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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问，中国很快就会从诸多产业的净出口国变为净对外投资国，半年或一年就会有明显感受。”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认为。不久前，张建平及其团队刚刚提交了“十三五”规划企业“走出去”的研究报告。
目前各部门正推进“十三五”规划的前期调研，可以预见，“走出去”将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出现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从对外投资规模测算，到新常态下的新领域、新思路，再到人民币国际化的具体步骤，以及中国对外投资促进体系的全方位建设等，均将进一步作出方向性规划指引。中国企业家将迎来一个走出去的大时代。
激发地方和民企积极性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十三五”规划将可能对中国对外投资的5年规模作出大体测算——“十三五”末，对外总投资额度预计将达到6500亿美元/年。
近10年来，我国对外投资增速始终保持15%?20%左右，前述目标是基于15%年增长的“保守估计”。参与“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的人士说，如果国际形势、局势不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是最低估值。
至于如此巨额的资金应如何使用，“十三五”规划可能会提出构筑中国生产网络的大概念，并将全球供应链建设提到与国家战略密切配合的高度，强调企业须依靠创新和品牌，依靠技术附加值来转变发展方式。
前述人士说，巨额资金不可能仅源于财政，相当一部分将来自企业。“十三五”规划尤其将对如何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如何培育其竞争力等给出指导意见，结合目前对“走出去”项目审批的简政放权，政策端将力所能及给企业松绑。
实际上，早年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就曾提过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但效果不太理想。这两年一些国企在外出现巨亏，甚至屡现“小马拉大车”、“空手套白狼”行为，也碰触了决策层的神经。
为此，“十三五”规划可能在简政放权、设立专项支持基金及PPP有效合作范式等方面作出规定，以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积极性。
同样需要激发积极性的，还包括地方政府和地方国企。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末，地方企业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649亿美元，占全国存量30.3%。
商务部一位参与“十三五”规划编制研究的司级官员说，以“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为主要平台的对外投资，前期将更多着重于投资回收期较长的基建领域，但眼下地方政府和企业均更关注矿产开发等“快速见效”的环境投资，如何培养其耐心，是个棘手问题。
重点行业目录
在国家发改委相关部门提交国务院的“十三五”规划研究报告中，对“一带一路”重点行业及公司做了详尽调研和评述。
该报告将走出去分为通路、通航、通商和能源化工等领域，如通路领域，在铁路建设上包含了中国中铁和中铁建两家企业，铁路装备上包括了北车、南车和浙江永贵电器等企业，并备注北车为“在高寒动车组方面更有优势”。
通航领域，连云港作为连接路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物流节点城市，其成长力被特别标注;而四川海特高新技术公司、中信海洋直升机公司等知名度还不高的专业航空制造商，也被列入“一带一路”的受益名单中。
在能源领域，广汇能源、淮油股份、海南洲际油气、新疆浩源等企业被单独列出。其中，淮油股份在中亚地区的石油开发总包商模式，被给予较高评价;洲际油气则因位于哈萨克斯坦的三个油田区块，未来资源扩张潜力巨大，也被着重提及。而新疆浩源，被视为盈利优势明显的区域性燃气供应商。
在通商方面，该报告着重强调了水、电、气等资源的互联互通，将新疆天富能源、陕西天然气、光正集团和新疆中泰化学等企业列为重点。其中，光正集团是南疆燃气领域的主力军，中泰化学则将受益于“一带一路”运输成本下降及中亚市场的新增需求。
参与“十三五”规划研究的人士说，中国拥有大量优秀企业，很多都会因为国家对外投资战略的铺开而受益。
此外，在投资区域上，“十三五”规划可能明确提出与过去单边援助、双优贷款时期亚非拉区域占绝对比重相异的思路。
据商务部《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对外投资存量接近八成分布于亚洲、拉美等发展中经济体。但是，最近几年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增速开始高达100%甚至150%，这表明在后“中国制造”时代，以技术革新和营销网络为支撑的“走出去”，将成为新常态。
赢取博弈主动权
据了解，“十三五”规划中“走出去”部分研究可能涉及的另一个重点，是对包括金融支持、法律法规、部委协调、教育培训、企业社会责任等一系列配套措施的方向性指导。
“十三五”规划或将对金融机构“走出去”、人民币货币互换、扩张建立人民币清算系统等方面作出详细部署。根据国家发改委人士透露，国有商业银行在境外设立人民币清算行的步伐将加快，“尽量做到每年都新设一家”。
“十三五”期间，政府还将对需求强烈的民营企业建立教育培训体系，提升其对被投资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的了解，强化风控意识。由行业协会来担负教育培训责任的呼声较高，决策层将很可能在规划中明确鼓励。
张建平对此建议，应当借鉴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经验，以半官方机构来实现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最佳效果，改善和增强我国贸促会的职能。同时，商务部也应该在每年出版一套《国别投资指南》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信息的准确性和动态化。
此外，根据部门建议，决策层还很有可能“借鉴”欧美等国对外商投资的管理制度，在准入门槛、税收优惠、审批管制等方面，一改过去对外商、外资张开双臂的拥抱姿势，赢取博弈主动权。
前述商务部司级官员进一步透露，为整合境外资源、抱团出海，决策层还将着力把对外投资与既有的援外体系充分结合，以援外基础设施项目为合作契机，逐步建立起能够借力该项目的中国企业集群。例如，援外项目中的大型水电站可作为人文景观发展旅游业，从而带给国内民营企业巨大的“走出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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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开行人士的说法，中非基金作为一只股权投资基金，参与项目不控股，实际上发挥杠杆引导的作用。这一点与丝路基金类似。
但二者又有所不同。中非基金管理人和投资人完全重叠，采用了基金和公司一体的公司制，其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全部来自国开行，可以与国开行共享项目资源。
国开行拥有丰富的项目评审和管理经验、较为完善的专家资源库，可以以整体资源为中非基金提供专业化支持。
“丝路基金由央行牵头成立，目前看来既缺少项目库，也没有必须的项目评审团队。”前述知情人士透露。
他还透露，央行可能会发动商业银行提供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境外项目，建立丝路基金项目库。但是这样一来，不排除一些银行临时找项目充数，或者把难啃的骨头扔给丝路基金。“这些没有经过严格考察的项目都隐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
此外，缺少专业的项目评审团队是丝路基金发展的一大障碍。“此前丝路基金曾经与国开行谈共用项目评审团队，但是在某些问题上，双方互不让步，未果。此后，丝路基金想去几家政策性银行挖人，组建自己的项目评审团队，也没成。”前述人士说。
除项目外，不少人还为丝路基金后续的融资机制担忧。其实，中非基金也有曲折的融资经历。在首期资金投完之后，中非基金虽然积极在市场募资，但是由于非洲市场风险较大，基础设施建设周期又长，无资本愿意入股。最后，在国务院相关部门的协调下，中非基金二期的20亿美元资金，来自外汇储备的贷款，期限在8?10年，借款利率按照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基准上浮一定比例。
“这种融资模式是一个折衷的办法，资金成本仍然不低。” 前述知情人士表示，中非基金的曲折融资折射出走出去战略目前尚缺有效的协调机制。既无对外投资的整体安排，相关部门政策不配套，也缺少权威性的综合协调管理机构。
丝路基金在首期的400亿美元投完之后，其后续的资本补充机制也仍须商讨。“丝路基金不但要做好投资业务，更要算好政治账和经济账，不能投出去的钱拿不回来。”有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如是评价。
外储融资尴尬
“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美国国债，不能把外汇储备贷给民营企业，支持他们走出去？”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周德文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多次提出这个问题。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如何利用外汇储备配合中国“走出去”战略？政府部门一直都在筹划。
2013年初，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开表示成立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运用外汇储备给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提供贷款业务。具体方式是外管局把钱借给银行，银行再贷给企业。
前述基建央企副总裁透露，该项贷款的利率在4%以下，基本上可以与国际市场接轨。但是要贷到很困难。“反正我们没贷到过，至今也没听说谁贷到。”
具体原因是，外管局委贷办只管贷款审批，是否放款又是商业银行的算盘了。“商业银行要考虑到走出去项目的不良率，还有收益问题，所以放款的意愿降低。”
此外，外汇储备也贷款给政策性银行。“外储贷款给我们的利率接近4%，再加上汇差、拨备风险，最后我们贷给企业的利率也在6%左右。”前述政策性银行高管说。
本刊记者了解到，无论是贷款，还是以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设立的基金，这部分资金额占外储的比例仍然很小，绝大部分外汇储备仍是外管局自己投资运作。
有接近外管局人士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外储管理有个三性原则，即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美国国债流动性是最好的，转化为贷款后，流动性肯定要受损失。如果涉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流动性更是大大降低。“况且外汇储备的原则是不做任何项目投资。”
前述政策性高管也认为，外储自身有长期固定投资的项目，这与他们每年的绩效考核息息相关。“要是轻易动用外汇储备支持资本走出去，这就涉及部委之间的利益了，谁也不愿意动自己的奶酪。”
<? n < ?_? ?? e='font-family：宋体;mso-ascii-font-family：Cambria; mso-hansi-font-family：Cambria'>峰会期间，《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先后与20多位参会外籍人士交谈，发现他们中会有对中国当下一些对外政策表示观望的，但对丝路基金和亚投行，无一例外地叫好。
“许多国家尤其亚非拉民众，长期以来对中国就是‘金主’的印象。”一位政策性银行国际业务高管说。
据透露，12月初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访华，旗下团队就与这位高管所在的政策性银行深入沟通，期待中国能给出巨额的低息贷款。
“单边援助的时代早该过去，中国金融机构不能再做赔本买卖。”他说，无论是金砖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还是上合组织银行，对外投资都至少应做到保本微利，要有合理的机制、体制来疏导资金。
这其中，将牵涉出两个难题：其一，钱从哪儿来？如何协调出钱机构？其二，即便钱囊满满，如何花钱才能多方效益最大化，达到帕累托最优？
关于资金来源，采访中绝大多数人士提出“动用4万亿美元的过剩外汇储备”。但实际上，外储投资以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为基本原则，“一带一路”中大多为投资回收期10?30年的基建项目，外储投资的三项原则似乎无一符合。
一直以来，外储投资合作相对固定，外管局与被投资国及其项目有着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如突然从中抽调资金，势必会动了许多人的奶酪。 “中非基金模式可以考虑，用财政来撬动社会资本。”一位外管局决策层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但当追问到如何进一步与中非基金合作时，该人士并未回答。
中非基金初拟筹资50亿美元，而现有的30亿美元全部来自国开行。直到最近，外储才答应出资10亿美元，剩下10亿美元将以外储借款给国开行的形式注资。成立7年来，国开行与外管局的无数次沟通才最终有了成果——让外储掏腰包，真的不容易。
至于第二个问题，则更难回答。
采访中，一些人士对财政部和央行主导丝路基金、亚投行等资金安排存在不尽相同的看法，有的还担心其管理人员缺乏银行经验，运营团队缺乏海外经验尤其基建项目评审、风控等专业经验。
“缺乏专业性，更缺少项目库。”一位政策性银行人员说，金融属于高风险领域，境外金融更考验团队水平。缺乏与银行机构的充分合作，任凭什么资金安排都可能不良率高企，或者成为“拿财政钱吃饭的虚设机构”。
前述国家发改委人士坦言，国家之间、国内各部委之间，同样是谁都想牵头但谁又都不想担风险。“当然，这么多形式的资金安排，总得有一个先做起来。”
此外，商务部一位司级官员私下透露，一些央企拿着国家贷款对外承诺项目，工期截止却拿不出成果，严重影响国家外交，有些甚至惊动了两国元首。
“时代变了，光给钱不再能解决所有问题。”前述商务部司级官员表示。在外，各国都有自我保护意识，会为中国的每笔援助款意在何为而反复思量;在内，一些企业却仍旧臆想“小马拉大车”甚至“空手套白狼”，花着国家的钱，躺在国家的优惠政策上获利。
如何升级多年来的单边援助和双优贷款机制，健全市场环境，成为新一轮走出去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大国责任怎么担
“几个月的工期，给青蛙搬了两次家。”某央企项目经理回忆在波兰修建高速公路时感触良多。为此，还专门雇佣机构来关注青蛙的“水土不服”，每两天汇报一次情况，“因为之前另一家中国央企就折戟于青蛙问题”。
为小动物留下安全通道或助其搬家，这在欧洲竞标基建项目是“标配”，但却让中国企业瞠目结舌。
因而，走出去不能再是赚快钱，国际规则和大国责任摆在眼前。
在采访中，中国的一些行业标准无法与国际主流标准接轨成为众矢之的，也是推高企业走出去成本的重要因素。例如，国内一家插座生产商出口产品至欧洲，发现要符合欧盟标准需付出现有成本的数倍。“还包括环境关注、技术水平和劳工保护等，中国标准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央企一位负责人说。
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硬件相对落后，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的标的国，但其行业标准、法制环境等却是看齐发达国家的，波兰就是典型一例。
“之前修建波兰埃尔公路的那家中国央企，至今还在因环保问题打官司。”上述项目经理说，一些企业是靠着中国对他国的双优贷款，在定向招标中拔得头筹，否则并没有很突出的竞争力优势。
张建平在柬埔寨调研也发现，当地民众对中国投资者的评分不高，暴露出中国企业擅长走“上层路线”甚至暗箱操作的现实。一些非洲民众也向他抱怨说，个别中国企业在当地攫取资源，忽视民生和环境。
“企业都不为自己投入出口信用保险，怎可能为非洲员工提供保护？”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一位负责人反问道。投保率非常低，一方面源于保费较高，另一方面也是企业投保意识薄弱造成。譬如，利比亚战争爆发初期撤资的中国企业，竟然99%没有出口信用保险。
当然，一些企业尤其是央企，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监管考核体系的不合理。
前述商务部司级官员就谈到，央企高管大多不重视长远利益，因为国资委对企业和个人的业绩评价体系中，即期考核相对中期考核、远期考核的权重更高，花上一大笔资金做10年、20年才见效的长远投资，会让企业当期业绩很难看，高管个人的经营能力就会到受诟病。
其实这是一把双刃剑。比如中粮集团去年以来先后收购了荷兰粮食贸易商Nidera和新加坡来宝集团的多数股权，增强自身农产品原产力的同时，也将这些第三方贸易商挤出了利润丰厚、快速增长的中国市场，以大手笔支出，降低了中国农产品对任何一个供应国的依赖度。
“服务了国家战略，中粮的当期业绩会大受影响。”该官员说，当下的国企改革应该从考核制度入手，对契合国家战略、担负社会责任的企业，应鼓励其与国家形成走出去的配合势能，并助力国家担负起大国责任。
在前述央企高管看来，中国既然已跃居全球第二的经济体量，就应拿出样子来，不论对内对外都应有大国风范，给予自己和全世界更好的“中国式”走出去。
无疑问，中国很快就会从诸多产业的净出口国变为净对外投资国，半年或一年就会有明显感受。”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认为。不久前，张建平及其团队刚刚提交了“十三五”规划企业“走出去”的研究报告。
目前各部门正推进“十三五”规划的前期调研，可以预见，“走出去”将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出现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从对外投资规模测算，到新常态下的新领域、新思路，再到人民币国际化的具体步骤，以及中国对外投资促进体系的全方位建设等，均将进一步作出方向性规划指引。中国企业家将迎来一个走出去的大时代。
激发地方和民企积极性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十三五”规划将可能对中国对外投资的5年规模作出大体测算——“十三五”末，对外总投资额度预计将达到6500亿美元/年。
近10年来，我国对外投资增速始终保持15%?20%左右，前述目标是基于15%年增长的“保守估计”。参与“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的人士说，如果国际形势、局势不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是最低估值。
至于如此巨额的资金应如何使用，“十三五”规划可能会提出构筑中国生产网络的大概念，并将全球供应链建设提到与国家战略密切配合的高度，强调企业须依靠创新和品牌，依靠技术附加值来转变发展方式。
前述人士说，巨额资金不可能仅源于财政，相当一部分将来自企业。“十三五”规划尤其将对如何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如何培育其竞争力等给出指导意见，结合目前对“走出去”项目审批的简政放权，政策端将力所能及给企业松绑。
实际上，早年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就曾提过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但效果不太理想。这两年一些国企在外出现巨亏，甚至屡现“小马拉大车”、“空手套白狼”行为，也碰触了决策层的神经。
为此，“十三五”规划可能在简政放权、设立专项支持基金及PPP有效合作范式等方面作出规定，以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积极性。
同样需要激发积极性的，还包括地方政府和地方国企。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末，地方企业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649亿美元，占全国存量30.3%。
商务部一位参与“十三五”规划编制研究的司级官员说，以“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为主要平台的对外投资，前期将更多着重于投资回收期较长的基建领域，但眼下地方政府和企业均更关注矿产开发等“快速见效”的环境投资，如何培养其耐心，是个棘手问题。
重点行业目录
在国家发改委相关部门提交国务院的“十三五”规划研究报告中，对“一带一路”重点行业及公司做了详尽调研和评述。
该报告将走出去分为通路、通航、通商和能源化工等领域，如通路领域，在铁路建设上包含了中国中铁和中铁建两家企业，铁路装备上包括了北车、南车和浙江永贵电器等企业，并备注北车为“在高寒动车组方面更有优势”。
通航领域，连云港作为连接路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物流节点城市，其成长力被特别标注;而四川海特高新技术公司、中信海洋直升机公司等知名度还不高的专业航空制造商，也被列入“一带一路”的受益名单中。
在能源领域，广汇能源、淮油股份、海南洲际油气、新疆浩源等企业被单独列出。其中，淮油股份在中亚地区的石油开发总包商模式，被给予较高评价;洲际油气则因位于哈萨克斯坦的三个油田区块，未来资源扩张潜力巨大，也被着重提及。而新疆浩源，被视为盈利优势明显的区域性燃气供应商。
在通商方面，该报告着重强调了水、电、气等资源的互联互通，将新疆天富能源、陕西天然气、光正集团和新疆中泰化学等企业列为重点。其中，光正集团是南疆燃气领域的主力军，中泰化学则将受益于“一带一路”运输成本下降及中亚市场的新增需求。
参与“十三五”规划研究的人士说，中国拥有大量优秀企业，很多都会因为国家对外投资战略的铺开而受益。
此外，在投资区域上，“十三五”规划可能明确提出与过去单边援助、双优贷款时期亚非拉区域占绝对比重相异的思路。
据商务部《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对外投资存量接近八成分布于亚洲、拉美等发展中经济体。但是，最近几年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增速开始高达100%甚至150%，这表明在后“中国制造”时代，以技术革新和营销网络为支撑的“走出去”，将成为新常态。
赢取博弈主动权
据了解，“十三五”规划中“走出去”部分研究可能涉及的另一个重点，是对包括金融支持、法律法规、部委协调、教育培训、企业社会责任等一系列配套措施的方向性指导。
“十三五”规划或将对金融机构“走出去”、人民币货币互换、扩张建立人民币清算系统等方面作出详细部署。根据国家发改委人士透露，国有商业银行在境外设立人民币清算行的步伐将加快，“尽量做到每年都新设一家”。
“十三五”期间，政府还将对需求强烈的民营企业建立教育培训体系，提升其对被投资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的了解，强化风控意识。由行业协会来担负教育培训责任的呼声较高，决策层将很可能在规划中明确鼓励。
张建平对此建议，应当借鉴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经验，以半官方机构来实现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最佳效果，改善和增强我国贸促会的职能。同时，商务部也应该在每年出版一套《国别投资指南》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信息的准确性和动态化。
此外，根据部门建议，决策层还很有可能“借鉴”欧美等国对外商投资的管理制度，在准入门槛、税收优惠、审批管制等方面，一改过去对外商、外资张开双臂的拥抱姿势，赢取博弈主动权。
前述商务部司级官员进一步透露，为整合境外资源、抱团出海，决策层还将着力把对外投资与既有的援外体系充分结合，以援外基础设施项目为合作契机，逐步建立起能够借力该项目的中国企业集群。例如，援外项目中的大型水电站可作为人文景观发展旅游业，从而带给国内民营企业巨大的“走出去”空间。
国? A ? < ?_? ?? >
按照国开行人士的说法，中非基金作为一只股权投资基金，参与项目不控股，实际上发挥杠杆引导的作用。这一点与丝路基金类似。
但二者又有所不同。中非基金管理人和投资人完全重叠，采用了基金和公司一体的公司制，其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全部来自国开行，可以与国开行共享项目资源。
国开行拥有丰富的项目评审和管理经验、较为完善的专家资源库，可以以整体资源为中非基金提供专业化支持。
“丝路基金由央行牵头成立，目前看来既缺少项目库，也没有必须的项目评审团队。”前述知情人士透露。
他还透露，央行可能会发动商业银行提供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境外项目，建立丝路基金项目库。但是这样一来，不排除一些银行临时找项目充数，或者把难啃的骨头扔给丝路基金。“这些没有经过严格考察的项目都隐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
此外，缺少专业的项目评审团队是丝路基金发展的一大障碍。“此前丝路基金曾经与国开行谈共用项目评审团队，但是在某些问题上，双方互不让步，未果。此后，丝路基金想去几家政策性银行挖人，组建自己的项目评审团队，也没成。”前述人士说。
除项目外，不少人还为丝路基金后续的融资机制担忧。其实，中非基金也有曲折的融资经历。在首期资金投完之后，中非基金虽然积极在市场募资，但是由于非洲市场风险较大，基础设施建设周期又长，无资本愿意入股。最后，在国务院相关部门的协调下，中非基金二期的20亿美元资金，来自外汇储备的贷款，期限在8?10年，借款利率按照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基准上浮一定比例。
“这种融资模式是一个折衷的办法，资金成本仍然不低。” 前述知情人士表示，中非基金的曲折融资折射出走出去战略目前尚缺有效的协调机制。既无对外投资的整体安排，相关部门政策不配套，也缺少权威性的综合协调管理机构。
丝路基金在首期的400亿美元投完之后，其后续的资本补充机制也仍须商讨。“丝路基金不但要做好投资业务，更要算好政治账和经济账，不能投出去的钱拿不回来。”有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如是评价。
外储融资尴尬
“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美国国债，不能把外汇储备贷给民营企业，支持他们走出去？”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周德文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多次提出这个问题。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如何利用外汇储备配合中国“走出去”战略？政府部门一直都在筹划。
2013年初，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开表示成立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运用外汇储备给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提供贷款业务。具体方式是外管局把钱借给银行，银行再贷给企业。
前述基建央企副总裁透露，该项贷款的利率在4%以下，基本上可以与国际市场接轨。但是要贷到很困难。“反正我们没贷到过，至今也没听说谁贷到。”
具体原因是，外管局委贷办只管贷款审批，是否放款又是商业银行的算盘了。“商业银行要考虑到走出去项目的不良率，还有收益问题，所以放款的意愿降低。”
此外，外汇储备也贷款给政策性银行。“外储贷款给我们的利率接近4%，再加上汇差、拨备风险，最后我们贷给企业的利率也在6%左右。”前述政策性银行高管说。
本刊记者了解到，无论是贷款，还是以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设立的基金，这部分资金额占外储的比例仍然很小，绝大部分外汇储备仍是外管局自己投资运作。
有接近外管局人士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外储管理有个三性原则，即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美国国债流动性是最好的，转化为贷款后，流动性肯定要受损失。如果涉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流动性更是大大降低。“况且外汇储备的原则是不做任何项目投资。”
前述政策性高管也认为，外储自身有长期固定投资的项目，这与他们每年的绩效考核息息相关。“要是轻易动用外汇储备支持资本走出去，这就涉及部委之间的利益了，谁也不愿意动自己的奶酪。”
<? n < ?_? ?? e='font-family：宋体;mso-ascii-font-family：Cambria; mso-hansi-font-family：Cambria'>峰会期间，《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先后与20多位参会外籍人士交谈，发现他们中会有对中国当下一些对外政策表示观望的，但对丝路基金和亚投行，无一例外地叫好。
“许多国家尤其亚非拉民众，长期以来对中国就是‘金主’的印象。”一位政策性银行国际业务高管说。
据透露，12月初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访华，旗下团队就与这位高管所在的政策性银行深入沟通，期待中国能给出巨额的低息贷款。
“单边援助的时代早该过去，中国金融机构不能再做赔本买卖。”他说，无论是金砖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还是上合组织银行，对外投资都至少应做到保本微利，要有合理的机制、体制来疏导资金。
这其中，将牵涉出两个难题：其一，钱从哪儿来？如何协调出钱机构？其二，即便钱囊满满，如何花钱才能多方效益最大化，达到帕累托最优？
关于资金来源，采访中绝大多数人士提出“动用4万亿美元的过剩外汇储备”。但实际上，外储投资以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为基本原则，“一带一路”中大多为投资回收期10?30年的基建项目，外储投资的三项原则似乎无一符合。
一直以来，外储投资合作相对固定，外管局与被投资国及其项目有着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如突然从中抽调资金，势必会动了许多人的奶酪。 “中非基金模式可以考虑，用财政来撬动社会资本。”一位外管局决策层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但当追问到如何进一步与中非基金合作时，该人士并未回答。
中非基金初拟筹资50亿美元，而现有的30亿美元全部来自国开行。直到最近，外储才答应出资10亿美元，剩下10亿美元将以外储借款给国开行的形式注资。成立7年来，国开行与外管局的无数次沟通才最终有了成果——让外储掏腰包，真的不容易。
至于第二个问题，则更难回答。
采访中，一些人士对财政部和央行主导丝路基金、亚投行等资金安排存在不尽相同的看法，有的还担心其管理人员缺乏银行经验，运营团队缺乏海外经验尤其基建项目评审、风控等专业经验。
“缺乏专业性，更缺少项目库。”一位政策性银行人员说，金融属于高风险领域，境外金融更考验团队水平。缺乏与银行机构的充分合作，任凭什么资金安排都可能不良率高企，或者成为“拿财政钱吃饭的虚设机构”。
前述国家发改委人士坦言，国家之间、国内各部委之间，同样是谁都想牵头但谁又都不想担风险。“当然，这么多形式的资金安排，总得有一个先做起来。”
此外，商务部一位司级官员私下透露，一些央企拿着国家贷款对外承诺项目，工期截止却拿不出成果，严重影响国家外交，有些甚至惊动了两国元首。
“时代变了，光给钱不再能解决所有问题。”前述商务部司级官员表示。在外，各国都有自我保护意识，会为中国的每笔援助款意在何为而反复思量;在内，一些企业却仍旧臆想“小马拉大车”甚至“空手套白狼”，花着国家的钱，躺在国家的优惠政策上获利。
如何升级多年来的单边援助和双优贷款机制，健全市场环境，成为新一轮走出去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大国责任怎么担
“几个月的工期，给青蛙搬了两次家。”某央企项目经理回忆在波兰修建高速公路时感触良多。为此，还专门雇佣机构来关注青蛙的“水土不服”，每两天汇报一次情况，“因为之前另一家中国央企就折戟于青蛙问题”。
为小动物留下安全通道或助其搬家，这在欧洲竞标基建项目是“标配”，但却让中国企业瞠目结舌。
因而，走出去不能再是赚快钱，国际规则和大国责任摆在眼前。
在采访中，中国的一些行业标准无法与国际主流标准接轨成为众矢之的，也是推高企业走出去成本的重要因素。例如，国内一家插座生产商出口产品至欧洲，发现要符合欧盟标准需付出现有成本的数倍。“还包括环境关注、技术水平和劳工保护等，中国标准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央企一位负责人说。
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硬件相对落后，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的标的国，但其行业标准、法制环境等却是看齐发达国家的，波兰就是典型一例。
“之前修建波兰埃尔公路的那家中国央企，至今还在因环保问题打官司。”上述项目经理说，一些企业是靠着中国对他国的双优贷款，在定向招标中拔得头筹，否则并没有很突出的竞争力优势。
张建平在柬埔寨调研也发现，当地民众对中国投资者的评分不高，暴露出中国企业擅长走“上层路线”甚至暗箱操作的现实。一些非洲民众也向他抱怨说，个别中国企业在当地攫取资源，忽视民生和环境。
“企业都不为自己投入出口信用保险，怎可能为非洲员工提供保护？”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一位负责人反问道。投保率非常低，一方面源于保费较高，另一方面也是企业投保意识薄弱造成。譬如，利比亚战争爆发初期撤资的中国企业，竟然99%没有出口信用保险。
当然，一些企业尤其是央企，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监管考核体系的不合理。
前述商务部司级官员就谈到，央企高管大多不重视长远利益，因为国资委对企业和个人的业绩评价体系中，即期考核相对中期考核、远期考核的权重更高，花上一大笔资金做10年、20年才见效的长远投资，会让企业当期业绩很难看，高管个人的经营能力就会到受诟病。
其实这是一把双刃剑。比如中粮集团去年以来先后收购了荷兰粮食贸易商Nidera和新加坡来宝集团的多数股权，增强自身农产品原产力的同时，也将这些第三方贸易商挤出了利润丰厚、快速增长的中国市场，以大手笔支出，降低了中国农产品对任何一个供应国的依赖度。
“服务了国家战略，中粮的当期业绩会大受影响。”该官员说，当下的国企改革应该从考核制度入手，对契合国家战略、担负社会责任的企业，应鼓励其与国家形成走出去的配合势能，并助力国家担负起大国责任。
在前述央企高管看来，中国既然已跃居全球第二的经济体量，就应拿出样子来，不论对内对外都应有大国风范，给予自己和全世界更好的“中国式”走出去。