，字季友，号俨斋，康熙十二年(1763)进士，官至工部尚书。曾人明史馆任《明史》总裁。精鉴赏，工书法，书学米芾、董其昌，具道古秀润之趣，“奄有魏晋以来诸家之长”。因此，在得到这部《宝晋斋法帖》后，他展玩数过，沉湎其中，恍入晋人之室，十余年来，一直宝爱有加。康熙己卯(1699年)，年过半百的王鸿绪忆及购帖往事，不禁又提笔作跋，对先贤珍藏墨迹在流传过程中的聚散有感于怀。之后，此帖被王氏子孙递藏，上有王鸿绪之孙王兴谟的藏印。
　　至此，根据法帖中已有的信息，对其流传脉络的追溯似乎已近尾声。谁料，时隔几日，当我们偶然翻开另一件拍品《玉虹鉴真帖》时，一段熟悉的董其昌题跋顿时跃入眼帘!《玉虹鉴真帖》为清乾隆间孔继涑所刻，汇集了自晋王羲之至明董其昌21位书法名家的手迹。张伯英云“继涑有谷园摹古帖，皆重镌石刻，此多墨迹，间有石本，乃世所不恒有者，如黄庭、兰亭、宝晋斋等是也”。容庚《丛帖目》称《玉》帖第三卷“从宝晋斋帖出，后有董其昌、陈继儒、王鸿绪、林佶跋”。我们经过细细比勘后发现，除第三卷外，第一卷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像赞等亦是从宝晋斋法帖中摹出，唯次序稍有差异，《宝》帖残损字，《玉》帖亦付诸阙如，且摹刻之精绝，叹为观止，然拓工终不如原本，稍欠古雅之气息，相形之下，有如天壤。此外，《宝》帖中分散的董、陈、王之跋被汇刻于一卷之中，林跋已佚。今观《玉虹鉴真帖》刻入之董跋，可知董其昌崇祯三年所观应为十本。惜今仅存五本五卷，书商将董跋《宝》帖之“十本”篡改成“五本”，以充全本，不想弄巧反成拙。殊不知宋拓流传至今，已稀如星凤，得之者莫不珍如球璧。
　　孔继涑为张照之东床，书得其法，收藏亦富，且精鉴别。张照书法早年学董其昌，并得其母舅王鸿绪的亲授。由此推知，张照很可能从王氏后人手中得到此帖，传至女婿孔继涑。孔氏将此宋拓宝晋斋法帖视同墨迹，一丝不苟地摹刻入玉虹鉴真帖中，可见宝晋斋法帖之稀见及孔氏对此帖之宝爱。此外，我们发现《宝》帖中有一枚“孔庆琛印”，虽不知其详，但说明此帖曾被孔氏后代保管，虽历经岁月磨砺，依然品相端好，古香怡人。
　　谢肇涮《文海披沙》云：“大凡尤物，聚极必散”，然而虽经离乱，未必减损其魅力，如书中之《兰亭》，画中之《富春》。此帖在明清之际已历经数人之手，虽都是名家，也足显世事无常了。不知它将来的主人会以何等的心情去期待合璧的奇迹?收藏的真正魅力，或在占有之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